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中国女银行家，除了张幼仪，还有她

一段时间里，我那已经去世的奶奶都认为银行女职员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女人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我奶奶是个漂亮的女人，到老了仍旧动人，但她一直失望于我的性别，我生下来那天她重重叹了一口气，而后对于我的一切都表达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漠视。她搞不清我穿多大的鞋和几号衣服，在我上大学之后，她仍然好几次以为我在读高中。但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她对我的鼓励和祝福永远是这样的句子：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去银行工作。

她去世之后，我打算以她为原型写一个小说。在动笔之前，我开始查阅她少女时代的一些故事背景。我首先开始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我奶奶对于银行工作的执念？答案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

在局外人眼中，银行女职员值得羡慕。

1935年早春，一个叫琰君的女子考进香港一家中等规模的银行，担任营业部英文打字员。

她说，自己每天九点上班，十一点吃饭，休息三小时，下午一点继续开工，五点下班，正宗的“朝九晚五”。工作内容算得上清闲，打两三封英文信，有时候帮着记个账，帮经理口述一个信稿，余下的时间可以摸鱼，看报聊天喝茶写信。

至于工资，刚入行时35元，工作一年后到40元一个月。这笔工资除了自己开销，还可以给家里十块钱补贴家用，剩余五元存进银行，可以享受比外面人多一倍的利息优惠。

尽管琰君小姐在文章中抱怨自己的工作过于“刻板”，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篇文章显然有点凡尔赛的意味了。

工作闲，工资高，这就是局外人眼中的银行女职员。

但事实并非如此。

琰君只在银行工作了两年，而在上海，已经是资深银行女职员的玉沙告诉大家，当领导想要裁员的时候，第一个想起来的是女职员，1935年，她所在的银行一次性开除了十名女职员，理由是没有理由。

我很喜欢《玲珑》里一篇《花市里的白蔷薇》，这位银行女职员这样讲述自己的工作：

工作当中，她们尽可能地保持低调，穿素色的旗袍，长到脚面，不穿高跟鞋，尽可能不佩戴耀眼的首饰。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大家把她们看作“花瓶”。

但即便如此，休息时间里，男职员们仍旧会说，你干嘛不回去当“贤妻良母”呢？又有人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不做“贤妻良母”，我们男人的压力更大了。

也有人抱怨，招进来的女职员，刚熟悉工作就要“嫁人生子”，自己的工作没人分担，还白花力气培养人，建议索性不要招收女职员。

另外，也并不是所有女职员都获得了“同工同酬”，写信给《玲珑》杂志抱怨的银行女职员说，同岗位一共三个人，她加班的次数最多（早晨八点三刻做到七点钟），但获得的薪水却是另外两个“年轻小伙子”的一半。而每次账面出现问题时，上级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她，因为“女性算账马虎”。

这些歧视的情况，到今天仍旧存在。

如何避免？

当时有几个女人站出来，给出了她们自己的答案——

办一个女子银行。

严顺贞并不美，这个1910年进入中西女中的学生，没有在《墨梯》留下一张照片。

后来的报纸上，关于这位女性的描述几乎都是负面的。

有小报说，她对待府上的佣人非常抠门，几乎没有额外给过小费。

有小报说，她很不喜欢记者，几乎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

最恶毒的一篇报道，说她明知自己丈夫患有肺病不久于人世，却仍旧决定嫁给他，因为她需要继承他的财产来办自己的事业。那男子姓归，1920年《申报》《中西女塾同學會開會誌》的报道里，她的名字是“归严顺贞”，但这种情况只出现了一次。

1946年，在另一篇小报报道里，我们似乎得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归家用“冲喜”作为借口求娶了严顺贞，虽然严家的亲戚们都为她感到可惜，但仍旧无法改变父母媒妁之言。她嫁过去后不久，归先生因为肺病去世，当她把遗产拿出来筹建银行时，她的婆婆曾经上法庭诉讼，但最终，她赢了，代价是不能再结婚，她也许并不在乎，一心只想搞事业。

父母在她名字上寄予的那些古代女子的优点——顺从贞静，她一条也不具备。

所以在她决定参与筹备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并且担任总经理的那天开始，她给了自己另外一个名字——严叔和。

一个十足男性化的名字，她仿佛用这个方法，和过去的闺秀生活再见，有些无奈，但十足勇气。

除了勇气，严叔和还拥有无穷的智慧。

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筹备并不顺利，虽然《申报》上声称他们已经凑足了五十万的启动资金，但根据上海档案馆藏的档案显示，启动资金实际上只有十五万。

社会上对于女人可以办银行的争议很大，“女子而营商业异矣，所营又为金融之枢纽，实千古所罕闻也”。

原本银行最大的支持者是国先施公司总经理欧彬的夫人欧谭惠然，但欧夫人在银行创办一年后去世，严叔和身为银行总经理，必须尽快想到各种方法。

严叔和紧紧抓住的两个字是“女子”。

当时社会新闻，颇多女子私藏的首饰被好赌的丈夫拿去典当，女子银行就推出了珠宝首饰寄存保管服务，当然，也包括典当。

她没忘了自己的母校中西女塾，在她的一力促成下，中西女塾设立了女子银行储蓄分部，学生可以通过银行代缴学费，《墨梯》上还给刊登了广告。但这显然是一种互惠互利，根据陈晋明的回忆，当时中西的老师、职员甚至学生们都有在银行存款取款的需要，但她们平时不能随便外出，无法到银行办理储蓄，“这是服务上门的现代化商业理念，而她竟然在20世纪初就已经做到了”。

她本人在电台开设了节目，专门讲解女性私人财产管理的讲座。

女子银行也可以代订船票车票，并且可以代为预订位置。

尽管广告里宣称女子银行“为女子服务社会之唯一金融机关”，但这家银行没有任何性别歧视，严叔和的营业策略是男女协同，不排斥男性，无论是职员还是客户。

1930年代，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如同一艘小船，在充满金融风暴的大海中勤勤恳恳航行，面对那些波涛汹涌，包括并不限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的白银风暴，女子银行给出的年终财报居然都是盈利的，虽然和当时上海其他四大银行相比利润有些微不足道，但那时候，破产的私人银行并不在少数。

1933年3月7日，《申报》上出现了这样一则题为《女子银行增聘副经理》的报道——

新晋聘任的副总经理张嘉鈖女士，就是大家熟悉的张幼仪。

张幼仪在她的口述史《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里记述了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当然有一些细节偏差，比如把副总经理说成是副总裁，比如说自己拯救了女子银行的两大危机等等。她被聘用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她的四哥张嘉璈当时是中国银行副总裁，上海分行行长。第二她有一定的人脉，可以扩张银行的高端储蓄用户。

张幼仪加入女子银行之前一年，上海金融界正因为“一二八事变”而引起停业停市的金融恐慌，严叔和在股东常务会上声称，这是女子银行“开办以来最感困难之时期”。不过，即便如此，1932年年底，女子银行的财报显示，她们仍旧度过了这个难关。

但张幼仪加入到女子银行之后，她建立了一些新的管理制度。她把自己的办公桌放置到最后一排，这样可以看到整个办公室的工作情况。在上海档案馆关于女子银行的档案显示，她设置了女子银行每周一次的例会，并且每次都准时参加，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问题。在例会上，张幼仪也经常提出管理新措施，比如每个小组，不允许“两人同时请假”。虽然我挺佩服张幼仪的，不过说实话，我并不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领导。

说到这里顶着锅盖多说两句，张幼仪现在已经变成了独立女性的标志性人物，讲任何关于她的“坏话”好像都很容易招致批评，但我仍旧要提醒读者旁友们，我们对于《小脚与西服》这本书要做一些客观的看待。我的一位读者向我透露了一些她在嫁给苏纪之医师之后的故事，这位读者的表姐当时在苏医生的诊所里工作，他为她做了口述，这份难得的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张幼仪作为女强人的另一面：

女子银行的实际掌舵人仍旧是严叔和，她甚至在很久之前就预料到了银行在动荡年代中的风险，并且早早交出了抗风险的答卷——

房地产。

1929年，女子银行自建了新大楼。

严叔和对于这座大楼有着自己的规划，她希望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女子乐园。

所以，当大楼落成之后，她进行了招商。我在《申报》广告里发现了这座大楼里有趣的公司。

这里有女律师所营业的律所，有美容院，甚至还有女子美容周刊。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规划，严叔和的本意，也许是借助女子银行，让这栋大楼成为一个“女子服务业的托拉斯”。

可惜，她的运气不够好，不久之后，战争来了。

但她还有其他的地产布局，这其中便包括庆余里。1939年5月，庆余里的租户们通过上海的媒体展开了一场对于女子银行和严叔和的大批判。他们声称，女子银行为富不仁，打算将庆余里翻新改建成有卫生设施的新里，以获得更多利润。严叔和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在新闻里，她是葛朗台式的恶毒女人，媒体的标题是“女子银行的女子泼辣似武则天”。

《申报》上的法庭记录则标明，女子银行要退租所有租户，是因为庆余里和当时的二房东上海某贫民教养院有合同规定，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必须要将房子进行翻新。如果不翻新，女子银行要赔付20万以上的罚款。基于这个原因，庆余里才贴出了搬迁要求。租户们进行的上诉在3月31日被驳回，女子银行将搬迁时间延后到五月，但租户仍旧拒绝搬迁，无奈之下才断水断电。

1939年12月25日，终审判决，给予房客再延期一年时间。但翻到这条新闻，我忽然找到了导致严叔和被小报诋毁的终极boss——“原告平襟亚等（即余庆里房客）”。

还不知道平襟亚有多会利用小报诋毁女性的，请戳这里：希望每个姑娘，都可以自由生长。

张幼仪在1946年离开了女子银行，而严叔和则一直待到了1953年。

严叔和的家人在1949年时大多去了美国，但她为了自己的事业留下来。1951年11月，严叔和被撤职，理由是“隐匿暗账资产”。但奇怪的是，这么重大的罪名，一个月之后开董事会，严叔和依旧被选为董事长。不过，董事会成员很快被作为“战犯”而被没收股份和开除出董事会，1955年6月，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消失了，距离她成立，已经过去了31年。

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个银行，根据1951年12月的统计，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股东一共有128位，其中女性68位，她们的股份占比从十几股到几千股不等。以严叔和、张幼仪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女银行家们，在那个动荡年代里，交出了一份足够骄傲的答案。

她们至少证明，银行女职员，绝不是“花瓶”。

但不得不承认，尽管这些银行职业女性们如此努力，她们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银行女职员的文化程度都不低，很多具备了大学水平，但如果没有背景，想要升职成为管理层，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毕业于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的沈有琪，在女子银行工作了20年之后，才得以升任襄理。

更多的女职员在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境地里苦苦挣扎。1937年6月至1945年12月间，女子银行就有张瑞云“因生育哺乳辞职”；在该行工作八年之久的张墨飞因为结婚而辞职；连长期担任该行副经理的谢姚稚莲也曾经好几次提出辞职，理由为“子女待抚需人，家政就荒……家中一切情形非得自行治理不可”。

1969年，严叔和在上海去世，享年83岁。

女银行家的传奇大幕缓缓落下，但职业女性的困境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