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70年：我们为什么渴望“一出好戏”？

2022-06-15 10:06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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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七十年」

记者｜安妮

在我的观剧记忆里，到首都剧场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版《茶馆》的经历令我格外印象深刻。

那是2017年6月12日，北京人艺建院65周年的纪念日。傍晚7：00，位于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外，常年活跃在街边的“黄牛”们手里没有票。他们人人拎着一把望远镜，逢人便问“您带了吗？”，这样的言辞透出一种内行感，仿佛在那儿看戏，望远镜是必需品，有了它才能锁定表演细节、看出舞台门道。见你摇头，其中几个人会试探性地补一句：“票您有多的吗？”

6 月12 日，北京人艺建院 70 周年当天，《茶馆》演出谢幕时的观众席（李洪博摄）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站在检票队伍里，在此之前，高强度观剧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大半年。作为一个巨型演出市场，这年6月，北京的戏剧舞台如过去几年一样热闹非凡。月初是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魔法坏女巫》、2016柏林戏剧节的入选作品《他她它》等剧目相继登场，围绕当代剧场中的各种议题展开的讨论此消彼长；下旬还有德国纽伦堡国家剧院的《恐怖袭击》和《39级台阶》、日本导演铃木忠志的《特洛伊女人》、法国兰斯喜剧院的《吝啬鬼》等作品。观众期待穿梭于全城剧场间，窥见全球戏剧的风貌。戏剧爱好者们还要抽出空当奔赴天津，在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见证意大利剧场大师罗密欧·卡斯特鲁奇作品的首次来访。

看一场重要的演出之前，观众通常会带有某种特定的预期。比如，观看德系剧场作品，观众期待看到多样的前卫手段和丰富的政治性议题。如果是一场英国戏，观众大概率会提起精神，关注每一句台词，试图从语言的密林中找到当代戏剧文学的张力。在首都剧场，面对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呢？

首都剧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2 号（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观众席多为生面孔，不大像其他演出现场，总有熟人能打个照面。他们的状态跟我很不相同，三三两两热络地聊着天儿。“上回看这戏是1992年，于是之演得真是好。”“一会儿开演就关机，起码得静音。”“我上个月排队买这场戏的票排了十几个小时。”……

19：30，场铃响起，剧场安静下来，灯暗，舞台左侧传来打板儿的声音。我知道，几秒钟后，大傻杨会出现在追光里。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观剧体验。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在语文课堂上学习过《茶馆》的片段，能头头是道地背出作品的艺术特色、中心思想和历史地位。由于足够熟悉剧本，也看过几遍录像，我对接下来舞台上即将发生的一切了然于心。

1958 年，北京人艺焦菊隐导演版《茶馆》第三幕剧照，由左至右依次是于是之饰演的王利发、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郑榕饰演的常四爷（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演出果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意外，台词和动作都和我印象里的一样。凝视舞台，大茶馆里，六张桌子旁的角色们说着话。我意识到自己在追逐当代剧场艺术的旅途中，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一台扎实的“话剧”了。实际上，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茶馆》就是“话剧”的代名词。它有一气呵成的表演、扣人心弦的故事，还有一群惹人为其命运忧心的人物——王利发他们。

我开始关注一些老录像带无法承载的细节：舞台中心人物对话时台侧演员的表情、景片后面表示昼夜更替的灯光缓缓变化、身旁观众的笑声和抽泣……从知道《茶馆》开始，我就一直有想去北京人艺看一次现场的念头，就像想去故宫博物院看《清明上河图》，想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其实我在那天出发去剧场前就构思好了散场后的朋友圈：一张戏票和谢幕时舞台上的合影，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

1958 年3 月，《茶馆》首次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浓缩了一部从清末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北京社会史（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那次观剧经历的体验感并不陌生。我像是终于站在偌大的博物馆展厅里，四周灯光昏暗，正中被照亮的区域边上围满慕名而来的人，人们屏着气，欣赏一件镇馆之宝。

北京人艺的博物馆性

我把在现场看《茶馆》的感受告诉戏剧学者、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林克欢。他80多岁，见证过话剧在中国发展的多个重要历史阶段。没有直接评价我的看法，他向我讲述了近年看戏的一些见闻。

东京是一座超级大都市，世界各地最新的剧场艺术作品汇聚于此，演出全年无休。不过，每次去东京，林克欢都会首先选择观看能剧和净琉璃，不仅是他，“关心东方艺术的人都会去看”。这些传统演艺剧场里的顶级演员被称作“人间国宝”。当地观众前往观看时多带着崇敬的心情，一些人还会身着传统服装，去了解本国的历史，通过阅读过去洞悉今天的文化。

日本著名舞台设计师横尾忠则在为冈本太郎的《今日的艺术》一书作序时说：“其实艺术本没有新旧之分，关键在于它有没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在林克欢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传统的影响方能裂变出新的东西。他提到，香港也有剧团广泛排演曹禺的作品，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荣念曾和邓树荣曾分别排过《雷雨》，后现代、碎片化、大量运用肢体，的确是《雷雨》却仿佛离曹禺的时代很远。“今天的剧场里有很多新作，解构、颠覆，都很精彩，但你怎么理解它们？”林克欢说。

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右）与老舍（摄于 1962 年）（马乔摄 / 视觉中国供图）

他说起这几年国内的表演艺术环境。“你看现在脱口秀红火到什么地步？各个城市演脱口秀的剧场都厉害得不得了。我看过两台节目，怎么说呢，讲得一塌糊涂，可是观众好开心。”他观察到，戏剧演出范畴内，卖得好的多是有明星参与的娱乐戏。“大把拙劣的制作，不用思想最好。我理解观众。现在的年轻人情感压抑太久了，他要一个出口，你再叫他去受教育，他不干，宁可去笑、去闹。”

林克欢觉得，一出戏能长久地演出、产生聚集效应并不很难，产业环境足够发达就有可能办到。在美国百老汇和英国西区，每天都有观光客坐在音乐剧的剧场里“打卡”。“哪个难买票的音乐剧不是演了好几百场？哪个观众不是慕名而来？演员换了多少茬、戏到底好不好？不关心，但是要看。”他认为，在中国，北京人艺也有这样的效应，但我们对人艺的期待不止于此。“它应该有更高的目标。”

2022年6月9日到14日，为庆祝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焦菊隐导演版1999年的《茶馆》阵容重返舞台。受到疫情影响，剧院6月8日才确定能按75%的上座率进行线下演出，一经开票，两分钟内，5场演出全部售罄。

1958 年 3 月 29 日，人艺彩排《茶馆》后，老舍与焦菊隐、夏淳、于是之等人座谈（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老舍编剧的《茶馆》首演于1958年，导演焦菊隐是北京人艺建院“四巨头”之一。在这个随手就能找到演出录像的时代，一出老戏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北京人艺有数十部保留剧目，它们为什么常演不衰？一家传统老牌剧院的核心吸引力是什么？

当带着这些问题走近北京人艺，尝试理解它70年来所经历的辉煌与羁绊，困扰与坚持，我们愈渐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以观看博物馆的眼光看待北京人艺。

那么，北京人艺博物馆般的魅力和吸引力从何而来？回到我的感受，林克欢说，北京人艺有一笔珍藏的财富。“所谓博物馆性，我理解是保存、传承文化的殿堂。北京人艺当然非常重要，关键是看怎么继承、发展、解释。”

关于北京人艺的博物馆性，戏剧学者、北京人艺研究者徐健认为，北京人艺是中国话剧的一个重镇，它犹如一座庞大的话剧艺术博物馆。“有传统的精华，也体现了艺术的创新，有舞台的‘珍品’，也有体现不同年代特色的创作。它应该是包罗万象的。”

首都剧场老照片（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走近幸存的经典

博物馆联结着现在与过去，保存、展示那些经时间淘洗后仍可幸存，并传递下去的经典。今天的人为什么要去博物馆？有的人是去打卡观光。有的人期待了解一段历史、领略几种文化、欣赏久经时代考验的艺术品。还有的人带着对现实生活的困惑走进博物馆，他们希望回到一切的原点，重新思考现在的世界。

某种意义上，北京人艺或可被视作这样一座中国话剧艺术的博物馆。“常设展”是经典保留剧目。有“特展”，包括每年新创作的大剧场剧目和实验剧场里的小剧场话剧。有“巡展”，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剧目和国内院团进京演出的剧目，凸显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它从成立那天起，就在曹禺“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就是为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而努力”的引领下，为舶来的话剧，探索全然中国的风格。

本期封面故事选择了8部北京人艺的代表剧目，来自剧院发展的几个代表性阶段：

奠定风格的1952～1965年，老舍编剧的《茶馆》、曹禺编剧的《雷雨》、郭沫若编剧的《蔡文姬》，将揭示北京人艺是一座什么样的剧院，“人艺风格”又如何进入了被经典化的过程。

1989 年夏淳导演的第二版《雷雨》中，濮存昕饰演周萍，龚丽君饰演蘩漪（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自1954年6月30日首演起，《雷雨》已经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了600多场。同事艾江涛采访了三代“周朴园”顾威、濮存昕、王斑，他认为《雷雨》是一部不断“回归”的经典。同事薛芃在《茶馆》的排练厅里泡了几天，她注意到，台下待场的演员状态松弛，演了十几年，每句台词甚至是转身、递水的动作都已是肌肉记忆。为什么《茶馆》在今天还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杨立新接受本刊采访时的回答是：“有一个说法叫’生书熟戏’，就是说这戏观众越是熟就越是有兴趣，越是想看，他希望在舞台上看到熟悉的演员和熟悉的戏。这是看戏的一个特点。”《蔡文姬》是郭沫若创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剧，也与《茶馆》并列为焦菊隐导演风格的代表作。同事杨聃采访了《蔡文姬》的重排导演唐烨，她们聊起这部确立女演员“大青衣”地位的戏如何在朱琳、徐帆两代演员的演绎下展现吟唱着的台词与反复着的叙事。

徐帆在2022 版《蔡文姬》中弹唱《胡笳十八拍》（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界迎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戏剧观大争论的背景下，上世纪80～90年代，一方面，北京人艺以《推销员之死》等剧让观众看到西方现实主义力作的风貌。

讨论本期封面的时候，同事张星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80年代，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突然出现了那么多“洋剧”？从这个问题出发，他发现了译者英若诚的名字。于是，张星云采访了英达和顾威，两位见证人和亲历者，回答“为什么”之外，他还找到了当时译制剧排演的方法论“洋戏土演”：尽管故事都是外国的故事，但演员们不刻意扮演外国人，不戴假头套、不粘假鼻子，在语言上不使用外国腔，而是用更贴近中国化的口语表达。

1983 年北京人艺版《推销员之死》剧照。英若诚（左二）翻译了剧本，并出演男主角威利 · 洛曼。左一为饰演他妻子的朱琳（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另一方面，一批迸发创作激情的中国当代剧作家为北京人艺的舞台带来了时代语境下新的保留剧目。

同事孙若茜看刘锦云编剧作品《狗儿爷涅槃》的录像时，看到“狗儿爷”的父亲“活吃”了一条小狗，她感到惊讶。从第一感受出发，她采访了当年的演员梁冠华和李士龙，他们的讲述带我们回到演出诞生的年代，也与我们一起通过剧中人的际遇重新思索那时候的农村与农民生活。我采访编剧何冀平的时候，她首演于1988年的作品《天下第一楼》刚被宣布登录香港话剧团2022-2023年的年度剧季，一个全新的粤语版将与观众见面。《天下第一楼》首演后的第二年，何冀平就移居香港，后来写出了电影《新龙门客栈》《邪不压正》、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等作品，是香港的“金牌编剧”。谈到北京人艺的工作经历，她说：“人艺给我打上一层底色，不论我走到哪儿、写什么，有这个底子，扬起的不会是浮尘。”观看过士行编剧作品《鸟人》的录像后，同事卡生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来自剧中的精神分析师保罗丁：“无论过去多美好也终将过去，未来再坏也将到来。”

1988 年，《天下第一楼》在北京人艺首演，林连昆（右）饰演福聚德堂头常贵（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林兆华执导了 1993 年版的《鸟人》（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除此以外，这一时期的北京人艺也积极进行着实验戏剧的探索，第一部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便诞生于此。

90年代初，市场经济强势介入，文化开始转型。应对挑战，千禧年之后，北京人艺推出了一系列对接市场的作品。首演于2011年的《喜剧的忧伤》，由陈道明、何冰担任主演，青年导演徐昂执导，刷新了剧院票房的历史纪录。徐昂向采访她的卡生讲述了在北京人艺创作这部“商业戏”的过程，“当时代变得越来越尖刻，观众越发渴望喜剧。”徐昂说。

2011 年《喜剧的忧伤》创造了当时话剧市场的票房奇迹。这部戏在商业上的成功，符合了国外商业戏剧的所有标准：明星演员、优秀剧本、靠谱的出品方（图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北京人艺给人的印象是传统。正如副院长、演员队队长冯远征所说：“它有那么多老东西。”每次有保留剧目上演，总有人说北京人艺守旧。而创新的时候，比如2021年，北京人艺的新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开张，冯远征、濮存昕、闫锐分别执导全新版本的曹禺名剧《日出》《雷雨》《原野》，做了一次突破性的尝试。面对新版，部分观众又呼唤起经典版的回归。唐烨谈到了剧院面临的这种矛盾，她说：“在剧院里面也好，在观众中也好，一直是两个声音：一个说北京人艺一成不变，不思进取；一个说你们不能变，要不然我们上哪去看传统的。我们也挺挣扎的。”

对于经典，“诺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的观点是，经典“幸存于最恶劣的攻击之下，幸存是因为数代人不愿放开紧握它的手、不忍眼看它就此流逝，以至于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愿意一直将它保留着”。北京人艺的人常说一句“戏比天大”。我们希望通过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们的讲述，跟随这些剧目重返经典形成的过程，并在一个典型中国气质的舞台上，用话剧这种文体阅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