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吴婷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全球南方”开始悄然兴起，并越来越成为政界、学界以及传媒界热捧的概念。比如欧洲领导人表示要与“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印度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吸引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强调西方要争取“全球南方”，日本作为七国集团（G7）轮值主席国呼吁G7加强与“全球南方”关系，并邀请发展中国官员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与此同时，这一概念背后所蕴含的地缘博弈和话语意图也受到关注。比如《光明日报》2023年4月2日刊发署名文章《警惕“全球南方”背后的地缘博弈阴影》，将“全球南方”的内涵概括为非西方、反干预、谋发展三个方面，并直言“全球南方”升温背后有个别国家认为炒作的因素。在该文作者看来，美国效仿“印太战略”做法，主动炒热“全球南方”叙事，并嵌入经济发展、债务困境等发展中国家关心议题，欲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再分类”，挑拨、割裂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企图破坏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再如美国耶鲁大学全球正义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申·梅赫塔2月24日在巴西媒体刊文《乌克兰战争：全球南方拒绝北约》，该文从英国剑桥大学2022年10月的一份民调切入——生活在西方之外的63亿人中，66%的人对俄罗斯看法正面，70%的人对中国看法正面，进而剖析了全球南方不站在西方一边的五点原因：南方国家不认为西方理解或同情它们的问题；历史很重要，拉美、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看待乌克兰战争的视角与西方不同，它们看到的是前殖民强权重组为西方联盟；在全球南方看来，乌克兰战争主要关乎欧洲的未来，而非整个世界的未来；世界经济已不再由美国或西方主导，全球南方现在有了其他选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失去公信力并走向衰落。基于以上诸如此类的行为与解读，以及对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注，《文化纵横》杂志社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5月12日举办题为《全球南方发展问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圆桌论坛，论坛由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文化纵横》杂志总编辑杨平主持，研讨嘉宾包括印度著名学者、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此外，论坛还吸引来自英国、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研究人员以及中国政府机构、高校有关人员参与。
（左起：杨平、汪晖、维杰·普拉萨德、曹远征）率先发言的维杰·普拉萨德结合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历史以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正在做的事情指出，“殖民主义仍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自新自由主义开启以来，知识分子的政治信心就一直在崩溃，从美国的麦肯锡公司到摩根士丹利、高盛的银行顾问，再到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政治领导人都屈从于这些顾问。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话语权的丧失以及知识分子的后退，“我们需要新的想法，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话语”。在最新一期《文化纵横》杂志中，刊发了维杰·普拉萨德题为《重振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文章，对此问题做了更为系统的论述。“新自由主义的虔诚信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用换汤不换药的表述重复着结构调整和良政的陈旧说教。如今就发展问题撰稿的人很少从事实出发去发展理论，而是对它们实际运用的理论表现出宗教式迷恋。”“南南合作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机会，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必须应对持续束缚发展议程的五个控制，寻找一个改变这些领域控制权的机制。”维杰·普拉萨德延续已故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家、活动家萨米尔·阿明“五大垄断”论断，提出的五个控制包括：自然资源控制、资金流控制、科学技术控制、军事力量控制以及信息控制。“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推动关于发展的新对话中所要提出的。”汪晖在发言中回顾了“全球南方”的历史脉络，并结合中国道路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汪晖看来，20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从俄国革命、伊朗革命、土耳其革命再到墨西哥革命，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这系列革命都不发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但也正是这些革命创造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事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一个事件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寻求独立的过程，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生。“从万隆会议到上世纪7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完成，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使得整个的所谓第三世界作为一个范畴，开始越来越清晰。”但随着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如何去界定三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非西方世界寻求发展的路线开始转向一个新的范畴，也就是全球南方的兴起。“所以全球南方真正的根源，是根植于20世纪的社会革命和去殖民运动。”而与全球南方新范畴诞生几乎平行发生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出现。汪晖坦言，全球南方的兴起跟新自由主义浪潮有密切关系。“萨米尔·阿明曾说1980年代到2010年是没有万隆的时代。这个没有万隆的时代，也就是第三世界变得越来越弱。而这个时期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开始统治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方向的一个历史时期，一定程度提出的全球南方问题，就是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不管是从三个世界到“全球南方”的范畴变化，还是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无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作用。汪晖也坦言，中国在经历过早期的赶超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阶段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开始面临巨大挑战，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以及生态问题。“可以说，当代世界面临的所有挑战在中国都有集中体现。”“今天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解决这些基本型的问题。”一边是维持既有霸权的“全球北方”，一边是谋求发展和自身现代化的“全球南方”，当两种力量发生碰撞，不可避免产生矛盾与张力。在汪晖看来，“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主要来源于五大垄断和整个南方国家要求发展的矛盾，今天最大的危险是五大垄断的松动和霸权国家要继续维系和掌控垄断地位的矛盾。”“这构成了今天所有的主导危机。”但汪晖也强调，全球南方能够形成新的知识框架，不是一个排斥性的框架，不是说北方不可以参与，恰恰相反，“它的象征性就在于要改变不平等构造，形成新的全球网络，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新的发展问题。”不同于维贾伊·普拉萨德对发展话语权缺失的批判，也不同于汪晖对“全球南方”历史脉络的梳理，作为经济学家，曹远征重点阐释了现代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所谓南方、北方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现代化问题更精确的解释，就是工业化问题，能不能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就涉及发展问题。”显然，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是不同于传统西方国家的。且作为撬动百年变局的关键因素——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一文中写道，“八国集团的经济规模，在2000年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的47%。这意味着，从1900年至2000年的一百年里，世界经济总量中有一半左右都被八国占据。经济是基础，决定了这一百年里的世界政治格局被这八国主导。”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不论G7还是G8都已渐渐丧失主导权，G20的影响和作用随之凸显。G20地位上升背后恰恰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稀释了G7和G8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最初研究拉美模式最后转向对中国发展和道路问题研究，曹远征回顾了中国所走的独特发展道路，并结合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阐释了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外围是被中心指导的，是服从于中心发展的，因此它是依附性的，中心不发展外围是没办法发展的，外围也是没办法脱离中心制约的。如果要脱离，就会打破原有的关系，比如更进一步讲，甚至是用革命的方式来打破。”无疑，现代化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的，但工业化是不是就是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什么问题？具体到东亚国家的发展路径，曹远征提出了“过程再现”的概念，换言之，不管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还是现在正在奋起直追的越南，其实在差异性之外都有一些规律性的发展过程。而当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后，人的异化问题，如何获得人的解放问题，开始被提了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内涵，也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曹远征看来，是中国早已有之的理念，也是对新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概括。早在2017年，习近平即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用以解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而“全球南方”的兴起，既是依托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亚洲的印度、印尼，中东的伊朗、沙特、土耳其，拉美的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南非、埃塞俄比亚……也是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注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用自己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启示着其他国家，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应于自身的国情和文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非因循于某一种刻板的模式。这样简单如斯的道理，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之下的美国世纪却是走不通的。随着“全球南方”新范畴的兴起，世界在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需要警惕陷入中国中心主义。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即指出，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也不是一个铁打一片的单一整体，而是与发达国家相互嵌入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一厢情愿地以中国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南方国家，容易造成基于想象的政治盲动，也容易因为误判而透支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资源。拜登在上台之初，即将21世纪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但“全球南方”以及各国对于发展与治理的重视却又道出一个政治现实：发展才是硬道理。从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到世界体系的新转向，时下正处于“过渡时刻”。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乃至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对于这样的“过渡时刻”的综合研判，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同“全球南方”的关系问题，如何避免掉入“中国中心主义”，重要性和难度丝毫不逊色于处理同美国、俄罗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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