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哈耶克诞辰124周年：乌托邦的掘墓人

编者按：一位朋友问我，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这两位自由主义大师有何不同？撇开学术与思想来看：读弗里德曼的书，我感觉，他在为那个时代而争鸣，他的思想融入了他的工作、生活与那个时代。读哈耶克的书，我感觉，他始终在为自己所捍卫的思想作艰难的斗争，他的思想与命运高度绑定，带有更浓厚的悲情色彩。所幸的是，哈耶克长生久视，亲眼看到自己一生所反对的土崩瓦解。2023年5月8日为哈耶克诞辰124周年，仅以此文纪念这位勇敢的思想斗士！‍

哈耶克的生命，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他目睹或亲历了这个世纪发生的所有大事。哈耶克的名声也因二十世纪的思想浪潮而跌宕起伏。“昨天的异类是明天的教父”，哈耶克似乎成为了每一个时代思想市场的晴雨表。

重读哈耶克，重审大时代，本文回顾哈耶克生平及其思想。

本文逻辑

 一、黄金时代

 二、反乌托邦

 三、自发秩序

【正文9000字，阅读时间40'，感谢分享】

黄金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

对于此时的维也纳，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欧洲的文化潮流都聚集在在这里，这座音乐之都博采众长，将各类型的人才都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把一切拥有巨大差异的文化融为一炉。这座城市的每个市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1】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哈就诞生在这个年代。1899年，他出生在维也纳的哈耶克家族。

在奥匈帝国，“冯”是贵族中的第二等级。哈耶克家族有着渊远的贵族传统，哈耶克的父亲、母亲都出生在当地的贵族家庭里。哈耶克父亲是技术官员，对植物学很有研究，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也是一个生物学家。外祖父弗兰茨·冯·尤拉舍克在当地属最富裕阶层，他还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与奥地经济学派第二代传人庞巴维克是好朋友。

上学期间，哈耶克的成绩并不好。除了生物，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都常常不及格。不过他热爱阅读，经常沉浸在黄金时代的书籍天堂里。

不过，在哈耶克15岁时，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一战爆发了。战争改变了欧洲大陆的一切，原来的自由流通、繁荣思想在炮火中灰飞烟灭。

“战前我享受过最高度最完整的自由，可战后却尝到了数世纪以来最大的不自由。”茨威格这样说。哈耶克，后来也说过类似的感受。

不过，当时的哈耶克并不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他在年满18岁时如愿参军，被派往意大利前线。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统治了奥匈帝国640年的哈布斯堡王朝覆灭。新生的奥地利共和国却脆弱不堪，维也纳的经济千疮百孔，物价崩溃，贵族封号被取缔。

经历了政治的幻灭和家国的兴亡，德意志、奥地利及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经典社会主义学说对众多年青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距离维也纳很近的布达佩斯甚至建立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政府。在此之前的1917年，苏维埃革命爆发，苏联也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哈耶克也开始对经典社会主义产生了向往，但也在此时，哈耶克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学习。在这里，哈耶克遇见了他的授业恩师维塞尔和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感觉这里的经济学系“死气沉沉”。此时，庞巴维克刚刚去世，维塞尔前往政府部门任职，经济学系里少有大师坐镇。

虽然王朝覆灭，但维也纳大学此时尚且维持着学术繁荣的余晖，也保持着自由学风。维也纳大学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学术方向，授课以讲座方式进行，除了三项考试，没有其它测验，也很少有书面作业。

在战争的动荡年代，许多学者涌入了维也纳大学。哈耶克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讲座，旁听各种各样的课程，不断学习新专业的知识。法律、政治经济学、心理学，是哈耶克此时的学习重点，奠定了他日后的学术方向——前期经济学，后期政治哲学。

改变哈耶克学术思想的正是，米塞斯以及米塞斯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论战。这转变了哈耶克对经典社会主义的观念，开始了一生的“战斗”。

1921年，哈耶克拿到了博士学位，需要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在维塞尔的推荐下，哈耶克前去拜访米塞斯，开启了与米塞斯终身的友谊。

米塞斯在1906年也曾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参加过庞巴维克的讲习班。1913-1934年间，米塞斯一直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编外讲师，同时担任奥地利商会经济学家、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

作为哈耶克的导师，维塞尔向米塞斯写推荐信，形容哈耶克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这时，米塞斯已经略有名气，但性格上是一个固执、好斗的人。对这封信，米塞斯的态度是：既然如此，为何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课堂上见过他？

不过，当接见哈耶克且经过一番交谈后，米塞斯对哈耶克的学术有了一些肯定。当时，维也纳成立了一个临时性机构“清偿局”，米塞斯以商业部代表的身份在那工作。米塞斯帮助哈耶克在此处谋得了一个职位。

在维也纳期间，米塞斯也延续着讲习班的习惯。这些私人讲习班聚集了众多学者，对哈耶克的思想启发很重要。米塞斯讨论的两大问题对哈耶克影响深远：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二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米塞斯的《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

一战后，奥地利政府通过了国有化法案。传统自由主义遭遇休克，经典社会主义成为明灯，要求国家干预的言论盛行。原有的秩序遭受挑战，米塞斯是坚定站出来维护古典自由主义的那一批人。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文章从价格核算的角度阐明：“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价格的国家不可能作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2】。受此冲击，哈耶克彻底转变为一名自由主义者。这篇还启发了哈耶克后期提出价格信息理论。

米塞斯影响哈耶克的另一领域，是他强调终极知识源于内心的“先验”方法论。这也是奥派所主张的方法论，他们认为，知识是内在的、既定的，经验发现不能驳倒理论。当然，后来到英国，哈耶克的方法论受到了苏格兰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影响。

1923年，在米塞斯的推荐下，哈耶克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担任助理。这段游学经历十分窘迫，哈耶克到达纽约时，口袋里只剩下25美元。无奈之下，他甚至做好了去餐厅刷盘子的准备。还好，他最终联系到了纽约大学教授耶利米·精奇。在美国做助理期间，哈耶克研究货币政策和商业波动的方向，帮助他完成了商业周期理论。

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源泉是米塞斯，实际观察来自美国。米塞斯十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提出增加货币供应会导致生产结构扭曲。二十年代的美国，进入了咆哮时代，经济飞速增长。但是，哈耶克观察到，这种经济增长来自信贷过度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哈耶克在米塞斯的基础上，融入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他认为，一旦央行干预经济，增加货币供给后，会影响银行利率，与自然利率发生偏差。银行压低利率后，信用扩张，从而会给企业家一种误判，进而扩大生产，加大对未来的投资，从生产消费品到加强资本投入，但一段时间后，企业家发现实际的购买力根本不足以支撑，经济繁荣则难以为继，进而出现经济危机【3】。

1924年，哈耶克返回维也纳。受到美国研究所的影响，哈耶克回到奥地利后也计划组建研究所，米塞斯为哈耶克寻找资助人。1927年，哈耶克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中心并担任所长，米塞斯则担任副理事长。

1929年，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的研究成果写成了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同年，他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的编外讲师职位。这是哈耶克第一篇专著，仅凭这一成果，哈耶克可以在经济学历史上获得一席之地。而且，在当下，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愈发重要。

反乌托邦

1928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来参加伦敦的一次会议。在会上，哈耶克有备而来，与凯恩斯绅士“对决”。

其实哈耶克对于凯恩斯从无敌意，早在凯恩斯发表《和约的经济后果》后，哈耶克称赞凯恩斯是奥地利人的“大英雄”。而且，在当时，凯恩斯已名满天下，哈耶克只是一位“迷弟”。

不过，罗宾斯有心插柳，预设擂台，哈耶克迎难而上。当时的罗宾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又受到领导的器重。他十分希望能够将公众的眼光转移到伦敦，让年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欧洲经济学学术中心剑桥大学分庭抗礼。而当时最好的机会，无疑是挑战风头正劲且颇具争议的剑桥凯恩斯。

一战后，英国经济陷入持续萧条。凯恩斯批评政府政策，与马歇尔经济学决裂，提出政府投资、消费拉动等干预主张。他在广播里鼓动妇女出去消费，促进经济恢复。罗宾斯、庇古等经济学家皆反对凯恩斯，罗凯二人还曾一同共事，最终不欢而散。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宾斯发现了哈耶克撰写的一篇文章《储蓄“悖论”》。他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恰好能够反驳凯恩斯。

于是，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前来英国演讲，首场讲座便在剑桥学院的大本营举办。不过由于哈耶克蹩脚的英语和冷门的奥地利派理论，现场的反响比较冷淡，没有讨论声，也没有观众发起提问。当时，只有凯恩斯最亲密的门徒理查德·卡恩，站起来发问哈耶克：“你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明天上街买一件新外套，失业率会因此增加？”【4】

哈耶克点头说，是的。但他继而表示，这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数学论证。随后，哈耶克就“物价与生产”在伦敦发表了四次演讲，基本是在陈述其商业周期理论。他认为，扩张信贷将市场利率降到自然利率之下，导致企业家将资金投向远离最终消费的“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增加迂回生产的风险与资源错配——投资品过度投资，即期消费品不足。当通胀来临时，这种人为制造的繁荣便终结，接下来是不当投资引发企业破产和经济危机。这时，只能由一场危机和失业来清算之前的不当投资与政府干预。显然，这些观点与凯恩斯争锋相对。

1931年《物价与生产》出版，这本书正是这四次演讲的合集。随后，哈耶克也被聘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

罗宾斯将哈耶克的储蓄悖论发表在《经济学刊》的头条，他正是这个报刊的主理人。在8月刊里，哈耶克率先对《货币论》发起批评，这篇文章也被罗宾斯安排在《经济学刊》的头条上。下一个月刊里，凯恩斯的回应文章作为《经济学刊》头条。

乘胜追击，哈耶克与罗宾斯商量后选择了《货币论》作为辩论点。他写了一篇长达26页的书评，凯恩斯发表了《对哈耶克博士的回复一文》，一一辩驳，也写下了对《物价与生产》的批评。

你来我往，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论战，是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在英国经济学界掀起波澜。罗宾斯主理的《经济学刊》成为了他们俩论战的主擂台，这个新成立的学刊的地位也顺势攀升，这正合罗宾斯心意。并且，凯恩斯的回应让英国经济学界开始注意到了哈耶克。

二人的论战直击主题，但是论战质量堪忧。双方在语言与语义上耗费太大，哈耶克对凯恩斯新创造的名词怀有质疑，而凯恩斯对德语下的奥派不甚了解。这让双方感到疲惫。

1932年初，凯恩斯选择熄战，只派出他的门徒斯拉法来回击哈耶克，这时，他决定沉下心来写一部新的作品。事实上，在与哈耶克的论战中，他的确感受到自己在微观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

最重要的是，这时，大萧条爆发了。

实际上，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预言了大危机的到来。迄今为止，这一理论也是解释金融危机最为充分的理论。但是，在当时，时局正在快速抛弃哈耶克。

1936年，大萧条蔓延，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企业家绝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迷茫。这时，凯恩斯的《通论》出版，政治家拿着它向选民承诺，经济学家视其为学术之光。

哈耶克并没有对凯恩斯的《通论》予以系统的回击。实际上，起初他有这个计划。在《通论》中，凯恩斯找到了三个微观理论来支持有效需求不足及干预主义。哈耶克一时难以用单篇文章回应这一整套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是，当时，凯氏理论风靡政学两界，声势浩大，拥护者众。

哈耶克及古典自由主义被抛弃了。三十年代后期，曾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就连哈耶克的助手卡尔多和学生约翰·希克斯也都改投凯氏门庭。哈耶克的讲座变得冷清，卡尔多时常在课堂上故意刁难哈耶克，后者颇感难堪和苦闷。

此后，哈耶克做了一些挣扎。他在1937年出版了小册子《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在1939年出版了《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1940年，哈耶克把关于货币、价格与生产的理论写成了《资本的纯理论》，但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这是哈耶克最后一部纯经济学研究，此后他走向了另外一条学术道路——政治哲学（政治、法学、心理学与社会学）。

哈耶克改变学术道路是不是他与凯恩斯辩论“失败”的结果？其实，当理性的声音被狂热的噪音淹没时，你自然就会往这方面想：是不是人的观念出了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

这条路的起点，源自哈耶克在1936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这是哈耶克学术生涯后半部分转型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4】哈耶克将研究聚焦在个体行为上，他认为，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信息传递问题，私人产权、价格、利润、服务等等也是一种信息。他将市场分工推进到知识分工领域（信息分散化）。这让他怀疑苏联社会主义下那种统一决策的可能性。

接着，二战爆发，奥地利及欧洲大陆被纳粹德国摧毁，米塞斯逃难美国。1940年，伦敦进入了战时状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全体师生迁移到剑桥，成为了战争时期的一块绿洲。这时候，哈耶克与凯恩斯交往变得密切了。凯恩斯帮助哈耶克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找到了一个住处。凯恩斯积极参与战时政策的种种举动也为哈耶克所赞扬。

对凯恩斯出版的《如何筹款应付战争》，哈耶克评价道，“战争爆发，凯恩斯几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

二战期间，哈耶克与凯恩斯是同一个战壕里的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纳粹主义。凯恩斯在政治上坚持作战，哈耶克在学术上苦苦坚守——准确说，哈耶克这时正在转向政治哲学领域，与极权主义顽强斗争。

1944年，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横空出世，一鸣惊人，风靡世界。这本书，在思想上给极权主义最后一击。但是，哈耶克撰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他担心战时备受推崇的国家管制及苏联社会主义在战后的英国及欧洲膨胀。对于自由社会的前途，哈耶克忧心忡忡。

“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就而成的”，“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人们试图使其成为天堂”哈耶克在书中引用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话，想以此警醒那些对乌托邦心存幻想的民众。哈耶克反复论述：保护私人财产、自由支配才能走向繁荣；苏联计划经济及国家管制只能将人带向奴役。

当时，丘吉尔也在大选中提到此书，借此对工党发起攻击。这一事件更让《通往奴役之路》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纽约时报发文报道这本书，并且引发了广泛讨论。

在前往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路上，凯恩斯对这本书写下了回应，他旗帜鲜明地表示：道德上、哲学上，我几乎赞同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不过，凯恩斯显然不能同意书中政府干预导致极权主义的论述。

此时，哈耶克，化身为“乌托邦”的掘墓人，身披“自由斗士”荣誉，战斗不止，名满天下。

但是，这本书给哈耶克在经济学界带来的名声，是让他始料未及的。这本书的火爆，让他彻底丧失了专业经济学家的身份。学界认为这不过是一本“流行读物”，哈耶克是一个政治宣传家和鼓动家。对此，哈耶克耿耿于怀，但又颇为无奈。时至今日，这种标签依然无法抹去。

更让哈耶克始料未及的是，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1945年，二战结束。哈耶克乘胜追击，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成为他后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这篇文章在“知识分工”上做了延伸，首次清晰提出了“价格体系”之于市场的重要性。哈耶克认为，“从根本上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5】。这篇文章在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基础上进了一大步。哈耶克认为，只有价格才能将分散在所有人身上的信息整合起来，而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第二年，凯恩斯去世。哈耶克信心满满，曾以为自己是世上的另一个“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了——哈耶克后来对自己有这种想法感到愧疚。1947年，哈耶克邀请弗里德曼、欧根、波普尔等来到瑞士，创办了朝圣山学社，试图复苏古典自由主义。

哈耶克对朝圣山学社的描述是：这个学社“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态度，但也不迷信其教条。最后，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的还是左翼的。” 

然而，时代再次抛弃了哈耶克。二战后，短暂的自由主义热潮大讨论被搁置，欧美世界完全没有按哈耶克担心的最糟糕的、抑或是设想完美的道路上演进，而是走向了所谓的“中间道路”：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上过渡到了凯恩斯主义时代。英国工党艾德礼击败了丘吉尔，奉行费边主义，开启了福利国家道路。有人戏言，《通往奴役之路》让丘吉尔丢掉了选票。联邦德国的艾哈德奉行欧根经济思想，实施经济改革，走上了“社会市场经济”道路。当然，苏联的计划经济如火如荼，“冷战”即将拉开序幕。

凯恩斯去世后，哈耶克的名字迅速被人遗忘。

自发秩序

在凯恩斯主义主导学界的大环境下，此刻世界上还有一个角落在被保护之下蓬勃升起了自由主义的学潮，那就是芝加哥大学。

1948年，哈耶克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的道德哲学教授委任。这是芝加哥大学校长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一种实验。聘请哈耶克来的思想委员会主席是约翰·内夫，他告诉哈耶克，“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讲授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问题。如果什么时候你不想讲课了，你就可以不讲。”

哈耶克为什么没有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这个问题，后来弗里德曼做了解释。他当时也刚来经济系不久还没资格参与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理解是，芝加哥的传统是教授治校，任何受校长指派、外部赞助的人物，经济系都会反对。更何况，经济系对哈耶克的学术并不了解。其实，哈耶克本人也不太希望再进入经济学领域，他此刻认为政治哲学包含了前者，观念的理论更重要。

促使哈耶克离开英国，前往美国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949年，哈耶克决心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赫拉离婚，重新与奥地利青梅竹马的表妹在一起。他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也导致了他与英国好友罗宾斯的间隙加深，两人甚至为此断交。直到赫拉去世，两人才和解。

1950年，哈耶克辞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前往芝加哥大学。在芝大期间，哈耶克延续着自由主义的薪火。他开设了讨论课，话题多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参与进来的学者众多，如弗里德曼、休厄尔·莱特、恩里科·费米等。

弗里德曼此时与哈耶克交流频繁，在哈耶克离职芝大的晚宴上，他这么评价哈耶克：“历史上曾经试图影响舆论的人，却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也很少有人能像哈耶克那样，对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的观念，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不过，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及弗里德曼的理论几乎没有影响。哈耶克说过，他与弗里德曼之间存在诸多共识，除了货币理论和方法论。弗里德曼是哈耶克在朝圣山学会中的坚定支持者，为了避免二人分裂，他们几乎不会去触碰分歧领域。

在此期间，哈耶克深耕于政治哲学，写作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年）和《科学的反革命》（1952年）。哈耶克大量涉猎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大卫·休谟、斯密和小密尔的自由观念。在这部著作中，哈耶克已经在政治哲学的学术道路上，从知识分工、价格体系推进到主观主义与反建构主义。在《科学的反革命》中，哈耶克反对孔德、圣西门等将科学主义带入经济学领域。他反对理性的滥用，批判笛卡尔理性主义导致人为建构秩序的可怕后果【6】。

哈耶克还花了大量的精力写作《自由宪章》，试图从法律的角度解释自由，阐述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他反复论述一些观点，如民主是自由的保障而不是目的，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等。他查遍了学术文献，在书中做了令人惊叹的引用和备注，堪称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学术版、升级版。哈耶克本以为这本书会获得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样的回应，但是市场反响十分平淡。不过，在美国、英国的政界和知识分子间，这本书的影响其实已经传开。

1960年，61岁的哈耶克考虑离开芝加哥大学。这纯粹是因为经济原因，此时的他几乎没有储蓄，离婚后的生活成本增加让他陷入窘境。

1962年，机缘巧合之下，联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向哈耶克发来邀请，教授政治经济学。弗赖堡大学是欧根的大本营，早年哈耶克经常从英国开车到弗赖堡大学找欧根聊天，不过此时，欧根已经去世。

哈耶克在弗莱堡大学过得还算舒服，这里学术氛围与维也纳大学十分相似，经济学又设立在法律系教学课程中，他的政治哲学正好可以发挥。除了学术研究，他与妻子也频繁旅游。

在此期间，哈耶克写出了《法律、立法和自由》。这本书更像《自由宪章》的续集，但是以更专业的水平写著而成。哈耶克试图解答前书遗留的问题，即法律的诞生与自由的关系。哈耶克在书中提到了自然法，但拒绝了建构主义，提出了自发秩序。

自发秩序，源自英国经验主义，有休谟和斯密的思想成分，也有保守主义的特点。但是，哈耶克否认自己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所谓自发秩序，强调完全自然状态演进下形成的人类社会秩序，不受到任何人为的干扰。犹如自然界的生物自我进化，人类社会的内部演化也不应被某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干扰。哈耶克试图用自发秩序反对一切人为的理性的建构的制度。到这里，他提出，国家和社会围绕着市场自发秩序来演变。他认为政府应该存在，但这种政府不是“最小化的政府”，而是“竞争最大化”的政府。他甚至提出，用自发秩序来解构一切规则与伦理秩序。除了少数亲人外，邻里关系、国民关系都应该是“自生自发”的关系。哈耶克认为这是“普遍的和平秩序”【7】。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自由。

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思想旅途的巅峰。但是，《法律、立法与自由》这本书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其一是因为晦涩难懂，其二是因为分期出版，而到最后一部分时，哈耶克因为身体原因难以完稿。到60年代末，哈耶克长期遭受忧郁症和心脏病的折磨。

1969年，他调到萨尔茨堡大学，也是因为经济原因。但这里的生活不如意，这个大学的经济系规模很小，哈耶克在学术上能够有所交流的人不多。就在哈耶克彷佛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时，历史的潮流又要被改写了。

70年代，欧美世界爆发滞涨危机，高通胀、高失业率并行，凯恩斯主义节节败退，自由主义失而复得。在美国，弗里德曼扛起了大旗，在欧洲，哈耶克被推到了前台。

1972年，一本名为《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的畅销书应时而出，书中收录了哈耶克早年多篇文章。面对眼前一团糟的经济状况，人们内心默默承认：哈耶克曾经对凯恩斯的批评，都是对的。哈耶克重新回到了欧洲公众眼前。

这时，哈耶克获得了一个消息：他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谁都没有预料到哈耶克会获奖，毕竟他已经被经济学界冷落了三十余年。哈耶克本人也十分吃惊，但毫无疑问，这种荣光也令他无比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经济学获奖者有两位，另一位是缪尔达尔，一位高举左翼大旗的瑞典经济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奖担心缪尔达尔的获奖会引起争论，因此加上哈耶克，以此中和争论。

但是，这些并不重要了，时代潮流正在转向他苦苦坚守一生的那块阵地。哈耶克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由主义者。诺贝尔奖再次给哈耶克带来世界级的名望。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众人对站在领袖背后的这位“哲学大师”更加好奇。撒切尔夫人在一次与内部官员争论时，突然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本书，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大声对官员们说道：这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在英国的大众媒体渲染下，哈耶克甚至成为了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军师，甚至还有“教父”一说。事实上，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只见过两次面。

奇妙的是，哈耶克的身体也开始好转，当时一位同僚评价：“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978年，哈耶克论战的兴致越发浓厚，他想要组织一场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大规模辩论。但是，最终这场擂台赛也没有办成。哈耶克便将自己对辩论赛的想法，撰写成书，最终这本著作成为了《致命的自负》。

最后几年的学术生涯，哈耶克将精力贡献给了《致命的自负》。不过，这部作品在学术上没能超越之前。这本书的收获应该是回归到了方法论上，哈耶克形式上还是针对经典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从方法论上，主要是反对笛卡尔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主张自发秩序（主观主义、知识分工、个人产权与价格机制），诠释人类文明的诞生与演进【8】。当然，哈耶克在此也否定了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

1989年，《福布斯》杂志来到哈耶克家里采访，他对采访感到很愉快。此时哈耶克的开怀或许还有另一种原因：这时，东欧正剧变，苏联将解体。

哈耶克一生足够幸运，从纳粹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苏联解体，他亲眼见到自己所反对的一切分崩瓦解。

1991年，哈耶克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为自由主义做出的贡献。次年3月23日，哈耶克在弗莱堡离世，终年近93岁。他被埋葬在故土维也纳的林边墓地。在葬礼上，约翰内斯·沙申神父用德语布道说：

“他也曾一度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大问题，他曾经努力地寻找答案。他本人确信，他找到的答案仅仅是一块马赛克瓷砖中的一小片而已。”

20世纪，是职业经济学家崛起的世纪，却是思想家衰落的世纪。这个时代，哈耶克的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或许，哈耶克回归平淡正是哈耶克所希望看到的。人类在70年代后逐步完成了自由主义救赎，哈耶克念叨一生的教条已成为令人生腻的常识，那些“马赛克瓷砖”已布满厕所的墙壁。然而，当智者遍地行走的时候，正义与勇敢的纯正品质又成为了时代的稀缺品。

备注：本文哈耶克的生平主要参考艾伦·埃博斯坦的《哈耶克传》和布鲁斯·考德威尔的《哈耶克评传》，在此感谢这两本书的作者及中文译者。

【1】哈耶克传，艾伦·埃博斯坦，秋风译，中信出版社；

【2】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王建民、冯克利、崔树义译，商务印书馆；

【3】價格與生產，F. A. Hayek ，許大川译，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昨日的世界，斯蒂芬·茨威格，舒昌善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美国评论百年经典论文，美国经济学会，杨春学、于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哈耶克评传，布鲁斯·考德威尔，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

【7】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8】致命的自负，哈耶克，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加入智本社终身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