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里的夕阳舞厅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编辑 彭玮

实习生 贾芳 巫濛晰 施展

下午一点钟，60岁的王永强坐在新梦舞厅门口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东张西望，扭头和进来的人打招呼。来舞厅跳舞的人都是老面孔，他都认识。

上个世纪90年代，王永强开始混迹在这个舞厅。他说，那时候的舞厅，音乐要比现在的好听，女人比现在的年轻，漂亮，舞也跳得好。当时的王永强，舞伴一个接一个地换。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七八个彩色灯球在邓丽君的《又见炊烟》里缓缓转动，紫色、红色、绿色、黄色的光柱闪烁流动，像一支万花筒，洒在舞池里男男女女的身上。

男人们大多带着保温杯，像王永强一样，头发稀疏，灰白，大腹便便。女人们年逾五十，多数烫着泡面卷发，眉毛细细弯弯，眼线是乌青的，下身有穿超短裙配长筒丝袜的、有穿瑜伽服运动裤的、有穿蕾丝长裙的。不跳的时候，女人们就找个空椅子坐下，双手交叉，搁腿上，又侧身望向舞池。

舞厅里，一曲终，人流散去。几秒后，换下一曲儿，人又聚过来。音浪高低起伏，像在述说他们从青年到暮年的人生。这里是城市的另一面，像胶片的底面，翻过来，才能看清它的样子。

55岁的白玺独自坐在四人一排的牛皮沙发上，左边的两个椅子上散落着换下的衣物，右边椅子上依着一个扁塌的买菜布袋。她一头短发，一袭黑色薄裙，脖子和裙边镶着蕾丝，脚上一双黑色粗跟皮鞋。影影绰绰的灯光下，眉眼模糊。

她端坐在那里，身形纤细，双手相叠，落在交错的膝头，微笑着看向舞池，直到舞池里的人跳完一整曲。

舞池中央的人还没来得及散去，又响起下一首。54岁的王惠玟朝白玺走来，她俩平时一块儿跳广场舞。4月13号那天是疫情放开后，她们第一次到新梦舞厅。

王惠玟端起桌子上粉色的保温杯，喝了口水，“吃伐消，忒热了”。她撇着嘴，向白玺摇摇头，又俯身附耳对她说了几句。水还没喝几口，王惠玟听着音乐响起，又摆动起腰肢，“喔唷伦巴，个么要跳额。”说着又踩上了舞池的木地板，拉着刚才舞伴的手，几个转身和利落的回头后，消失在舞池中。

下一曲开始前，一个身形高挑，戴着边框眼镜的男人向白玺走来，“一道跳舞伐？”他微躬侧身，向白玺伸出右手。灯光照进白玺的眼瞳，眼珠像一颗五彩斑斓的玻璃球。她抿嘴微微笑着，点点头，放上了自己的左手。

白玺从前是团员，厂里的团支部曾经组织员工学过跳舞。她学得很快，简单的步子都会跳。结婚之前，她也会在天气好的周末，去舞厅里跳上一两支。

左手扶肩，头向后仰，先踮右脚，后退左脚，松手，旋转一周，上手搭肩，白玺胸前的琥珀项链扬起又落下。

在一圈圈的舞步里，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舞场。那时候，男士西装革履，穿皮鞋戴礼帽，女士苗条靓丽，鞋跟又高又细。男为绅士，女为淑女，不论是伦巴还是恰恰舞，都能在百乐门的木地板上起舞。现场的乐队吹着萨克斯，拉着手风琴伴奏，有木地板和水晶灯，有黑色领结和白色手套，有女人的香水和男人的香烟。

旋转，留头（注：指身体开始转动，头仍保持在原来的位置），点地。等白玺回过神来时，一曲已经结束。舞伴解开衬衫的第一个扣子，将白玺送回座位。白玺落座后交叠起双腿，额头上浮着汗珠，她又用手来回呼扇着，目光仍停留在舞池那边。看着看着，她摇了摇头。疫情三年后的舞场一如既往地热闹，自己的舞姿却不如以往优雅了。

下午一点半，舞池里的人越来越多，摩肩接踵。灯光越来越绚烂，“你你你，燃烧的疯狂”，音乐声越来越强。王永强仍旧跷腿坐在凳子上，目光像扫描仪一样一遍遍扫过舞池里流动的人。

“你看那个男人，抢了女人风头。”王永强指着一对正在跳交谊舞的男女。男人看上去60多岁，穿一件白色紧身V领拉丁舞服，下身穿件黑色喇叭裤；女人50岁左右，穿一件白色紧身T恤和一件伦巴半身大摆裙。男人昂首挺胸，在前面领，女人在后面跟着跳。

“男人要做绿叶，女人是鲜花，对伐？”王永强哼了一声。

“他的两个小孩都在国外，没事就来舞厅玩玩。”王永强又指着一个从舞池退出来的男人说。“退休了没事都在那瞎跳。”这个男人60多岁，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跳舞节奏总是错的，王永强经常笑他。

一个穿蓝灰色polo衫男人从王永强身边路过，冲他笑，又吼一嗓子：“过去跳啦！”王永强摇头，男人是从机关退休的，“有钱嘛，就撒一点。”

他说，这里便宜，在上海就是穷人碰头的地方。花小钱，求大利。“你到个咖啡馆一坐，一次的话要几百，对伐？”王永强冲男人说，男人从黑色布袋里掏出两个橘子，递给他。

“这个才几块钱，半天混过去了，混好了去旁边菜场里买菜，回去做饭吃，时间刚好，对伐？”他边说边剥开橘子，扔几瓣进嘴里。

舞厅的灯光忽明忽暗，灯光倾泻下来，打在他脸上，他脸庞也跟着变色，红的紫的。王永强身高1米79，穿件米黄色的风衣，里面搭件黑色polo衫，下面同是米黄色的西裤，脚蹬藏蓝色皮鞋，手腕上戴着一块镶钻的表，左手戴一枚蓝宝石戒指。之所以戴在无名指上，他说是想向那些想邀他跳舞的女人营造他有家庭的假象。

又一首舞曲结束，张健从王永强身旁绕过，走到舞池边上，回头望向四周的红色皮沙发。接着走到一个年轻女孩面前，俯身做了个邀请的姿势。他个子1米6左右，穿一件白底蓝色竖条纹衬衣，黑色西裤，白色运动鞋。

女孩答应了。两人步入舞池，音乐一出来，张健立马找到节拍，两脚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变换舞步。舞伴不会时，他嘴里喊着节拍，“一二三四，左右左右”。

从中午进入舞厅，张健没有休息过，几个小时连着跳。

张健今年61岁，是一名大学老师。碍于身份，他从不跟同事讲去舞厅的事。

他的祖籍在上海，上个世纪50年代，父母在苏北干校毕业后，分配到江苏。于是张健在江苏出生，读中学、大学和研究生，后来又在上海读博士，毕业后留沪。他会讲一点上海话，但有一点夹生，不地道。

大学时期，没有跳交谊舞的，都是跳十六步的集体舞。学校没有舞厅，就在食堂里，桌子椅子往边上一挪，就变成舞厅了。其他同学去谈恋爱了，张健没地方去，就跑去跳舞。他看别人亲密接触，心里羡慕，想和异性接触，又怯。

第一次去的时候，张健不敢进舞池，一支舞都没跳，只是看。毕业以后，他自学跳舞。早上起来，跟着电视上跳跳，再去上班。没有舞伴，就在家里面随便转一转。

读博士时，学校里有个工会舞厅。一到周末，跳舞的都是学生和老师，几十个人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跳。一周开放三天，一次跳两个小时。“跳舞都是调味剂，也不是主餐。”张健说，自己跳舞不是去找艳遇的，主要是锻炼身体，放松。“迪斯科跳一跳，出出汗，全身血管啊，心脏啊，肌肉啊，关节啊，都运动起来了，人处于一种兴奋、愉悦的状态。”

有了家庭，他就很少出去跳了。用手机播放舞曲，在客厅里一个人跳半小时或一小时。3月底，张健在网上搜附近的舞厅，没几家。上海很多地方的舞厅都关掉了，适合老年人的不多。

4月初，张健到家附近的舞厅去看了一下。那边是跳标准舞的，华尔兹、慢四，有固定的舞搭子，还有老师教。动作不仅要跳得好，还要到位，才有美感，他坐在边上看了一下午。

那次后他就知道，那个舞厅不适合他，不会再去了。他说，跳舞，只要能转起来，节奏差不多，就好了。他还听人说，在别的舞厅，跳一支舞要给舞伴钱的。

新梦舞厅便宜，“就算跳错了，也不会有人来问你”。第一次到那里，张健先观察，一看，老年人比较多，就知道这地方肯定是老年人健身的多。之后他一周去一次，“总要忙家里面的事的。特别是一些女同志，如果做了奶奶，都要忙着接孙子。”

跳了几次，张健买了会员卡，可以优惠两块钱。不过，他只跳下午场，他觉得晚上是留给“过夜生活的人、有目的的人”。

王永强也只去下午场。那里的每一首舞曲，他都熟悉。几首过去，他继续用同样的姿势坐在那里，伴着旋律，点头，哼唱，望着舞池里的男男女女。

舞厅里的轶事，王永强都清楚。根据他的观察，“在舞厅里，夫妻很少。”也有夫妻一起来的，但都是各自找舞伴。

王永强指着一个站在舞池边的男人，“他老婆也在这里，跟别的男人跳，还说自己的老公是她哥哥。”王永强摇了摇头说，“这男人，你说傻不傻。”

话音刚落，舞池的一角突然骚动起来。王永强循声走过去，只见两个男人打起架来。因为抢同一个位子给舞伴，一个抓另一个的头发，另一个抓这个的衣领，旁人都过去劝，几个人拉一个，才散开。两个男人王永强都认识，不知道劝谁拉谁，“这岁数打架，气死都是正常的。”王永强当他们是笑话。

他回到座位上。“你看他，”王永强眼神指向一个穿蓝色条纹衬衣的男人，“是给舞厅做下水道的，他每天来这里，其实很想跳，却找不到跳舞的女人。”男人一直在舞池外圈徘徊，又回头看看坐在椅子上的女人们，伸了个懒腰，走开了。“没人跟他跳，他胆儿小啊。很多男人没用。”

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挽着一个光头男人走过来，女人50来岁，男人60多岁，冲王永强笑了笑，离开了舞厅。“这一对儿，是我们撮合的。男的离了婚，女的婚姻有问题，也想找男人。”王永强说，他就牵个线，接下来靠男人自己，“再不会，这样笨的男人，还出来混什么？”

在舞厅里，爱情依然是老人们期待的事物。

“这个就是大熔炉，大森林什么鸟都有，人都有需求，对伐？”但他说，有很多人是愚蠢的，以为能在这里碰到自己命中注定的人。

在这个舞厅，王永强每年都会看到有人倒在舞池里。今年2月，有个80来岁的老头，跳着跳着，忽然倒下，“哐当”一声。跳舞的人们停下来，只见这人横在地上。所有人都喊，快点快点，打120。救护车到场，他们才知道老人是心肌梗塞，看着他被拉走了。

王永强说，舞厅里的这批老人应该是最后一批了，再年轻一点的人都会上网的，玩法更多了，不会到这样的舞厅来。虽然有些外地年轻一点的人来，但人不多，成不了气候。

他见证舞厅换了几个老板，以前的老板吃了官司，逃掉了。他听现在的老板说，一个月营业额也就10万，赚不了钱。

疫情后，白玺曾一度以为这家舞厅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无法再次开业，见着票价从一开始的6元到8元，再到如今的10元。

王惠玟觉得即使老板抬高票价，舞厅的生计也岌岌可危。“白天的KTV和舞厅，”她说，“只有像我们这样的老阿姨才会来，年轻的小姑娘不会过来的。”在她看来，来这儿的客人不过是一些退休工人和迷茫的外地人。

她有些斜视，扶着眼镜，在舞厅微弱的灯光下，盯牢舞池里的人说：“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本地人，谁不是。有种人嘛，跳伐跳伐就寻到本地男人了也有可能的。年轻的男人哦，有穿得和‘小K’一样额，一般是骗阿拉老阿姨的钞票额。”

有时候，他们站在一起，邀请她跳舞，“跳完倒跟阿拉讲要收费二十块一次。”王惠玟皱起眉头摆了摆手，又说了一次：“这就是骗钞票，晓得伐？”

停顿了一会儿，王惠玟又挑起话头，“我是不会去和小年轻跳的。”平日里，她和微信群里的姐妹们约好跳舞，也不和家里人说。中午吃过饭，洗好碗就来了，路过弄堂里的熟人，也只会在弄堂口里喊一声“我去散散步噢”或者“带点菜回来”。

跳舞在王惠玟的眼里，并不是一项“纯粹”的运动。她年轻的时候忙着赶工，生小孩，照顾家庭，从来没时间跳舞。她觉得这种“随随便便跳几步舞”的地方，往往容易发展出舞伴之外的关系。所以她从不声张外出跳舞，更是确保自家老头子不知道有跳舞的地方。

有几次，王惠玟撞见有女人到舞厅里来抓“小三”，对着丈夫的舞伴拳脚相加，对着成天泡在舞厅里的丈夫破口大骂。她心里清楚，尽管大家都说来锻炼身体，但实际上都是来社交的，素质高一点的人会认真跳舞，素质低一点的会上下其手，尤其是跳三步舞的时候，肢体接触会比较多。

这类曲子舒缓，场地的灯光调得昏暗，有些“老不正经”就会借此机会“搞暧昧”，跳舞本来就面对面，再加上一些肢体接触，“甚至香嘴巴的都有”。王惠玟瞪着眼睛，又咂了咂嘴。

她一般自己不会跳三步舞，如果有人邀请，她会注意分寸，一旦男人的手伸向了不该碰的地方，她一掌就拍掉了。

“我不怎么来（舞厅）的，跳舞也没什么好跳的”，王惠玟赶紧强调。

舒缓的音乐响起，室内的灯光逐渐昏暗起来，接下来就是三步舞曲了。

一位穿皮夹克的男士走近王惠玟，弯腰拿起桌上的橘子，随即转身离开。他走回自己的座位上，拿起保温杯喝水。刚跳完舞，他穿上外套，在靠近出口的位置休息。

王惠玟的目光一直锁定在男人的身上，直到他转过身走远，才收回目光。

王惠玟和白玺都有老伴，孩子也都各自成了家，平时工作繁忙，一般不回娘家吃饭。平日，王惠玟会和白玺一起跳广场舞，或者唱唱KTV。那天两人正好聊起跳舞，白玺说好久没有去舞厅了，王惠玟便带着她来家附近的新梦舞厅看看。

白玺说，广场舞要动脑子记动作，每次编舞都不一样，很难的。她每天六点半就起来跳广场舞。“但是舞厅这个舞不算什么，大家都会跳。”末了还补一句，“而且都跳得不好，乱糟糟的”。

一个月30天，王永强有20天都泡在这个舞厅里，偶尔也去百乐门那边的高档舞厅。他把这里当个茶馆，找人吹吹聊聊，消磨时间。“人的生活是很孤独的。有文化的人在家里看书写字，没文化的怎么办？时间怎么打发的？”

他坐在那里，只看别人跳。早年他也跳，后来舞伴不来了。有女人找他一起跳，他不去，女人骂骂咧咧，“你来这里不跳舞，死过来干嘛？”他把之前舞伴的照片找出来，给女人看，说，“我有女人。”

王永强离过婚，前妻以前是中学老师，后来被人骗去吸毒，进了监狱，花光了他一套房的钱。把前妻弄出来后，他觉得自己仁至义尽了，夫妻情分也尽了。

在舞厅，王永强也认识交往了几个女朋友，都是舞伴。他的交友准则是，不欺骗对方，不破坏人家的家庭。男人好面子，要找漂亮的。舞池里的那些女人，他瞧不上，就自己约着舞伴，去那里跳。现在老了，他对舞伴的要求更高了。之前的舞伴，有的出国了，有的搬家了，很难再聚。

之前，有一个女人跟他关系好，是从公司退下来的财务总监。后来女人看他舞伴多，不开心了，故意找其他男人跳。王永强也不开心了，就结束了这段关系。此后，两个人一个上午去舞厅，一个下午去，故意错开不碰头。

王永强理解的爱情是“以心换心”。在舞厅这个小江湖里，上了岁数的人不看重钱，讲的是谈吐幽默，三观合得来。他说，你眼睛睁得再大也没用，人要来自然就来了。

女伴换了一个又一个，王永强最后还是一个人。他说小时候算过卦，是和尚命。他一个战友，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也一辈子没结婚，没找过女人，他说和他一样是和尚命。但是他和战友有点不一样，他说自己是花和尚。

老了，王永强依然喜欢到舞厅消遣，跟人“一跳舞就知道合不合拍”，但他也有些跳不动了。生理需求也降到“冰点”，他需要的不再是激情，而是能够一起交流的人。

他每月有7000多退休金，要省着用，自己少花点没关系，有时要给喜欢的女人买东西，带她们出去旅游，得大方点，自己花100，给对方得1000。

上世纪80年代，王永强认识一个开铝合金店的朋友，三家店，每个月赚30万。老板娘高兴，在家里洗澡的时候，煤气中毒死掉了。这事儿对王永强触动很大，“钱多得有命花，对伐？最后还是光着屁股走了。”

直到下午三点一刻，迪斯科的音乐响起，王永强才起身，脱掉外套，径直走向舞池，跟着音乐节奏，踮起脚尖，扭动身体，挥动双手。

跳了半小时，王永强从舞池退出来，披上外套，喝了一口咖啡饮料。和其他带着保温杯到舞厅的老人不一样，他只带瓶装饮料。在舞厅待几个小时，咖啡喝光，瓶子一扔，省事儿。

现在在这个舞厅，他最期待的是周末，有个男人会带着最顶级的咖啡来舞厅，分给大伙。王永强喜欢那满嘴满牙的香味儿，喝完这咖啡，再去喝其他的，就跟白开水一样。

张健也不带保温杯，渴了就在外面买瓶水喝。在舞厅里，他没有固定的舞伴。他说，有的话，也劳神；家里人也会有想法。

每次去舞厅，他跟家人说，今天出去斗舞去。跳迪斯科的时候，可以自由发挥的。出身汗，跳到自己开心就行了。

舞厅地方小，容不得做太多复杂的动作。比如跳快三，有时一起向外，再一起向内，或者做一个旋转，啪，交给下一个舞伴，再转圈，啪，交给另外一个舞伴。不熟悉的话，两个人跳容易踩脚、跌倒、失衡，容易出洋相。

邀约他人共舞，张健经常被拒绝，他也想得开，“因为不是来寻刺激，找艳遇的。被拒绝的话，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舞蹈动作。”

家人都知道张健喜欢跳舞，他女儿也喜欢跳，爵士舞，花钱学的。他不带妻子一起跳，说放不开，不如跟外面的人跳。服装也不讲究，干净整洁就行。有些跳迪斯科的，穿得野一点的，穿得像牛仔或海军陆战队队员。有些要跳花样的，会自己带舞鞋和服装。

张健只去像新梦这样“属于老百姓的舞厅”。“像到百乐门那种很高端的舞厅，你穿着像下里巴人那肯定是不行的。”他没有去过，只听说那边都是上海小K跳舞的地方，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音乐。

下午场的最后一首歌响起，王永强跟着唱起来，“人生都有不容易，风风雨雨都要经历。”

上世纪90年代，他有了一个女儿，自己不带，扔给丈母娘，生活费一付就是五年十年的，一个月过去和女儿吃顿饭。

女儿大了，也没住一起。他想给女儿介绍家底好一点的男朋友，一个是他同学家的儿子，住着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开了6家公司。还有一个以前是检察官，在浦东有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

他跟女儿说，这种家庭，你嫁过去就不愁了。但女儿非要喜欢一个“穷小子”，这个“穷小子”本来是做生意的，失败了，待家里吃吃喝喝。他又跟女儿说，你找这个男的没钱，你将来要苦的。女儿说，你现在来管我什么？那是在三年前。王永强没办法。

王永强说，他没吃过大苦，人有点懒。改革开放前，初中没读完，王永强跟着一群混混，在上海中兴路泰山电影院门口当黄牛倒票，差点儿被抓进去。上个世纪80年代，他经历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辉煌”，和12个兄弟一起做冒牌凤凰牌自行车的组装，零件拼起来，跟正牌的一模一样，卖到全国各地，三天赚一万。做了两三年，一个兄弟被抓了，王永强不敢做了。

上世纪90年代，王永强在机械厂里帮领导开车，穿得西装笔挺，老板说，他派头比老板还大，抢了风头，让他别那样穿。他直接不干了，去倒卖房子，三五万的买来，五六万卖出去，那阵赚了几十万。

他一个朋友，600万买进一栋6层楼房，转手卖给一个台湾老板，3000万。天天带着兄弟几个进出歌厅舞厅咖啡馆，桑拿房，一天败一两万，几年就败光了。千禧年后，他盯上了股票，民间流传一句话，“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他立马拿20万买稀土股份，做长线；再拿10万做短线，零零碎碎买了些，眨眼变成200多万。最有钱的时候，王永强在上海有三套房。现在只剩下一套两居室。

2007年从股市退出后，王永强吃光用光赚来的钱，没有挣钱的路子，就去邮局送了三四年快件。接着又去外滩27号帮老板开车，一个月8000块，开了6年，退休时，老板一次性给了他20万奖励。他用这钱，再添12万，买了10根金条，女儿结婚时，用黄金当了嫁妆。

年轻时，王永强爱玩，不顾家，有时间就泡在上海衡山路一带的舞厅和KTV里，有固定的卡座，跟着音乐在舞池里晃来晃去。一坐下，马上有小姐围过来，陪着跳舞。

现在老了，王永强不晃就不舒服，摇摇头，扭扭身，“也算是回忆过去那段风光的日子，对伐？”

晚上玩不动了，他就回家里看看电视或者看手机。第二天再爬起来，泡泡茶喝，吃好中饭再来舞厅，才觉得一天又开始了。

一首欢快的迪斯科过后，距离散场还有半小时左右，舞池已经空了一半，大部分人选择早一些回去。白玺起身披上披肩，走出舞厅大门，夕阳照在她身上，松弛的苹果肌在她脸上舒展开。

她抹了粉，但不厚，涂了唇膏，但不红。她拉紧黑色的外套，提了提自己的手包，同王惠玟道别：“回去了噢，要做家务了，还要给老头子烧晚饭嘞。”

王惠玟向她招招手，往反方向的菜场走去，下午三四点的金色阳光，照得蔬菜也一片金黄。

王永强也从舞厅走出来，骑着他的电动车，打算到菜市场买点笋，木耳香菇，家里有咸肉、鸽子、黄鱼、虾仁、鲜贝，回去炖一锅鲜汤。

本期编辑 邹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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