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泉水院士：门门求A的学生，已经不满足未来社会所需，还会面临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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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卷的当下，父母们对孩子望子成龙的目标依然是清华北大。可你知道吗，这些“天之骄子”现在也面临着极大困境——动力不足、学无意义，根源就在基础教育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处在小初高中的学校家长不够重视这个问题，孩子即便进了高等学府，也依然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可是，在高考这堵墙的限制范围里，该如何实现基础教育到大学的融合贯通？郑泉水院士在演讲中给出了他的探索之道——从外驱、守成、门门求A的A型学生，转为内驱、开放的X型学生。

以下是郑泉水院士在清华基础教育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整理，发言题目是：《学生：做A型？还是X型？——我作为学生—老师—先生的亲历与梦想》

下面有请清华学堂钱学森力学班首席教授郑泉水院士做主旨发言，大家欢迎。

我最先是学工程的，所以我希望能用工程的方法把中学的基础教育和大学衔接这些问题有个系统性的求解。

首先我觉得大学阶段是肯定有问题的，但假如中学跟大学不能有效贯通，这个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前段时间我接触了一个感触特别深的案例，就是北大附中的前校长王峥，他在培养人方面做得非常有心得。但他教到高三的时候把学生全收起来刷题，所以就是高考这堵墙堵住了，这堵墙你怎么去破？这要使得我们有足够的公信力，这样才会被大多数人接受。

我现在正在琢磨探讨一个方法来破解这个问题。

另外，创新跟数学和理论物理不太一样，比如说数学很多时候是解一个比较清晰的大问题，创新连问题都没有，创新更大的东西是要提问题，它要求的能力素养不一样。很难在比如说十四五岁就看得清楚学生是不是在创新，我估计到20来岁才看得清楚，但是假定十四五岁就给他打压了，他根本就走不出来，所以培养创新人才的复杂性又更多一点。

所以你看数学基科班从十三四岁就开始招，这是有它内在逻辑的。

我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方式，他不只是一个考试，是追寻4年时间，从初三开始一直到高三来打通这些模式。今天是校友会，所以我用了一个主题，就是我自己作为学生，作为老师，作为先生的一些经历和我的梦想，看看能不能契合。

我刚过60岁，头30年是在江西，过去30年是在北京清华，后面30年我已经挪到深圳去了。我是第一个在学校的支持下，从清华全职调到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院士，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帮天下的青年。

我小学三年级就变成高度近视了，因为看不清黑板，当时也不知道要配眼镜，就不用上课，完全是自学。

最大的好处是带来了自由，还带了一个很大的能力，就是自学。

考大学的时候，我当时找到的唯一的书是微分几何，所以我就拼命看几何。几何我学通了，但考大学的时候不考几何，我数学只考了三十几分，就上了江西的大学。上了大学我发现我数学是全班第一，所有的考试都是第一。因为你学通了一门以后，它实际上构建了迁移的能力，这个非常重要。

开始我学的是土木，发现在那个时候土木不够好玩，因为它不够理性要查表。当时爱因斯坦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爱因斯坦的经历很契合我，所以爱因斯坦就指导了我一辈子，他是我最大的精神导师。

所以我很多思维，连带着我的教育思想都受此影响。我花很多时间去看犹太人怎么教育小孩，还率先就我自己的小孩子采用了很多犹太人的一些思路进行教育。

我大学就发表论文，那个时候没人写论文，我就脱颖而出了，所以脱颖而出很重要。

之后我就受到关注，郭仲衡院士就想尽办法让我去北大数学系听课。

待了一年半后我决定退学，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学校没有授学位。85年的时候，湖南大学给我授了硕士学位。

在黄克智院士的鼓励下， 89年我在清华总共待了18天，有了清华的博士学位。

大家可以看到，我真正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通过研究实现精准学习，通过精准学习实现能力的迁移，通过能力迁移在当时的情况下冒尖，获得外面一大堆知名教授的支持。那个时候政策还比较灵活，可以不拘一格地支持我，这个非常重要。

后来出国几年后， 93年我决定回国，清华破格让我当了正教授。这大概是我的经历，我是非常感恩的。

最近30年我有这样一个困惑，这种模式能不能复制？我觉得现在我们几乎把这条路走通了。

我从一到清华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清华的学生极其聪明，比我高好几个量级，但是他没有动力，他很苦恼，没有动力很难做特别好的研究。

从清华的第三年起，我每年可以招两个学生，一个清华的一个外校的，因为外校的学生有上清华的梦想，他有动力。他还想把清华学生给比下去，所以它是个长期的动力，虽然很粗糙。这个方法到现在我依然采用。

只是我们可能还没从根本上解决动力的问题。后来我发现这是个普遍现象。

前不久我还碰到一个校友院士，他的小孩在清华上学，已经是博四了。他非常的痛苦，因为小孩想自杀。我就安慰他，我说这个现象还是挺多的，估计百分之二三十的清华博士有这个状态。

后来我们的同事跟我说，反了，是百分之二三十没有这个状态。我就查了一个数据调研，这个我是有统计的， 真的是大部分都有这种状态。

这张图是一位本科生的心里话，这说明了什么原因呢？

我想主要是文理分科造成的。它帮助国家实现了非常快的追赶，这肯定是对的，但最近10年20年，我们的孩子改变了，国家经济状态改变了，教育是没有变的，就没有适应。因为教育有极大的惯性，尤其我们教育跟中国历史有非常大的关联，所以很难改。

回过头看犹太人在做什么事，巴菲特说，唯一该做的事，就是父母应该帮助小孩找到他自己的激情所在。他最想做的事，就是他的兴趣和擅长所在。

然后是第二句话是鼓励他全力以赴去追求，它跟学科、财富、职业、成就、名誉全都没关系，他说跟那些东西都没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事。

他第三句话说这件事非常难。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说得很对。

所以你就理解当初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师学校对个人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清华承担这样一个国家使命，这件事没处理好，我作为清华的老师脸上没光。

所以从2002年开始，在恩师黄克智老师还有师兄杨卫院士的支持下，我开始做了一个尝试。用了两年时间去学，当时觉得学得很像，等到2007年，我发现研究生博士生改得不错，本科生几乎原地踏步。

到08年09年的时候，我跟学校主要领导说，我想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创造一个小生态班级，想用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招进的学生选择的自由。

学校领导非常支持这个概念，他们说，你们这个班不能办成力学班，一定是工科基础的，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定位就有工科基础，这个班也是唯一定位不在一个学科，而是按照这么大范围的交叉，就是整个工科的创新交叉定位到拔尖计划。

0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定位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来培养。

这个基本理念是，每个学生就像小鸡小鸭一样，你不知道他将来能成为什么，所以一定要找到关心他的老师。但是只关心还不够，一个非常关心小鸭子的大象，会把小鸭踩死，越关心越把它踩死，所以实现匹配非常难。

我当时判断，可能在清华校内不太容易找到这么多老师，一定要从全球范围找。我们大概每三年完成一个迭代，大概在12年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系统的方法论，怎么去帮助学生实现这样一个匹配。

找到师生匹配以后，发现学生内生动力激发出来，他会拼命的去看书，拼命看书以后，就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把课程做了大幅减少，降了30个学分，这就给学生很大的自由空间。

之后形成了一个模式，必然把整个的培养理念，什么是抓手完全颠倒了。然后又做了三年，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学生可以培养得非常好，但是他的天花板有了。做了三年以后，发现天花板很难突破，所以我想可能要借深圳这片土壤突破，所以是这样一个经历。

我们深圳的零一学院是比斯坦福大学影响更大的计划，我们认为比它还要开放得多，它现在还是准备做，我们已经做了10年了。

我举一个例子，我一个钱班的学生激发起内生动力以后，他可以全球找老师，他从清华生物系16位老师来给全班学生上课，哪怕学校不给这个老师任何一个工作量，他们都要上课。

然后这个学生后面去了MIT机械系，还没找到真爱，最后去了物理系，可以把物理系一大帮院士激发起来，所以他们还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清华钱班在MIT的物理系、材料系、机械系、土木系、航空系都激发了一批老师，这是个案例。

培养博士也是这样，因为你要学知识，这个知识是爆炸的，你不可能全学，这个专业它必然是越分越细，焦虑来源在这个东西，所以钱班不是按知识，按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他点燃他的激情关联，用问题做抓手，这个核心就不是知识了，而是培养他的一种能力，他怎么定义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要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就进到了一个高阶，从知识上升到做，从做上升到思考，从思考上升到一种可迁移的能力，最后他就很容易跨学科了。

他这种能力提升，并且这个能力提升经过前面的实验，我想大概有2~3年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大的高度。

钱班大概一半以上的学生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是硕士水平，快毕业的时候，个别可以达到博士水平。

当学生能力升得非常快的时候，我们这个体制就把它堵住了，对吧？现在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18天得博士学位。

前段时间我跟杨斌副校长也说了，杨斌也很支持，是让我们找案例，一年两年就让他博士毕业，诸如此类的。

我也在反思，比如因为我知道清华的数理很有名，这个“数”我理解是早期的数理学科班。当初小数理科班的学生可以随便到哪个专业去。

让学生打好基础，实现有那种可迁移的能力，视野比较宽等等，之后可以尽情发挥才能，然后培养出来。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短周期培养，就用了一个很简单又真金白银的评价。钱班第四年放学生到全世界顶尖大学、顶尖老师那边待半年，之后我就问老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假如钱班的学生申请你的博士学位，你愿意不愿意给他全额奖学金？结论是96%，只要申请就给。这是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评价。

当时我也非常欣慰，实际上2/3的学生决定选择回国服务，因为一些关键的技术只在中国没有天花板。

同样的一种理念，实际上我在我的母校江西工学院也帮他们做了一个班，学生有很大的提高。这个班形成了口碑，毕业生数量占了南昌大学很大的比例，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

我自己感觉基本上是走通了，但是遇到几个瓶颈，方法论这只是我们一种单纯、直观的实践，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层次。

第二个问题是时代有很急迫的要求。大家知道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尤其chatgpt以来，知识的传授、学习很可能很快就变成不是问题，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提一个好的问题。

你只要提到好的问题，在现有知识体系下，它分分秒秒给你一个答案，不会比你差。但我们提问题的能力是没有的，整个教育跟这个差距很大，会越来越大。

总书记说清华是一个旗帜，因为建国后我们迅速追赶到世界第二，清华教育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工业立国”跟这个是功不可没的，清华引领了这样一个东西。接下来国家使命不一样了，你要解决ChatGPT带来的问题。

总书记第二句话是这个旗帜后面还要出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

清华在2020年借大面积推广强基书院的形式，比较多地借鉴了钱班的一些经验，尤其一些核心的想法，比如说怎么去激发，怎么去通过研究去牵引。

它带来的影响很大了。不仅是在清华，在华为也是这样。华为做了一个模式，叫钱班的核心三模式，这是钱班梳理出来的三要素。因为华为已经在全国普及了，所以我想经过10年努力，影响到的学生远远超过3000人，3万人可能都不止。

前段时间中国第二届基础教育论坛也请我去讲了一下，因为我知道线上光老师可能就3000多万人，所以大家可能也都是感受到一点启发。

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18年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大面积的自主招生问题解决不了，肯定反弹。

我记得清华当初几个拔尖班成功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有几个非常热心于这方面的好老师，学校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试点。小范围试点可以试错，错了也不太受影响。大面积是很难的，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在这个压力下你就得改来改去。

最终我们13年17年18年试了3次，我们用4天的时间去招学生，投入20个老师，工本量特别大，但是这个值，因为挑出了几个学生给班风带来很大的变化。这几届班级当时是全校第一二名，是很成功的。

但局限是我们得老改，所以我想“改”实际上是用的另外一个模式，就是用创新的模式去挑，因为智力我们是不用管的。

他不是那种考试，因为你要考上清华，这样的话门门课都要照顾到，不能有任何一门课考砸，这个东西花了10年的时候思维就受到限制了。真正的创新人才是可以有取舍的，聚焦的，像激光一样能够长期坚持的，这种人才现在非常需要。并且我还有一个猜想，这个猜想已经有一些数据的支撑。如果是把x型发挥起来以后， A型也会提高，假如这件事能证明的话，对我们破解打通大学中学贯穿的问题会是个巨大的利好。

我们最近在深圳做了半年，竟然就出现一个奇迹，确实证明基本上是这样。

顶尖人才实际上青少年最重要的，但青少年一拐弯不小心拐到短期评价，然后再加上五维四维的帽子一压，压完以后你就跑不出来的。但是真正跑你还要跑个20年，到35岁到40岁跑到顶，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生态，这是难处。

朱先生说我们拿到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多的奖，竟然出不了一个菲尔兹奖，连越南都出了，所以我们没任何借口，肯定是这一套出了问题。我的理解是通过问题聚焦，就是让学生特别感到有激情的问题。

不仅是学生有激情，老师也要有激情，是用这三要素聚焦到第一年里，因为要做这么大的事情，一定是从第一年，这是我现在找的第一年内最小的一个要素，能够把它做起来的要素。

好，怎么破？我们用两个办法。

第一个方法，我在全国的很多中学里面用 x型的模型，用五维模型去选学生，然后不管他考到哪，只要考到全国的任何大学我都把他收到零一学院来，从中择优。我们一年选75个人，碰到零一学院的，所以他是先进到各个大学，然后送到零一学院来，要通过一些实践、思维、方法论，并且因为我做了10多个生态班，又同时和当地的老师一起打磨，来构建这个。所以整个目标是希望培养未来的顶尖创新人才。

受到清华的支持，我在深圳建了一个平台叫双螺旋中心，所谓双螺旋就是通过大的创新去培养顶尖人才，是用了这样一个含义。

我有个梦想，未来零一学院的模式假如真的能跑出来，我希望各个地方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他自己的特色，也构建这种小而美、小而优、小而特的学校，然后对接到很多大学，说不定我们不必经过大范围的改动，就有可能做成一个中国式的顶尖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结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影响千千万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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