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 让「种星星的人」被看见

文｜王唯

编辑｜金石

视频｜茂一、潘颖欣

2019年前后，几则「重刑犯出狱后从事殡葬行业」的新闻报道让「殡葬师」这个职业引发了一波关注——这是此前几乎从未有过的状况，因为，在「忌讳谈死」的大环境下，殡葬师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晦气」、「吓人」的职业，是「一般普通人不愿意从事的边缘职业」。

那是一个无奈又温情的故事。几位重刑刑释人员，出狱后大都经历了曲折的求职之路，最后，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在一家名为「妈妈送你去天国」的殡葬店安顿下来。他们每天往返于殡葬店和医院的急诊、重症病房，每年经历超过200场葬礼，为无数逝者净身、穿衣，陪着逝者家属在殡仪馆进行殡葬流程、办追悼会、领骨灰，全程专注、肃穆、手脚麻利，因为，「死是大事」。

殡葬师这个职业给了他们回归社会的机会，但故事的另一面还是那个残酷的现实——这仍是一个被歧视、被忽视、被认为晦气的边缘职业。

导演刘江江不这么认为。因为爷爷和伯伯都是木匠，会为逝者做棺材，小时候的刘江江就经常绕着棺材玩，有时候捉迷藏，有时候甚至躺在里面睡觉。

他对葬礼也不陌生。刘江江回忆，大伯去世的时候，家人把他的遗体放入棺中，所有人绕着棺椁转圈，说说心里话，看最后一眼，然后告别。那天，表哥拿着逝者生前用的手机，一边放到棺材里，一边说了句：「舅舅，到那边别换号。」大家一下乐了，乐完就开始哭。

下葬前的另一个仪式是钉棺，长长的钉子钉进棺盖，所有亲友在一旁喊：「躲钉！」「他虽然没了，但所有人都让他躲着点，别砸到。」刘江江意识到，在这种表达哀思的仪式里，有非常浪漫和浓烈的情感在，人们在漫长的仪式里表达对逝者的敬畏，同时，也在一遍一遍的告别里治愈生者。

所以，当刘江江拿起摄像机，这几乎是顺理成章要讲的故事。连片名《人生大事》也来自小时候的见闻——但凡有白事的家里，都会在门口贴上仨字：当大事——人生除死无大事。

导演韩延也一直关注「生死」命题。他喜欢《天堂电影院》，拍过《滚蛋吧！肿瘤君》，刚听说电影《人生大事》的时候，他正在拍《送你一朵小红花》，两个患癌青年的故事，也关于生死。

《小红花》拍完，韩延就收到了《人生大事》的剧本。真的把剧本拿到手上，发现故事和自己想得不一样——这是一个关于生死、殡葬，关于一个被家人视为「拖油瓶」的小女孩和被社会视为「loser」的殡葬师之间的故事，用很平和、很轻松的心态在说死亡这件事，不沉重，没有忌讳。韩延想「为这个剧本做点什么」，于是，他成了《人生大事》的监制。

韩延对殡葬师最早的印象来自爷爷的葬礼，「那个人平时没有任何存在感，但只要出了这种事，所有人都会去找他，当他来的时候，所有人沏茶倒水，那一瞬间其实是他的高光时刻，也许这个事过去了，他又变成了街巷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人」。

这种「边缘感」也让韩延思考，到底要找一位怎样的演员来饰演这个角色呢？

他们当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按照生活中日常可见的那种殡葬师的形象去找一个演员来演；另一个方向就是去找一个有反差感的演员，这会让这个角色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韩延想到了朱一龙。他早在2019年左右就认识了朱一龙，那时候，他想找人饰演一个斯文角色，很多人推荐朱一龙。他们见面，韩延发现朱一龙确实像所有人描述的那样，文质彬彬，沉默寡言，但聊到表演和塑造角色，「眼睛是亮的」。韩延对他印象很好，三年后，他把他推荐给了刘江江——有反差，并且可挖掘的侧面非常多。

不久后，朱一龙收到了电影《人生大事》的剧本，这是一个在他演员生涯中几乎从未遇到过的题材和角色，看完剧本后，朱一龙决定出演。

和导演刘江江第一次见面，朱一龙穿了条短裤，上衣是白色的，长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帽子，「好像极力想把自己藏起来」。那时，他刚从一部需要攀岩的电影里下来，很累，于是「把自己调成了省电模式」。

那之前，刘江江没看过朱一龙的作品，对他的全部概念来自于自己的老婆——听说可能是朱一龙出演《人生大事》的主角三哥，老婆「原地蹦仨高儿的那种」。见到本人后，面对面坐下来，刘江江脑袋里蹦出的全是很好的形容词：安静，优雅，礼貌，漂亮。但就是不像自己想象里的三哥。

直到一年后电影上映，他们去武汉路演，刘江江还半开玩笑地回忆起那次见面时的感受：「我心里凉了半截。」

朱一龙太不像三哥了。

在电影中，三哥原名莫三妹，他喜欢穿花衬衫、大裤衩，戴大金链子，爱骂人、好干架，因为打架被抓进监狱，因为一无所有被女朋友「戴绿帽子」，因为经营殡葬生意被人骂「吃死人饭的」，因为干活不着调被老父亲拿着拐杖打……

现实中的朱一龙，堪称三哥的反义词。2020年，朋友李易峰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描述：「（朱一龙）打招呼的时候会笑眯眯地看着你，然后就变得很安静。我以为这是初次见面的腼腆，后来知道这是他的日常……他一喝酒脸就特别红，然后笑眯眯地看着你，你以为他终于要说点儿啥了，然后他睡着了。」

但是，二十多天后，《人生大事》剧组到了武汉，刘江江再次见到朱一龙，还没开始围读剧本，就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三哥：给他的服装、道具，都变成了他自己的，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抽烟，怎么吐口水，都是三哥的影子。二十几天前那个「安静、优雅、礼貌、漂亮」的男生，突然开始趿拉着鞋走路，整个人「像一只躁动的猴子」，甚至还撩起衣服下摆擦嘴擦汗。

闲聊的时候，朱一龙和刘江江说起，在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前，自己一直生活在武汉，土生土长，日常生活中见过太多三哥这样的「街溜子」，这次，他只是把他们作为素材「抓取」到了自己身上。

拍摄前期，剧组到殡仪馆采风，原本是想了解了解工作流程，没想到碰到了一个殡葬师，那个剃着寸头的哥们儿坐在面包车里，脚翘在方向盘上，正发微信。

制片人点了点导演，导演点了点主演，朱一龙抬头看了一眼，后来，这些细节变成了《人生大事》里三哥的出场。刘江江说，朱一龙还顺着这一眼，联想了这个人高兴什么样，发脾气什么样，谈恋爱什么样，打架什么样。

通过采风，朱一龙逐渐了解了殡葬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业——他们从来不会和别人说「再见」，也不会和别人握手，但他们不太会觉得自己很边缘、很丧、很倒霉，有些瞬间他们会有这种感觉，但不会沉浸在这个情绪里。他们每天会出去干很多事情，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努力、很认真地活着。

正式开拍前，朱一龙以三哥的方式生活了一段时间，去跟每一个对手交流，寻找「三哥的度」。

谈起这段经历，朱一龙说，他希望自己不只是提取他表面的细节和特点去「演」一个人物，而是考虑怎么「变成」他：「去『演』的时候，永远在『够』这个人物；但当你『是』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是往下降的。」

正式开拍前，朱一龙剃了一个凉快的寸头，从剃完头的那一刻起，剧组里的所有人都开始喊他「三哥」，「这段时间，我就是三哥了。」

后来在拍摄中，有一天，一个大爷盯着朱一龙看了很久，然后用武汉方言叫了声「林楠笙」——当时，朱一龙主演的电视剧《叛逆者》正在播出，他的角色叫林楠笙，是位眉清目秀的挺拔军官。确认眼前的这一位的确是「林楠笙」之后，大爷还很认真地说了一句：「你现在长得没有林楠笙好看啊。」

《人生大事》选择武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是一座生命力旺盛的城市，随处可见生机与市井。去武汉考察的时候，刘江江发现，武汉的很多殡葬店就开在胡同里、餐馆旁边，甚至有的店还兼营卖烤肠、冰糕，老头老太太坐在一旁喝茶聊天打麻将，热闹又寻常。

于是，《人生大事》里的殡葬店「上天堂」也是这么搭的景，开在胡同里，旁边就是婚庆公司和水果摊，人来人去，永远热热闹闹的，镜头拉开，周围就是城市景观，车流，高架，写字楼，霓虹灯。每天，三哥开着那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穿梭在这个城市里，去高档别墅，也去老旧的城中村，但做的事是一样的，入殓、抬棺，送逝者一程。

「在这个繁华的、忙忙碌碌的、很有生机的城市，大家其实很少会想到（死亡）这个事情。」韩延说，他们希望传达的就是，死亡不是什么需要避讳的东西，每个人都要面对，对每个人也都平等。

讨论角色的时候，大家说起武汉和武汉人的气质，朱一龙说到最多的就是「码头文化」：武汉靠江，九省通衢，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到武汉来做生意，所以它是一个包容性特别强的城市，特别热闹，加上天气也热，武汉人的性格就会非常热烈、奔放、豪爽，充满江湖气，同时又有仗义和柔软的一面。

他们把这些融入到了三哥身上。在《人生大事》里，小女孩小文的外婆去世，是三哥来处理的殡葬事宜，小孩子不明白外婆究竟去了哪里，拉着三哥纠缠，三哥没多想，随口敷衍：「你外婆变成星星了。」那天夜里，三哥看见小文坐在门口，一边听外婆的语音，一边抬着头看星星，眼眶一下湿了。

小文抬头看星星

这是朱一龙作为演员，与殡葬师这个职业深刻共情的一个时刻——在那之前，三哥是边缘人，没什么存在感，他们被别人说成「吃死人饭的」，被嫌弃晦气，还被怀疑过偷走了逝者的戒指……但那一刻，三哥第一次发现，他说的话会被别人那么在意，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被需要，不被在意的。

从被人嫌弃到被人尊重，《人生大事》也一步步重塑了大众偏见中的殡葬师——在故事后半段，小文和幼儿园老师说起三哥的职业，称他是「种星星的人」。还有一次，三哥和同行们被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痛骂，但后来，当他们给女孩定制好粉色骨灰盒，当小文给骨灰盒画上了五颜六色的图案，那位父亲给他们鞠了一躬。

片子里还有一场戏，是小文的外婆出殡。舅舅摔完碗，三哥和同事抬着棺材往外走。送别的唢呐一响，两排群演的眼眶全红了。

武汉不像横店，没有那么多专业群演，电影里的路人们几乎都是剧组从公园里拉来的当地人，他们和三哥以及所有武汉人一样，热烈、奔放、豪爽，说起话来大嗓门，一身江湖气，但也仗义、重感情——三哥身体内的演员朱一龙抓取到了这个群演们红了眼眶的瞬间，他说，自己当时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这种就是我想要找的电影，这个题材，我觉得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慰藉，带来一些温暖。」

电影里的武汉街头 图源朱一龙微博

殡葬题材在国产电影中并不常见。每年清明，电影类公众号推荐影片，大多还是日本的《入殓师》，墨西哥的《寻梦环游记》或是美剧《六尺之下》。2021年，《入殓师》的4K修复版在中国上映，有人试图追溯中国的丧葬题材电影，提到的是1993年上映的《孝子贤孙伺候着》。

因此，在《人生大事》上映前，不少人会将它称为国产版《入殓师》。但看过电影后，你会发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作为一部处女作作品，《人生大事》在叙事和煽情尺度上被认为还有稚嫩之处，但它的独特之处则是，尽可能地用生活化的、轻松的方式去讲述一个和死亡有关的故事。

监制韩延提到他在几年前看过一个报道，讲大学里的死亡教育。老师让同学轮流钻进棺材体验死亡，有的同学躺进去时直接吓哭了。韩延挺感慨，同时又觉得这种方式有点简单粗暴，「也许只能克服对于棺材、坟墓这种事物的恐惧，但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他理想中的死亡教育，「不只是不怕死了，而是活着的人怎么面对身边人的死亡」。

韩延自己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在初中。那天，他突然想去爷爷家，就自己坐着公交车去见了爷爷一面。那是他和爷爷的最后一面。当天晚上，韩延住到了叔叔家，而爷爷突发疾病，在拿药的过程中去世了——当时，爷爷和药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但他没够到。

走在发丧的队伍里，所有人都在哭，但韩延哭不出来，「完全是懵的」。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天，韩延写着作业，突然想到原来坐在这里写作业的时候，爷爷经常在旁边看着，「那一瞬间我突然悲从中来，就像后返劲儿一样，开始哇哇大哭。」

这些情绪，韩延并没有跟父母讲，因为，在父母看来，「死亡」是要避讳的，他作为一个孩子，是要被保护、被隔离的。

后来，韩延有了孩子，他发现这一代孩子似乎比当年的自己更敏感，会很早就问他：什么是死？「大部分家长其实都没做好准备。」但韩延依旧想要尝试回答，因为，「越让他远离，今后越痛苦」。

他也很欣赏《寻梦环游记》中对于死亡的解读，但他也希望，在中国文化里，也能有这样一部电影，说说死亡是怎么回事，要怎么面对死亡，要怎么活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孩子们一个关于死亡的解读方式——这也是他们希望《人生大事》可以做到的。

「我们体面地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又帮助我们体面地离开」——这是演员朱一龙如今对于殡葬师这个职业的理解。而饰演三哥这个角色本身，也正是朱一龙个人如何面对生活、面对自己、面对演员职业的一种回应。

2018年，他因为《镇魂》爆红，在此后的各种采访中，朱一龙时常提到一个词——焦虑，「我心里觉得作品不够，这是我现在很焦虑的地方。你现在所谓的这些名气，你的东西够不够支撑这些东西？」那时候，朱一龙曾对《人物》说。

之后几年，他没怎么参加过综艺，大部分时间泡在剧组里，陆续拍了《重启》《亲爱的自己》《叛逆者》《峰爆》等等，包括这次的《人生大事》，都是他对抗焦虑的尝试。

这次拍摄，朱一龙还跟完了后期。剪辑时，他想「去了解怎么表演得更准确，怎么减少表演垃圾，怎么更高效地塑造和表现人物」，所以一直待在旁边，「每个镜头每个镜头地、一帧一帧地聊」。这也是朱一龙第一次完整体验整个电影的制作周期。他本人也通过这个角色，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死亡的角度，「其实我们不是主要在讲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其实我们讲的更多是怎么活着，你怎么去面对那些生活，你怎么去面对身边的人」。

在一部讲述死亡的电影结束后，创作者们都获得了「继续好好活着、认真活着」的动力。

电影杀青那天，刘江江碰见朱一龙的经纪人，她正皱着眉担心：「我们还能回到以前那样吗？」刘江江笑了，确实，「天天看着这个痞子，都忘了以前朱一龙什么样了。」

但杀青后，朱一龙已经刮掉了三哥的胡子。这是他十多年拍戏的习惯，演完一个角色，迅速逃离，这次也一样，「把三哥留在作品里」。

一年后，《人生大事》经历了后期，又经历了疫情导致的延期，最终在6月24号上映。路演宣传中，主创们也再次见面——刘江江有点恍惚，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见朱一龙的那一天，眼前的这个人，依旧「安静，优雅，礼貌，漂亮」。

朱一龙在路演宣传中图源《人生大事》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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