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们想从电影中看见更多温暖

作者｜ 阿Po 

“我爷爷和我大爷都是木匠，专门做棺材的，小时候我家院子里就摆满了鱼柳、桑槐、松木、柏木的各种棺材。”

这些是《人生大事》的导演兼编剧刘江江的儿时回忆，莫三妹说自己从小在棺材堆里长大时，多少明白了导演是想说一个别人没见过的，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联瑞影业出品的《人生大事》第一次在清明节定档，殡葬题材的故事和“雨纷纷”“欲断魂”的时节非常契合，可惜因为客观原因被迫挪到了6月24日上映，提前一周开启部分城市点映。河豚君在电影放映厅听见放了假的中学生在开场前笑着说“果然一进来就冷飕飕，凉快了”，电影放映结束后她们却抽泣离场。

这部影片的监制韩延导演过《送你一朵小红花》《滚蛋吧！肿瘤君》一些生死议题的故事，监制《人生大事》不为猎奇，如何正视死亡、正视殡葬从业者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作为电影从业者，韩延和刘江江可能是为中国电影市场新添了一部稀缺题材影片；而《人生大事》作为一部大众影片，它在后疫情时代用特殊的方式诠释了一种“生死观 ”。

至于观众有没有接纳这样的表达，相信上映一周，以5.5亿跻身2022年内地票房Top7的成绩和7.5分的豆瓣开分已经给出了答案。

成长的维度

《人生大事》的社会职业背景是殡葬行业，东亚人多有忌讳的话题，连带着对这个职业也忌讳，成了电影里的稀缺题材，多少也是因为避忌导致的结果。

传统家庭中接收到的死亡教育就是避讳的，中国人对丧葬白事的忌讳是因为恐惧，恐惧是因为未知，如何不“未知”？就把这个行当、这件“白事”赤裸裸地呈现到你眼前，给你看个清楚明白。

所以当韩延遇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是时候应该有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类题材影片了——用电影，重塑“生死观”。

电影讲述了打架坐牢刑满释放后成为社会边缘人的莫三妹，在失去人生目标每日浑浑噩噩、只想依靠父亲的祖传殡葬店度过后半生时，遇见了一名外婆去世、被亲戚抛弃的孤儿武小文，二人的生活从针锋相对的碰撞中逐渐擦出奇妙的情谊。

专门为逝者送葬的人在社会的夹缝中艰难求存，很直接地将“生”与“死”的话题扣在了一起。“不言死，何谈生”、“置诸死地而后生”，中国人一直都有一套自己的“生死观”哲学，所以电影也选择用这套一体两面的逻辑来说故事：一边说着如何与生命告别，一边说着如何更好地生存。

这两方面的“学习任务”在电影里就交给了莫三妹和武小文。

本片主角莫三妹，坐过牢，出殡时被雇主质疑偷了逝者的戒指，恋爱不顺被女朋友分手，在家族里也是长期受到父亲斥责、拿来和去世的二哥做比较，结果就是莫三妹认为自己不再被任何人期待，也不再期待任何未来，消沉地行尸走肉般地活着，他要学习如何像真的“人”一样活着。

武小文，电影真正的主视角人物，灵魂主角。电影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开场即是小文一觉醒来，睡在身边的外婆已经去世，读中学的表哥告诉小文，外婆在大箱子（棺材）里，要被拉到火葬场，烧成灰、埋进坟，小文很生气，气在表哥说自己再也见不到外婆，却也并不理解“死”的意义。

生死观之外，从性格上来说，被前女友要求分手的原因是“根本看不见你成熟的样子”的莫三妹，和被外婆带大而有了有情有义“老灵魂”一面的武小文，从各种意义上来都各自拥有可以与对方完美互补的一面，所以两个人在遇见了彼此之后开始有所改变。

像是大混世魔王孙悟空遇到了小混世魔王哪吒，莫三妹遇上了克星，小文天天给他闯祸惹麻烦，可大人也不好跟小孩子计较，头疼得很。但用好搭档王建仁的话说，这小孩子可以捅个大窟窿，也可以转头就自己又把窟窿给填上，做事有首尾，一人当，莫三妹先是自愧不如，后来慢慢在“带小文”这件事上学会了，父亲老莫看见了也说一句“终于有件让三妹定心的事了”，接着也放心将“上天堂”真的传到这个儿子手上。

两个大小魔王像是两块拼图，注定拼凑在一起，双向治愈，共同成长，让彼此的灵魂更加完整。整部戏都遵循这样的方式，通过戏剧冲突实现化学反应，最终达成成长。

影片里有很多“死亡”，被父母呵护却久病不治的幼龄小女孩，喜获拆迁款却因儿女争夺遗产家宅不宁想要提前办丧的寂寞老人，醉驾车祸而亡的不完整尸体，给继承人莫三妹留下“最省钱且体面葬礼”难题的老一代殡葬人老莫……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人物们，在用死亡教会主角成长，也用死亡教会了观众生命的意义。

如韩延所说：“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珍惜当下是最优解。”

现实主义的B面

电影需要一个有现实基底的故事，尤其是鲜少为人知的“职业片”，观众对殡葬行业熟悉又陌生，更需要真实的素材勾起观众共鸣，毕竟“事关生死，格外真实”，可以说《人生大事》的拍摄是一种非常规的现实主义题材做法，所以“棺材院”里长大的刘江江最有资格说这个故事。

于是某一天在下班路上，刘江江透过一间殡葬店门窗看见摆满花圈骨灰盒的屋子里，一个小姑娘趴在茶几上乖乖地写作业，故事正式诞生。

因为这个小姑娘，一个沉重的议题变“轻”了。监制韩延看见剧本的时候也很意外，原以为有很多忌讳和悲情，都变得不一样了，不沉闷，有意思，很感动。

韩延一直记得戏剧学院的老师说，很多导演一生只在拍一部戏，而韩延觉得自己的这部戏应该名叫《生老病死》，是他拍过许多电影的主题，遇到殡葬题材，又一次触动了他的内心。

殡葬职业的故事是稀缺题材，稀缺的题材更应该多做，但刘江江自认拍《人生大事》并不因为题材的稀缺或者要做猎奇故事，而是从一个不同的维度、通过熟悉的模式，展示出对死亡的思考，对现实的有所关照。

中国人俗话说“生死之外无大事”，这句话以前经常出现在医疗职业剧中，医生也面对死亡，但医生还有机会拯救病患、避免死亡，殡葬师能做的只有在人死后，让他们体面地走完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程。

如果说死亡的现实通常令人感觉冰冷，那么《人生大事》就是用镜头展现了死亡冰冷的另一面——温暖。

“因为每个人其实都要面对死亡，电影里不害怕出现这样的情景，要明白那是鲜活的生命在离开，而不是晦气迷信的说法。”用轻松和温情方式把恐惧剥离开，直面生命的逝去，这件事是韩延很想去挑战的。

然后就可以在影片里看见，小文的外婆去世的时候是在夏天的凉席上睡得四仰八叉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在舒服的梦里没有痛苦地离开；久病不愈的女孩有个莫三妹帮她定做的粉色骨灰盒，有blingbling的水钻，后来还被小文画上了儿童画；老莫最后留了个大概是自己吃剩下的中老年奶粉罐给莫三妹，直接做自己的骨灰盒，好给儿子省钱……

用生活的烟火气与温暖去消解死亡的冰冷和恐惧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就像“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变成“外婆成了天上的星星”一样可爱，就像殡葬师从人人忌讳的职业变成“种星星的人”一样可爱。

电影就是想拍“衣食住行，生活美好”。

《人生大事》在国产片里的分类是“家庭片”，家庭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里是归宿和温暖的象征。电影在武汉拍摄，这里是两年前中国人直面过残酷现实的地方，需要更多生活的勇气。同样，后疫情时代，中国观众也想在电影里看见更多温暖。

“小时候因为家里是做棺材的，经常我就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尤其是松木、白木，味道特别好闻，太阳一晒就在里边睡着了，吃饭的时候，爷爷伯伯找不着我，最后从棺材里把我拎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这是导演刘江江自认非常浪漫的童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