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丑？丑就对了
这里是不定期上线的她刊「对话」栏目。
每期邀请一位或一组，素人或明星来到这里，聊个人的生活和经历，谈个体的想法和见解。不代表所有人，更不涉及任何拉踩。
希望这些故事汇总在一起，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今天是第17期。
不容易，沉寂了数月的影院，终于添足了人气。
这绝对要归功于电影，《人生大事》。
这部以殡葬行业为叙事底板的温情影片，从一个“猎奇”的视角，讲述了芸芸众生最普通的生死大事。
比如，开殡葬馆的莫三妹冲仅有五岁的小文大喊：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
比如，被儿女争夺家产的老人，花三十万天价找殡葬馆给自己办活人的葬礼。
又或者，死于车祸被毁得不成人形的死者，被殡葬师重新缝补起来，父母才得以见这最后一面。
图源：《人生大事》
影片的每一段故事，尽可能赤裸地展示死的残酷和悲痛，也兼顾了人性的温情和治愈。
更试图通过小孩儿、大人和老者的不同视角，勾勒死亡的现实轮廓。
图源：《人生大事》
老实说，这部电影的优点和短板都很明显。
可是这次，绝大部分观众依旧愿意给这部电影一些宽容。
不是被煽情蛊惑，更不是看朱一龙的人气。
甚至，让她姐颇为意外的是。
朱一龙这部戏里不仅全然没有以往帅气的模样，还怎么“丑”怎么来。
寸头、花衬衫、大裤衩……邋遢到了极致。
但在这部戏里，「丑」恰恰是对的。
因为这是一部跟脸毫无关系的作品。
《人生大事》聊的，是「殡葬」。
这种话题，在我们当下的语境里，稀缺也敏感。
而我们太需要一个聚焦生死、正常探讨死亡的语境。
《人生大事》
过往的生活经验中，我们总是很忌讳谈论死亡。提及死亡，总是一些很负面的情绪：悲伤、绝望、恐惧……
但死亡无法避开。
如果我们这一生终究要上一堂死亡教育的课。
那最好的时间，或许就是现在。
她姐想从「死亡的近处」着手，虽不是殡葬师，但也是死亡教育中我们严重缺失的一角——
临终关怀。
她姐找到了一些临终关怀的志愿者，今天就和他们一起，来聊聊每个人都无法避开的「生死大事」。
死亡的味道
年逾五十的彭瑛和她姐通话的前一晚，还在通过视频，远程为一位已处在弥留之际的老人做临终引导。
“你的人生即将要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要祝贺你啊”。
“别紧张，放松，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以一个愉快的心情迎接这个神圣的时刻”。
因为疫情，老人的孩子未能及时赶回，所以老人更加焦虑和恐惧。
但人至此刻，不能再回避。
你必须要开诚布公地跟他谈“死”这个事实。
彭瑛透过屏幕，一遍遍轻声安抚着电话那头情绪焦虑的老人。
15分钟后，老人平静了下来，对志愿者们也逐渐产生信任。
彭瑛嘱托在场其他志愿者：“大约每隔十五分钟，就做一次安抚，这样直到老人去世，绝对是安详的。”
她用了“绝对”两个字，这种笃定来自于彭瑛十年临终关怀志愿者的经验。
夜里凌晨两点十五分，老人离开了人世。
如彭瑛所料，他面容祥和，平静从容。
《入殓师》
像这样的临终安抚，彭瑛已经做过无数次。
当然，往常她都要去往医院或养老院，近身陪伴和照料在病患身边，直到患者离世那一刻。
绝大多数临终者，必定要在床上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卧床时间久了，身上就会生出压疮，暗黑色的，像是某种信号一般，烙印在身上。
“很多时候，那些老年病患的房间里还会散发出臭味，是尿骚混合着酸腐的味道，很多人都受不了”，彭瑛描述道。
即便如此，彭瑛或其他志愿者，依旧愿意给这些老人按摩、翻动和擦拭身体。
这也是人死之前，最应该获得的基本尊严之一。
受访者彭瑛供图
彭瑛的志愿者团队中，有不少学心理学的年轻人。
因为除了这些体力活，另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是开解、疏导病患的情绪。
虽都是“将死之人”，心境却大不相同。
有的因为饱受病痛折磨，情愿一死了之。
有的即便已经油尽灯枯，却因未了的心愿苦闷担忧，比如惦念女儿还没有考大学，九十高龄的母亲今后托付给哪个兄弟姐妹。
“对临终者的安抚，不要反驳，教育，甚至试图说服对方，有时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倾听而已”，做过临终关怀的人，大都明白这个基本安抚原则。
每当临终者格外脆弱，需要被关注和温暖时，彭瑛还会走到病床前，俯身轻轻地亲吻他的额头。
那是一种理解，也仿若是一种承诺。
受访者彭瑛供图
人去之后，如果逝者和家属有求助，他们还会帮逝者化妆、穿寿衣等等。
待一切料理妥当，最后向逝者鞠三个躬，这才便是一次“完结”。
所谓临终关怀，或许也印证了特鲁多医生那句著名的墓志铭——
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有时去治愈。
“等死”是必然吗？
更普遍的现实情况是，很多老人或重病患者，在生前是得不到这样的关怀和帮助的。
大四毕业生黎家荣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做临终关怀志愿者时进到病房的情景。
护士带着他们几个学生，推开一间病房的门，黎家荣迎面对上了一位奶奶的目光。
“他们是暨南大学的学生， 这次来咱们这做志愿者......”
护士在一边认真地介绍着，奶奶一直笑呵呵的，还时而点点头以作回应。
大家虽觉得有点奇怪，但也只当这是个性格开朗热情的老太太。
护工说，奶奶在病房住了太久了，病友都换过几波了，家里虽然也有人来照料，但她已经太久没见过“外边”的人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到打针时间了”
“今天这是最后一瓶”
“吃饭了”......
这些就是老人每天需要回应的全部问题。
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人再需要跟她对话。
《关于我妈的一切》
于老人而言，这是一个“等待死亡”的漫长过程。
然而，还有一种等待，是未知的。
中国传统家庭对于死亡的沟通，似乎永远都是软着陆。
尤其是年迈的父母得了绝症，肺癌说成肺炎，胃癌说成胃溃疡.....
因为儿女的共识是：老人都怕死，告诉他真相，说不定走得更快。
倒不如撒个善意的谎言让老人宽心。
而随着病情恶化，老人慢慢心里也就明白了。
老张的父亲多年前死于食道癌，确诊那天，他和妹妹决定瞒着父亲为他进行保守治疗。
食道癌患者每做一次吞咽，都如同刀割喉咙一般，疼痛难忍。
老张每次都将药盒里的说明书抽走，所以老人也只当是嗓子的病，以为吃吃药就会好。
抗癌药换了一种又一种，刚吃一种新药的时候，疼痛会有所缓和，老人就会说：
“我就说没事吧，等我好了，我们就去三亚旅游，我活了六十多年，还没去过那么南边呢。”
老人的愿望许了一个又一个，但每次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抗体，比上一波治疗更疼。
《吉祥如意》
饭桌上的饭，从馒头换到了面条，从面条变成了米粥，从米粥稀成了米汤，最后只能喝牛奶、输营养液度日。
渐渐地，从一天卧床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20个小时......直到卧床不起。
床是生活的半径，天花板是人生回演的屏幕。
离世那天中午，多年老友来家中探望，老人几乎没有力气说话，他默默掀开被子，拉起衣服下摆，指着自己的胯，示意他看。
一大片乌黑色，那便是压疮。
如前面所说，那确实像是一种信号：生命质量降低，正在迈向人生的终点。
就这样，老张父亲，从确诊到离世，仅仅只有161天，半年不到。
《吉祥如意》
老张回忆父亲临终时跟他说，“刚吃那个药时不疼了，我以为我能好呢，后来才琢磨过味儿来”。
老张的父亲在一次次希望中，努力、坚持，可最终，所有的愿望还是都落了空。
虽然上野千鹤子在书里态度鲜明地表达：
“医生犹豫是否告诉患者还能活多久，或者家人直到最后都帮着医生隐瞒”的时代实在荒蛮。
告知病情就是为了使等待死亡的人与家人一起度过无可取代的美好时光。
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传统社会的现实中，“死亡选择”的执行困境，总是逃不脱所谓的人情世俗、纲常伦理。
比如，假如老张当初选择为父亲手术，成功则多活一两年，但失败，就会死在手术台上。
离世就是一瞬间的事。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母亲该如何接受相伴五十余载的老伴，从确诊到离世，只有短短的二十天的事实？
又比如，假若当初对父亲如实相告其病情，会不会恶化得更快？会不会能坚持的时日更短？
在一系列风险预算中，选择“隐瞒”，不仅是对父亲这位临终者采取了软着陆，也为整个家选择了软着陆。
“等”死，是除了临终者以外，整个家庭都在适应的事情。
当然，父亲去世后，老张偶尔也感到后悔。
他想如若当时说了实话，说不定可以光明正大地完成几个父亲的愿望，提前说说以前不曾说的心里话。
不必等到临终前，才有那样一次例行的告别，到嘴边的也只有一些套话：
“您放心走吧，不用惦记我们。”
死得“好”是一件奢侈的事
老张的父亲在最后一刻时，儿子把早已穿好的寿衣下摆抻平，裤子系好。
女儿说：“爸，闭上眼睛吧”，用手轻轻向上托了托父亲的下巴。
这是为了去世后嘴巴不至于张得太难看。
两分钟后，医生进到病房检查确认生命体征，宣布死亡。
在此后很多次的回忆中，老张的妹妹总是会说：咱爸当时走得挺安详的。
《入殓师》
你看，我们总用是否安详，形容一个人的离世；也习惯将寿终正寝的高龄老人的离世，称之为喜丧。
不难看出，我们都在期待一个“高质量”的死亡。
彭瑛在做临终关怀志愿者前，是个看见棺材腿都发软的人。
直到婆婆去世时，她看着老人面容枯槁，神色痛苦。
因为恐惧和紧张，寿衣都抻破了，可身体还是僵硬到根本穿不上。
“老人操劳一生，这样离开，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
所以她轻轻抚摸婆婆的脸颊和手，慢慢老人的身体柔软了，衣服穿了进去，情绪也逐渐平和，最终安详地离去。
也正是婆婆的离世，让彭瑛发觉，我们对老年临终的关注非常有限。
大多数人也只是能做到“养老送终”，已然是大孝。
“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如此欢欣鼓舞，给予关注和喜爱，为什么老人离世我们不能给予同样的爱呢？”彭瑛在和她姐的聊天中，反复提及这个问题。
受访者彭瑛供图
黎家荣他们的课题小组之所以选择“临终关怀”作为毕设，也是因为其中一个女生，亲眼目睹了奶奶重病卧床，儿女们虽也轮班照顾，却都非常不耐烦的场景。
她觉得奶奶十分可怜，称得上晚景悲凉。
而就在两个月前，奶奶离开了人世。
事实上，在很多中国传统家庭父母的观念中，非常忌讳老来生病拖累儿女尽孝床前。
以往也看过极端案例：父亲弥留之际，儿子请假七天回家料理丧事，父亲却一直未走。
儿子指着父亲大吼，你什么时候死啊，我只请了七天假。
父亲听后，自杀了结。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我们对“死”的恐惧和厌恶，反映的是我们对“生”的蔑视。
难道，临终的“生”，不值得更多精神层面的关注吗？
“死得好”，其实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向死而生
她姐在做这个选题之前，在豆瓣、微博、b站等各个社交媒体上搜索“临终关怀”的相关话题。
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
甚至，豆瓣上没有找到一个成型的“临终关怀”讨论小组，哪怕是类似的也没有。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豆瓣上一个最习惯讨论“死人事”的地方叫做——豆瓣灵异小组，人数高达几十万之多。
年轻人们在这里，借“鬼神之说”窥探所谓死的奥秘。
《入殓师》
而除了医生，一个离“死亡”更为直接的领域，是殡葬行业。
同样是生死之事，相比临终关怀，它在网上的讨论热度似乎更高一些。
当然，这也源于中国传统殡葬文化，对身后事的那些习俗、礼仪、规矩颇为讲究。
什么时辰出殡、买什么样的骨灰盒或棺材、买哪个价位的墓地、棺材下葬朝哪个方位，都有着严格的礼制。
现阶段，我们更多重视死亡，映射的是忌惮。
所以我们的家庭、学校教育中对小孩子，从不言生死。
当被孩子问到“什么是死”时，一个最标准通用的浪漫答案是：人死之后，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陪着你。
我们站在玄学的角度上探究死的神旨；
我们透过古老的习俗礼仪表达孝道；
我们用文学的词藻美化死的形态和意义。
相比之下，临终关怀这样切实有效的部分却显得格外苍白。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当然，这不单单是个体家庭、子女孝道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生死教育体系的不平衡和缺失。
她姐此次联系“临终关怀”从业者时就发现——
中国临终关怀体系的搭建，相当一部分还倚赖民间公益组织。
彭瑛组建的“爱在始终”公益组织，早在2013年就已有雏形，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靠自发组织到养老院和医院献爱心，直到去年才正式注册协会。
而黎家荣课题小组的采访对象“红房子”临终关怀组织是广州所谓最大的一家临终关怀公益机构。
但据黎家荣了解，这些年“红房子”的运营也非常艰难。因为没有营收，始终也未能发展成规模，似乎目前运营情况也并不乐观。
而这些由民间发起的临终关怀公益组织，很多组织和参与者都是自由职业或退休在家的中年女性。
必须承认的是，中年人对网络的运用远不如年轻人熟练，所以在对临终关怀的科普传播和影响力扩散上，能做得自是非常有限。
受访者彭瑛供图
上野千鹤子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中说：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多职种协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超常能力的人能够按一般方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而多个普通人协同合作就能达成个人力量无法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某个单一群体、年龄层的人去开拓死亡的话题边界，疏通一个行业的症结。
行业的闭塞、观念的单一，势必让“临终关怀”难以打开更多人的对于生死问题探究的视野。
哲学里有一个著名概念，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
即：人只要还没有死亡，就是在向着死的方向而生。
在这一点上，任何国度、阶层的人之间，并无半分不同。
而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存在主义始终向我们发问：人作为存在者，是怎样的存在。
所以，我们竭尽全力的探究死，是为了更好的活。
《关于我妈的一切》
且不论更行业性的探讨，就单说眼下的日常：
什么时候大人可以正常回复孩子的“死亡”问题。
什么时候我们的视频中，“死”不再是被哔掉的音节？
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字中，“死”不再是加引号才能明哲保身的词眼？
这条生死觉醒的路，注定道阻且长。
当什么时候，我们能将这些细枝末节的习惯拖拽出自己的“死亡基因”。
终有一天，我们才不会再因为对生的无知、在不考虑任何执行困境的情况下，盲目给出“安乐死”是最好死亡的幼稚答案。 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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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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