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苏打美式 ｜翻译
Soso ｜审校
周六的早晨，在我家附近的游泳池，三个一岁的宝宝正准备上每周一节的游泳课，妈妈们小心翼翼地为他们穿上五彩的泳衣。其中一个女孩对着她泳衣的红色褶皱愉快地笑着。一个男孩从母亲的怀抱中逃出，光溜溜地跑向更衣室的尽头，满怀期待地尖叫着。另一个男孩轻声地反抗着整个仪式。尽管他的母亲尝试着激起他的热情，他还是紧锁着眉头。她温柔地说着，指着他泳裤上微笑的海龟和快乐的小鱼组成的小小的水下游行队伍。但他丝毫没有改变想法和情绪。
最终，三个宝宝和他们的妈妈们一起带着毛巾和玩具走向了泳池。但玩具并非区分这些孩子的唯一方式，另一个变量也在发挥着作用，并且在他们准备游泳时已经充分展现。这就是发展科学家所说的“气质”（temperament）。
心理学家将气质定义为对视、听、嗅、触的情绪、身体和注意反应上的个体差异，以及对情绪、行为和注意的自我调节。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天中，父母就能够知道宝宝的天生气质。有的宝宝阳光愉悦；有的冷静；有的在睡眠和饮食上难以预测；有的持续暴躁；有的完全能够适应周围环境的改变。
1956年，精神病学家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和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震惊于将孩子的发展结果归因于母亲，从而发起了“纽约纵向研究”（New York Longitudinal Study）[1]，以调查婴儿的先天倾向及其对婴儿长期发展的影响，包括人格、学业成就、同伴关系、亲子互动和心理健康。他们招募了来自82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133名婴儿（66名男婴和67名女婴），在他们的童年、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共收集了32年的数据。他们希望了解儿童如何促进自己的发展，并且识别儿童气质是否以及如何与环境交互，从而产生特定的结果。
托马斯和切斯识别出了气质的九个维度：活跃性、规律性、趋避性、适应性、反应强度、感觉阈值、情绪本质、注意分散度和注意持久性[译者注1]。根据这些维度区分了三种主要的气质类型：容易型、困难型、迟缓型。
大多数婴儿（40%）属于“容易型”（也称为“易养型”），这意味着他们通常情绪积极，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环境和日常生活，且不安时能够很快被安抚下来。一小部分婴儿（10%）是“困难型”（也称为“难养型”），对很小事件的反应通常是消极而强烈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平静下来，并且他们的饮食、睡眠和消化节律难以预测。另外的15%婴儿被描述为“迟缓型”，因为他们对新环境会感到全面的不安和恐惧。这是一种长期的警惕，但他们在时间和支持的作用下也具备适应的能力。如果你正在计算，你会注意到有约三分之一的婴儿不能用这个系统进行分类。这表明一些婴儿为混合类型，或者这些最初的维度需要改进或扩展。
尽管如此，托马斯和切斯已经有效否认了婴儿是被动接受和受环境塑造的“白板”假说。他们的工作颠覆了只关注父母和环境对儿童发展的作用而忽视儿童先天性情的心理学观点。托马斯和切斯在与他们的同事一起进行的最初研究中发现[2]，有时只是出生几个小时的新生儿，就开始在他们的生理气质的推动下，通过适应、抵抗、观察、反应或忽视等方式，不经意地影响物理和社会环境。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密的人也会改变环境和/或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环境和婴儿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动态的双向关系，随着彼此的变化而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意味着婴儿自身在他们自己的成长中起着重要作用。
玛丽·罗斯巴特（Mary Rothbart）和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额外的研究拓展了托马斯和切斯的发现。罗斯巴特[3]探索了其他气质维度，例如可安抚性和恐惧性，并将“趋避性”重新定义为婴儿的积极性兴奋和对新情况的迅速接近。那个早晨在更衣室里一边光溜溜地跑向泳池平台，一边开心地尖叫着的宝宝，这就是趋避性气质的典型代表：他一看到泳池就激动不已，等不及他的妈妈（换上泳衣）便开始尝试。罗斯巴特也将情绪本质和反应强度也分为几个额外的亚型。
几周前，我目睹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到达泳池就表现得非常悲痛，以至于无法走进泳池所在的建筑。她在门前的人行道上打滚，又哭又叫，拒绝了父母温柔提出的重新考虑一下的建议。她的表现似乎源于一种难以缓解的恐惧，无论是她父母在场带来的安全感，还是进入建筑时救生员给的一只小橡皮鸭。父母对她的反应和无法立刻安抚到她感到沮丧。她的反应并非任性的叛逆，而是一种惊恐，一种被叫做“反应性”（reactivity）的气质品质。
凯根专注研究“反应性”这一气质变量，一部分是因为这在婴儿的声音、身体、情绪和生理唤起中容易被观察到，即使是在不熟悉但无害的环境中。在一个测试中[4]，凯根和同事在四个月大的孩子前面几尺的位置缓慢地摇晃手机。多数的婴儿平静地观察着，但是有约20%的婴儿立刻受到过度的刺激，并迅速变得焦躁不安。他们大声叫喊、肌肉紧绷、弓起后背、烦躁不安或大哭。这个简单的测试被证明具有很大的预测能力。
根据这一评估，四个月时被认为是“反应性”的婴儿在蹒跚学步时更可能会内向，在童年时期更可能出现社交问题，在青春期可能会更焦虑。在长期追踪中[5]，凯根的测试甚至能够区分年轻人是否会焦虑；焦虑的年轻人在之前的手机测试中表现出反应性，而不焦虑的年轻人在之前的测试中表现平静。婴幼儿期的气质似乎可以一直延伸到青年期。
最近的研究发现，气质的三个方面在预测长期发展结果方面尤为有用。第一个是反应性或消极情绪性，指一般性的消极情绪、强烈的消极反应及痛苦，无论是在被限制时（如愤怒）或在新情况中（如恐惧）。第二个是自我调节，研究人员将其定义为对情感（如自我安抚）和注意力（如能够保持专注）的“努力控制”。第三个有着几个名称，包括趋近-回避、抑制或社交，是对陌生人或环境的接近倾向，或是警惕和退缩。这些维度还有其他层次，但这三个维度在婴儿、儿童和青少年中的信度和效度得到了科学检验。随后数百项研究明确地表明，气质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驱动性因素，至少与婴儿出生后的所有事情一样重要，包括父母的育儿方式。
除了气质的早期形成之外，还有其他来源于动物[6]、神经科学、双胞胎研究和追踪研究的证据，表明气质是具有生物基础的。首先，不只是人类婴儿存在气质性特征，其他的哺乳动物幼崽也同样具备，包括狗、大象、海豚甚至是松鼠。这表明气质是共同生物系统的一部分。
凯根解释道，气质是大脑神经化学中的一种遗传性倾向。具体来说，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都有的一个小结构——杏仁核（amygdala），这是内置警报系统的一部分。杏仁核主要负责评估威胁，如果检测到威胁，则通过“战或逃”（fight-or-flight）反应向交感神经系统发出信号，使其采取行动。在反应活跃的个体中，杏仁核更容易兴奋，因此警报系统会在较低的阈值下被触发。虽然环境和经历可以改变杏仁核的反应，但一些个体——包括凯根实验中反应活跃的四个月婴儿——天生就倾向于更易感知威胁。其他研究也同样表明，婴儿的负性情绪和退缩表现为更加活跃的右侧额叶，而相反的气质模式则与更活跃的左侧额叶相关联。
双胞胎的研究也提供了气质是由基因决定的进一步证据。在一项研究中[7]，科学家比较了同卵双胞胎（100%的相同基因）和异卵双胞胎（50%的相同基因）的气质品质。如果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为相似，那么科学家就可以合理地得出气质特征是可遗传的结论。在另一项研究中[8]，科学家们利用双胞胎中一个的气质得分来预测双胞胎中另一个的气质得分。两项研究都一致发现，气质的大多数维度都具有较高的遗传性，例如社交性、情绪性、反应性、注意广度持久度以及可安抚性。
对婴儿发育过程的纵向研究揭示了出生时的气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程度。许多研究追踪了气质特定维度相关的长期发展结果。大体上来说，消极的气质反应性和整体的困难型气质与之后的对立行为、违抗和行为问题相关。这些被统称为“外化问题”（externalising problems），预测了青少年期的药物使用。
通过从婴儿期开始的纵向追踪研究，乔尔·尼格（Joel Nigg）发现，过度易怒的婴儿更有可能成长为在受挫时无法抑制自己愤怒或冲动的儿童，而过度精力旺盛的婴儿更有可能成长为冲动的儿童。在两种情况下，“努力控制”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尼格的这些发现使他提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并非注意力不集中或多动的障碍，而是基于气质的自我调节障碍[9]。另一方面，气质性的害羞和抑制与焦虑等“内化问题”（internalising problems）相关。另一个内化问题——抑郁——与气质性的消极情绪、低适应性和退缩而非接近新事物、新情况的倾向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出“趋避性”气质的婴儿或许更有可能成长为好奇的孩子。好奇心的神经基础在于大脑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这是一个与“寻求系统”有关的结构，是探索和理解环境的动机基础。伏隔核提供了动机（比如吃东西或减轻压力等获得奖赏的动机）和获取奖赏所需行动之间的联系。
在一项研究中[10]，我们追踪了接近60名从婴儿时期就参加我实验室各类发育研究的儿童，我们衡量了他们的气质。这些参加随访时平均年龄为5岁的儿童还进行了好奇心的测试。6个月时的气质呈现了预测幼年期的好奇心的显著趋势，这表明好奇的儿童可能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一种天生的动机倾向。这些孩子可能受到天性的推动，对新体验拥有积极的态度，因此有动机去寻找并保持新鲜感。重要的是，这些孩子还被赋予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以保持他们对探索的兴趣和努力。由于婴儿的气质数据预测了幼年期的这种品质，天性可能在这一结果中发挥了作用。
婴儿气质对幼年期及之后的长期影响说明了其潜在的稳定性，似乎支持了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和不变的。但环境能够提供持续的作用，促使其维持原本的气质。举个例子，想象一下害羞的婴儿，他们可能会受到家庭成员、同龄人、照料者和陌生人的相似对待。由于害羞的婴儿不太可能接受社会性的示好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或许不太可能会再提供这些示好与机会。从而，害羞的孩子也就不太能获得提升胆魄的社交机会。
一些研究探讨了气质的跨文化差异和相似性[11]，发现尽管气质的一些方面（如感知敏感性和活跃性等）跨越了文化，但其他的一些维度（如趋避性和规律性）却存在文化间差异。这或许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育儿方式的差异。由于美国家长往往更重视独立，他们更有可能鼓励孩子独立的“趋避性”行为。这些发现承认，虽然气质是天生的，并且会使得一些心理的结果更有可能发生，但它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没有什么结果会是注定的。不用谢，父母们。
虽然托马斯和切斯证明了天生气质的差异，但他们并没有断言气质比环境对儿童的发展结果有更大的影响。相反，他们建议[12]，儿童的最佳发展取决于天生能力和特征与社会环境要求（包括父母的期望和实践）之间的“契合程度”。吵闹或混乱的环境特别不适合天生低反应阈值和自我安抚能力不足的高反应性婴儿。另一方面，修道院般的环境也不适合对新奇事物着迷的儿童。托马斯和切斯提出，正是这种儿童气质与环境的互动——反之亦然——影响着长期的结果。换句话说，环境很重要。
大多数关于育儿方式对气质影响的研究专注于困难型气质的婴儿，例如易怒性和反应性。一般来说，这些特质与父母惩罚或退缩有关，它们共同导致了前面描述的外化问题。但是其他研究表明[13]，根据父母的年龄和对他们孩子易怒性的理解，很多困难型儿童的家长会加倍努力变得积极，例如表露更多温暖和耐心。
以一个拒绝进入泳池的高反应性的孩子为例，她的父母表现出了非凡的耐心和冷静。他们低声说话，给予信心和支持，和她一起坐在地上，紧紧抱着她直到她平静下来。最终，她同意通过大窗户看看在泳池里享受的孩子们。这达到了她父母的计划，因为这是她那天早上能达到的最佳程度。研究发现[14]，这些努力能够提高反应性儿童的全面社交发展。
作者简介：
Gina Mireault，美国北佛蒙特大学发展心理学家，研究主要关注婴儿和儿童的情感体验、情感发展，包括悲伤和失去、焦虑和发怒、欢笑和幽默。
趋避性（approach），指的是儿童对新异刺激的第一反应。趋近的反应表现为对刺激的积极接近（包括情绪上和行为上的），回避的反应表现为对刺激的消极远离；
适应性（adaptability），指儿童在新的或改变的环境中，能否轻松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反应强度（intensity），指儿童积极、消极反应的程度；
感觉阈值（sensory threshold），指能够引发儿童反应的刺激强度；
情绪本质（mood），指儿童积极、消极情绪反应的数量；
注意分散度（distractibility），指外部环境刺激干扰或者打乱儿童正在进行的行为的程度；
注意持久性（persistence），指在有或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儿童对某种活动的持续时间。
参考文献（可滑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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