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9日北京时间15点47分，《三联生活周刊》原主笔王星在法属留尼汪岛因病去世。王星1974年生于北京，1997年加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主笔，《新知》主编、《爱乐》编辑，著有小说集《荆非昔笔》、散文集《七部名著读伦敦》等，曾选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2020年随外交官丈夫远赴法属留尼汪岛。
王星的告别仪式于当地时间4月23日10点至12点（北京时间14点到16点）在留尼汪岛举行。山高水远，我们从朋友圈收集了王星生前的同事故交写下的纪念文字，为她送行。
悲伤四月天。今年四月，只感到春寒，院里的紫藤都只开出稀疏几串，往年都是垂满花束的啊。四月五日，刚去成都送别的“老爹”；昨天，王星又走也匆匆了，在遥远的留尼汪，隔着重洋，想去也去不了。
王星是净土胡同的老人了，外语学院毕业，先到《爱乐》，我说，《爱乐》的活不够你做，到周刊帮忙吧，她就缩着脖来了，那时，她还是个长发飘飘的小姑娘呢。从净土胡同到安贞大厦到霞光里，她是周刊这集体里，我引以为傲的才女之一，我曾称她“活词典”。她通七八种外语吧？我曾与她讨论，可否开专栏，语种关系就饶有趣味。她就眯眼笑，笑是憨憨的，不通一点世故。在周刊，我自认兴趣广泛，知识面尚可，却远难及她。但凡犄角旮旯事，一问她，全知道，且还都真懂，她是我小老师啊。我一直说，我有两个小老师，一个是她，另一个是鲁伊。4月2日，我还在微信上请教她，问巴克斯用英国16世纪政治家、探险家Walter Raleigh的一首诗。那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她刚起，说还迷糊，讨论Raleigh范儿，说“文责不负”。是，岁月无情，晃眼间，她也近五十了，但还是万想不到，周刊最早送别的，竟是她呀。
王星是每天都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书包，肩是压斜了的，包里装满各种各样的书，这是她阅历之源。她是周刊几大主笔之一，对周刊作过重大贡献的。她一直说，我是将她作重苦力用的，我给她派过各种各样的重活：英范儿、法范儿、德范儿，摩天大楼史、法国情人史……，她有能力将复杂的欧洲王室关系、民族变迁都认真梳理出来，一写就是五六万字。她曾得意说，她是既继承了爷爷（翻译家王佐良）的外语天赋，又继承了姥爷（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好奇心，她确实是个才女，内心桀骜不驯的才女。才女往往孤傲，往往散漫，往往难以自控，王星就是个理性自控特别弱的女子。她有太多的爱好：写侦探小说，钻研古外语，翻译，迷莫扎特。她在留尼汪告诉我，同时在翻六七本书，我说，不能一本本来吗？她答：叉着好玩。她在留尼汪告诉我，他爷爷的事与姥爷的事，“现在都在我这儿了”；过些天又跟我说，她与苏旻捷已经决定一起翻《埃达史诗》了。我真觉得，她缺少一个能爱护，又能管束她的人。她这样的女子，没有缰绳，便如白驹过隙，二十多年就很快燃尽了自己，真是“生若夏花之绚烂”，不必衰老，就拂袖而去了。
其实，我退休前，相当长时间，就注意她支气管有问题的，她一直咳嗽，但她说，就是支气管炎。啤酒是她每天支柱，这我们谁也管不了。周刊每年年会，她脚下都是先存好了十多瓶，喝到最后，都是拉着我叨叨不休；每次小聚，只要她参加，到最后都是，眯眼，举一根手指，半醉半醒地求：“就一瓶，最——后一瓶”，一瓶完了再一瓶，拉不走，以致大家都不怎么敢找她。我退休后，有一次拉去武汉，晚上葡萄酒聚会，她大醉，中午的飞机，上午空隙，阳光下、草地上走走，她拎一件六罐，只递我一罐，不动声色就全空了。那天我们聊李白杜甫，她感慨，李白不是中原种，才有那些能飞的诗；我们聊希腊音乐与日本能剧的关联，真正海阔天空。她是喝得太多，早逝也一定与好酒有关；但人生一遭，想喝就喝，喝多了，飘飘然乘风而去，不也潇洒？人身不过躯壳，空留他人难过罢了。
她在留尼汪，我们过几天就通微信的，她喜欢小动物，起床要喂兔子，也有猫，她说满院都是陆龟，她还养蜗牛，不过她起床是没点的。某天，她津津乐道描述说，她观察蜗牛性交，全过程两三小时，还录了视频发来，兴趣盎然余，亦觉她的寂寞。我是一直为散漫分散了她的才华而感可惜的，但换过来想，散漫而不受拘束，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不是真浪漫吗？
不必说天堂相会，来世重聚，脱身而去了的，就如飒然之云，绽然之花，飞来之鸟。就如今日写此文前，站窗前无语，一白头翁飞来，就站树梢。我想，这就是王星吗？从留尼汪来？拿手机要拍，它就飞走了，不会再停留的。
人这辈子，能让很多人伤心，惋惜，就没白来这尘世一场。
李鸿谷（三联生活传媒总经理、《三联生活周刊》主编）震惊！深深叹息。
王星，一个如玉般温润的女孩子离开了！太突然了！震惊万分！眼前总是晃动着你恬静笑着端着酒杯的模样。你和我约定回京后聊聊你外公（苏秉琦先生）的书，还几次说希望能在留尼汪再见，这个将是我们永久的遗憾了！走好！走好！
王星出国后时不时还有些联系，主要是通过微信和朋友圈。上个月她来信说在留尼旺闲得发毛，各种兴趣全开，已专业养蜗牛三代了。看我在圈里显摆图书，就她感兴趣的话题调侃几句，并问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译。两周前逛亚马逊，看到Luzzi 的两本英文书不错，就让负责版权的同事联系了一下，本不抱什么希望，想不到中文版权竟还在。非常高兴地把从原出版方拿到的样章发给她，希望她承译，半开玩笑地说可从《维氏秘密》这本开始。她很快就应允了，并同样半开玩笑地说后面可以续“丁克一族”（因为书中第二号主角是但丁）。编辑小李具体负责此事，说昨天加了她微信，等待她通过，而她出事就在昨天，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然而没有来世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二十来岁，在《爱乐》杂志工作，闲着没事要给“三联生活周刊”做点儿兼职。介绍人说，她英语好。为了佐证英语好，又加了一句，她是王佐良的孙女。等她到胡同里的杂志社上班，我们一帮人经常在宝钞胡同的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她喝高兴了，对我们说，我要是到三十岁还像你们这样，还不如——。她没说完，我们就发出一阵嘲笑，不喜欢她后面说的死字。
工作没什么好说的，她给我们写过狄更斯和简奥斯丁，写过一些关于语言问题的稿子，她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炫技，半天不往前推进，看完一大段，心说这该往前走了吧，她说，列位留步，我再给你们表演一个吞剑。有一阵她跑去写各省市的博物馆，我问她哪儿来的资源，她说，嘿嘿，你不知道我姥爷苏秉琦的厉害，可惜早死了。不过，语言和博物馆这两个方向都不是她的最爱，后来杂志每年做葡萄酒的专题，这是她的最爱。
她很快过了三十，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也不比我们更没出息，谈恋爱，结婚。在东直门簋街，我们面前放着一大盘毛豆和小龙虾，她把她丈夫带过来，小伙子相貌堂堂，是她大学同学。然后跟着丈夫去了巴黎，她丈夫是外交官，她是外交官的家眷。住外几年，返回国内，很快就过了四十岁，接着给杂志写稿子，然后又要派住到留尼汪岛，临走之前，安排了一顿又一顿的告别酒，我们约定，抽时间去留尼旺岛上玩。不过我这么说的时候，知道自己多半去不成，身外有看得见的羁绊，心里有看不见的羁绊，岁数越大，肉身越沉。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虎年的时候，我还笑嘻嘻的祝她本命年快乐呢，这个心高气傲的小姑娘也会变成个小老太太，然而，她死在那里，我恐怕不会再去看留尼汪岛的火山和潮汐。
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闪现某一年在南法，忘了是哪个城市，她给我当导游，我们住在一家旅社，早上她到我房间门口，从门缝儿里塞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在街对面咖啡馆”，她怕我宿醉未醒。我其实已经醒了，拿过纸条，从窗户上望出去，正看见她穿过街道，进了那咖啡馆。那旅社的房间中没有隔断，该隔开的地方就挂着一块扎染的蓝布，窗帘应该也是蓝布，在早上的风中飘扬，屋里的蓝布都飘扬着。这个场景之所以在我脑子里闪现，原因也很简单，到了四五十岁，那些先走一步的人就是去了某个地方等着我们。
继而回想起来的都是一些享乐的事，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在古竞技场外面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午饭，然后找了一家德国餐厅吃大肘子喝啤酒，酒足饭饱之后，找到一家电影院看《耶稣受难记》，售票员一再说，这个电影是拉丁语对白，字幕是法语，她喝了酒，郑重的点头，喝了酒之后点头会更用力，更郑重。电影倒没什么看不懂的，就是耶稣SM。我要查一下这个电影的全球公映日期，才能确定我们那次南法之旅是2004年的事。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达门多萨，喝着马尔贝克，吃着阿根廷牛肉，满大街都是流浪狗，又穿安第斯山脉回到圣地亚哥，在一个酒吧过了圣诞节，酒吧里的女招待都穿着围裙，围裙上印着聂鲁达的诗句，每一件是不一样的诗句，我们就对着那些围裙翻聂鲁达的诗，她随身带着西班牙语词典，她教我的几个西班牙语单词我现在还记得，水，气泡水，厕所，谢谢。怎么没有酒呢？酒我忘了。不怎么喝酒了。
她叫王星，有一阵儿她做自我介绍时，喜欢说自己的名字是“天上星星的星”，她的藏书扉页上喜欢画一个星星，写上她的名字“斯黛拉”，西班牙语中的星星。她做翻译，写侦探小说，但送给我的书是《王佐良文集》和王佐良著《英国文学史》。有一次我读到《一个中国诗人》，问她有没有英文原稿，她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那是她爷爷写的英文。她爷爷翻译的彭斯诗流传甚广，我们都会唱，头一句是“老朋友哪能忘记，哪儿不放在心上”，前奏一响就能跟着唱，其中有两句是“我们曾赤脚蹚过河流，水声笑语里将时间忘。如今大海的怒涛将我们隔开，逝去了往昔的时光”。这两句诗可以做今日的道别。我想起来的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黑夜低吟也须纵酒的往昔时光，我知道它不会再来，如果我年轻几岁，也许会假装豪迈的说我们来世再聚。
然而没有来世。
怀念王星！
主编朱伟刚刚写了鲜活的王星，我帮助以图再现一点小细节，我和王星聊她那些小动物码的字可以筑起几十层楼，如今重新爬楼翻看还是趣味横生。
留尼汪那岛上，因为有了王星，这些猫猫兔兔龟龟便都有了家园和屋舍，王星说它们“入籍”了。王星住的院子就是一处小动物园，小动物从此进入与王星的和谐生活，流浪猫守着王星也进阶“侍读猫”，这龟龟的花纹煞是好看，王星就各种角度不厌其烦地为它们留影；兔子的睡姿令她迷惑，就到处问是否正常；我甚至想像，王星会不会盯着一堆大蚂蚁不眨眼地观察它们的行为并且抿嘴傻笑……
王星有才有趣有爱心，希望天国里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陪伴在她左右前后，她会再建天国里的动物园吧。
2004年欧洲行的第一站是法国，到法国的第一天晩上在她家吃的晚饭。我和她并不熟，似乎也不知道谈什么。只记得她、田野和老苗的热聊，她讲了奶酪、葡萄酒，也谈到那只藏在床下一直没露面的猫八斤。她总是那个表情，兴致盎然又略带羞涩。第二天我们共游塞纳河，那天阳光正好，我一回头看见她的笑脸，于是拍下了她和老苗的一张特别的合影。那几年年会她几乎总是那个最不愿散去的人，似乎想接近大家又无从表达，于是一次次把自己灌醉….. 得知她离开后的这几天一直想着她的笑意盈盈的样子，想起那些热气腾腾的岁月，难以入眠。我跟王星做同事期间交流不多，倒是我离开三联后经常有交流，比如种花种菜，探讨经验教训，她经常把长势喜人的蔬菜照片发过来让我看。前些天，她给我发了一张图，说搞个Party，画个枪花，去世前三天还跟我联系，说想买一件堂吉诃德的T恤，我说做好了送给你。衣服还没寄出去，人就走了………邹剑宇（《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留岛几年，王星同学成就一手厨艺。
再带着书和酒，独自去过日子了。
愿你如愿和无憾。
她比我小两岁，我倆生日前后各一天连着，有那么两三年，碰巧在一起就一块过了生日。
轮到她加班都带着半打啤酒，我倆同时加班，因为同路，她经常会等我，有时候在沙发睡着了，有时候就在一个角落安静等，多晚都等。
因工作需要，会在朋友圈求助找人，几次她很快发来私信：是这个人吧？很吃惊她的“神通广大”，她说问到第3、第4个人差不多就出来了。
…………
主编写的王星，仿佛她还在眼前。
眯眼，竖一根手指，半醉半醒的求，就一瓶，最后一瓶～～～
主编写王星，她仿佛就在眼前。
太难过了，又是一场天人永隔.........
张雷（《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当车行驶在罗纳河谷的葡萄园，我在车里不断地转换身体拍照，你开玩笑为我翻译说，法国司机大叔准备把我绑到车顶，好让我拍个够。在Avignon，我们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第二天清晨不得不拖着行李步行去火车站。这是我来周刊后的第一次出国采访，内容关于法国葡萄酒，时间是十四年前的冬天。
第二年秋，我们又去了一趟勃艮第，那时的勃艮第在国内还没有如今这么声名大噪，你带我尝了装在橡木桶里的勃艮第红酒，我第一次住进了普罗旺斯的城堡，我给四个酿酒工人起名“吉祥四宝”，你笑称给我举闪光灯的动作是扮演自由女神🗽。你是最棒的副驾驶搭档，从里昂到马赛，你手持一本米其林地图，为我一路导航极少出错，我用诺基亚手机蓝牙播放了一曲廖昌永版的《红豆》，你笑得前仰后合。一路上每天要拜访三四个酒庄，每个酒庄要尝至少五六种不同年份的酒，你很少吐酒，每口都咽。我很讨厌法国晚餐，一道菜吃完了要等很久才会上下一道，一顿饭至少三个小时起步，让拍了一天的我总是昏昏欲睡，你酒足饭饱后，还会拉着我回驻地的客厅再喝上两杯。这趟，我俩各自抱回了自己出生年份的葡萄酒，那瓶产于1980年的酒，我回国后当月就喝了，不知道你那瓶1974年的酒还在不在。
又过了一年的冬天，清晨的首都机场国际出发大厅，你问我吃早饭了没，我说吃了，你呢，你晃了晃捻在手中的一罐啤酒，说这就是早饭。在伦敦的贝克street，你给我讲各种著名的凶杀案。我们每天在伦敦走街串巷，寻找狄更斯作品中描述的场景，在一家酒馆，你请我用中画幅胶片机给你和墙上的人物画像合个影，你跟我说了画中人的名字，我转头就忘了，但我放大了照片送给你。
王星，一路走好，怀念你，也怀念我的青春。
贝小戎（《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1 刚开始，看到“劳乐”这个笔名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得知她的身份，她回北京，去办公室，我都没好意思去跟她打招呼，遭到苗师傅的耻笑。
2 好像是在王府井给他们夫妇接风，吃着吃着我说要去机场接女朋友，又遭到耻笑。
3 在最开始的诗歌朗诵局上，听到她在跟六哥聊比亚莱兹的插画，心想真渊博。
4 2009年，匿名给生活圆桌投稿，收到了她的回复：
您好。
稿件已录用。于2009年第21期《三联生活周刊》“生活圆桌”栏目刊登。
样刊将于近期寄出。稿费一般在发稿两个月后寄出。
欢迎继续投稿。
mensula
p.s.因未署名，擅自按照拼音起了个笔名“憨豆”，抱歉。：-）另请问详细通信地址。
吴琪（《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永远的长发姑娘，王星一路好走。
曾焱（《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每次一起吃火锅，最后我都会拦着你再喝，你就笑眼弯弯地求，“再要一瓶，就一瓶”。太意外，太不真实。想和你再说一句话，不知该说到了那边少喝一点，还是愿你带上须臾不离的书和音乐，喝得更开心一点……王星，好好走！
苗千（《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对王星的记忆留在了霄云路上的口福居。和陈赛、蒲实我们四人吃涮羊肉。一直吃到只剩我们最后一桌，我还出门给她买了一包烟，然后大家接着聊。那次是给王星送行，她即将因为外交工作远赴重洋，我也在不久之后离开了北京。而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只是通过微信。她给我的最后一条留言是关于我在剑桥酒吧里点的一份fish and chips，依然是轻松且幽默。如今曲终人不见，只剩江上数峰青。
黑麦（《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因为葡萄酒，最近经常有人和我提起王星，我们总会说起她写品酒笔记好认真，每次喝酒她都是最后一个离场的云云。只是今天的坏消息太突然了，我想起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写葡萄酒的文章，一起喝酒的日子，听她讲在勃艮第获勋，听她说旧世界葡萄酒的好，历历在目。
陈赛（《三联生活周刊》同事，前《新知》同事）
第一次遇见王星，是在电话里。那时候我刚到周刊不久，整天做一些很不靠谱的青少年亚文化的题目。有一次好像是做一个关于推理小说的特别报道，我们没题目的时候经常这样侦探、推理、科幻、爱情来回地做，主编让我去跟王星聊一聊，说她也是写推理小说的。她那时候在法国，我不知道她是同事，还一本正经地打了一个越洋采访电话，她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后来才明白她笑里的意思。
第一次见到她，是我母亲生病期间，那时候大部分时间在温州，偶尔回北京开会，可能周二选题会后的一次聚餐。我记得众人中间，只有她举着杯子轻轻对我说，等下次回北京，我们好好喝一杯。我记得她眼中的善意，心下很感激。
后来，苗师傅离开《新知》，我们剩下的几个人找她来接盘，她很惊讶，说我牙还没刷呢。但她很快接手了《新知》，成了我们的领导，全心全意地张罗起这本杂志。很可惜，《新知》的路后来越走越窄，终于维持不下去。她也最终远走留尼汪。记得走前吃了一顿又一顿散伙饭，她总是背着很重很重的帆布包，里面放了厚厚的书，啤酒喝了一瓶又一瓶。
自从她走后，我们很少聊天。一开始同事聚会，还会拍了啤酒和烧烤，发照片问她什么时候回来。渐渐的，聚会少了，照片也不拍了。她上次跟我微信，是问苗千和ChatGPT采访赫拉利，到底哪个是机器问的。
一个朋友说，人这一辈子不论活成什么样，最后都只剩几个片段，还是不太熟悉你的人给你选的。王星，希望我选的这几个片段，你还满意。照片呢，我挑一张热闹点的。愿天堂里有歌有酒，不寂寞。
刘怡（《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对王星的最初印象，是在同事们的口口相传中形成的：关于她的家世，她的外语能力，她的好酒量……但真正和她有直接接触，印象里是在2015年秋天，一个发刊日的晚上。我从美编办公室走到空旷的大堂里抽烟，她坐在暗里，捏着啤酒罐已经喝了一阵。天马行空地聊了一会儿，似乎是关于“二战”中的某段掌故。后来还一起抽了几支烟。
接下来几年就熟一点了。有时会聊到某段史料或者某本书、某位作家，更多时候是周二例会后不期而遇的晚饭。通常是四五个人，啤酒、葡萄酒都喝过。有一年春节前，还组团去了KTV。我好像从来没有向王星正面打听过她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也没有做过自我介绍。默认就知道对方了，也默认可以在一些话题上聊起来。《新知》找我写过一回稿，有时她对我稿子里的某个知识点感兴趣，就顺带聊几句。好像还是开会或者晚餐中途，互相借火的机会多一些。
一些博学、认真的人会给人压力感，王星就不会。虽然我们偶遇时，她经常要别扭地点一下头，表示打招呼。对我来说，她更像是一位18世纪的博物学家，有着单纯的智性热情，思维天马行空，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者目的性。我一度认为，像她这样的人，应该去做更多事，去建立更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但认识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像王星这样的人，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那儿待着，也是挺好的。而且她骨子里，有种真诚的骄傲，可以叫“体面”吧。
2021年春天，王星已经在留尼汪岛，找我借一套和飞机有关的书，说她父亲想看。我刚好有富余的，就送了她一套。两年过去了，2023年春天，书的原作者去世了，现在王星也离开了。钟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风无静树。
陆晶靖（前《新知》同事）
早上收到王星去世的消息，现在依然恍惚。中间点开她微信头像好几次，想再和她隔着时差聊聊。最近一次是她问我潘家园配副眼镜要多少钱。她人在印度洋上的小岛，当然不到这里配眼镜，而且她看那么多书，视力依然好得很。这些细节想必是写小说用的。
12年前春天，我转到生活周刊工作，王星是最早相熟的几个人之一。我是北外校友，是陌生小兄弟，她一开始看我的眼神带着纯真的好奇，像小动物。 王星的眼睛极妩媚，喝多了以后偶尔显出悲伤，但她一会儿肯定又会笑了起来。我知道王星爱面子，就什么都不说。每个星期二开完例会，别的同事早早走了，有几个人就会自动留下，好像等着晚饭。后来人越来越少，因为王星太能喝了，没有谁是她的对手。 我是最后留下的人，每个星期二，要听她说十几二十次“最后一瓶”。这让我感到古怪的亲切：以前也常常和导师喝到最后。我和她喝着同样的酒，偶尔想着不同的事情，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在三联找到了北外，找到了和我一样有着学者梦想但最终没有进那高门的人。我们喝着酒，她常常轻轻咳嗽。咳嗽的人没有这方面的心事，在知识上她简直是太自由了。我们聊些外人很难听懂的话题，我很羡慕她的渊博，而她说，你来了好，周刊总算有了一个会德语的人。这个国家搞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会外语的人太少了。王星啊，你Mozart 的德语发音不对，我从没和你说过，是因为你太懂他了。
有一天王星和我说她学了拉丁语，我说雷立柏你认识吗？我在人大和他上过一阵拉丁语课。她说她拉丁语都学得差不多了，现在开始和雷老师学希腊语了。我就知道我开始接不上她的话了。那会儿我迷恋激进哲学，恨自己不会法语，王星在法国住过多年，还给爱乐杂志翻译过德语，可她对哲学没有什么兴趣。生活周刊的同事经常去国外出差，我想和她一起去德国出个差一定非常有意思。可惜从未成行。我刚认识她的那一期杂志，主题是海德堡大学，苗师傅带着我和王星去燕莎的Paulaner喝了好几大扎。走在马路牙子上他说，她英语特别好，她是王佐良的孙女。王星半骄傲半厌倦地笑笑。后来没成行，几年后我自己去了，没想到那是我和她离德国最近的一次。那几年我们那么单纯，除了喝酒，就是谈论各种知识。
我们谁都嘲讽，可是喝得微醉以后，又争着为他们开脱。喝吧，王星，就再来一瓶吧。你喜欢喝Stella，但大多数时候，你喝大绿棒子，生活是这样吗，连一瓶好酒都不配。我们拿喝白酒的玻璃杯干杯，整个城市在外面逐渐暗下去。你说你去上厕所，可是你朝着餐馆的门走去，我把你拉回来，别走到大马路上去。你好像从来不怕。
你还背着沉重的帆布包吗。你还经常整夜不睡吗。我很感激和你当过几年同事，我们都回家吧。前几天我还在看你翻译的小说，你说你要送我新修订的版本。总有一个周二或者梦里，我们还会相见。
《追忆王星》
王星前天走了。病同刘伶，蓦然而逝。这事来得突然，但其实并不过分意外。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以我对她有限的了解，能如此洒脱解脱，跳过接下来肉身衰朽的几十年，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收梢。只盼最后那一刻，她没有承受太多痛苦。
我和王星很晚才见面，可发生交集的时间却早得多。2001年11月，我一时冲动跑去安贞大厦的周刊编辑部找工作，接手的正好是她去法国后留下来的栏目，坐在她的工位上，用她用过的电脑写稿，写字间歇玩电脑上她安装的游戏。但其实在那之前，通过我们共同的熟人，我和她就已经合译过一本关于葡萄酒的书，虽然直到很多年后，才碰巧知道，介绍人口中另一个“很厉害的译者”，便是王星。
记得在周刊发第一篇稿子，去美编那里帮助找图，商园就说，你和王星很像，都“仙儿仙儿的”。第二天开选题会，得到了主编朱伟的表扬，散会一起走楼梯时，他说，苗炜还真挺厉害，走了个王星，这么快就不知从哪儿找了个能干她那些活的人。后来某次一起坐电梯下楼吃饭时，主编问，你听古典音乐不？我说，基本上一窍不通。主编摇头撇嘴说，这你就不如王星了。
因为这些原因，那段时间我对素未谋面的王星固然好奇，却也存了几分芥蒂：谁愿意当另一个人的平价替代品呢？后来知道她的家世，又添一层隔膜，然后在这隔膜上生出争竞之心——倒要让大家看看，我这么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名之辈，能不能也在三联折腾出个名堂来。之后没多久，和苗师傅吃饭时，他有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王星星可跟我打听你来着，问这个鲁伊是何方神圣。要说当时心里没点儿暗爽，那是假话。
2002年，我去巴黎参加一个活动，差一点就见到了王星。拿着苗炜给的号码给她打电话，传过来的是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那会儿可已经是下午了。虽然我也不是什么早起早睡之辈，第一印象先就不好。聊了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双方都有些尴尬，最后礼貌客套地说，来一趟不容易，还是找机会见面吃个饭，再打电话约。当然，我们谁都没打那个电话。
之后又过了一两年，她和田老师回国探亲，这才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王星星。一张温润如玉的容长脸，一双弯弯的月牙笑眼，说上三两句话就爱掩着嘴轻笑，像是明仕女图里走出来的人。完全和假想里的那个人不同，也跟当时走凌厉风格的我根本不像，心中立时放下了许多芥蒂。加上那时我和她在周刊都算是找到了各自游刃有余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没了非要争个高下的必要性。应该是那一次见面时，我们互加了msn，偶尔聊上两句，交流一下养猫心得。王星的猫叫八斤，是一只说实话真的不算好看、也不怎么亲人的中年大胖白猫。但她很宝贝八斤，去法国时不怕手续麻烦地带了去，多年后又不怕手续麻烦地带回来，一直养到年过廿载寿终正寝。与之相比，我对我的Yogi，就实在是亏欠良多。为了这个缘故，我总觉得，假如王星星成为母亲，她一定会是一个比我更温柔、更有耐心的妈妈。
2006年，我去美国读书，一年后快回来时，老苗很兴奋地在msn上说，王星星也要回来了，咱们的《新知》可以办起来了。
现在想想，从2007年7月到2008年5月的那段时间，真是一段幻梦般的时光。周二开完选题会，国际部和文化部的七八个人通常都会一起出去吃吃喝喝。都说王星好酒，但在我记忆中，她那时喝得并不多，只是手上经常拎着只啤酒罐而已。微醺的她两颊泛红，眼睛格外的亮，话比平时多，也不那么爱捂嘴了。
她有一阵对英伦和欧洲王室族谱纹章很感兴趣，言必道这个玛丽是那个玛丽的姨婆而那个玛丽是另一个玛丽的远房侄孙女云云。我应该还在酒桌上跟她讨论过霍桑爱伦坡和阿婆相互借鉴的蛛丝马迹，比着谁的口头更刻薄。说来也有趣，论性格，其实我比王星要乖僻冷清孤傲得多，而她是跟谁都笑笑的，跟谁都能坐下来把酒言欢。但一聊起文字，她的尖锐程度立时提升，带着最温柔敦厚的笑意，下着最诛心的论断，让我自愧不如。
王星深以她的爷爷和姥爷为傲。去她家里，有时她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讲文字背后的八卦。但我不太爱附和她这方面的话题，主要是因为自卑作祟。我不接茬儿，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换个题目。为此我总觉得，其实王星恐怕也不见得那么爱聊家世。尤其是这两年，我越来越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光环可能带来阴影，荫庇也可能是约束。那些贴在王星身上的标签，年深月久，胶黏层叠，应该也让她深感呼吸不畅吧。无论怎样惊才绝艳，自动便会被人归为家学渊源使然，稍微不如人意，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反倒像我这种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正因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才可以芒鞋破钵随缘化。或许有谬托知己之嫌，但我以为，王星的聪慧，敏感，善良，天真，以及对爱和被爱的渴盼，与她的家世背景其实是有冲突矛盾的。她这么好的一个人，独一无二，根本无需自证，但却似乎一直被自证裹挟，只好向醉乡中寻一隙之息。而让我愧疚的是，因为和她的像与不像，恐怕，我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种裹挟。
2008年最后一天，我成为了母亲。回想起来，这个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的鲁莽决定，便是那年三（？）月份跟一群周刊同事在王星和田老师家里聊天时一念之间做下的。记忆中的一幕特别清晰：我慢慢退向阳台，好离客厅里一帮吞云吐雾高谈阔论的烟鬼们远些，但也就因此不太听得清他们的话。那是一场漫长告别的开始和一段闪亮日子的结束，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
鲁猫猫出生前后，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一件，是田老师的意外受伤。因为当时我负责医药报道，有些人脉，住得离医院也近，就出手帮了些忙。有一个晚上，王星很崩溃，借着酒劲和我说了很多话。这个王星是一个与我平素认识的王星完全不同的人，但却让我觉得魅力四射，无比迷人。可惜的是，第二天，她又变回了原样。后来，她一直从自己的赠刊中分一份，每周装在手写信封里寄给照顾田老师的医生护士，到我2011年来澳洲前都是如此。她的爱或许笨拙，但从不缺。
其实，我们本来还有机会在澳洲见上一面的。忘了是哪一年，王星受邀来阿德莱德采访，日程安排的紧，而且大部分时间在没有手机信号的袋鼠岛，最后一天回城，晚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酒店地址，说，要不要过来喝一杯。那酒店在本地著名的酒吧街上，类似于当年我们写稿到深夜时常去的后海簋街三里屯。但作为鲁猫猫的鲁妈妈，我知道，那样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适合此时此地的我。
这之后，我回过一次国，去三联见了些老友，但王星那天不在。和老苗吃了顿饭，听到些王星的近况，可也没好意思在微信上问她。后来听说她还是跟田老师去了留尼汪，心里还想着，多好。比我好。
因为同在南半球，同是异乡客，又同被老主编朱伟抓壮丁帮他翻译一些古典音乐相关的资料，2019年之后，我和王星在微信上的联系反而多了起来。这任务对于多年负责《爱乐》的王星来说，想必是游刃有余乐在其中，但在我而言，就完全是赶鸭子上架现学现卖，知之为知之，不知谷歌之。好在我自学的几种半吊子语言，和她会的几种语言也还有个互补。我对宗教哲学的兴趣，也比她来得更高。不过有趣的是，我们两个的聊天内容，几乎从不涉及各自替朱伟查找的东西。在我，是下意识的避免和她比竞，想来她也是如此吧。
翻了一下手机上不太全的微信记录，这几年和王星聊的话题，有猫的星座，蜗牛养殖，种瓜种菜，臭豆腐和酱萝卜，可谓毫无“才女气”可言。偶尔聊文化，点也奇怪得很：去年，我在学校听了个另类版的简·奥斯丁歌曲演唱会，听得上头，自告奋勇要给《爱乐》写稿，跟王星说起，她马上就领会到兴奋点所在，反手发了篇相关的文章过来。那感觉甚为奇妙——然而那篇文章，因为犯懒，我终究没有写出来。
王星和我，还有周刊的其他一些故人，当年皆以“什么都能写”和“什么都敢写”出名，一晚上临时赶出篇三五千字的文章不在话下，一个人就敢包下一期特刊。但这些年，就算没有完全放下手中的笔，终究还是越写越慢，越写越少，越写越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其中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因素，一方面仍对写字这件事抱有习惯性的信仰和原则，另一方面却日益陷入意义危机。前几周，王星在朋友圈里纪念爷爷的文字中提到，她有一个大计划，已经在进行中了。我问她，是什么计划？她笑笑说，先保密。我当时就疑心，她是怕自己说出来做不到。反正这几年，我经常是这样的。
但现在看来，其实也都无所谓。文人聊以自慰的立言之不朽，无非虚妄。种种言说，生前便难逃被喧嚣众声扭曲埋没，死后或可幸免少时，但也终归静寂。这一身同为星尘所寄，身死后又同化入星尘，先后而已。最难能可贵的，怕倒是在这来去之间发出的熹微之光，以及被彼此的星光照亮迷醉的那些时刻。仅以此文，纪念我见过的王星，和她释放出的那些独一无二的星光。曾经与你共处一片天空，是我之幸。
孙晓曦（前《新知》同事）
王星离开得十分突然，在遥远的留尼汪。现在这部手机，还留有5年来的聊天记录，那时一起做《新知》时，她热衷于做品酒活动，也喜欢聊海报的创意，星星点点，思维奔逸。那个感性、爱熬夜、思考时眼睛总在视线以下转动、突然发散出某个话题的王星好像还是那么生动。很难想象，3天前我们还在聊天，最后的聊天记录停留在这幅她在车库地面上的涂鸦。
在遥远的留尼汪，王星布置着自己的王国，但愿她之后在天堂，也有美酒和文学陪伴。
王如非（前《新知》同事）
昨晚两瓶啤酒过后人就昏了，一般人酒量就是时大时小的，不会像她那样。
我记得第一次见她倒没有喝酒，是我刚实习的时候，在办公室碰见她，她笑盈盈地问，你是谁呀。她不笑的时候就有笑的样子，笑起来，连旁边桌子板凳都变得松快。我本来还在紧张她会不会发现我是给生活圆桌投稿被拒过的，即便看到她不紧张了，但还是打定主意瞒下去，现在竟然成功了。
她主持《新知》的时候，每期会找我写篇小稿子，一般是命题作文，我只会写命题作文。交了也不敢问她满不满意，但每次她都还是会笑盈盈地问我约下一篇，并给我新出的杂志，我就当还算及格。但那已近尾声，后来稿子不用再写了，外面越来越热闹，她去了一个不用关心这种热闹的地方。只是没想到是永远都不用关心了。
反复掰指头算，竟然十年了。我初见王星，以为她不过二十八九岁，现在十年过去，我总觉得她也没有老。她好像从来没有老过。
傅婷婷（前《新知》同事）
您去岛上后，我总觉得您还在我身边。
能在离开学校后，就遇到您这样的主编，是我之幸，一辈子都不会忘。在你手下做任何一件事都有趣。想起和你相处的很多个晚上，太多记忆，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今天一天都在恍惚之中，我多想你，常想等你回来，请你吃你爱吃的螃蟹，已留出专用饭资。有几本书我说难啃，你说给你留着，我也包起来等你回来。我始终记得某个夜晚，你和《新知》作者王冬菊与我吃饭饮酒时，你的样子，你对我说的话。后来不在一起做事了，你周二来办公室，给我送来点心，我明白你是知我孤独。还有很多很多，在我的三个手机里，电脑里，心里。
我翻看到你最近发来一段视频，是你在放飞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在其中寻找你。今天《新知》作者董楠和我说“和故去的朋友，依然可以做彼此的星辰，遥遥辉映，大概是这样的吧”。你是星辰。你多有趣呀，看到我的文字，你会说什么呢？你会用笑盈盈且俏皮眼神看着我说：“好啦，现在先把东西收拾下，然后把自己运到床上去。”
想和你说的话太多太多，这里无法承载了。
2023年4月20日午夜
丘濂（《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一整天都在错愕之中。
王星姐是周刊的前辈，我2010年入职的时候就是传奇一般的存在了，但直到2019年她快要去留尼汪之前，才有了一些交集。
那年夏天，我要写关于火锅的美食报道。一次同事的饭局上，和她提起来北京火锅除了涮羊肉之外，还有一种是全熟或者半熟食材的热锅，清宫档案里有记载，但是遍寻不到。她马上说，这在北京有人做啊，于是介绍我认识了聚德楼的甄师傅，全北京大概只有他在复原那道“菊花炉肉热锅”。我这才知道，美酒之外，美食也是她的一大爱好。而她的兴趣太广了，就像老主编所说的，犄角旮旯的事儿问她全知道。我和她聊猫聊小动物聊美食，只不过是她各种涉猎的冰山一角。
然后发现我们住得不远。后来还约过饭，是在刚刚开业很火的谭鸭血。那天我去延庆采访，和她说要很晚才能回来。她说不着急，早早就先去占座了。“我在图书馆也是看书”“我有一大本书要看呢”“万一赶上我不在座位上，找啤酒和印度。”有酒和书相伴，在哪里都无所谓，这很是她的风格。
翻看聊天记录，2019年9月16日我们在聚德楼一起吃过一次告别的饭，她9月18日一早飞往留尼汪，在迪拜的中转时候还报了声平安，意思是并没有因为酒喝大了误了飞机。
我知道她走之前和很多人吃了很多告别的饭。因为签证卡着，送行的大酒喝了三个多月。现在回忆起来，那整个夏天，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安排的一场漫长的告别。
吴丽玮（《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记忆最深刻的是好多年前单位年底的聚餐，王星姐姐穿着红色旗袍，手里举着红酒跟人碰来碰去，高媛姐像介绍自己闺女似的，自豪地对我说道，“王星，外交官的太太。”她眼神里的一丝羞怯和更多潇洒，有那个时代的三联的印记。
潇洒的长发姐姐，一路走好。
葛维樱（《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雕刻时光里只有你点了一瓶科罗纳哦。
李翊（《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进三联的时候，王星姐姐是文化部的前辈，也是风一样的存在。家学渊源，喝酒的时候颇有侠女风范。后面人事更迭，很少跟老同事联系。今天突然听到她离世的消息，太震惊了！虽然私交甚少，还是要说一句，王星姐姐走好。
熊阿姨（《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在编辑部时跟王星姐不熟，偶尔见面打招呼，反而是这几年在微信上常有互动。聊天记录只剩下两次对话，一次是她发来火龙果花，起因是我朋友圈讲去植物园看巨魔芋开花非常失望；一次是我讲不该放弃统计开放后感染数量，她发给我岛上的新冠数据统计，闲聊了几句。
“来我们这”“这边岛上”，她每次都这么说。
中午听到噩耗，终于搜了“岛”到底在哪里：法属留尼汪岛，在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中间，从北京起飞，要花48个小时、中转两次才能抵达。原来这里这么远，过去三年，无法往来，不知道她会不会感觉孤独。几年前我们一群人喝过一次酒，还约着下次再聚，当时以为人和人的关系总能藕断丝连。
王星姐姐天上见。
石鸣（《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好难过好难过
不知道说什么
在周刊给我带来过无限温暖和信心的人
就这么走了
宁愿不知道这个消息
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
明天天亮以后你还在留尼汪明媚的阳光下眯眼笑着
举一杯酒
当初为什么没有抓住机会和你再多喝几杯
恸哭
安妮（《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王星是我还没见过面但什么都聊的朋友，还没有一起吃过奇怪的料理，没有一起喝过酒。这些事项就留给天堂吧。
朱步冲（《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今天是沉痛的一天，四月是残酷的。
马戎戎（《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王星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晚上的梦。我梦见离开三联后十余年的岁月，就像在爬一座高山，山高路险，一路盘山而上。第二天醒来，看朋友圈，王小峰说：“王星走了......”
我不敢细问她是为什么去世的，这些年见多了人世无常。盛世里，多的是锦绣堆，也多的是诡事录。悲伤之余，只觉得，她还太年轻......
我进三联比王星晚，她是我的前辈。她外语专业出身，擅写欧风美雨，我们可以从她的文章中看到英文版本的“茴字有多少种写法”。但她的为人，却完全符合中式规范的“温润如玉”；她好酒，好玩，好这世间一切有趣的、美的东西，又带了些许的魏晋风。我记得有一年，单位年会，她穿了一身红色的旗袍，一个一个地依次敬酒；又记得，我们偶有交集时，私下聊天，她永远拿那双弯弯的笑眼看着你，永远等你先说完话再发表意见，意见不同时，永远是戏谑式的调侃，而不是尖锐的批评与反驳。她的语气，永远是受宠的小女孩那样甜蜜的，半撒娇式的。她也是爱热闹的，有一次年会散了，一小撮人意犹未尽，要找地方去唱歌，她便要跟着我们去，去了，她不唱歌，只喝酒，乐呵呵地给我们喝彩。没几首歌，她已经酣然，大家就叫了车送她回去。
她先生是外交官，几年前，她随先生了去了法属留尼汪。听说她走之前，请大家吃饭，又是一个一个地依次敬酒。她过世后，有同事回想起来，觉得她像是预感到此一去会是永诀，可是我想，那只不过是她慧质灵心，早早认识到，这世间的一切不过是因缘聚会，聚有时，散有时，所以，特别要在有缘相聚的时候，好好地向每一个人道别。
近年来常想起十余年前的三联。当年的三联，完全不像一个“单位”，更像是一个文艺青年联合在一起的部落。不用打卡，交稿就行，因此也几乎没有办公室政治。同事们无一俗物，都有个性，有趣，有某一领域的“超能力”。同事们之间，最令人羡慕的是有见识，对某个领域有见地，而不是车子房子。我后来辗转过数个平台，却从未再有一平台有这样的气氛。那时三联的人都以“坏脾气”著称。这“坏脾气”让我在后来的职场上吃了很多苦。但我依然为此骄傲。
王星，是我认识的三联同事里第一个走的......她的走像一记岁月的钟声，提醒我们，人生已进入下半场。其实，当年在三联，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发生，但现在想起来，都不重要了。岁月像滤镜，帮我们滤掉了那些枝枝节节，只留下最美丽的颜色、形状和声音。
杨璐（《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我写故宫封面的时候，到书画部采访。那时故宫的书画展已经要排队数小时了。采访对象讲起王星，说感谢她，在武英殿书画展还没有被公众注意的时候，王星就开始报道了。王星爱喝酒，她因为外交工作驻外之后，有一次我还跟黑麦说，王星要是在外交酒会上拉着来宾们喝一夜怎么办？黑麦说，王星到那儿，啤酒都得涨价。今天看曾焱姐发的，特别伤心。真的，不知道对天上的王星说，少喝一点吧，还是说这回可以尽情喝了。
徐菁菁（《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2010年初我还是周刊的实习生，主编叫我一起去郊区开年会。实习生只有我一个，我和谁都不熟，住宿分房的时候，高媛老师说，你和王星住吧。记得我在房间里看到她，披一头细卷的长发，夹一直细长的香烟，眉眼弯弯的笑。我当时说，这个姐姐看着有点不真实，像仕女图上的人。
下午非常突然地听说了这个消息。愿你在另一个世界也有音乐和美酒。
周刊最后一页的“个人问题”一直是王星在管，后来辗转几次给了我，她去管《新知》了，再后来，她就去岛上了。有一回她跟我聊起蜗牛，说小院儿里来了两只蜗牛，是超过十公分大的非洲大品种，玳瑁色，一对尤物，可惜这玩意不能吃。那段时间她总看蜗牛玩，心想这俩是天作之合，后来一查，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她又开始琢磨着谁能先被“掰弯”，直到终于拍下一段耗时六小时的蜗牛“禁片”。
虽然她是前辈，比我长十几岁，但她说话总像个小女孩，现实中是，微信里打字也是。她喜欢打个括号，把自己的os 写出来，再加几个emoji，你一下就能想象出她在你面前说话的样子。低头弯着眉眼，娇媚地看着你。她的帆布包里总背着好多书，有时会有还没拆塑料皮的新书，可她这方面就有些“笨”了，每次都是娇媚地望着你把书递给你，“撕不开”。就像她娇媚地看着你说“再来一瓶，就一瓶”。
我跟王星姐的交集不算多，但总有些记忆碎片。每次看她稿子，我都打心里觉得惭愧，她怎么什么都知道，怎么做到密度如此大，这得看多少书才写得出来啊。
蜗牛对话又过了些天， 她发来个word，写了这段蜗牛的爱情。她说现在犯懒很少写小短文了，整天沉迷于猫猫狗狗还有蜗牛的世界，她在那边还有一只兔子、一只猫和两只龟。那篇《蜗牛的爱情》发在前年的一期“个人问题”里，可能是她留在周刊上最后的文字，她给自己署名法属留尼汪赵小帅。
我的星姐走了。没有她我不会来三联。我只是一个给生活圆桌投稿的孩子，我说要见她，她真的见我。她家楼下一个大排档，她点啤酒喝，那时我还不太喝酒，只陪了一瓶，“那我再来一瓶”。转眼十年了。我的星姐却没了。今晚喝一瓶啤酒。
王海燕（《三联生活周刊》同事）
昨天中午在朋友圈看到关于王星老师的消息特别震惊，去问刘怡，她哪年的。刘怡说，印象中80左右吧。后来看张雷写的，其实是74。
17年才到周刊，跟王星老师几乎没什么交集，只知道是文化部的前辈，在办公室里和聚会上见过几次，好像都是背着帆布包，来去匆匆。甚至有一两次，手里捏着啤酒罐。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聚会，大家会说，又是王星跟谁谁喝到了最后。
此外就是做新媒体后，因为发爱乐的稿子，很短暂有过几次交集（其中一次还有些乌龙），她用表情包用得很年轻，像00后，所以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她其实跟我不是一代人。按理说，王星老师写的稿子，都是些洋气飘飘、见多识广的稿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给我的零星印象，却是和周刊办公室没有装修时的感觉连在一起的，就是杂乱无章灰头土脸的普通格子间里，一群人热火朝天地码字，又快乐又痛苦，吵吵嚷嚷。
我当然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纯属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象性印象。实际上，我来周刊之前知道这本杂志好像挺有名，但没看过，求职没回音，灵机一动去微博上给李大人发私信，连李大人是谁都是现场百度出来的。我那时只是想找个正儿八经的地方做社会报道。
来周刊后，渐渐发现，这里有各种风格迥异的同事，不光个性迥异，连才华、趣味、作品风格都是迥异的，完全打破了我对一个公共媒体的固有认知，那时看到那些因稀奇而刁钻的个人志趣而变成的选题，常有惊奇，“还能这样？牛逼啊！”
在这里多呆了几年，这种惊奇逐渐消散。昨天看老主编写的王星，是我们年轻人不认识的王星，但好像又很熟悉；知道了她完全是另外一种写字的人，并觉得，当媒体上这样写字的人越来越少时，真遗憾啊。
谢衡（《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今天很忙，听说了以后，在每一个空下来的时间都恍神
翻出来五年前的朋友圈，庆幸当时记下了那么“你”的一句话
你那么好啊，那么可爱那么美
谢驭飞（朋友）
就这么突然走了，还记得她去留尼汪之前，我们几个一起在三元桥喝的那顿酒。朱老师说的好，尽兴而去……
李峥（《爱乐》同事）
我：“摩斯前传第九季三集连着看比较好，情节前后联系很紧密……最后一集还是蛮伤感的/:8*”
你：“说得我不敢看了…好的长寿剧终结时总是特别让人伤感/::<” “听你说过后，我拉进度条看摩斯3的时候见那些熟脸都有点伤感………”
我现在把摩斯前传的最后一段台词打给你看，就不打中文的了，因为不是太准确，反正英文的你可以当中文来看，再配一张剧照吧，是剧集结束前的镜头之一：
Our revels now are ended. These our actors, as I foretold you, were all spirits and are melted into air… into thin air. And, like the baseless fabric of this vision, the cloud-capp’d towers, the gorgeous palaces, the great globe itself, Ye, all which it inherit, shall dissolve. And, like this insubstantial pageant faded, leave not a rack behind. We are such stuff as dreams as made on… and our little life is rounded with a sleep.
南希（《爱乐》同事）
Adieu
罗维（《爱乐》朋友）
#念好友“不曾相遇的星”
从此成为永久的隐痛
是你我商榷的见面日期
你可知今日纽约是多云的清晨
我起身
穿上长长的黑色外衣
徘徊着
在你传来的
最后那条温热简讯前
直到无法再辨认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体
哈德逊河
沉默依旧
康宁（《爱乐》朋友）
七年负五载，星火入番澜。酒尽分杯去，唯逢广宇间。
罗文（《爱乐》朋友）
我和她喝完酒从新南门顺河走到了四中成都风平的夜里，沉闷的路灯下，树枝龇牙咧嘴的倒映在红墙。一只猫从小区里窜了出来，对视着我们，王星说 ：嘿，星使 ，我带你回宇宙的家。
去留尼旺前，在她楼下吃了她说的北京第一好吃的涮羊肉，我吃，她乐呵呵坐桌边开了4 瓶燕京，然后酒瓶记不住又多了好多。直到七荤八素，扶墙爬进她家。
一进门，惊呆了。家里的绿箩，在我眼里前所未闻的极其张狂的顺着墙根爬满整个房子。像极了喝多了的她 ，满脑子皮皮长袜子的奇幻女孩。
王星 永别了 ！
希能我也能找到留尼旺般有星使的天堂。
朱军（《爱乐》朋友）
人生只是不断地失去，而真正让我心碎的，是当一颗有趣灵魂远走而自己不但无力挽留，更来不及好好道别。
蔡华（三联生活传媒同事）
还没到贵刊工作的时候就看过王星的文章，来了松果之后，经常很多和红酒相关的活动，都有和她打过交道，早就听说她是大才女，名门之后，爷爷是著名的翻译家王佐良，姥爷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她爱好广泛，尤其是酒的知识，凡是不懂的问她就行。可惜刚熟络起来她就随外交官先生外派去了留尼汪，看她这么喜欢热闹的人，憋在个小岛上，研究西红柿炒鸡蛋有多少种吃法，以及观察蝴蝶和蜗牛，心想热爱生活的人，在哪里都不会寂寞。可惜了，这么年轻，天妒英才，终于化作一颗星星，回归天上了。
殷佳婷（三联生活传媒同事）
在送行酒时约好，等她从岛上回来再续酒约，如今，这个约是再也续不上了。
愿王星在另一个世界安好，永远手中有书，手边有酒。
董璐（《三联生活周刊》前同事）
我还在等你回来喝酒
你却走了
离家那么远
该是多么的孤单
那些什么都不说
默默对坐喝酒的日子
好像就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