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性暴力遍布世界，打破沉默才格外重要 | 一周荐书

现实主义小说呈现的是真实吗？又或者像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所谓的历史也是一种虚构呢？在《现实主义的报复》中，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化身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穿梭于文学、历史和作家传记之间，探讨小说如何成为“对世界举起的一面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并不如实地反映现实，而是“扭曲的”、带有作家本人自身立场的局限性。

盖伊发现，1850-1910年的三部里程碑式的小说《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虽然都可以被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却都隐藏着作家深刻的报复心理——狄更斯被一场失败的诉讼所激怒，于是在作品中讽刺了英国法院系统的愚蠢；托马斯·曼通过抨击资本主义，对他富有的父亲进行了复仇；福楼拜对笔下的女主人公既厌恶又同情，那句顿悟般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则饱含着他对平庸的中产阶级的痛恨。盖伊认为，小说并不等同于历史，但如果研究者采取的方法得当，小说也可以成为发现历史真相的媒介。

《女性的力量》

提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人们不免会联想到清朝对于性行为的压抑和严苛管控，而在本书中，历史学家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跨越了性别史、法律史和社会史三个领域，用详细的史料反驳了这种简化的观点，并用比较史的眼光分析了性行为管制、寡妇守贞、同性恋法律与卖娼等问题，也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平民婚姻、妇女歧视等现象。

这部法律史的经典作品初版于2000年，影响过数代关注性别研究的学人。它的目标首先是实证性的，即厘清明清时期对性的立法，但除此之外，苏成捷也希望将其放置于宽阔的社会情境中审视，比如种种规制如何与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和实践发生关联。这既要求作者理解法律史文献、民事诉讼档案中的真实案例，乃至《金瓶梅》《牡丹亭》等文学作品，也需要作者具有剪裁史料的能力。正如《闺塾师》的作者、历史学家高彦颐评价的那样，苏成捷巧妙地拥抱了“语言转向”这一趋势，使得他在处理那些难以捉摸的“性”话题时拥有了关键性优势。

阿克塞尔·霍耐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重要理论家，也是哈贝马斯教席的继任者，本书是其尝试为20世纪观念史进行诠释的著作。在霍耐特看来，我们有必要将这一观念史看成是“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然而，为其做出贡献的诸多学者的言说却被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把它们翻找出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批判性的正义理论体系，便是标题“活体解剖”的含义。

在书中，霍耐特剖析并总结了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奥雷尔·科尔奈、罗宾·科林伍德等20世纪学者的学术贡献，认为他们都脱离了乌托邦式的渴望，试图为时代面临的难题提供诊断与答案。本书也是“霍耐特选集”中的一本，该合集选取了作家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出版时获得了霍耐特本人的支持，他亲自撰写了2万余字的总序，为国内读者详细介绍了他的学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