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之害：为啥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当然了，这种东西在我们这里，属于一种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更是稀松平常，比如说清代，各种行政官员手下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鬼，当年被称为“吏”。他们不是正式员工，却实实在在办理确凿的事务。之所以会有这帮小吏，还要说说过去选拔官员的方式。

在1905年废除科举以前，这个制度是古代中国将近1400年的官员选拔方式。尤其从明代开始，科举内容被“八股文”垄断。甚至有些考生，压根不去看四书五经，而是购买“科举习题选”，背下若干范文，即可参加科举。

◇ 连环画《范进中举》

像是《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之后，担任学政，身边慕客（也是一种小鬼）何景明说了句“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了”。谁知，范进不知苏轼为何人，在四川查访三年，也“未见苏轼前来考试”。只好说出“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样的荒谬言论。再比如马二先生不知李清照，也是书中典故。

小说自然有夸张成分，但类似情况，想必当年并不罕见。读书人的脑子全被八股占了，必然对日常工作了解更少，实操更别提了。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任职的时间则更短，而胥吏却几乎世代沿袭当差，所以新官上任往往要“以吏为师”，向这些小吏学习如何办理政事、处理公文。比如说，地方平日的断案、收税这种实际问题，指望这批官处理，肯定乱套。于是，一大批不在帝国的正式编制内，但工资是所属衙门自行发放的临时工，专门在衙门里干那些老大人不懂的事儿。这些人，也就构成了“吏”这个群体，也就是本文中说的小鬼们。

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这里不说其他地方的小吏，单说说京城里的小吏们。京城里的官多，小吏也不少，而六部中的小吏更是吏中极品，鬼中魁首。

话说，康熙末年，户部有位小吏，号称是某亲王的家奴，负责税收工作。他定了个规矩，凡是叫到户部的税款，每1000两，便有10两银子作为手续费，专门孝敬亲王所用。既然是孝敬亲王，他又是亲王家奴，也就没人敢过问这笔钱为何要收，到底用在哪里。而这笔钱多半就成了这名小吏的灰色收入。于是，几年下来，小吏赚了盆满钵满，周围人对此也是有苦说不出。

当然了，这个小吏的结局并不好。

◇ 李卫画像

因为户部来了个愣头青——李卫。李卫听说此事后，在户部大堂放了个箱子，上写几个大字“某某亲王孝敬”。何意？告诉别人，税收手续费别给小吏了，直接放箱子里，就当户部孝敬亲王了。这下事儿大了，亲王听说之后大怒，立刻发表声明，说自己家里没有这么个包衣奴才，之前也绝没收受过一分一毫。小吏看到后，赶紧收拾细软跑路，不知所踪。

◇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汉族，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凤仪里）人，清代文学家。

◇ 掌握犯人生死的往往不是官，而是胥吏

还有一个例子，康熙五十年三月，文学家方苞因《南山集》案株连，被关在刑部狱。他曾亲眼看见，三个和他一起被拘捕、受到拷打审讯的人，其中一个给了狱卒30两银子，被打伤了骨头，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另一个加倍给贿赂，只伤了皮肉，十来天就好了；还有一个给了180两银子，当晚就可以行动如常。狱卒对此振振有词：“如果不这么干，哪个还愿给我们钱？我们吃什么？”

更加震碎方苞三观的是，有个刑部老吏居然私藏官印，甚至擅自更改公文。

只因为两个死囚受贿他两千两银子，他就用从犯中两个人的名字替换了这两个死囚。主官发现了狱吏的所作所为，但始终不敢追究。

类似的事儿还有很多，到了清末，来六部办事儿的人几乎都要给小吏好处费。

这其中，户部作为最忙碌的部门，小吏们更是横行霸道，就拿报销事宜来说。除了地方官员的俸禄是朝廷拨款之外，更多大头费用，像赈灾、平叛军费这类，都是地方财政先行垫付，之后再到京报销。报销自然要找户部，来到户部，如果不给办事小吏好处费，那无论你报销账目多么清楚，最后也只能换来“账目不清，打回重做”的结果。就算账目清晰，一拖再拖，地方财政也是吃紧。有些省份，甚至报销费用要等上三五年才能发还。此时地方官员可能已经换届，留下亏空。

对于报销，收费标准自然明码标价，户部小吏公开要价一厘三毫，也就是地方报销费用，小吏要那报销费用13%的好处费。否则报销的事儿，今生今世你也别想办成。

地方官员没辙，来京办事儿要动辄带10余万两银票，作为贿赂小吏们的好处费。作为潜规则，一旦打破这个规矩，后果不堪设想。像是笔者讲的晚清云南报销一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 雍正帝画像

清代皇帝并不是不想解决小吏作乱的问题，像是雍正帝，他在登基之前，曾经在作为皇子领班户部。对于其中乱象了解颇深。登基之后，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严禁六部吃拿卡要，对报销时要给好处费的乱象更是大加申斥。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小吏们无非把事情做得更隐蔽，躲过监视的办法总是多的。

后来，雍正想到，之所以各部中小吏横行，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同一部门工作时间太长，利益网络太深太广。干脆下旨，凡是京城六部的小吏，只可工作三年，三年期满，打发回家永不录用。这难不倒小吏们，他们从户部离职后，来到其他五部继续工作。雍正再次下令，永不录用指的是永远不能在六部担任小吏。这帮人干脆改头换面，更名改姓，继续复职。

以至于在成立军机处后，雍正帝明令禁止小吏参与工作。所有官员必须亲力亲为，决不能让小吏渗入皇帝身边。军机处也成了清代唯一一个没有小吏的衙门。

◇ 《大清律例》书影

即便有如此严苛的限制条件，但对于帝国胥吏之害来说依旧如附骨之疽不能根除。而胥吏敢如此贪赃枉法，其中一个原因得益于《大清律》学习成本太高。举个例子，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的正式条文只有436条，而所附条例有1049条之多，到了同治九年时，已经达到了1892条。

要弄懂搞清楚这“密如凝脂”的法网，一个人需要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才行。正如前文所说，对八股文熟稔于心的官员更是对此一窍不通 ，而待胥吏们掌握了其中的奥妙后，就成了家传绝学，只有自家人能靠此吃饭，他人休想染指。如此一来，垄断了法律知识胥吏们就有了制约官员的手段，手里有了这点权力，当然要物尽其用，借此谋利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到了嘉道时期，胥吏实际上操纵了帝国的政事与司法，所以郭嵩焘不无感叹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离。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胥吏之害会到如此严重失控的地步？

首先，随着唐以后，科举制越来越成为步入仕途的主要通道后，秦汉时的由吏至官的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他们这些人不说参加科举，连走捐纳谋个一官半职都是不可能的。既然实现“阶层跃升”毫无希望，那他们就只能一门心思搞钱。

其次，既然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永无走入仕途的可能，那胥吏群体的社会地位必然一落千丈。在清代，统治者不仅按职业把人划分良贱，并将从事贱业者划入贱籍。而胥吏中的皂隶、马快、步快、禁卒、门子、粮差等等，都在贱籍之内。平日里动辄遭受官员辱骂惩罚，官吏之间互相看不起。

最后，究其根本，胥吏之害恰恰源自统治者本身。胥吏阶层依附于官僚阶层而生，而官僚又得依附于皇权。皇帝既要这些担当权力“毛细血管”的胥吏们处理繁琐政务，又不给他们相应的名利待遇（而把胥吏群体纳入财政体系，无疑是从皇帝嘴里抢食吃，这是皇帝不愿看到的）。

那么，他们只能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狠狠的为自己牟利。既然皇帝不受法律约束，那么想要胥吏停止贪赃枉法，为祸一方。

胥吏们也只能哭着对皇帝说：臣妾也想啊，可臣妾做不到哇！

◇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