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之辩：“人性”和“理性”注定对垒？
一个有趣的巧合：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宣称大起大落中翻腾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将迎来终结之时，公众震惊。一年之后，科学家弗诺·文格(Vernor Vinge)在他的论文《即将到来的技术奇点》（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How to Survive in the Post-Human Era）中惊世骇俗地宣布了一个远景，在那不知何时到来但终将降临的“技术奇点”真正发生时，即使人类自身宣告终结，技术的发展仍将会以人类无法理解和控制、不可逆转的态势勇往直前。
而在“历史的终结”已然破灭、“技术奇点”远景尚未到来的过去几十年间，每当新技术出现时，人类社会必不可免的公共辩论几乎和不断重复的历史的韵脚一样，带着失去新鲜感的皱巴巴的乏味。无非总是，公共发声者中的一军忧心忡忡地高举“人性”旗帜，认为冰冷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可能带来人类灵韵沦陷的危险未来，要求将进步的车轮放缓，或是更加天真地认为，如果人类可以逆转脚步，回到科学技术不存在的年代，将会拾回一切遗失的美好，重回人性的“桃花源”；公共发声者中的另一军则对机器所拥有的相较于人类更胜一筹的高等智慧（集中体现于“理性”）抱有狂热，对于技术和产品的进步落于生活中的恩惠顶礼膜拜，近乎于偶像崇拜。这种永恒的二元论式的非此即彼的分裂，实在是让但凡年岁已经足够经历几次这样轮回的旁观者们，忍不住哈欠连天。
于最近出版了中译本的《浪漫机器：拿破仑之后的乌托邦科学与技术》（The Romantic Machine:Utop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Napoleon）一书，巧妙地以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也就是科技、技术爆发萌芽的早期工业化阶段，打捞出将“人性”发挥极致的“浪漫主义”和由此生发“理性”的“机械主义”的不可思议的结合体——“机器浪漫主义”（mechanical romanticism），来证明这种分裂在思想传统上曾经有着弥合的可能，而人类未来对于技术和社会的总体认识，或许能够从中寻得某种启迪和超越。“在浪漫主义中——一场通常被视为对技术和工具理想盛行的最早反应的文化运动，一场敦促回归现代自然的运动——倡导和发展机械并不意味着异化、专业化、非人化或失落。”本书作者，科技史学家约翰·特雷希（John Tresch）爬梳了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也就是早期工业化阶段，巴黎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乃至艺术家们，是如何在浪漫主义和工业化的共同觉醒中生发了他称之为“机器浪漫主义”的独特观点。在他看来，“机器浪漫主义”不仅反对将机器的“理性”和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人性”割裂开来，反而认为机器能够成为帮助人类弥补个体和集体与自然之间的罅隙、和谐升华的载道之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技术实则被视为“克服人与人之间、形而上学领域和知识领域之间分歧的一种手段”。
虽然在今日，这些近乎“乌托邦”般的观念，已然沉寂到历史长河积年累月堆积的泥沙中，几乎不被公众所记忆，但在那个技术初开始跃进的萌芽时代，这些机械浪漫派们的实践和构想所汇集而成的洪流，不仅使包括落地的蒸汽机、改良版的印刷机和摄影器械这样的器物被认为是“由灵活、主动的相互勾连而交织成的生命和非生命元素回路”的“浪漫主义器械”（romantic machines），对于理论层面的物理学、社会科学、演化论也有重大贡献，甚至“催生”了1848年革命。正如特雷希所言，机械浪漫派们的计划“曾处于主流社会关切的中心，直接并具体地参与到现代世界的科技建构之中”。
他首先重点关注了这个时代被浪漫主义影响的科学家们：发现电磁学的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德国博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及支持达盖尔摄影（daguerreotype）的科学家兼工程师弗朗索瓦·阿拉戈 (François Jean Dominique Arago)。他们在拜伦、席勒等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感召下，认为人和机器有可能融合升华，而非仅仅是影响科学的客观性的障碍。
继而，特雷希考证了这些新技术是如何被运用到浪漫主义的飞驰的想象力中，“辅助和加强了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力量”。从文学、实景装置到歌剧，奇幻技术对人们的视觉感官产生了崭新的冲击，也使得被构想的世界得以被表现和分享。
在最后，他展现了这些拿破仑时期的浪漫机械主义者们，真正关注的不仅是技术对于自然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更在于“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所期望的是能够引导这些变革，“为所有人造福”，也因此造就了多种多样、吸引了当时全社会目光的乌托邦社会理论潮流。这一潮流中的弄潮儿们，圣西门伯爵克洛德-亨利·德·鲁弗鲁瓦（Comte de Saint-Simon Clau de Henride Rouvroy）和他圣西门派的追随者、先为排字工匠后为思想和政治家的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乃至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都“汲取了那个时代在电磁学、热力学、地球物理学和自然历史发展背后的相同灵感和实践潮流”，参与了浪漫主义“对自然和自然万变力量的反思”。
“技术动物”
作为“社会学之父”的孔德，是三者当中对于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人性和理性、人和机器进行融合的主张最为激烈的，他“更明确、更连贯”地指出了从个人到集体的“作为技术动物的人类”理论。
他的思想建立于生物学之上。孔德发现，那些越是在生物序列中排行低，复杂性和活跃性也比较低的低等生物，越是容易对于环境满足，也缺乏改变环境的能力；相反的，在生物序列的另一端，那些更复杂和更活跃的高等动物，却比较难以对环境满足，更容易受到环境中细微变化的影响，但作为补偿的是，这些更高等的生物获得了更强的改变环境的能力，可以建造巢穴、水坝。
这种受环境影响和改造环境能力的正相关关系，和生物序列等级高度绑定在了一起。作为在生物序列中最高等级的动物——人，无论是在容易受环境影响还是改造环境的能力方面，都是最显著的。特雷希引述了孔德在他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中的段落，“人……只有在最复杂的一整套外部条件的帮助下才能生存，包括大气和陆地，受到各种物理和化学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通过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偿，他可以在所有这些条件下比低等生物经受更复杂的变化，因为他对周围系统有更强的反应能力。”
因此，孔德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在于促成和规范集中化这种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使有利的行动成为最大的可能”。也就说是，个体需要进行更多的整合，以产生一个新的集体有机体，他将其称为“社会有机体”。就像个体中的身体组织间，不同的系统协调运转一样，由个体人类所组成的整体人类被孔德的社会学视为一个集体有机体，“分为多种功能，在共同的环境中协同行动”。
孔德希冀作为人类器官延伸的技术可以改善环境，并使得人类对于环境所设限制的认识更为精确。每一项技术的进步和革新都将意味和代表着总体的人类，即“社会有机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为了使之能够推行，他甚至将之构建为一套名为“人道教”的宗教。在他的构想中，社会科学将作为“技术艺术”（Technical art），为这门宗教的神职人员所用，以直接为“从事工业、农业、银行业和日常生活的世俗权力”提供建议，指导人类这个最复杂的有机体的“改良工程”。
特雷希更进一步地将孔德的“技术动物”概念置入了对人类思想脉络的更长远的考察中。他指出，这一概念的相关思想不仅可以向前追溯至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马克思，在之后的哲学家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技艺人”（homo faber）概念中也得到了延续。阿伦特在她发表于1958年的重要著作《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详细论述了人类活动的三个基本类型：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在工作（Work）中，人类通过制造工具和技术来掌握自然，得到建筑、艺术品这样持久的物品。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成为了“技艺人”（homo faber），通过技术来实现对自然界的控制。
特雷希也将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纳入到了“技术动物”蜿蜒之后的思想脉络之中。麦克卢汉在1964年的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隐喻，人类只是未来机器的性器官。换言之，这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媒体延伸论”，技术是人的延伸，人也是技术的延伸（相当多传播学者认同，在当时“技术”并非是个显词，而他所指的媒介实则就是技术）。简而言之，在这一将人作为“技术动物”的思想脉络中，人的“人性”和机器的“理性”，事实上从未撕裂开来。
公共发声者和“技术进步”之辩
且让我们将镜头再次转回。无数次重复上演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公众辩论中，一直以“人性”、“理性”相互对垒的两个阵营，其实都是以文字或口才为武器，在公共领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职业。他们声音的音量和传播范围自然各有大小，但仍旧可以归类到同为“公共发声者”的范畴之中。
《浪漫机器》同样带我们返回了文学家、传媒者这样的“公共发声者”的萌芽时代。事实上，正是技术（特指印刷技术）进步的“理性”的到来，才使得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拥有了为“人性”鼓与呼的阵地，浪漫主义文学家是其中的登封造极者。
“浪漫主义与印刷领域的增长和创新是分不开的。”特雷希解释道，18世纪末以来，文字创作者失去了贵族的赞助，他们只能转投于文学市场；而文学市场得以存在，正是因为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体系化，让《国民报》（Le national）、《新闻报》（La presse）这样价格低廉的报纸在19世纪30年代喷涌出现，竞相在版面底部推出连载小说以吸引读者，“这让巴尔扎克、大仲马、欧仁·苏和乔治·桑能够分期发布引人入胜的故事”。
也因此，特雷希认为，这些浪漫主义作家在鼓呼“人性”的同时，也极力赞颂印刷技术和它的发明者古登堡“绝非偶然”。他罗列了一系列的证据：雨果为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划时代影响欣喜若狂，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这个将要杀死那个”（Ceci tuera cela），意即印刷技术将帮助人们摧毁对宗教的“神性”的盲从；巴尔扎克迷恋于印刷，甚至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并让印刷品和新闻业成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幻灭》（Lost illusions）的真正主角，不惜花大量篇幅来讲述印刷作为一种技术是如何产生并催生出出版产业的。“古登堡将世界精神化了！”诗人埃内斯特·勒古维（Emest Legouvé）在他1829年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奖的诗歌中，如此歌颂印刷术的“神奇力量”。
只是，在后世乃至如今，大众所习以为常的“公共发声者”对“技术进步”辩题的二元分裂之中，一个“公共发声者”的形象再难摆脱居其一端的桎梏。就像终其一生拒绝计算机、电视、乃至汽车，有“技术恐惧症”之嫌的麦克卢汉，却因留在大众视野中的“媒介即信息”、“地球村”等最知名的言论，被贴上了“技术决定论”者的标签。而在这种二元对立之间，实则是他在书写《机器新娘》时发生的非二元论的思想转变。麦克卢汉从“讨厌机器、把工业革命与原罪划上等号”，到感受到排斥现代生活、幻想返回乌托邦“无益无用”，他认为他是从“人性”的“卫道士”转而成为“浸泡在媒介之中，努力弄清媒介对人的影响”的“小学生”，像我们在第二部分结尾处所写到的那样，重新召唤了“浪漫机械主义”思想的一丝脉搏。
不过，特雷希对于如今的关于“技术进步”的这种“人性”和“理性”二元对立，展现出了一种来自历史视角的“理解的同情”——“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技术互联的世界中，它既制造噩梦（强化的监控、无情的全球战争、加速的消费主义和环境破坏），也制造乌托邦式的愿景（全球人群的新联盟、新的表达和探索技术、生物技术和绿色发展）”。他将这两种强烈的对立情绪，和拿破仑时期的人们在迎来蒸汽机、电报和达盖尔摄影这样的典型“浪漫主义机械”时，所同时抱持着“恐惧”和“希望”相提并论。特雷希从历史的遗忘角落中重新挖掘出了“浪漫机械主义”，也是希望唤起人们对技术重新反思。这或许意味着人们能“重新思考社会纽带的基础和宇宙的秩序”，过上一种更富前景的，“与从前截然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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