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人热爱加班啊？

文化

2023-05-08 06:05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调休和加班，可以说是当代打工人身上的两大枷锁。

最近这些年来，有关996以及其他高强度劳动负荷问题的讨论不时出现在媒体上。加班成为职场打工人抱怨最多也最为厌恶的现象之一。

但是，似乎不是所有人都讨厌加班，有些人甚至认为任劳任怨地加班是一种美好品质。今天的文章，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将通过《制造同意》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与加班有关的陷阱——加班究竟是“福报”还是剥削？

讲述 | 袁长庚，人类学学者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工作与人生书单》

01.

把“格局”缩小，从内部视角看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对加班现象大加挞伐的人，还是视加班为一种美好品质的人，都秉持这样一种假设：在工作当中，“理性”且不受外力胁迫的劳动者不会去追求加班，加班所能提升的产能，最终都只会让老板获益，而劳动者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休息时间被占用，无论是否能够获得相应报酬或补偿，都无法完全抵消自身生活所经受的扰动。

反对者把加班当成是资方贪婪无度的具体表征，而支持者则强调在具体的语境当中，劳动者的“自我牺牲”可以换回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

那么我们进一步拆分一下这种假设，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种假设都把工作看成是外在于工作者的事情。一个人跟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手段关系，无论是摸鱼还是熬夜爆肝，都是为了指向工作之外的东西。

这一类的讨论期待着工作的人都能保持“理性”状态，充分计算自己通过工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反对加班的人认为，既然加班的增益不明显，所以理性的我就应该到点儿走人；支持加班的人或许也不会天真地认定加班会获得等值的回报，但是他们背后有“社会”甚至是家国和人类撑腰：虽然自己没有多拿钱，但是所创造的财富和价值最终不还是惠及更多的人了么？这难道没有意义吗？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对这样的争论方式，人类学研究者是比较警惕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过分简化人们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忽视人们在工作的具体过程当中所可能产生的复杂的体验。

人类学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种内在的视角，用学科的专门术语说就是一种“主位”观察。我们可以在从内部立场做出观察和分析之后依然给出自己的好恶评价，这样做也比那种一味地置身事外、指手画脚要强得多。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制造同意》，就是一本从内部视角去理解工作中人的状态的作品。这样的文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民族志”（ethnography）。坦白说，这个翻译不太理想，因为在中文里，“民族”这个前缀有特定的含义。

尤其是在当代汉语当中，“民族”往往是一个自身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但是“ethnography”本身并不只是记录这样的群体，我们可以写一群棒球爱好者、城市里热衷于整容手术的中产阶级女性、生活在西雅图的小乘佛教信徒，甚至是街头帮派、某海外基地驻扎的美军。

换句话说，被我们翻译成“民族”的这个前缀，只要是一个内部存在关联性的人群即可，他们甚至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只是被某个关键事物松散地连接起来。

《制造同意》这本书描写的是美国一家工厂里的工人，具体说是工人们在车间工作中所表现出的状态。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迈克尔·布洛维自己亲自到工厂里面做工人，亲自操弄各种机床，体会车间工作的酸甜五味。

布洛维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还曾经做过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是当代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也是一位非常有性格而且一生中充满开拓性和行动力的知识分子。

他的经历很传奇，一生都在关注劳动、生产和组织等问题。他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修正和补充，但是他回答理论问题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走出书斋、穿上工装，亲身体验那个工厂世界，让经验和纯粹的思考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

布洛维的成名作是对独立之后赞比亚铜矿工人的研究，此后他又到美国、匈牙利甚至苏联的工厂里实地研究，是一位真正会使用机床的马克思主义者。

02.

被剥削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加班？

《制造同意》是作者布洛维亲自到工厂工作之后累积资料完成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布洛维在化名为“联合公司”的引擎分厂工作了十个月。这是一家大型机械制造公司，在农业机械制造方面非常拿手。

这项研究的缘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战后的三十年，是美国蓝领工人一段比较美好的岁月。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工厂内部工人福利、收入都有明显的改善。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历程中曾经长期存在的劳资矛盾似乎也有极大缓解。

听起来还不错，但是对于布洛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产业工人会心甘情愿地在工厂里卖命，而且在计件工资这样的制度下，会“自动地”提升自己的生产力？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化约的，会周期性产生震荡。或许工人为了生计所迫，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自愿地加入这种生产竞争？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是，为了更多的收入。

《玩乐时间》

但是实际上，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多出来的产品，其边际效应并不高，却需要劳动者付出高强度劳动。把工人们设想为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拼命干活，至少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而且当时整个世界还处在冷战两极对立之下，很多人都曾预言过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造成大的冲突甚至解体。

不妨把这个问题做一个中性化一点的处理：我们不要限定在七十年代的美国，也不要限定在制造业工厂车间，我们也可以问，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但是却格外卖命，“公司又不是你家的，你到底图什么？”

布洛维认为，这里存在一种“同意”，consent，也就是参与劳动过程的人都允许、接受这样的劳动状态。他觉得这个“同意”是一个“制造”的过程。所谓“制造”，不是说有哪一个超级力量押解着我们像犯人一样接受现状，而是一种近似于“看不见的手”的调控。

我们在一系列历史、社会因缘际会之下，形成了某种观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它被叫做“意识形态”，是一种对自身处境的错误认知。布洛维作为当时年轻一代的学者，他没有停留在老一辈学者那种对工人“怒其不争”的哀叹中。他反而在这个地方出发，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为什么人会形成并且接受这种认知。

03.

真的“进厂”，是怎样的？

布洛维用了很长的篇幅，兼顾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我想捡出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点，供大家思考，尤其是把它们和我们当下的处境做一个关联，看看这种硬核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可以成为我们自我反思的养分。

首先，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面向上来讨论问题：联合公司下属的引擎工厂，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在今天的网络用语当中，“进厂”是一个含义非常复杂的词。可以用作自嘲，也可以如字面意思所示，就是指从事相对繁重的制造业体力工作。

当我们谈论“工作”的时候，“进厂”至少不是我们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意象。虽然很多人自称在“大厂”里面“搬砖”，但很少有人会真的认为自己的工作在基本形态上和工厂体力劳动相似。那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穿越到半个世纪之前，站在引擎车间机器轰鸣的工作区，我们眼前的这一切包含着哪些基本要素？

首先，这是一个封闭的物理空间；其次，这个空间的整体设计、分布是为了满足生产所需，因而它内部各个部分的关联遵循着生产流程和分工的需要；第三，在这个空间内部有很多分工不同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互相配合，技能上形成互补，他们的工作和生产的节奏相吻合，按时上下班；最后，整个生产流程最终凝结为实体产品的完成，劳动是具体的、有形的。

当然，我们还会发现，这个空间里有少数管理者，偶尔还会出现一些更高层的管理者。车间内部也不只是劳动，大家在干活的时候会聊天，会抱怨，也会争吵。休息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抽烟，喝瓶可乐，可能会在一起吃工作餐，期间互相开开玩笑，打听一下彼此家庭邻里的八卦消息。

综上所述，可以说，这个车间像是一个相对封闭、自主的小王国。人们因为一件具体的事情被关联在一起，既形成纵向的阶序关系，也有彼此横向分工联系。人们是工友，同时也各自携带工厂之外的生命经验。但总的说来，所有这一切，在这个空间之内都被“生产”重新组织起来。

《玩乐时间》

大家不要小看上面这一小段总结，布洛维的整个研究几乎就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明确的基础上展开的。

根据布洛维自己的交代，因为在做研究之前，他关心的问题就是工人在计件工资制度下的超额生产问题，所以刚刚进入工厂时，他曾经对这种主动提升生产技能甚至加班加点卖命的行为嗤之以鼻。毕竟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怎么可能中了资本家的圈套呢？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套规则里同样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会很生气。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布洛维首先注意的就是“生产过程”问题。换句话说，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大谈特谈工人的阶级认同、结构性被剥削的处境，但是很少有人把生产过程当中的真实经验当作一个严肃课题。

布洛维在亲自从事劳动之后才意识到，当大家进入车间之后，并不是成为什么抽象的工人阶级。相反，我们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内、在这个具体的劳动过程当中，成为一个个具体的劳动者。劳动者彼此竞争，同时又依赖他人的协作。

如果库房管理员给你穿小鞋，或者叉车司机是个新手，那么就会影响你的工作进度，同样，如果你自己弄断了钻头或者在一份新工作上手忙脚乱，也会成为别人的麻烦。

04.

非自我剥削式的“游戏”

在这里，布洛维很有想象力地把计件工作下的超额竞赛，称作一种“游戏”。

用布洛维的原话说，这种游戏由“操作工与调节工作条件的各种社会或非社会对象之间所经历的一系列阶段所组成”，游戏的内核是“劳动者跟诸多限制条件之间的平衡艺术”。超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像牛马一样的人，自我剥削式地玩命干活。

超额游戏是一系列平衡之后的结果，你要熟悉整个生产流程，要掌握生产技术，要熟悉机器的特性，同时也要跟上下游的工友搞好关系，甚至要在不同班次、不同任务之间做灵活的调配。毫不夸张地说，超额游戏建立在一个劳动者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相对独立世界的掌控力的基础上。

布洛维承认，车间内部形成的这种超额竞争游戏的前提是资本家变得更狡猾了。他们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允许工会在利润许可的空间之内讨价还价。这种纵向劳资双方之间矛盾的缓和有助于工厂世界形成一个内部循环的竞技场。

《玩乐时间》

这个游戏本身也遮蔽了劳资之间的结构性对立。但是无论如何，厂房内部已经成型的组织文化确实鼓励人们参与到超额游戏当中。一个优秀的玩家一定是对整个生产流程以及各个要素极为熟悉的人，在游戏当中的优异表现所带来的社会承认、心理满足，是一个人无法忽略的。

此外，当你成为搞砸事情的那个人的时候，工厂内部的评价反馈也是相对直接的，工友们的抱怨和指责不像现在的办公室政治一样曲折隐晦，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奖惩机制。

布洛维在这里总结到：超额游戏的起源确实是工人主动屈从于劳动限制，但是人的主动性并不仅仅表现为屈从。一旦人们加入游戏，就开始思索游戏提升的可能性，开始主动协调游戏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配合，甚至发展出相应的情感联系。

布洛维非常公允地指出，超额游戏是源于资本逐利的本能，但是游戏一旦启动，它也会充当破坏逐利本能的角色，例如工人们会悄悄地建立自己的小金库，把一定量的超额产出暂时存储起来，在工作状态不理想时拿出来凑数。这一点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车间内部，它得到了一批基层管理人员的默许。

布洛维甚至在这个现象中萌生了一种对历史的幽思，他感慨说，我们总是会创造出“不如所愿的历史”。比如一种原本想更大化压榨工人的制度，却也在不经意之间促成了工人对整个生产世界的掌控力、协调性。

就好比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当中那个著名的判断：每天被迫重复无聊劳动的西西弗是悲剧性的命运的奴隶，但是当西西弗开始认真地面对推石头这件事情，当他开始学会判断推石头的劳动过程，甚至石头自身的质地和特征，他就部分溢出了命运的捉弄，成为一个部分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05.

工友间的亲密协作关系

布洛维建议把车间本身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很强的自我调适、自我保护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车间看作是一个庇护所，当人们进入车间的时候，塑造他们彼此关系和状态的首要力量就是分工协作中的不同位置。我们在哪台机器上面工作，决定了我们和哪些人一起在自动贩售机那儿喝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布洛维举出了美国社会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种族身份。

相信这些年来关注美国社会问题的朋友们，应该不会对种族问题的反思和批评陌生。比如说像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初衷就是提醒大家，虽然经过平权运动之后，种族平等被写进各种规章和条文，但是种族歧视依然潜藏在生活的最深处。

但是布洛维的观察很有意思，他发现，在联合公司引擎分部的工厂里，劳动合作往往是跨种族的，而且在他观察到的情景当中，种族虽然不能说是没有丝毫影响，但至少在劳动过程中是微乎其微的。

布洛维用一个经典人类学概念去佐证自己的观察，这个概念就是“戏谑关系”（joking relationship）。

戏谑关系是著名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在对人际关系的观察中发现，在一个系统内部，为了维持必要的亲密和团结，有时候人们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来显示彼此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

布洛维在工厂内部发现，不同种族的工人之间，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而这种亲近的根源是我们的分工协作关系，亲近的体验则是开一些看似冒犯但实际无伤大雅的玩笑。

比如我在车间里叫你“黑鬼”，你并不生气，恰恰是因为我们所属劳动空间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本身意味着一定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彼此协作的共同经历更能显示出我们对彼此的支持，我们是哥们儿，是可以开得起玩笑的人。

《人生切割术》

《制造同意》是一本非常精细、复杂的社会学著作，本文这么长篇幅，其实只谈了其中的几个点。之所以想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时间又过去了半个世纪，布洛维笔下那个劳动者的世界，在我们所熟悉的视野中差不多完全消散了。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工人们所处的世界跟我们日常工作空间之间的区别。

比如说，今天的职场通则当中，有一条是鼓励我们和同事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甚至告诫我们不要试图在公司内部交朋友。工作不是让我们短暂脱离社会身份、进入共同劳动游戏的渠道，而且变成了强化社会差别、社会偏见，彼此互信程度非常低的赛道。

布洛维认为，联合公司引擎分布构成了一个内部劳动市场，常常有人在不同岗位之间流转，很多人都熟悉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种。即使是职位上没有变化，时间和经验的累积也会塑造很多车间内的“百事通”。

今天，很多时候转岗是一种惩罚手段，因为整个用人机制在专业化、分工化的旗号之下，以所谓“专才专职”的方式看似更为“科学”，实际上是从根本上不相信也不允许对“人”的可能性有更丰富的想象力。你是个码农吗？那么好，最好不要插手人家运营的工作。你是做运营的吗？你会写代码吗？那你有资格来研发部门？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如果说我们正身处于工作的意义危机当中，那么这个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所想象和实践的“人”在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