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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那一套,才是真正的辟邪剑谱

商鞅那一套,才是真正的辟邪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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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看《史记》,非常感慨,写一篇历史吧。很早之前就一直有小伙伴让我讲讲商鞅,一直拖到现在。不下笔的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大家想看的。

其实他的观点全在那本《商君书》里,大家有兴趣翻看看一下就知道了,非常浅显易懂,会骑自行车就能看得懂,不过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被气得够呛,感觉啥地方不对。

因为我们的观念里,商鞅变法导致秦国国力暴涨,统一六国,那商鞅的东西一定是进步的,牛逼的,甚至应该是什么绝学。

但是打开那本书,大家却发现暗黑不堪。

因为在商鞅的眼里,想让国家强大,核心并不是什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毕竟在他那个时代,全世界都靠天吃饭,每年产量有多少,人其实没法控制,技术改进也极其缓慢,大家自然不往这个方向想问题。

既然生产力没法发展,科技也没啥进步,那就想想怎么让现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那商鞅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核心思想主要是:

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还有著名的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

为了阅读通顺,不想多放古文原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他一生的核心思想就这些。

说得很清楚了,对老百姓狠一些,让坏蛋酷吏去管理他们,国家就会强大。而且要让老百姓贫穷而愚蠢,疲于奔命。

这么做的好处非常明显,老百姓又穷又蠢,自然没工夫去乱想乱动,节省下来精力去种地不好吗?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部顺理成章变成国家的战略资源。

这事稍微得往前追溯一些,在战国之前的春秋,那也是个种姓社会,当时金属冶炼还不成熟,国家的全部金属凑起来,也武装不了多少人,加上地广人稀,训练农民兵相对不太划算,有限的资源主要是给贵族用。你拿着金属武器打拎着棍子的人,效率自然高得多,这种情况下,战争的整体形势是贵族竞技,贵族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互相通婚,为了避免伤了和气今后不好相处,大家很讲究“礼”,比如不会趁着别人过河去打他,大家都彬彬有礼,一般打完仗甚至都不追击。

咱们看《三国演义》,那种两军阵前武将冲杀,士兵们在后边围观,这就是典型的“春秋模式”,真实的历史里,到三国早就不那么打了。

进入战国时代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由于铜铁之类的东西不再稀缺,国家可以大规模低成本武装农民,一个贵族骑士可以单挑两个农民兵,但肯定打不过三道五个拿着铁制尖头的长枪兵。而且那时候还大规模引入了弩机,训练几天的农民就可以一发入魂,还没等对面的贵族骑士开口问“来将可留姓名”,就把他给射下来,如果一发不行,那就二十发,看你还嚣张,还贵族,打的就是贵族。

这种情况下,鲜衣怒马的贵族骑士不再充当“前三排”,双方都把农民兵摆在最前边,农民兵举着两层楼那么高的长枪顶着箭矢往前推(古代真实作战长枪都非常非常长,不是电视里看到的那样),将军们根据爵位高低在后边喊着口号组织进攻。这也成为中国整个漫长封建社会的主流,一直到清朝,依旧是这种模式。

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战国七雄,谁能动员更多的农民兵,谁可以收集很多的粮食和铁器用于战争,谁就可以在残酷的斗争中胜出。

所以各国都走上了疯狂“挖掘国力”的路线,让每个农民都去种地,种更多的地,把地种到所有能种的地方,让他们尽早结婚,生更多的孩子,等到秋收完就去打仗。各国变法,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变,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极限地挖掘国力用于战争,最极限的操作,就是商鞅搞出来的,每年给老百姓留一点他们勉强能活下去的资源,剩下的全去打仗,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提高战争胜率。

后来长平之战,为啥赵国换下走稳健路线的廉颇,让倡导“进攻主义”的赵括执掌军队?因为赵国的战争潜力挖掘能力不行,前线再耗下去,资源层面已经不支持了。而秦国尽管是客场作战,但是能挖出来的资源多,赵国被迫正面迎战,随后秦国进一步动员,把16到60岁的男性全部投入了战争,赵国野战部队被一举打垮。不过秦国也伤筋动骨,以至于长平之战打完后,没有再组织攻势,收拾回去了。

那些变法的法家,一个比一个极端,而且互相吸收彼此的经验教训,比如秦国商鞅变法就吸收了大量魏国变法的精髓,他不叫“公孙鞅”嘛,暴露了他自己是贵族,以前在魏国混,后来不受待见,跑秦国去了。功成名就后,秦国把现在商洛那一带分封给他(那时候叫“商於”,那个字读“于”),就成了“商鞅”。

商鞅极限挖掘国力的操作都写在了他的书里,包括上文提到的,把老百姓改造得又穷又蠢,就是个打仗种地生孩子的机器。

当然了,变法的内容非常非常庞杂,从政治到经济,再到财政,还包括文化改进,属于配套体制改革。

比如商鞅认为,诗书礼乐这样的传统文化就是垃圾,对国家治理没啥用,反而会让大家不好好抓生产,要啥娱乐,要啥文艺,要啥自行车,所以干脆都废了。

不仅废了这些娱乐项目,还对一些传统观念下手,类似“修善”,“诚信”,“仁义”等等儒家奔走呼号几百年的项目,都是传统垃圾,都打成了“六虱”,也就是六种臭虫,应该坚决予以清理。人民就该是机器,要啥道德仁义?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其实原教旨法家是反儒家的,儒家的东西在商鞅那里全是垃圾,甚至禁了《诗》《书》等儒家教义。孔子是提倡“人性光辉”的,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就是人民群众有智慧,不然能做孔子老师的人密度不会那么高。但是在商鞅那里,人民群众竟然可以思考?看来我的工作不够努力啊。

而且商人跑来跑去不好管,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当时也没有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禁了吧。重农抑商这种思维持续了接下来的两千年,后来从汉朝开始被吸收到了儒家观念里,那次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大佬们认为农民更有道德一些,毕竟商人到处跑,有了钱就胡吃海塞骄奢淫逸,不如农民,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那次会议后,重农抑商也被吸收入了儒家教义。

作为法家核心人物,商鞅很明显对人性有很深的理解,他还想了一个激励措施,也就是那个军功爵制。

我以前就有个纳闷,如果砍人就可以升级,那秦国打了那么多年仗,砍下的头颅堆成山了,那不得官员泛滥了?爵位不得通货膨胀?

后来请教了一个相关领域专家,人家哈哈大笑,说你这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怎么操作的。

首先“爵”和“官”不是一码事。有了爵位并不能当官,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商鞅他们早就想明白了,军功制一直都在次要位置,说起“秦制”,主要的核心是“刑”,懂了“刑”,才能懂“赏”。

秦国的法制严苛到了极点,老百姓动辄得咎,这样就能保证老百姓平时一直处于“亏欠”状态,上战场砍人不是为了捞军工,而是为了还账。大家看史书,说秦国老百姓往地上扔一把灰,就会被拉去剁手,应该不一定真剁,不然按照这个执法力度,秦人都是残疾人,应该是记了账,打仗如果有首级就可以清账。此外就算有了战功,今后的日子里反正也可能随时会被清掉,避免了爵位的通货膨胀。

总之,商鞅的核心就是刑赏、农战、排儒、弱民,这么几项。

再结合其他一系列操作,比如著名的“什伍制”,老百姓五家编入一个小组织,相互监督,有啥事也好管理。这个玩意我查了下,最早是墨家守城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战时紧急管理机制”,因为城里可能混入间谍嘛,所以得相互监督,看到不认识的人必须上报,不然出事一起砍头。而且这样很好管理,可以编制值班日程表。

商鞅觉得这个也挺好啊,平时也应该这么搞,于是秦国天天处于围城状态,老百姓相互监督,互相锁死,谁也不能乱跑,谁有不当举动立刻就会被举报,慢慢的大家也就彻底放弃幻想了。


后来他被清算,想跑路,被尽职尽责的老百姓果断举报,于是他被拉回去车裂了(也有说法是被几头牛给撕了)。而且商鞅不是有个连坐法嘛,一个人犯事,全家跟着吃挂涝,他觉得非常有震慑力,大力推广。等他被裂了之后,全家跟着被屠了。

“作法自毙”,就是对法家头目们的最高礼遇,真正伟大的系统,一定连管理员都不放过。

后来的韩非,李斯,都是这样伟大的法家大佬,都不得好死,李斯也喜提了一个全家桶,面对屠刀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当初发迹之前和家里狗子一起玩飞盘的幸福场景。

这也让后人忍不住思考,觉得人不能完全屁股决定脑袋,自己处在高位的时候制定了一系列酷法,万一哪天不在那个位置了怎么办?自己的孩子竞争失败怎么办?有些朝代士大夫竞争一般不往死里搞,也是避免自己将来出事被全家被杀。某种程度上讲,现代法律的制定者们都思考过这类问题。

在商鞅的不懈努力下,整个秦国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大兵营,老百姓没有娱乐,没有思想,行为空间被极度压缩,除非出去打仗或者服徭役,否则几乎被拴在自己的土地上,动辄得咎,平时的日常就是种地生孩子,国家需要的时候带着粮食去打仗。

本来秦国是个西北非主流小国,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改造,战斗力爆棚,关键是对战争潜力的挖掘程度,堪称古代之最,以至于太史公描写秦赵之战的时候还是很激情的,洋洋洒洒,怎么点将怎么用兵,后来秦国以举国之力彻底打垮了赵国,赵国由于长期和北方游牧部落拉锯,战斗力惊人,赵国垮了之后,秦国吸收了赵地的战争潜力,基本无敌了,看其他几个大国,就好像满级大神重返新手村。

以至于太史公这么八卦的人,也觉得这种一边倒的战争没啥可写的,于是草草几句话就把灭其他几国的事给写完了。

也正是商鞅这事做得太好,以至于秦国二世而亡。

因为秦人通过百年改造,加上商鞅当年杀人如麻,已经接受了现实,但是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心态不行,不愿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比如陈胜吴广,让他们去北京那一带服役,他们没能如期赶到,按理说应该乖乖去卫所报到,老老实实把头放在案板上接受被砍头的命运,可这两人竟然反了,可见他们对大秦的主体思想并不认同。他俩一反,忍了很久的老百姓都起来闹,原来的六国很快也都复辟了。

此外秦制在全国推广的时候明显水土不服,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彻底贯彻下去。比如张良这种韩国旧贵族竟然没被拉到北方修长城,要知道,他们家可是世代韩国国相,到处溜达,学了很多造反的小技巧,还对始皇的车队发动过恐怖袭击,竟然没抓到,匪夷所思,显然有人包庇。很明显大秦引以为傲的老百姓相互监督在其他地方没能铺开。

还有不少旧势力竟然大摇大摆当上了公差,比如著名的张耳,他以前跟着信陵君混,后来干到汉朝的异姓王。当初秦灭六国,他这种“六国余孽”竟然堂而皇之去做了秦朝的基础公务员,在监狱上班。项羽他们家也受冲击不大,依旧是地方豪强,北方起来闹事后,项羽叔侄振臂一呼,八千江东子弟立刻跟着他们去造反了。

此外秦国的基本盘关中平原上,也没谁真正对国家上心,老百姓甚至不需要思考这类问题。这也是为啥后来刘邦入关,打入了秦国的核心,统治阶层解体后,老百姓几乎没反抗,牛逼到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就这样瞬间崩了。

刘邦说要简化之前的严刑峻法,改为约法三章,老百姓立刻欢呼雀跃喜迎王师,有种被解放的快感。

刘邦一开始没想杀秦国王室,可能也是担心激起老百姓的反感,毕竟老嬴家统治秦地几百年,多少应该有点感情,在人家地盘上杀皇族,多少有点想不开。也可能他一平头老百姓,加上那时候封建迷信,多少觉得王室有点神性,“弑神”这种操作太难以想象。可项羽不信邪,干脆利落全给杀了,根本不在乎老秦人怎么想,事实上大家也不关心这事,杀就杀了,跟谁混不是个混。

那地方的人一开始跟着项羽混,后来跟着刘邦混,楚汉争霸过程中刘邦的战绩巨烂无比,但是萧何一直从秦地给刘邦输送战略资源,确保刘邦不下赌桌,直到几个异姓王对项羽完成合围,项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被围在了垓下,可见秦地这地方的人真的很好管。

随后“汉承秦制”,主要吸收的是郡县制,严刑酷法和那种近乎疯狂的挖掘民力措施基本被废止,上层开始搞“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汉初税赋也达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的十五税一,“文景之治”的时候,一度达到了恐怖的三十税一,国力迅速恢复,也才有了后来的北伐匈奴。

后来的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朝代完全复制过秦国那套,尽管它威力巨大,但是承担的代价也太过恐怖,统治阶层敢想不敢做。太像辟邪剑谱了,杀伤力极大,但是反噬效果也很明显。


反而改为使用儒家那一套,儒家的思路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等级制度,让大家在家听老人的,出门听官老爷的,在朝听皇上的,只要大家都按照这个套路来,各安天命,本本分分,那国家可不就稳定了?

但是也吸收了很多法家观念,比如重农抑商、编户齐民等等,这也就是什么内法外儒。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清,中间除了元朝完全瞎胡闹,其他时候大同小异,只是财政模式有差别,我找时间再写写。

文章就写到这里吧,其实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评价一个古代制度“好”或者“坏”都没啥意义,而且面临生死问题的时候,人群很容易做出来各种匪夷所思的事,练个辟邪剑谱可能也正常。类似《三体》里面对外星人危机,人类一顿折腾,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准倒退了一百年。


当然了,秦帝国对我们后世影响也很大,这也算是商鞅他们一伙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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