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不会有大规模产业外迁，外资依旧青睐中国

财经

2022-07-01 10:07

培优汰劣方能挖深中国制造护城河，只要产业链的竞争力基本面向好，“黑天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

文｜《财经》记者李皙寅

编辑｜施智梁

过去几十年，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让众多国家享受到了高速发展的红利。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及复杂的国际环境正成为供应链全球化头顶上的乌云。

6月16日，丰田汽车本月内第三次宣布，下调当月全球汽车生产目标。据媒体报道，受半导体短缺和此前上海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静态管理造成的影响，多家日本汽车企业停工减产导致零部件订单减少，零部件供应商随之受到波及，只好让员工临时“放假”。

汽车是日本经济的支柱，早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初，就开始实施“作为供应链对策的促进国内投资事业费补贴”政策，召唤日企回归，降低国外生产集中度。同时，日本推出“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政策。对生产高度集中于某一特定国家的企业，日本政府掏钱支持它们对供应链进行多元化和分散化改造，把生产基地迁往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国家。

有观点认为，“中国+1”战略逐渐形成。为分散投资风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把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能，转移至成本更低的第三方国家。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应链与服务创新中心研究员王良博士并不认同上述观点。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他表示抛开个案来看，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全球产业有额外撤离中国的需求。中国产业链韧性很强，伴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供应链密集型产业，更是深度嵌入中国。

王良

另有观点认为，除了反复肆虐的疫情和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这两只“黑天鹅”，中国制造业成本高企是推动在华供应链外迁的“灰犀牛”。

王良认为，制造业的成本要综合来看，不能只看工资上升。中国工厂产量更大、工人更熟练、设备使用效率更高，虽然工资更高些，但是总体制造成本更低。从宏观上看，近几年的“制造业产能南迁”，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符合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提升了中国产业链竞争力。

持续伴随中国市场成长，共享发展红利，一些头部企业持续加码布局。6月23日，宝马在辽宁沈阳的里达工厂投产，总投资150亿元，成为该公司迄今为止在华最大的单项投资。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介绍称，对于宝马集团来说，“家在中国”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切实的持续付出。里达工厂在加速电动化转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国民收入提升，消费市场转型升级，制造业底子扎实，高素质人才充沛，营商环境越发友好。事实证明，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的热土。为此，王良建议可引导外资往提高中国产业链竞争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提高中国产业链对于中高端特别是高端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交付能力；另一方面，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韧性。

不会发生大规模产业外迁

《财经》：众所周知，上海是全国乃至全球相关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范围有多大？

王良：上海疫情对企业短期冲击很大。针对中大型公司的调查显示：在上海疫情期间，上海地区有86%的公司部分或者全部关闭了办公场所，44%的公司暂时或部分关闭了生产运输场所。从供应链的角度看，这不仅会影响上海地区企业的订单生产、交付和新订单承接，而且会通过链条上下游的传导影响其他地区企业的生产运营，这是由上海的供应链枢纽地位决定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4月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仅为47.4%，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细看PMI的各项子指标：当月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的环比涨幅为-6.2%和-5.6%，占环比历史分位数的0%和1%，意味着2022年4月的这两项数据几乎是历史同期最差。

《财经》：供应链最看重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是否会导致在中国本土的供应链外迁？

王良：截至目前，无明显迹象表明产业链有额外的大规模外迁需求。讨论这一话题，一定要看清这里面的一些“干扰变量”——比如，出口份额一季度的回落，其原因更可能是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再比如，要区分由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导致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然外迁，和所谓的“因为防疫被迫外迁”两者的不同。

事实上，从5月数据来看，中国产业链总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PMI回升到了49.6%，且当月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也分别较上月上涨5.6%和4.6%，大概率将于6月重返荣枯线以上；进口和出口总值也分别实现了2.8%和15.3%的同比增长，超出市场预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供应链密集型”产业（即对上下游产业协同、配套基础设施、工人素质等要求较高的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这类产业链是非常难以外迁的。

我们团队也留意到了部分企业的外迁个案，但我认为这不会影响中国产业链的整体布局和发展节奏。除非国内市场需求突然极度萎缩，产业生态的综合效率突然大幅降低，才有可能出现突发的大规模产业迁移，但这两个前提条件非常极端，目前不可能发生。

只因人工成本高外迁的产业，本就是中国制造优化的对象

《财经》：部分跨国企业提出“中国+1”策略，将供应链从中国多元分散至东南亚，或回归本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观点认为，相比疫情和复杂的外部环境这种黑天鹅事件，中国制造业成本逐步增高才是这一问题背后的灰犀牛，您认同这一观点吗？

王良：我们不完全认同“中国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这一论断。以家电制造业为例，中国工厂的总体制造成本显著低于东南亚、南亚、东欧等地工厂。因为制造成本不只包括人工，还有效率因素。中国工厂产量更大、工人更熟练、设备使用效率更高，虽然工资更高些，但是总体制造成本更低。当然，对于人工成本占绝对大头、对现代供应链和产业配套的依赖度很低的低端产品，中国的竞争力也许比不过东南亚、南亚，但它们本身属于要被优化的对象。在现代工业体系中，中国的综合成本依然具有竞争力。

疫情只是短期变量，重点在于培育市场，抓好技术创新，呵护产业生态，形成护城河。回顾2020年3月至4月，由于欧洲车企生产停滞，导致中国汽车零部件的进口中间品大面积断供，但大家并未讨论欧洲汽车产业外移的问题。因为欧洲既是重要的汽车市场，又有完善的汽车工业生态，还掌握了关键产能与关键技术。目前，中国已在部分中高端制造领域初步形成护城河，但还需要加固自己的竞争优势。

市场和商业的选择，是决定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根本因素，而非政治主张。目前看不到有改变中国产业链竞争力基本面的迹象。以产业外移的主要目的地东盟为例，我们要看到东盟目前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产业链的互补性很强，这种由双方比较优势所形成的长期合作与共赢，是符合商业逻辑。

综上所述，在战术上，要重视各类“黑天鹅”事件给中国产业链带来的冲击，通过纾困政策及时对冲；在战略上，不必过度担心由此导致产业外移，要坚持产业升级，加深加宽护城河。只要产业链的竞争力基本面向好，“黑天鹅”的冲击也只是短期的。

《财经》：如此看来，中国境内的产业链外迁的大背景是产业升级的必然，是一种双向选择，类似于此前纺织产业雁阵转移的延续，仍契合各国发挥自身优势的全球化常识？

王良：产业链迁移与经济转型之间，互为因果。经济转型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相应产业跟着迁入和迁出；同时，产业结构变化的反作用力，也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企业总体上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中，从微笑曲线的中间向两端跃迁，通过建设品牌、研发和服务能力，以及数字化技术在端到端供应链中的应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在这个进程中，会迁出一些环节，比如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纯代工业务。同时也会提升和迁入一些环节，比如研发设计、中高端的生产、品牌、专业服务等。我们要客观看待产业链迁移，不能只看迁出而忽视迁入；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符合我们经济转型大趋势的，提升了中国产业链竞争力。

《财经》：以汽车为例，集成度高，既是技术密集又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中国本就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且在自动驾驶、新能源上有技术优势。那么，是否在应对产业链外迁时，更有黏性？

王良：我们回归基本面来看：全球产业生态的培育绝非朝夕之功，企业布局全球供应链有三大原则：第一，靠近原材料产地；第二，靠近目标市场；第三，靠近综合效率最高的区位。除了一些特殊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绝大多数产业的供应链布局和产业配套都是围绕二和三在发展。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体系，恰恰是中国的核心优势，巩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汽车产业的综合效率不仅包括自动驾驶、新能源等的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产业链的整体成熟度。中国汽车市场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场，且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从更细维度的供应链来看，第一，中国逐渐掌握汽车产业的高端制造能力；第二，中国汽车产业具备国际一流的配套生态由此衍生出了稳定和可靠的交付能力；第三，中国民族汽车品牌正在崛起，为中国汽车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汽车市场是规模效应的典型，同时也受关税政策影响，通常情况下企业都会选择把生产基地更靠近市场，并在基地周边培育自己的生态。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在上游供应链的研发设计、关键元器件等环节，中国与欧洲和北美产业链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某些类型的芯片还很依赖海外供应，微笑曲线的左侧还在爬坡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黏性”，中国汽车产业还需要加速补齐链上的关键短板，各车企也需要提高自身供应链的灵活性与韧性，具体来说要在原材料与关键元器件供应、制造基地布局、上下游的协同、物流网络设计等方面下功夫，增强应对冲击与风险的能力。

打造高端制造业非朝夕之功

《财经》：如何评价印度的投资环境？有观点认为，当地的基建差、税费高、生产水平低下，难以适应高端制造业。也有观点认为，拉长时间维度看，当地人口基数大、经济增速快、人口结构年轻，背靠本土大市场，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能够快速吸纳外部产能，发展前景可期。什么样的产业链会倾向于去印度？

王良：观点有一定道理，从积极的一面看，印度在地理环境、人口红利等领域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发展高端制造业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高端制造业不是说投资建一些现代化工厂就能搞定，其背后需要整个供应链体系的支撑，从基础设施、专业化的产业工人、供应商网络到各类生产性服务都要跟得上，这样才能形成可靠的交付能力。

就目前来看，我认为更适合去印度的还是非供应链密集型产业，比如供应链条较短，不需要很多上下游配套和工业服务网络就能完成交付的产业。这里面也不尽然是低端产业，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得不错，从信息技术外包到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的外包，通过互联网就能完成交付。一些短链条的制造加工业也有去印度的机会。至于汽车这类供应链条极长、一件产成品需要成千上万个零件和多级供应链支撑且生产过程以Just in time（无库存生产方式）为特征，对上下游衔接要求很高的产业，还不会倾向于去印度，尤其是这个产业中的高端产品线。

《财经》：您认为制造业供应链型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时，值得关注的点有哪些？

王良：需要重点关注五个方面：第一，关注需求。海外投资建厂的首要目的是靠近当地市场，这需要验证当地需求，科学地预判增长空间。

第二，关注供给。有多少供应商可以从当地寻源，有多少需要带动国内原有的供应商去当地建设配套厂，又有多少原材料需要从国内运输。这需要对成本、时间有清晰的认识。

第三，关注人力资源。从管理层到底层的工人群体都要给予关注。国内与当地工厂的管理、协调模式会是怎样的，中方与外方的比例如何等。

第四，关注法律环境、政策与文化。了解当地法律环境，比如有关经营、税收、用工、环保等方面的法规。同时，需要从机遇与风险两方面去判断与应对当地政府的政策。避免和应文对化冲突也十分重要。

第五，用好数字化工具。海外工厂的数字化体系与国内的体系架构关系怎么样，如何搭建？这方面可能遇到技术问题，也可能遇到法律、数据政策问题。要想办法制定出既能有力支撑公司运营，又能满足海外市场要求，同时还能有序迭代优化的数字化体系。

外资依旧青睐中国，本土制造业要在合作中学习创新

《财经》：大规模外迁的可能性极低，同时，又有企业持续加码投入，如此看来，中国仍是吸引外商的热土？

王良：从今年1月-5月总体数据来看，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17.3%，在历史同期也属于较好水平。显然，中国仍然是吸引外资的热土。

从外商投资中国的基本面看来，我认为中国有四大优势：一是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升级与转型，随着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给消费市场提供了更多机遇；

二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形成规模，这一方面为生产制造基地的布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与自由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更多地向高端制造（及其产业配套）的投资机会；

三是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师与其他高素质人力资源进入市场，这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是在双循环的战略下，开放的态势是不可能逆转的。新的发展格局下，脱钩是不可能的，中国市场在高水平的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双重推动下，肯定会朝着更开放、更友好的营商环境去发展。

总体上，应该引导外资往提高中国产业链竞争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提高我们对于中高端特别是高端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交付能力，另一方面提高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韧性。具体措施上可以考虑放宽特定领域准入限制（如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广泛引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鼓励外资参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更全面给予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等。

《财经》：有观点认为，伴随外资在华产业链的迁移，这将给国内自主替代接手市场带来了增长机会。对此您怎么看？

王良：这个问题不能这样简单理解。国内自主替代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而外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挥作用。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供应链网络中的合作、学习与创新是很多中国企业提升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这里面包括向供应商学习、向客户学习等，而很多作为我们学习对象的供应商和客户是外资企业。

不是说外资走了，国内自主就能起来了。可持续的国内自主替代应该是建立在我们自身通过合作、学习与创新建立足够的能力，能够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取胜的基础上。能够在国内替代外资产品和服务的中资企业，其产品和服务也应该能在全球市场有竞争力，这才是做好双循环的保障。

（王良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供应链与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化供应链、产业互联网、新能源供应链等。近年来出版《高效协同：供应链与服务创新》《区块链赋能供应链》（章节作者）等专著。身兼中国物流学会《供应链管理》期刊编委，以及多本学术期刊的审稿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