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谈瀛洲——古人的域外商业故事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中国积极把握机会促进市场和经济复苏，企业纷纷出海“抢滩”海外市场。然而，机遇总与挑战并存，地缘政治风波尚未平息，多重下行风险层出叠加，出海后能否将企业重新推上正轨？能否让中国经济重新领跑？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如何“出海”？“出海”后能否获得利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关注这些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背靠亚欧大陆的国家，西部的高山荒漠和东部的大海都成为古人认识世界的阻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对域外的认知从抽象到具体，对域外商业行为从惊奇到熟悉，这个过程中有涓涓细流的演变，也有暴风骤雨的洗礼。

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指出：“19世纪前中国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到过公海的经历。因此，滨海俗闻有着较多的神秘主义内核。”《荀子·强国》称：“入境，观其风俗。”—个地方的风俗民情是展现给外来者的第一印象。所以中国人对于域外的最早观察是博物学层面上的，我们只是想看到：“哇，原来域外国家是这个样子。”因此对于域外的认知，早期并没有商业化的意图，只是发端于一种原始的好奇心。

这种想象力使外来物种具有了非凡的神力。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H.Schafer）说：“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也就是说，正是观察者或使用者赋予的想象，才使“异物”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为，“物品自身再稀罕，也只是形而已，唯有文化想象方能赐与其神，形神兼备，才是真正的异物。”我们今天看来普通的现象或是物品，在异域想象的加持下，都会迸发出不同的光彩。

随着对奇珍异宝描述的不断增加，出海的商人也逐渐被描述为一群“寻宝客”。秦汉时期，朝廷推行“贱商令”，商贾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直到开放的唐代，涉海小说中才出现了一批富有冒险精神、严守商业道德的海商群体，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如唐代故事《宝珠》《南海大蟹》等作品中塑造的胡商，都是为了商业利益铤而走险的冒险家。《南海大蟹》讲述了一个波斯人在寻得宝藏欲乘舟离开时，被化身大蛇的山神追捕，幸得巨蟹出现，夹死大蛇的故事。胡商与海洋联系密切，泛舟出海的经历使得其见多识广、商业眼光敏锐、富于冒险精神。

明朝时期，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朝庭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中国商人赴异国贸易的描写。故事的主要情节多为商人驾船泛海，把本国货物卖到异国异邦，进行物物交换或物银交换，通过从事海外贸易发家致富。他们不顾海外艰辛，敢于冒风浪之险，就是看中了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明代小说《经林续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已资市场，往牟利恒百余倍。有苏和，本微，不能置贵重物，见福橘每百价五分，遂多市之。至泊处，用碟数十，各盛四橘，布舶面上。夷人登舟，竞取而食。食竟后，取置袖中，每碟酬银钱一文，苏意嫌少，夷复增一文。计所得，殆万钱，每钱重一钱余，盖已千金矣。”

因为夷没有见过福橘，所以经过转运，福橘售价从每百价五分到每四个银二钱有余，其牟利确为百余倍。其后苏和又拾得特大龟壳，回福建后胡商置酒邀客，以货多寡排座次，苏和居末席。胡商登舟视货，见龟壳后又重置酒宴客，尊苏和居首席，并出银五万两购得龟壳。原来龟壳实为遗姚，内藏夜明珠若干，价值逾十万两。苏和因此次出海而骤成富翁。这篇小说反映了福建商人在沿海贸易中的计算与筹谋，并颇具冒险色彩，是当时海商故事的典型。

实际上，在官方的叙事中，商人主要从事的是新奇物品交换的生意，即把中原特产贩卖到域外，把外来物品引入中国。宋代赵汝适担任福建提举市舶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写成《诸蕃志》，记录了中国海商到各国贸易必需的商业知识。如“三佛齐国”：“在泉之正南……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荳蔻外,有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没药……”，“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酒、米、乾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等。

这里我们发现，在早期对异域的记载中，没有商人群体的自主记录。自古以来，因为位居末流，商人本身是“失语”的，所以只能任由民间文人想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能从他人的记述和考古文物中找到出海商人的身影，而他们本身并不像使者和僧侣一样，会把出行见闻记叙下来。这些人与海外接触最频繁，也最亲密，他们信息理应是最准确的。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国的商人与西方不同，他们通常处于文化叙事的最边缘，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人愿意去记录他们的声音。

华夏文明起于三河之地，深处内陆，在“天下”空间中展开对“海”的想象，这种想象不仅是地理学上的认知，也是对九州和四海构成的“天下”的建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了邹衍对“天下”的设想：“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即“天下”有神州内的小九州、八十一个如神州的大九州、环绕每个大九州（包括神州）的裨海和环绕八十一个大九州的大瀛海组成。“海”作为“天下”的边沿而存在，在地理空间上是“天下”的同义词。

中国人以距离分亲疏。《尚书·禹贡》中的“五服”或《周礼·职方》中的“九服”就是关于它的经典描述，“天下”以天子所在都城为中心，向外不断延展。根据与天子的距离远近，确定相关人群的职事以及文明程度。由“中心”向“四方”文明程度不断递减。“中国”是文明的象征，而处在“中国”周围的“四夷”就只能是“未开化”的代名词。正如国际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晚清中国史》中写到的：“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有等级制度的：比如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贱。”

这种理论也就是所谓的“中心圆”理论，中国人以天下之中的角度观察世界各国，既不将它们视为商业合作的伙伴，也不将它们视为敌人。而是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与中国全然不同的世界，就像今天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我们知道每个动物的名字和特征，但并不打算跟它们进行任何有效的交流。所以在早期的域外商业描写中，我们发现很多猎奇的文字、优美的传说，但并没有完整和平等地观察过国外。

19世纪以前，中国并不了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夷情”是什么样子，只是依靠“风言”“传闻”。此时造访西方并载有记录的只有三人：1707年随耶稣会教士艾约瑟去罗马教廷的樊守义，1782年因被外国商船救起而遍历海外诸国的谢清高，以及1872年奉伊尔汗之命出使欧洲的景教徒巴琐马。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自幼随商船环游帮工的谢清高让同乡帮他写了一本关于旅途见闻的集子，名为《海录》。他将长达14年随商船游历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见闻记录下来，成为中国在前现代时期一本不可多得的商人见闻手记。例如他对于伦敦的记录：“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西南对海……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论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木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我们发现，在这本集子中谢清高已经脱离了中国古代神话式的描写，开始了以写实为主的记叙方式。

中国于1866年派遣一支访问团出使西方，该团由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带领，成员有斌椿、其子广英以及同文馆的三名学生德明（张德彝）、彦慧、凤仪，此行的目的是前去西方增广见闻，也是在19世纪末之后，中国对于西方的记载开始准确起来。

斌椿一行游历了法、英、意、俄、荷兰等10个国家，行程九万余里。从同治五年（1866）正月初八日奉命游历开始，至同年七月初十日乘船离开欧洲，回到北京结束。此后不久，同治七年（1868），志刚和孙家穀再度出使西方，此次使团是由美国人蒲安臣带领，两次出使游历西方的张德彝都参与其中，前后留下大量详实的域外游记。如王韬《漫游随录》、陈季同《巴黎印象记》、黎庶昌《西洋杂志》等。

清末也有工商业代表出国学习。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的代表来到美国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游览了美国其他著名城市，他将自己出游域外国家的经历撰写成《环游地球新录》，该书共四卷。之后，李圭又到英国参观，做出了经济角度的观察和记述，他记载了当时伦敦一处出租屋“计三间，每七日租金二磅，十个锡林。”指出了这里的食用花费比美国低，“行十数里不过一元，非若美国动需二三元也。”李圭在其文字中屡屡提到造价问题，如有关议政院，“费金钱二百馀万镑”，而供暖所需的煤气灯，则“每年需金钱三千五百镑”。伦敦的年关税收入，去年计“10114992镑，现在每日可征32000镑，礼拜六日多至4万镑”，税收主要来源自烟、酒、茶三大宗。

1876年，“马嘉里案”发生后不久，英国要求中国派出谢罪使臣。郭嵩焘被选中前去英国伦敦致歉，并兼任常驻英法公使。他是天朝帝国派出的同“地上的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出国之前，郭嵩焘曾说：“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在战场上的连续失利，使中国的士大夫们放下鄙夷，他们不再以一种轻蔑自大的态度审视外国文化，对于国外有了更多政治和商业上的观察，也开始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商业问题。但落后的重农主义思想已经植根于这些士大夫心中，他们自带着一种“反商业化”的角度去评判海外的商业生产行为。

例如此次使团的副使刘锡鸿，在英国报馆里看到飞速运转的印刷机器，在惊叹“风驰电掣……一点钟而七万份皆就”之余，但很快又予以否定，开始批驳：“以每日所入洋银四千三百七十五元，分给诸二千八百人，每人可得一元半有奇。虽英国浇裹费重，八口之家亦足赡养。是二万数千人之生命，托于此矣，何为必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事哉？”刘锡鸿认为大机器生产剥夺了工作机会，保持低效率的重复劳动，是民生稳定的基础。在这种固有的评判中，古老的中国错过了一次次变革的机会，最终拖着低效的镣铐走入了半殖民的深渊。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从没有条件出海时奇幻的想象，到企业争相出海的百舸争流，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域外的探索。此时，让我们依然怀着祖先的好奇心，抛开所有的刻板印象，去认识、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希望如今我们的出海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扬帆远航。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3年5月刊

封面 | 摄图网

作者 | 王敬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古代 史博士，关注清代政治史、宫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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