那么渴望亲密，却偏偏不敢靠近

关系，无所不在，悄无声息。

如果留意，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最深刻而激烈的改变，其实是关系。

国家建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迁徙、计划生育、全球化，每一样，都在深刻改变以伦理为主轴的传统关系形态。可以说，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关系的形式与内容的改变，是中国社会从观念到行为根本上的改变。

如今我们依然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关系状态远未定型，但种种特征已经可以开始被捕捉与描述：

比如，有的面向被遮蔽和忽视了——描述关系的词语，诸如“圈子”“拉关系”，无不含有贬义，人们利用关系又厌倦关系，不满的是私人关系对平等权利的排斥，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关系本身要被否定。现代社会良好运转所需要的基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契约、默契、信任为重点的关系，还没有定型。

有的经历了破坏、变异，也在重新生长——在私人领域，家庭关系的不可选择性这一长久的基本事实已经改变。传统家族碎裂，家庭的功能被剥离，逐一被市场和制度取代，但在原子化生存境况下，家依然被期待，人的情感需求迫切等待安放之所，亲密关系变得多样。

有的被遗忘了——在人际关系之上，人与超越性，与天地生灵，与价值坐标、与彼岸世界“断连”的后果正在显现，虚无、倦怠、迷茫无所措，是当代人最为普遍的精神症候。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让很多人学会了、习惯了个人奋斗、独善其身，那么事到如今，一种健全的关系的重要性亟待被重新正视。即，“我”不是孤立的，而是身处与他人、与周围、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之中，建立与它们的关联，也是为了建立“我”。

萎缩和封闭并不能通向更清晰的、更真实的自我；充沛灵动的人，精神触角反而是向外的。无疑，我们都属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寻找它，锚定它，将自己与之连结，事关我们的心灵与真实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人是政治动物。

抽离这句话背后的古希腊城邦语境，它的意思具有普遍意义。人在群体中生存，行为、制度、人性展现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而“政治”的意涵是，在不同的共同体形式中，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可能，人与人如何共存。就人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些问题是根本性的。

古希腊人所设想的理想秩序是：由城邦范围内男性成年公民之间的辩论、言说，达致政治上的理性结果，而在更广阔的关系图景中，还包括公民对城邦的责任，男性之间的爱，人与神、人与宇宙的整体性关系。

这种思考和实践，为人类的共存方式提供了一种范式上的贡献。比如，“民主”这样的关系范式，并没有随着古希腊城邦的消逝而消失，而是在现代开枝散叶，被不同社会和国家借鉴。

类似地，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各自发展出了关于人的整全性学说，它们都对人的社会关系状态和关系模式做出了描述与安排，其中以“轴心时代”的几种学说最有典范意义。

儒家社会中，被构想和实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基于“亲”的伦理秩序，由家向外延展出村落、国家的秩序。这种伦理秩序，为普通人确定了基本的关系坐标与道德坐标，体现为类似“三纲五常”这样的东西。

三纲五常并非孔子的直接发明，而是后世教条化了的准则，但其基本内涵大体上是有其由来的，即人因其身份被限定了相应的社会位置、行为规范和道德责任。

这种道德秩序也蕴含价值排序。比如，《论语》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人问孔子，父亲偷了羊，孩子该不该举报？按孔子的说法，父子之间就该相互隐瞒才对。很显然，家，在儒家的关系——道德图景中处于优先位置。

当然，在儒家的关系图景中，伦理秩序并非关系的全部；伦理秩序之外，还有天人之际，有道统与政统的分疏，有伦理的人与天理的道的勾连。

而在一神教主导的社会中，宗教提供的关系图景，则是一个全能神之下的人与人平等的互爱秩序。这种秩序以教会、修会等宗教团体为载体。在路德宗教改革之前，教徒与上帝不直接发生关系，教徒在与教友的共同生活之中，在日常的关系互动中，感受和体会上帝之爱。

比如，圣本笃隐修会，相信的格律是“空闲是灵魂的敌人”，其宗教生活坚持严格的戒律、勤奋的劳作、不保有个人财产的平等相待，由此养成公共精神。正是这种实践，落实了人与上帝的具体关系。

以上，可以说是几种人类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关系模式。它们都诞生于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飞跃性突破，从此，人意识到自己是关系性的存在，而且，这种关系不止于人与人之间。

总结来说，各种“前现代社会”的关系有如下几个特点：

人们属于具体的、小规模的共同体，如，宗族、村庄、城堡、教会，关系的流动性和选择性较低，依附性较强；

人与人的联系是直接的、短链条的，典型如中世纪的封建制下，封建主的“附庸的附庸不是他的附庸”，又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权不下县”；

人的关系图景不止限于人际，还被囊括进包含着“天”“上帝”“神祇”“自然法则”等在内的宇宙整体；

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道德性。

上述这一切，被现代化改变了。它以市场、民主、法治的实践方式，描绘了一种所有人不分身份、地位的自由、平等关系。

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展，遵循着把这种关系模式复制、扩散至其他社会的冲动。在中国，以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先导，人在观念上“冲决一切网罗”，从家庭出走，从各种传统的具体关系中出走。

只是，在当时的语境下，走出来并不是进入全无关系的自由之境，而是进入了国家，进入了一种新的、更大规模的关系秩序。

民族国家——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意指原来分属于不同社群的不同种族、文化、亲缘、地域、语言的人，能够甘愿聚合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并对其投注信仰般的依附与迷恋。

这或许的确可说是靠着一种想象的力量，但这想象的共同体不唯国家，金融系统、法治体系等现代社会运转所需的系统都是超大规模的，无不依靠观念的力量而非具体的人际连结来维系。它不需要，甚至不鼓励人们与体制、系统中的其他真实、具体的个人有直接的、深度的、情感的联系，而完全可以良好地自行运转。

总结来说，从前现代到现代，关系的方式从直接变得间接，从短链条拉为长链条，从具体进入想象。

也就是说，人的具体关系解离之后，想象完成了新的连结和统一。

如前所述，现代性将人从传统社会网络中释放，又进行了重新的整合，整合进民族国家、民族观念，整合进统一的（全球）市场。

这种新的关系形态，有一个前提、两个后果。

一个前提是：人成为了独立的、自由的主体，他的关系不再是天生的、限定的、依附的，而是可选择的，可流动的，可退出的。

也正是这一前提的实现，使资源得以高效配置，人的智力得以极大程度地被激发、聚合，从而实现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科技进展。

这带来了第一个后果，即人的功能性需要能够被即时地充分满足。

以家庭为例，试想，过去的人结婚、成立家庭，基于非常多的现实需要——经济安全、物质保障、教育、男女分工的生产活动。这些传统的家庭功能，如今正在被市场和社会剥离、取代。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谈恋爱的动力不足，经常性的理由是“嫌麻烦”，因为装修房间、修理电器、衣食住行，一切生存和生活所需几乎都能通过购买服务来实现，比起指望配偶，网上下单轻省多了。

当连生育，都可以不必依赖于结婚，那么，家庭的基础也就被抽掉了，家变得不重要，也不必要了。

这是一种极端的形态，另一种极端形态，是以国家为中心，几乎将人的所有社会联系都系于体制，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在内的大部分功能性需要，当然也会被体制解决。

在这种关系结构里，人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资源由行政分配，不取决于人的能力、收入、个性。在这个意义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薄弱的，但是人和系统、制度之间，却是强依附关系。

无论是哪种关系图景，都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具体关系的衰败。人之需要不再是由其他具体的人来满足和实现，而变成了一种人与系统的关系。

人与系统依靠观念连接，这一方面放大了观念的力量，另一方面放大了系统的能力。其后果已在20世纪显现。由观念驱动的群体行为，是此后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我们见证了太多归属于不同政治共同体的人群，为了推演与想象的理想秩序而信服、发狂，走向敌对、冲突、战争。

但与此同时，在各个社会，每当进步、现代化、自由主义狂飙突进时，也都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反思。它要求人们重新重视传统、经验、具体、地方、特殊。反思的起点在于对现代性的审视：现代性确立了理性的绝对宰制地位，取消了人的独特性，从而取消了价值的独特性和道德的绝对性。

这也是现代关系形态的第二种后果。

即，哪怕人与人之间全然陌生，现代社会依然可以依靠一种共同投注于系统的默契来实现运转。系统中的人，不仅要遵守共有的价值与规范，而且这些价值和规范还由社会化过程内化为自我规训的戒律。现代人所体验到的意义丧失、价值虚无和情感匮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变得空洞，而是因为被填充的价值并非其向往的价值，被内化的意义也并非自己的意义，要配合的系统意志更不合于自己的感性体验。

在超大规模系统中，个体的行动能力将不断弱化，不仅没有突破系统的能力，也没有了突破系统的意愿，紧随而至的，则是思考能力的弱化。想想看，现代化程度越来越深，伟大的思想家却越来越少，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

所以，在现代性的洗礼下，关系，呈现出了两面性的特征：人与稳定的具体关系、超越性关系发生了大断连，却又和系统出现了过度的连接。对普通人来说，最真实可感的，是线上设备与人所建立起来的无所不在、逃无可逃的连接。

这呈现出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人与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集，但另一方面，关系变得更轻了，责任与重负被松绑，道德的绝对性也解除了。

但是，道德绝对性的解除，不意味着道德的解除。关系作为一种道德责任，正以新的面貌逼视着现代人的内心。

针对现代性在关系上引发的种种后果，批判和拯救走向了不同的进路。有的向传统找资源，有的在现有秩序内寻求调适，激烈者，则于根本上进行否定。

但否定过了头，却可能像鲁迅说的，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了，也即，忘记了那个前提——现代关系所要求的现代道德和现代伦理，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确立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地基之上。忘记了这一点，会容易滑向两个方向：主观的中心主义；丧失主体的依附。

前者的问题是：过度的自我，因为缺少与外部的连结而虚无与膨胀。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说的，自我所作出的判断和行动，处在“一个有关重要问题的背景”之中，这个“背景”提供价值尺度和意义，“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并非我来决定；如果是我来决定，那么任何问题都不重要”。

换句话说，个人的情感判断和道德判断如果只是个人的问题，社会将无法就重要的伦理和判断达成一致，人也将陷入孤独的处境。

后者的问题是：交出了自我，放弃了自己的独立，转而委身于某种集体价值。这也会造成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酿成具有理性与现代性色彩的纳粹大屠杀。而它的后果，更为严重。

现代人活在这两种张力之中：

一方面，人是自由的，有独特价值，非如此，人将成为物，成为工具，成为依附部件；

另一方面，一个健全的、稳定的、有力量的自我，需要与他者相连、与周围相连、与某种超越性相连。人必是有所安顿的，或安顿于使命、荣誉、道德感、宗教信念，或安顿于某种能提供价值感的共同体。

现代理性带给人的痛苦与贡献，恰恰在于这种张力之中：人既要与万物相连，又不能依附于万物。

也即是说，现代社会给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期待一种自我负责、自我划界的关系形态。这种形态，要求人保有自律、开放、审慎的心性，以及高度的责任感。

目之所见，已有太多人因为懒惰和疲惫交出了自己的自由，而放弃自由后，并没有如愿换来其他价值的实现，自我和关系却在不断收缩、坍塌。

好了，现在回到最简单的问题：人为什么要彼此连结，又要从哪里开始呢？

一些思想家的答案是：从本真的地方开始。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同内在的道德感保持连接，同时，与外部世界对话、互动。

而本真，从情感开始。情感是具体、经验、个体的，也就是说，情感是最难以被劫持、消解、欺骗的，系统能满足那么多的功能性需要，却唯独满足不了情感。即便有了人工智能的陪伴，人依然活在孤独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以情感为内核的连结，也很不稳定。建立一种情感联结很容易，但要呵护它行稳致远却需要智慧。但至少，这是人类走向愉悦的、真实的连结的起始，也是关系走入深处的通路。

系统理性介入不到的地方，真实的关系开始生长。

    编辑 | 莫奈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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