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降薪潮,月薪8万将成往事?
文 | 常芳菲 曹婷婷
编辑 | 赵磊
运营 | 岩蕊
当手机弹出“余额不足”几个字的时候,林以宁还是有一瞬间怀疑自己选错了行。
几个月前,在头部券商工作了3年的林以宁加班后和朋友约了晚餐,支付60元停车费这一步就拦住了她。林以宁不敢相信,直到重新扫码,才确认了“工资卡里就是连60元都没有”。最后还是朋友替她解了围。
林以宁的岗位偏向销售,属于券商公司的前台,薪资由底薪、项目提成和年终奖构成。但去年第四季度的项目提成已经递延了几个月,直到现在都没发,她只能靠着每月税后不到7000元的底薪过活。
更糟糕的是,新一轮的降薪正在发生。同事告诉她,未来项目奖金和年终奖的分配方式也要变,从谁拉来客户就按固定比例算个人提成,变成统一由部门领导分配,“相当于变成平均分配的大锅饭”。
近一年多以来,金融行业的薪酬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2022年5月,中证协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同年8月,财政部对国有金融企业发布“限薪令”,要求国有金融企业积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
加上去年资本市场的不景气,反映在27家上市券商的年报里,就是人均薪酬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头部券商“三中一华”(中信、中金、中信建投、华泰)中,中金公司人均薪酬下降19.7万元,华泰证券人均下降18.9万元,中信建投人均下降10.3万元,中信证券人均下降7.1万元。但降完之后,券商整体的平均薪酬仍然是绝对的高收入水平。
林以宁仔细算过,刚刚过去的一年,即便没有降薪,她的(税后)收入也不到11万。2021年,林以宁入行不久,当年北京以月均11300元收入在全国排名第一,她没有想到自己工作了3年,薪水依然“拖城市后腿”。每当别人说林以宁抱着“金饭碗”,她都觉得恍惚,“我怎么能算是高薪群体呢?”
即便是和父母住在一起,林以宁的工资也捉襟见肘。入行前,因为喜欢美剧里穿戴利落的职业女性,下狠心买了几千元的Theory套装。而现在,为了每个月能存下点钱,她已经大半年不敢买新衣服。吃穿的消费,她都给自己设了限额。
对“深漂”陈岳来说,降薪来得更猛烈一些。陈岳在深圳一家券商营业部的中后台岗位,薪酬比较稳定,不像前台销售跟业绩挂钩,上不封顶。今年年初,他所在营业部的部分同事收到了降薪通知。就连基本工资都降了,降幅在5%~45%不等。
降薪信号去年就出现了,年终奖不仅延期,数字也打了折扣。而今年的年终奖据说会直接取消。听到这个传闻,陈岳一肚子委屈,“仨瓜俩枣还砍,高管降三分之一饿不死,这几千块钱再降点,再没了年终奖,在深圳不用活了”。
对于券商行业要降薪,陈岳早有耳闻,但在之前,他听到的消息还是资源会向基层倾斜,降薪也主要波及高管层面。没想到,“现在是磨刀霍霍向基层”,面对降薪,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金融行业是一个“二八效应”更明显的行业,高管和基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缩小这种差距就成了监管和政策对于金融行业薪酬指引的主要方向。比如财政部发布的通知,明确要求国有金融企业高管及重要岗位员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薪酬总额35%,绩效薪酬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延期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处在焦点上的券商中高层们,成了降薪幅度最大的一群人。林以宁所在的券商高管团队薪酬降幅为20%~30%,在可比的26家上市券商中,有20家券商高管出现降薪,其中15家的高管薪酬降幅大于员工人均薪酬降幅,而曾经集中在“三中一华”的那些“超高薪”高管们,薪酬几近腰斩。
尽管政策接连不断,但效果不会这么快显现。2022年的降薪,更多还是因为整个行业业绩的下滑,招商证券对薪酬调整的回应是,“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2022年,多数券商营收与净利润出现下滑,薪酬下降也是必然。
白远从业20年,一路从券商投行,转型到投资公司执行董事的位置。最近他在为团队物色一个中层管理者,年薪税前60万,“对从业超过10年的人来说,这不算是很好的数字”,但仍然吸引了超过70个人来面试。其中三分之二的候选人的离职原因都是同一个——“上一家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白远并不觉得诧异,“能倒在黎明前的团队,也坚持得够久了”。
中层管理者再就业,要面对的远不止苛刻的筛选标准和下降的薪酬,还要带来真金白银的收入。在发出offer前,白远先拿出了一份业绩对赌合约。上面明确约定,在入职一年内,对方要给公司带来千万级别以上的收入,否则接受无条件离职。
业绩对赌是整个行业的潜规则,执行岗位要完成个人KPI,管理岗位则要为团队拉来更多收入。唯一让白远感到意外的是,候选人甚至没有尝试“讨价还价”,立刻就签了名。原本他的心理预期只是让对方签500万。直到那一刻,他才具象感受到行业的寒意。
一直以来,金融行业都是“高薪”的代名词,但在降薪潮来临后,身处其中的人不得不打破印象,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
互联网的造富神话没有开始之前,金融行业几乎是所有人想象中最富有、最体面的职业。很多小说、影视作品共同构筑了这个想象: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动辄经手几百亿的项目,还能在工作中认识最顶级的人才,掌握世界最新的变化。
想拿到撮合金融交易的券商行业入场券,有名牌大学的学历只是第一步。券商总部的校招门槛已经抬到了“只看第一学历,非985不录”。顶级机构的实习经历也要考量。几乎每一个顺利拿到offer的候选人都拥有头部机构的实习经验。这种竞争让大学生们从实习就开始“卷”,甚至滋生出付费实习机构的生意。
投中网曾报道,砸钱向机构买实习的人并不在少数。2020年开始,付费实习机构的生意越来越好做,顾客几乎都是985和藤校毕业生。而根据实习公司的咖位不同,价格从2000元~20000元不等。
但残酷的是,普通出身的年轻人卷生卷死,用名校学历和付费实习换来的机会,在有“资源”的人面前不值一提。进入券商之后,林以宁发现,社招的岗位连面试机会都很难得到,能半道上进来的,几乎都是关系户。
研究生刚刚毕业的王安慧能顺利进入头部券商的中后台岗位,完全在她意料之外。实习开始她就知道当年没有入职的名额,但在她把一家有上市需求的物流客户“承揽”进来之后,一切就变了。部门领导很快通知王安慧可以入职,连转正资金托管的KPI也有同事带她一起完成。
站在券商的角度,白远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在面试时甚至会直接问对方父母、朋友的职业和年薪,“起码我得知道他能带来什么量级的收入,(这行)就是这么赤裸”。
而对前台的业务员来说,主要工作包括个人业务、机构业务。一般情况下,机构业务的提成更高,而优质的客户资源也需要抢夺,这时候就得看到底谁的关系更硬。林以宁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我通过一些渠道认识的新客户,明天就会出现其他公司的某个人,甚至同公司的某个人又把客户抢走了”。
就在几个月前,林以宁刚刚打赢了一场类似的“战役”。一家上市公司已经在其他分公司营业部开了户,同时也想在林以宁的营业部开户,流程上需要在内部完成审批,但因为“竞争对手特意打了招呼”,事情一直推不下去,直到林以宁找到大老板,才完成了开户审批。即便入行3年,林以宁也没能完全适应这种“冲击价值观”的竞争。
也有些时候,林以宁作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会被当成某种“资源”。去年,为了给客户落地重要项目,她出差在酒店里住了45天。而对接人却始终不愿意推动项目,也没有见她,不回复林以宁的全部工作微信,却专门挑深夜来搭讪。直到申请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林以宁终于忍无可忍,写了一段话来骂他——“你这么不尊重合作伙伴,咱俩的微信对话我完全可以发给你老板。”
拜访客户也不是全然愉快的事情。每天做到凌晨五六点的PPT,很多时候,对方也不注意听,只是上下打量她的脸和身材。林以宁心里知道,告别时客户挂在嘴边的“下次再聊”“下次一起吃饭”,只是一些话术,对方只是拿工作吊着自己。碰到那些非要开车送自己回家的客户,林以宁通常翻个白眼,转身就走,“我脾气太直,不想惯着他们”。
对于没有资源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只能用“挣扎”来形容。今年36岁的张帆在西南地区的券商行业工作了4年,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越来越重、维度越来越多的KPI。大到销售基金产品、资金托管数额、上市保荐,小到推销电话,都有严格数量规定。部门每个月会按照各项指标打分,全部完成才可以正常拿到底薪,完成率90%,只能拿到9折的工资,以此类推。疫情以来,张帆几乎就没有拿到过足额薪酬,一般只能拿到60%,“也就5000元~6000元”。
比起工资打折,完不成业绩后的惩罚更让他尴尬。五点下班之后,部门领导就会召集所有没完成业绩的人“打活动量电话”,并且要求全程录音。他知道电销的收效甚微,“几乎每个客户听到我声音那一刻,都会发出‘啧’的声音”。但为了养家,张帆还是撑了下来。最长的一次,他打到了夜里11点。
努力不见效果,张帆甚至开始相信“运气”更加重要。2021年开始,因为基金产品接连下跌,张帆彻底失去了他培育的客户。他也试图劝客户长期持有,但张帆也知道,客户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但自己也无能为力,谁让自己碰上了行业最糟糕的时候。
张帆也见过不少“开张吃一年”的故事在身边发生,他的同事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就机缘巧合在电梯间里“捡”到了一个刚刚销户的大客户。聊了几句之后,对方立刻同意开一个新户,同时把大几千万的资产放进去。就这样,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起码半年的收入不用愁了。
可张帆自己的运气就不是很好,他曾经“差一点”就帮助估值百亿的餐饮品牌完成IPO。但由于监管层面“主八创五”的规定,即IPO申报企业,主板要求最近一年净利润超过8000万,创业板超过5000万,这家餐饮企业受到疫情影响,利润缩水,最终不得不撤回材料。
“想要在券商这行做下去,资源、运气,都很重要。”张帆感慨。
刚入行一年的李程,正要面临失业的窘境。
去年,他从教培行业离开后,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进入一家券商公司营业部做经纪人。当时,行业已经有了降薪的信号,比李程入职更早的同事们很多都签的长期合同,在一家国有券商,即便你没有业绩,也不会被辞退,但李程的合同只有一年,这一年算是新人保护期,李程可以拿每月7000元的底薪,即便没有业绩也能维持生活,一年之后底薪降到3000元。
但他没想到,一年过去,他不仅连3000元的底薪都拿不到了,还面临被辞退的结果,“整个行业都不好干,公司都在降低成本,高管降薪,底层业务员没有业绩的就走人”。
李程观察到,公司从今年开始,直接取消了新人保护期,新招了大量的业务员进来,都拿着微薄的底薪,不仅拉低了平均薪资,还可以让他们碰运气寻找大客户,找不到的最后自己就撑不住离开了。
与降薪相悖,这一年券商的人员却没有流失,规模反而扩张。《财经》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统计,截至4月23日,在可比的33家上市券商中,员工人数增加的券商有26家,只有7家券商员工人数出现减少。
直观感受就是,行业越来越卷了。这一年,李程在路边摆过摊,发过传单,扫过楼,打过数不清的电话,把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招呼了一遍,也就成功开了十几个户,偶尔有几个人愿意买点产品,数额也很小,他的提成可以忽略不计,想尽了办法,也没积累下什么大客户。
对于像他这样985名校毕业,却没有资源的“金融民工”来说,这样的状况与他的初衷有很大的落差,他原本还想着,如果这一年不好干,之后也可以拿着底薪,每天安心复习考个金融研究生,转到中后台去工作,稳定、不用社交,更舒服一些。但当他真正了解行业后发现,想进中后台,光有学历、没有关系也很难进,最紧迫的是,他也没有机会拿着底薪安心复习了。
李程常听公司的老同事讲过去的辉煌,业务特别好做,叹息他“没有赶上好时候”。2020年,林以宁还在英国读书,那时,券商还是最幸福的行业。当年中金公司的人均薪酬达到114.98万,而其他券商公司的薪酬也不低。
根据Choice数据,在所有已经披露年报数据的非银金融机构中,2020年券商人均薪酬最高。人均薪酬排名前20家金融机构榜单中,券商席位最多,共计12家。
这得益于A股IPO的浪潮。在那一年,上市公司数量和募资金额同时创下历史新高。2020年共有396家公司在内地交易所上市,相比2019年203家同比增长95%。同时,有34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注:仅指通过IPO),共募集资金约为124亿美元,创下了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白远用“热浪“来形容3年前的IPO浪潮。很多券商在这个时间开始了大规模扩张、招人。白远记得自己那段时间“不是在出差,就是在打包行李去出差的路上”,白天开会、夜里加班,有时候睁开眼睛都不记得自己在哪个城市。
而短短2年之后,水温再次改变。2022年,券商业绩普遍下滑。中证协数据显示,140家证券公司营业收入3949.73亿元,同比下降21.38%;净利润1423.01亿元,同比下降25.54%;行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5.31%,同比下降2.53个百分点。
从证券公司的收入来看,证券经纪业务(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占比最大。但近几年来,受互联网经济业务冲击,券商佣金比例从千分之一降到万分之三左右,导致整个证券经纪业务收入总量持续收缩。另一方面,券商收入大头之一的IPO承销业务,也同样面临全面注册制带来的变化。张帆发现,“要提交的各项现金流数据、关联交易核查比从前更详细”。
什么业务都不好干,李程的一些拿着长期合同的老同事每天对业绩也没有那么上心,他们曾经赚过大钱,在北京早已有房有车没有贷款,“继续待着也就是找个班上”,但李程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路径。
他曾犹豫过要不再换一家公司继续做业务员,但他看到央媒发文要破除“金融精英”“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整治过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时候他感觉,“这个行业再也回不到以前那样的好时候了”。
几天之前,张帆也提出离职。此前无数个打电销电话的夜晚,他都跟自己说“忍过今天,明天就走”。当“明天”来临的时候,他只觉得轻松。
眼看着余额常常归零的银行卡,林以宁也动摇过。营业部门每个月原本固定薪资就不高,如果再递延奖金,日子实在难过。为了多赚点钱,林以宁注册了小红书和B站,把当博主作为自己的副业。辛辛苦苦积累了1万粉丝之后,她才接到了一笔1000元的品牌投放,“性价比太低了”。
可林以宁觉得,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她一直都羡慕像白远那样早早进入金融行业的人。倒不完全是在意财富自由的机会,而是这片水域的“造梦”魔力仍然吸引着她,想让自己成为浪潮更迭的见证者,“只有在这里,我能认识最聪明的人,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眼下她只希望,今年的项目能落地,把奖金早点发给她。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券商高管千万年薪砍半,北京一套房没了》,中国企业家
《金融行业降薪潮》,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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