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怀利器，需防杀心自起！

备受关注的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事件的调查问责结果，终于出炉了。

这起事件刚刚被曝出来的时候，我就判断此事涉及的领导级别绝对不低。那些村镇银行储户的私人信息，绝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拿到的。能迫使防疫部门和健康码技术部门同意进行违规操作，也绝不可能是普通干部。

这种事情，肯定是团伙作案，而且挑头的肯定是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

果不其然，根据刚公布的调查结果，这次红码事件的两个主要责任人，分别是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和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

经查， 冯献彬和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安排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

据统计，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871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

冯献彬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处分，张琳琳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降级处分，其他三名责任人分别被给予记过和记大过等处分。

看完政府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后，出于好奇，我忍不住去看了一下两个主要责任人的履历。

看完之后，我真的是感到五味杂陈，为他们两人感到惋惜。

郑州红码事件的第一责任人，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的个人履历，可谓是金光闪闪。

冯献彬，男，汉族，1971年9月出生，河南登封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侦查学专业本科学历、郑州大学法律硕士，1989年3月参加工作，199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献彬早年曾在武警北京总队服役，1992年9月到了郑州市公安局，曾在防暴警察支队、巡逻警察支队工作。担任过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维稳、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

可以说，冯献彬是从一名普通警察起步，凭借自己的本事和能力，从基层一步步提拔上来，最终被委以重任坐上现在这个位置的。

在从基层逐渐提拔的过程中，冯献彬获得过大量荣誉：

1999、2002年两次荣获“河南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2000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2001年，被中宣部、中央综治委、公安部授予“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这些荣誉，是冯献彬拿命换来的：

1997年1月28日，冯献彬冒着生命危险，扑救天然商厦大火；

1997年6月20日，一女子登上二七塔顶欲自杀。冯敏捷地翻过护栏，趁队友与女子对话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她凌空抱起，成功将其解救；

2000年1月28日，在郑州铁路局门口，一男子身绑炸弹要见局长！冯火速赶到现场，展开心理攻势，在男子发愣的一刹那，一猛扑过去，死死卡住他双手，用身体护住炸弹，避免了一起流血事件的发生。

与冯献彬同时被处分的张琳琳，在2020年10月被评为“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张琳琳在郑州市防疫指挥部长期担任重要领导工作，我相信，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她也是为郑州防疫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这两个人在郑州红码事件中的表现，可谓是又坏又蠢。

这起红码事件，影响极为恶劣。

那些被欺骗的储户，全都是毫无争议的受害者，有些人被骗的倾家荡产。而他们被骗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部门的监管不力。

这些被骗光了血汗钱的储户，希望政府给他们提供帮助，帮他们要回自己的血汗钱，这种愿望不仅不过分，而且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即便这些被害群众有一些不太恰当的行为，也应该给予最大限度的谅解和包容。只要受害者没有违法违纪，对他们就应该以劝解为主，慎用强制措施，以免激化矛盾。

给这些受骗群众强行赋红码，将其视为瘟疫患者和传播者，以此限制其个人自由。这不仅是滥用职权，破坏防疫政策，也是给受害群众伤口上撒盐，破坏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不仅如此，红码事件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

身为党员干部，冯献彬和张琳琳此举，简直是坏到了极点。

不仅坏，而且蠢。

在人手一个智能手机，人人都能成为新闻发布者的新媒体时代，这种强行给上千被骗储户健康码赋红码的做法，注定是会被发现和揭穿的。

一个人得蠢到什么程度，才会觉得自己可以成功的瞒天过海，能够骗过众目睽睽，能够堵住悠悠众口？

这种奇葩操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败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被揭穿，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始作俑者会成为千夫所指。

那么，问题来了：翻一下两个人的履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两个人都不像坏人，更不可能是蠢人。

两个本来不蠢又不坏的人，为什么竟然干出这种又坏又蠢，且影响极为恶劣的事情呢？

有句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在旧社会，北京的厨师行当有个规矩，手里拿着刀的时候，绝不允许开口说话。如果手里拿刀剁肉的时候有人找你说事情，你必须把手里的刀放下，走到外面再和人开口说话。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厨师学徒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所谓年轻气盛，很容易因为几句无意中玩笑话翻脸，一旦翻脸上火而手里又有刀的话，很容易因为一时冲动闹出人命。

所以，说话的时候，手里绝不许拿刀。手里拿刀的时候，绝不许说话。

一个人身怀利器的时候，必须压制自己的杀心。

如何压制呢？一靠自己的道德修养，二靠制度的防微杜渐，三靠法律的惩戒威慑。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同样的，当一个人手握权力，尤其是重大权力的时候，也必然有滥用权力的冲动。

冯献彬有两个主要职务，一个是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一个是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

前者，要负责维稳工作，要面对被骗群众上访等一系列头疼问题；后者，则掌控着郑州市各种防疫资源包括健康码资源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被骗储户健康码赋红码，限制他们人身自由，使他们无法再给自己添麻烦，就成了一个非常诱人的选择。

其实，这种滥用职权曲线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实中并不罕见。

阿宝就经常碰到。

一些被阿宝写文章批评的部门，明知道自己理亏，却不想认错。不想认错，也不想和阿宝对线，因为知道阿宝油盐不进。

于是，这些部门就去骚扰我们医院领导，要求我们医院领导“管好自己的职工”。

这种通过折腾医院来堵阿宝嘴的做法，和张书记通过给被储户健康码赋红码来限制被骗群众外出自由，其实异曲同工。只不过，这次张书记玩大了玩砸了。

我们刚才说过，身怀利器者，必须要压制自己的杀心，否则就会犯下严重错误。

同样的，手握权力的人也必须控制住滥用权力的冲动，否则就会变得又蠢又坏，甚至犯下比红码事件更严重的错误。

要杜绝权力的滥用，一靠党员干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二靠制度的防微杜渐，三靠法律的惩戒威慑。

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方面，中国所有党员干部大概都对“三严三实”耳熟能详，包括刚刚在红码事件中被处分的冯献彬和张琳琳。

所谓“三严三实”，指的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面对上千被骗走血汗钱的受害群众，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去认真反思监管工作的失误，不去积极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不去认真安抚群众化解矛盾，而是动歪脑筋，滥用职权，给被害群众大批赋红码以限制其自由，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败坏了党和国家形象，这属于典型的修身不严，用权不严，律己不严，谋事不实，做人不实。

总指挥的谆谆教诲，被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除此之外，红码事件还暴露了郑州市在干部监督监管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按照正常的组织管理程序，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红码事件涉及到的部门至少包括：郑州市委政法委、共青团郑州市委、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郑州市大数据局、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

一个荒唐错误，又蠢又坏，严重违法违纪的决定，竟然在几个部门中畅通无阻一路绿灯，最终不折不扣的执行下来，无人制止无人反对，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意味着，党内正常的监督管理机制，已经失灵了。

这种监督管理机制的失灵，在现实中也并不罕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很多部门，包括很多医院，领导都越来越喜欢“无痕化”管理。

比如某些医院领导经常给全员职工下口头命令：不许在网上议论某某事情，不许在网上发布某某言论，不许在网上透露某某信息，等等。

这些命令，全部是通过各级干部口头传达，没有书面通知，没有党委决议，没有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

这种以口头传达的方式搞无痕化管理的做法，其实就是绕过正常的组织程序，逃避正常的组织监督，非法性质，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

我猜测：冯献彬和张琳琳做出的对储户大批量赋红码的决定，大概率是没有经过正常组织讨论的，即便几个领导讨论过，大概也没有按照规定留下会议记录。而其给执行人员下达的赋红码命令，大概率也是以口头指示的方式下达，没有正式的书面通知。

要想避免领导干部用权不严甚至滥用职权，就必须对这种绕过正常组织程序的口头指示和无痕化管理，坚决说不。

最后，是法律的惩戒和威慑。

法律的惩戒和威慑，只能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但如果对滥用职权残民害民者网开一面，那这样的恶劣事件只会越来越多。

冯献彬和张琳琳等人，都是曾经对人民有功德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

他们曾经的功劳，我们酬过了；对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必须严厉追责。

如此，才能以诫来者，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