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国议会真的有罪吗：我在北大挑战历史大佬

中国知识分子，受“学而优则仕”这一儒家传统影响，表面看起来非常清高，其实，很多人内心对名和利的贪慕，一点不逊于其他行业的小市民。

别看他们嘴里经常说，自己非常不喜欢和媒体接触，一旦有机会在媒体上出头露脸，立刻跟狗子撒欢儿似的，表现得比谁都积极热络。甚至到处张扬，唯恐熟人朋友不知道自己上了一次报纸或电视。

他们大都有着强烈的幕僚情结，内心最渴望的荣誉是，得到权力的认可，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被一定上了级别的官员请去做一做咨询，往往是他们眼中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

十年前，2012年的七月初，我踏上京沪高铁，从上海前往北京，参加北大历史系主办的为期半个月的世界史研修课程，参会者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985和211名校的博士研究生。

从课表上，得知一位大名鼎鼎的某国别史研究学术大佬，将给我们上一次课。那几天，我都在翘首以盼。

在那之前，我看过一些他写的文章和谈话，觉得他虽然谈不上有多么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情怀，但是，至少不曲学阿世，立场客观执中。

然而，直到他现场给我们上了课，我才知道，他变了。

变化的原因有可能是一年多以前，他被请去给某些官员上了几次课，做了几次咨询，突然飘了起来，俨然把自己当成权力的一部分了。

在那一次研修班的课上，他一直强烈地否定某国的议会制度。

某国的议会制度不是说不能否定，也不是说毫无瑕疵，让我感觉十分突兀的是，和以前他在论文中折射出的观点比起来，他那道“弯”，转得实在太大了，而且对观点的论证牵强附会。

为了否定某国的议会制度，他举了很多实例，不是某某桥梁修建被议会阻挠，就是某某工程建设被议会拖延。

他所举的所有例子，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图片，其所展现的说服力，让在场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心服口服。

有少数几个不赞同的，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反驳，或者压根没想过站出来反驳，毕竟人家是学术界大佬。

今天，我又要给大家“吹牛B”了。那一次，全班真的是只有我站起来，攻击他的“要害部位”。

我说：“某某某教授，您好！我一直都非常尊重您，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对您的观点，提出几点不同的意见。”

他看起来倒是蛮谦逊的，表示欢迎我提出批评。

我说：“您列举的那些实例，不可否认，都是真的事情。但是，你引用它们来否定某国的议会制度，您的论证似乎存在比较大的漏洞。”

我接着说：“当你举出一系列工程被议会阻挠或拖延的事件，来否定某国的议会制度的时候，你也许忘了，你的论证存在严重的价值预设。事实上，你已经事先默认了那些工程都是利国利民的，是不应该被阻挠或拖延的。”

我继续说，在座的大多数博士生，对某某教授的论述心服口服，也是因为内心潜伏的价值预设。

他们事实上也都默认了，任何工程建设都是善举。因此，只要工程被阻挠，必然是坏事。既然议会阻挠了工程建设，那议会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文科教育没有教会学生，哪怕是博士生，有意识地清理自己脑子里存在的价值预设，并且跳出预设本身，对问题展开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分析。

我突然抛出的质疑，让他有一点尴尬。但是，他没有正面回复我，而是建议我课后深入去了解一下那些工程的情况。

我仍然不服气。

一周之后，举行课程研修结业考试，题目是“请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答题纸上，对研修期间所学课程的某些问题展开论述。题目自拟。”

天赐良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次课上那个意犹未尽的话题，当场拟定的题目便是“历史研究需警惕价值预设：与某某教授商榷”。

在答题纸上，我首先用大部分篇幅，复述了那次课上我对某某教授的批驳。对于他提出让我课后深入去了解一下那些被否决的工程的真实情况，我是这些写的：

“必须声明，我并不是在此赞美某国的议会制度。我只是认为，严谨的人文学者，应该养成严谨缜密的思维论证习惯。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清理脑子里潜伏的价值预设。最应该警惕的是，为了迎合一己的立场，而在论证中故意悄然预设某些价值观。”

我当时已经豁出去了，如果考试不过，大不了那一次白白研修半个月，结业证书不要罢了。就当是去北京玩了一趟。

意外的是，成绩出来，我得了99分。据说是全班最高分。当然，改卷子的人，肯定不是那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