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男孩偏好的再考察

☆原标题：男孩偏好的再考察

1、理论框架  

现有的对农民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存在着某种明显的断裂，它们要么偏重结构，要么偏重个体，忽视了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实践。而布迪厄明确反对机械论的结构主义和目的论的个人主义，反对在结构与能动、系统与行动者、集合体与个人之间进行二者择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选择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作为指导进行经验研究的框架。　　 

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社会的结构同时以两种方式存在，即"初级的客观性"与"次级的客观性".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即各种资本类型）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则体现为各种分类的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这些分类系统和认知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布迪厄另外提出了两个概念用以指代社会结构的两种存在方式，即场域和惯习。　　 

所谓场域即一个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从关系的角度看，即围绕着各种资本（权力）形式联系起来的各种位置。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即推崇某种特殊的资本形式，如经济场看重经济资本，文学场或艺术场则看重文化资本。正是由于场域的相对独立性，外界的各种因素从来不能直接作用于场域，而必须经过场域结构的"折射"才能发挥作用。场域还是一个竞争的空间，占据各个位置的各种动因总是努力地争夺对核心资本的垄断权，并强加对自己有利的各种定义（如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在后面的论述中大家将会看到，尽管在笔者所建构的农村场域中也存在着各种动因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同布迪厄所描绘的法国文学场中存在的竞争不完全相同，一个很明显的差异便是农民总是为既存的定义而斗争，从来没有人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来推翻现有的等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恐与别人不同；而在法国文学场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总是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如什么是高雅艺术与庸俗艺术、真正的艺术与虚伪的艺术等）、重新划定界限（如先锋派与后卫、新先锋派与过去的先锋派），打破现有的等级秩序（如体裁的等级、每个体裁内部各种类之间的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斗争的需要他们唯恐与别人相同。如果能够参照这种差异，中国农民在生育行为上的趋同现象将能够得到更好的解释。 

2、研究方法  

农民生育行为研究中所存在的结构与个人之间的分裂状态部分地是由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导致的。为了克服，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种分裂状态所带来的危害，我们必须回到实践，深入到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理解行为的真实内涵。这也正是笔者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农民生育行为的原因。　　

尽管在进入田野之前笔者已经决定采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指导具体的经验观察和访谈，但是当时并没有形成上面所阐述的比较完备的框架，许多问题都是在调查过程中才逐渐浮现并被明确提出来的。事实上，即使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任何调查者在接触活生生的实践之前都不可能形成明确、具体而完备的问题框架。实地调查必定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再到理论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折磨，不过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过早地限定研究的范围以及过于武断地进行抽象和概括。而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之所以难以生动地把握实践就在于它们无法分享这个长处。　　

进行调查的地方是笔者之一的家乡，更准确地说是以笔者曾经居住的村庄为中心向外伸延的一个社会空间。对这个空间，笔者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笔者生于斯、长于斯，前后历经将近二十年，对这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笔者基本上都听过、见过，不会有"文化震惊"之感。说陌生，是因为笔者长期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浸染，已经接受了与传统农村观念迥异的现代思维方式，尽管对农村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笔者不会感到诧异，但仍感难以理解，尤其是农民对男孩强烈而稳定的偏好。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都是一把双刃剑。熟悉可能导致对司空见惯的事情视而不见，因而也就难以提出问题；而一旦提出问题，熟悉又可以帮助研究者迅速理解被调查对象。陌生所带来的迷惑感很容易提出问题，但文化之间的隔阂又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因此，对于笔者所实施的这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面对不被质疑的现实提出问题，这一步一旦迈出，笔者将能够比局外人更容易理解眼前发生的现实。　　 

对于提出问题本身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对现实中的实践者来说未必具有问题的意义。例如，研究者可能非常关心农民生男孩的原因，于是他提出问题："农民为什么非生男孩不可"，并直接拿这个问题来问农民。　　 但这样做有一个危险，因为它预设了选择是有意识地做出的，即农民在决定生育之前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而现实未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作为当初行为的原因。因此，在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反思自身的介入对研究对象可能造成的影响。　　

为了减少可能造成歪曲的影响，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即应该首先弄清楚"是什么"，然后再引入调查对象的理解和感情，提出"为什么".用更规范的语言来说，我们必须要完成两个步骤：首先，我们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建构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这里有必要强调，尽管上述两个环节缺一不可，二者并非完全对等，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布迪厄、华康德，1998：11）。　　

前面已经说过，场域是建构出来的一个社会空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边界。在具体调查中，笔者是以自己曾经居住的村庄为中心，但从此出发究竟足迹踏到何处为止完全取决于建构场域的需要，即发现尽可能多的实际占位，建构出所有可能的位置。　　 

最后想谈谈所研究的特定场域的形态学特征。按照实地调查的惯例，在系统地介绍一个文化类型之前研究者应首先交代该文化所在地域的形态学特征。必须承认，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为从整体上描述场域的形态学特征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是出于建构场域的需要，所有对场域的运行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将在后面的论述中陆续提到。因此，笔者放弃了整体描述场域的社会、地理特征的努力。   

02

为什么要生

当然，不可否认，的确有些人在结婚和怀孕之前就已经思考过生孩子的问题。如F ，他在结婚之前就觉得没有男孩不行，将来结婚后一定要生男孩。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时，他说自己的父亲曾在他面前讲述过某个家庭因为没有男孩而遭受欺负的事情。直到现在，他对男孩与家庭势力之间的联系都非常敏感，“为了不受欺负"是他为"为什么生男孩"所提供的最重要的理由，其次他还提到没有男孩自己活着就没劲，不知道赚钱还有什么意义。他从来没有提及养儿防老，当笔者明确地问及他是否想过这个问题时，他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养儿防老却是N 的理由。她已近古稀之年，一共养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小的儿子才二十三岁，尚未成家，因此感到压力很大，自己的丈夫比她年龄还大却还不得不出外赶集卖菜以积攒为儿子筹办婚礼的花费。她说这辈子能够有吃有喝、平平安安就算是享福了。这时笔者问她："如果没有孩子，夫妇两个人过岂不是更舒服？"她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孩子，等你老得不能动了谁来问你？"很明显，养儿防老是她生育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人的一生可以划分成许多阶段，每个阶段都规定了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如果一个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就被认为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完成任务就被认为出现了问题，于是他或她就陷入了问题情境。与生育有关的问题情境（以下简称生育困境）可能包括：结婚后迟迟没有怀孕、生育多个孩子却迟迟没有男孩等等。遭遇问题情境的人会遇到很多烦恼，例如没有男孩可以给家庭带来某些实际的困难，如受人欺负、无人养老、蒙受"绝户"的骂名等。没有生男孩的儿媳常会遭到婆婆的冷落、白眼甚至公开的埋怨、羞辱，因此即使在自家人面前有时也会感到抬不起头。与问题情境相连的负面意义对周围的人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那些尚未到达相应的人生阶段的人来说，问题情境使他们提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自觉地接受问题情境中隐含的价值评判体系，因此问题情境是他们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一环。有些人可能在结婚之前就已经遭遇过生育困境，有些人则可能没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在结婚之前就思考过生孩子的问题，有些人则没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在生育之前就已经形成明确而强烈的男孩偏好，有些人则没有。 

对于那些在结婚之前和生育之前都没有遭遇过生育困境而且第一胎就生了男孩的夫妇，他们只是在孩子出生之后从旁人的态度中才真正明白了男孩所承载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对于那些此前没有遭遇过生育困境而第一胎生了女孩的夫妇来说，生女孩也并非一定意味着问题情境，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前，人们并没有限制生育的压力，因此第一胎、第二胎是女孩并不是特别难以接受。但随着计划生育的压力日益增大，人们的可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生男孩的任务也就愈发紧迫。在今天，第一胎生女孩无疑构成了一个问题情境，因为它意味着第二胎必须生男孩，而要保证生男孩就必须借助于人工干预①。「这里需要交代，尽管国家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但当地农民普遍认为一个孩子太少，他们的判断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国家的政策规定上，当然这与计划生育工作不是特别紧也有关系。」　　 

对于遭受过生育困境的人来说，他们对生育困境的感受也可能是互不相同的。有些人可能在生育困境中感受到了没有男孩就会受到欺负，有些人则可能感受到没有儿子养老的父母晚年过于凄惨，而另外的人则可能从中读出了男孩对于传宗接代的重要性。「一代或几代单传的家庭对有无男孩特别敏感。对这样的家庭来说，传宗接代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而且也只是在这样的家庭年长的一代人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两个男孩，男孩的特殊重要性压过了对儿女双全的期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于"为什么要生男孩"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理由。许多问卷调查采用了这种直接提问的方法，它们自然不会失望，因为可以得出许多答案，但它们忽略了一个模糊的地带。没有遭遇过问题情境的夫妇没有反思过生育男孩的理由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曾遭遇过生育困境的夫妇也未必能说出明确的理由。在得知自己的孩子第一胎生了女孩后，有些父母会明确要求他们继续生育，有的则只是暗示（如"这个孩子我来帮你们看着"、"你们把这个孩子送到姑姑家去养吧"），但父母一般不会再仔细地论证为什么要再生一个男孩。由于这些原因，年轻夫妇只是模糊地感觉到男孩是好的，男孩必不可少，但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至于他们为"为什么生男孩"提供的答案完全可能是遭遇提问后反思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即使是那些在生活过程中自觉地找到生男孩的理由的人也不是按照这种方式思考的，即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生男孩，然后寻找答案，进行论证，而是在没有提出问题的情况下就已经得出结论：没有男孩不行，他们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在支持这个结论。　　 

在农村我们将越来越难以找到未经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并不深入）就进行生育的人了，因为计划生育的存在本身设置了一个问题情境，而且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越紧，它所造成的生育困境就越惹人注目，越能促使人进行反思。但遗憾的是，由于现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式，人们的反思活动仅限于论证目标的合理性及实现目标的手段，他们很少去质疑生男孩作为一个人生目标的合理性（更不要说质疑支持这个目标的各个论据——如传宗接代——的合理性了）。　　 

无论生男孩相对于人们处于何种状态（前反思状态或某种程度上的反思状态），人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局限在社会轨迹所建构的分类体系之内，即使是他们用来论证生男孩作为人生核心目标的合法性的论据也是由这个分类体系提供的，如应该由儿子养老、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才能继承财产等，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这种深信不疑反过来建构了儿子养老、儿子传宗接代、儿子继承财产的现实，这种现实又不断激发人们对男孩的渴望。欲望、需要、动机本身是现实建构出来的，它们作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反过来又建构了支持它们存在的现实，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对仅仅从需要、动机或目的的角度解释农民生育行为的理论的超越。 

为什么不生

与多子多福观念相联系的首先是无人工干预状态下的自然生育。在解放前的农村以及解放后仍没有实施计划生育的农村，农民并不懂得如何避孕，如果怀孕了，他们只能将孩子生下来。尽管有医疗条件差、生活水平低、身体素质差等原因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奇高，但由于生育的次数很多，大多数家庭还是形成了多子女的事实。因此，"多子"首先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现实，其中有某些"不得已"的成分。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用"不得已"来解释"多子"的现实，因为有研究表明，在多子女受到负面评价的文化中，人们完全可以发展出一套办法来控制人口数量。　　

支持多子多福的另一个基础是人们追求保险的心理。由于婴儿死亡率很高，男孩又尤其容易夭折，所以人们觉得一个男孩并不能保证今生血脉不断，如果能有两个或多个男孩自然就不怕出现意外了。　　 

人口数量与家庭的富裕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至少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在解放前，家庭的富裕程度取决于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地主家里人口少并不会影响它的殷实，反过来，如果没有土地，家里人口再多也难以发家致富。贫困家庭的男劳力为了养家糊口往往去为地主作帮工，所得财物最多也只能够养活家里人，很难有剩余。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家里男人多也是件好事，因为男人多能够出去做工补贴家用的就多；女人多了只会增加负担，因为礼俗规定她们不能出去做工，只能在家打理家务或务农。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们通过劳动挣工分来获取生活所需，每人所得仅够自己消费，因此人口多并不会增加经济上的收益。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极大地释放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土地生产力，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在人均土地较多的村落这种效果更是明显。由于土地是按照人头分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口数量与经济富裕程度的联系。但由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持续几年，而且农村经济开始增长的时期也正是计划生育开始实施的时期，超生人口分不到土地，因此昙花一现的人口数量与富裕程度的联系并不会成为人们超生的动力。不过，要想致富必须先有人（而且必须是男人，因为女人注定要嫁到别人家去），人是发家致富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这一点，农民仍然坚持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如果对比农民对男孩的偏好，多子多福观念的社会基础并不是特别坚实。除了人多势众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外，后面两个根基都很浅薄。多个男孩并不是传宗接代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充分条件，而人口数量与经济富裕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多子多福并非处于农民价值观的核心，一旦支持它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它将很难（以通过惯习建构现实的方式）重建自己的基础。　　

现在，支持多子多福观念的现实基础已经开始瓦解了。首先，农村能够引发尖锐争端的事物越来越少了。原来作为争端中心的土地由于生产效益的下降，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已经不再把致富的希望放在土地上面，因此土地的多与少以及得与失不再能调动如此强烈的情感了。其次，以前处于争端中心的青壮年现在大部分都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了，家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老人之间不大可能产生冲突，妇女之间的口角若没有男性的介入也很难引发剧烈冲突，而孩子之间的冲突向来首先是由作为母亲的女性来解决，因此它现在最多发展到女性之间的口角为止。　　 

其次，由于医疗状况的改善，婴幼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人们已经不再担心男孩的中途夭折，因此以前追求保险的心理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除了社会基础的日益瓦解之外，多子多福的观念还面临着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压力，即孩子养育成本的日益提高。对于老一代人来说，他们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成本很低，就像李银河所说的，"多一个孩子不过是在锅里多添一碗水的事"，而且由于孩子结婚无须置办新房或准备丰厚的嫁妆，这项人生大事的开销也不大。中年一代人在他们生孩子时肯定只能以他们当初结婚的花销来预计他们的孩子将来结婚时可能的费用，按照这个标准，多生几个孩子甚至是男孩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此，尽管面对计划生育的压力，许多中年人仍然抱守着多子多福的观念不放。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等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结婚的费用已经几乎上涨到他们难以承受的程度。男孩结婚之前必须盖好新房，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新房的期望越来越高。现在，为了准备一套新房（包括堂屋、偏房和一个独立的院落）父母至少要花费三万元。另外，孩子定亲之后，男方家庭要向女方家庭送去大礼、小礼，二者合计也要上万元。最后，在举行婚礼时，男方和女方家庭都要设宴款待亲朋好友，这也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 

总之，按照现行的标准，男孩结婚总的花销不下于五万元，女方也不下于两万元。对于那些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完全靠土地为生的家庭来说，这往往意味着父母要省吃俭用积攒几十年才能准备好一个男孩结婚的费用。这样的家庭如果有两个男孩，父母将不得不举债为第二个儿子筹办婚礼。对于这些，年轻夫妇都看在眼里，他们都表示宁可要一个男孩而不愿养两个男孩①。「当然一男一女是最好的。女孩子结婚的费用要少得多，而且如果女方家庭贫困，嫁妆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而男方则没有这个自由。这是人们普遍倾向于一男一女而不是两个男孩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人们对女孩的喜爱与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孩偏好一样有时是不需要原因或者说说不清原因的，这是长期的生活实践培植起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类似于某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东西。当然，相对于对男孩的偏好人们对女孩的喜爱之情要弱的多，人们不会为得到女孩进行性别选择。」　　 

促使年轻夫妇不愿多生男孩的另一个原因是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如果被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抓到超生的证据，动辄就要破费几千元。而且罚款从来不是终结性的，而是周期性的，超生的家庭要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再一个原因是教育费用的上涨。农村孩子上学的费用对城市居民来说估计是个很小的数目，但对当地居民来说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尽管没有一个家庭能保证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但他们都期望如此，因此他们不能不把大学期间高额的花费考虑在内。　　 

如果把上面所有的费用加总起来，将会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夫妇两人辛苦奋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拼凑成的数字。因此，如果已经有两个孩子，而且其中之一是男孩，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不再愿意生育第三个孩子了。　　 

很明显，在生育问题上农民已经开始将成本考虑在内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只是成本的考虑，而不是人口经济学所假定的成本－效用的考虑。在和生育有关的许多问题上，农民都不是从成本效用的逻辑出发的，例如养老问题。陆益龙认为，农民生男孩不是为了养老。　　 

他的前提假设是"养儿防老"是一种从成本效用出发的经济行为，既然农民养儿明显是一种亏本买卖，那么农民非生儿子不可就不是出于养老的考虑。笔者认为这一论证可能失之偏颇。　　 

在面对如何安度晚年这个问题上，农民根本不是所谓的"经济人"，而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人".他们不会算计，他们也没法算计，儿子养老是传统的习俗，这种倾向早已深深地烙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受制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完全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经济学的逻辑（即成本－效用的考虑）适用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也许无法罗列出所有的条件，但至少可以提出一条，即在与非经济的价值相关的范围内成本效用的逻辑是不适用的。李银河认为：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逻辑大致只属于个人本位的社会（文化），其基本前提有二：（1）家庭是个理性决策的单位；（2）这个决策单位是根据类似市场的原则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的。笔者觉得她列的第一个前提可以省去，因为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中国，没有哪个家庭是完全理性的或是纯粹非理性的。对中国农民来说，成本效用的考虑在生育行为上可能行不通，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逻辑在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行不通。在决定是否种植某种作物、是否养某种家畜或家禽或者在决定是否做生意时，农民都是要进行成本效用核算的。而对于西方家庭来说，它们或许会在决定是否生孩子时按照成本效用的逻辑来考虑，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它们会在决定是否进教堂做礼拜时也按照同一种逻辑思考。 

家庭是如此，对整个社会来说亦是如此。经济理性的行为总是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范围之内，这个结论无论是对（货币出现之后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是适用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并非在所有社会空间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原则，例如相对自主的文学场、艺术场、宗教场都主动地排斥经济原则，并以不计经济上的利害为荣。同样道理，在中国，即使在封建社会也并非完全不存在经济理性行为，只不过它被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由于重农抑商，商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并被排除在事关中国人基本伦理价值的生活事务之外。因此，个人本位并非必然与经济理性相联系，而家本位也并非与非理性相联系。经济理性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某项事务是否涉及人们的非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当然这只是条件之一）。 

多子多福从前属于价值的范畴，但并非核心价值，随着支持它的社会基础逐渐瓦解以及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压力日益增大，它慢慢地退出了价值的领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本的考虑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由于多子多福只是刚刚与价值领域疏远，仍没有斩断与核心价值的所有联系，所以人们在放弃多生孩子时考虑的只是成本，「成本构成的是一种强迫的压力，所以放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被迫。」而不是少生孩子所能带来的好处（即效用）。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人们已经习惯于少生而且不愿多生孩子，这时政府如果允许并鼓励人们多生孩子，人们在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时才真正要诉诸于成本效用的逻辑了。 

为什么"不"选择不生  

正是基于上面的理由，在探讨一种社会行为为何能够长期延续下来时，我们不仅应该从正面考察支持它的各种习俗、观念和制度性安排，而且应该从反面考察是否存在阻碍它继续发展的各种安排。构成阻力的各种安排不仅包括单纯的制止或围追堵截，而且包括来自其他方向的吸引力，这些吸引力可以将行动者从既定道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向其他可能的路径。具体到我们现在所探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农民要生孩子"、"为什么农民要生男孩"，而且要问"为什么农民不选择不生孩子"、"为什么农民不选择不生男孩".而后面这个角度常常是大家所忽视的。　　 

当然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都是学者式的建构，并非按照农民自身的思维逻辑自然而然得出的东西，因此我们应该避免直接拿这些问题去问农民，而是应该循着这些问题的思路，首先去弄清楚农民的生育行为是否遇到了来自正面的阻力，然后考察是否有来自背后的吸引力，即考察该场域的历史实践所积累而成的可能性空间，看这个空间是否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很明显，老一代人没有来自计划生育的压力，也没有任何避孕措施，他们只能听天由命，无节制、无计划地生育。中年人和青年人开始遭遇计划生育的压力，但计划生育只是规定人们不可以超生，并没有规定人们不可以生男孩或生女孩，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没有向人们表明不生男孩或不生女孩有什么吸引力。就笔者观察到的情况而言，现行的计划生育工作完全走上了以手段为目的的歧途，事事时时以罚款为目的，只重金钱指标，不重视人口指标。每个工作人员都被分派了定量的任务，即一定数额的罚款，定量的结扎指标、二胎准生证指标、流产指标等等，而后面这些指标最终都可以折合成罚款，只要有钱，工作人员可以帮农民办好一应手续，只有那些既无钱又无权的家庭才不得不接受强迫结扎或者流产。为了完成二胎准生证指标，许多工作人员甚至鼓励那些尚未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继续生育，许诺帮他们办理二胎准生证，并保证他们可以免除超生罚款。许多家庭听从了他们的劝说，事后却发觉上当。现行的计划生育工作方式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也没有起到疏导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男孩的偏好以及人们的超生行为。　　 

计划生育罚款可以促使人们少生孩子，因为多子多福并非农民的核心价值。但男孩无疑处于人们价值评判体系的核心。即使剥离掉支持男孩偏好的各种理由（如人多势众、只有男孩可以养老、传宗接代、继承财产等）所承载的意义，男孩自身作为与父母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在父母眼里仍然承载着深厚的情感意义，而情感向来是无须理由因而是最难以割舍的。　　

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在缺少反思性的行动者心中这些难以名状的情感意义与各种潜在的或明确提出的理由赋予男孩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向来都是模糊而又难以表达的。因此，对那些从来没有明确意识到生男孩的理由的人来说，男孩意味着某种终极意义。「对于意识到明确理由的人，具体的理由往往掩盖了终极意义。」长期没有男孩他们便感觉到丧失了人生目标，生活没有动力，家庭好像也散架了似的；而一旦有了男孩，他们便感到干劲十足。　　 

男孩作为具有终极意义的人生目标，并非是单纯的强制就可以阉割掉的，何况现行的计划生育工作将政策、法律性质的强制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经济上的罚款或交换。灵魂是不可以出卖的，如果花钱可以保住灵魂，人们当然在所不惜。　　 

关键是人们仍然受制于原有的可能性空间，他们的灵魂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塑造的。所谓可能性空间就是所有已经实现的占位所构成的空间。在农民面前，所有可能的占位要么是"古老的"、稳定的和不受质疑的占位：相亲、结婚、怀孕、生育、操办儿女的婚事、养老送终等等；要么是"崭新的"、应急性的、为了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而产生的占位：性别鉴定、选择性流产、先生男孩后结婚、取消婚礼、去外地打工时生育、瞒报、漏报女婴等等。所有这些占位都受制于原有的惯习并进而建构了支持惯习再生产的社会轨迹。人们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意识不到人还可以有其他活法，生活还可以有其他方式。除非有外力介入，人们不可能脱离这种相互建构、自我生产的循环。而令人遗憾的是，计划生育并没有能够成为这种外力。

农民的思维方式仍然受制于传统的社会轨迹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某种性情倾向在面对威胁时能否顺利地重建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我们知道，支持多子多福观念的主要是人多势众的社会现实。但在人多势众逐渐丧失表现的舞台之后，多子多福很难再重新建构自己的现实基础。即使人们整日高喊人多势众，即使人们都努力说服自己人多势众是对的，但在冷冰冰的现实中"人多"与"势众"并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多子多福的观念不得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男孩偏好则不同，它所依赖的不仅是简单的几个要生的理由，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社会轨迹，这个基础要深厚得多。尽管年轻一代人的社会轨迹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农村到城里打工，但这种变化在农民眼里是非常次要的（且不管这种变化在现实上有多大意义）。他们认为年轻人出去打工只是短期出外挣钱，从农村出来的农民总是要回家的。　　 

即使是对大学生他们也会在关切地问：将来毕业了去哪儿工作啊？还回家（当然这个家不是指原来在农村的居住地，而是指离家不远的城市）吗？人总要回家的观念有多强烈在此可见一斑。这种强烈的观念是与传统的社会轨迹联系在一起的。　　

解放前，一般是许多有孩子要学习的家庭共同出资聘一位老师。这些家庭一般境况较好，能够支付孩子学习的费用，大多数家庭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所以入私塾学习的孩子是少数，而且全是男孩。就G 所知，当地私塾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好像只有东南吴楼村有一人考中秀才，至于进士、举人之类实在没有听说过。解放后，当地办有小学，入小学学习无须缴纳很多学费，所以入学者增多，女孩亦可以入学学习。但那时的小学亦没有培养多少人才。　　 

能读到高中的鲜有其人，若有，必定为大家所知，成了公众人物。看来，很久很久以来，教育和学校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并非一条通往农村之外世界的一条坦途。农民对待子女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顺其自然，看孩子自己的造化。由于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他们很少会想到辅导孩子的学习；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年一代人除了在孩子从学校领来了成绩单时会关注孩子的学业外，一般很少过问孩子的成绩。现在农村的年轻夫妇对教育孩子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平常也常会督促孩子写作业。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所能做的仍然很少。如果孩子学习一直不好，他们也没有办法。年纪稍大的人往往归咎于孩子不聪明、笨，年青夫妇现在倾向于归因于孩子太贪玩，而不再一味责怪孩子的头脑不灵光。大多数农村家长不懂得如何教育子女，见到孩子的言行不合心意，他们常常诉诸于训斥、责骂，而不懂得说理、鼓励。家长如果觉得自己的孩子在教育仕途上将一事无成时，往往马上下了定论，将他们拉到常规的生活轨迹上。如果是男孩，中年人会说：考不上算了，跟我回家下地干活；年纪稍轻的人会说：算了，出去打工吧①。「还有一位年轻妇女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今年7岁了，上小学一年级。她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点笨，学习成绩太差。她说："我已经不指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了，还是准备攒钱盖房子吧。」当然，他们都没有把话说全，即没有把孩子将来的生活轨迹表述完整。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这些他们都没有说。其实他们也不必说出来，大家都明白，因为这种传统的生活轨迹深深地烙刻在他们内心深处。　　 

教育被农民认为是离开农村的几乎唯一的出路。如果学习不好，那你只能呆在家里，或者你终归要回来。一旦回家，你就要重复原来的社会轨迹，即把原来老人要走的路重新走一遍。在没有新的可能性出现的情况下，在人们看不到其他可能道路的情况下，除了重复历史，人们又能如何呢？　　 

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将中国农民同鲑鱼相类比，认为二者的行为都是受到生命周期的支配：鲑鱼到了一定的季节就会不辞辛苦溯流而上，直达江河的源头进行产卵；而农民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也肯定要进行生育，而且为了生孩子丝毫不在乎经济上的贫困和身体上的痛苦。另外她还说，中国农民处于一种"宏观"的无事可作状态，即不是他们每天晚上无事可作，无可娱乐，只能进行交媾，而是他们的一生除了活下去和养活孩子之外无事可作，无成就可以去追求和实现。这些结论无疑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如果把它们放在本文的框架中，将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两种类型的场域与两种性质的斗争  

每一个场域的历史都体现为一个可能性空间，但对经历了不同的社会轨迹和具有不同的性情倾向的成员来说，这个可能性空间的意义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分类图式应用于这个可能性空间。因而，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某个问题，而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农村这个特殊的场域来说，它具有显著的封闭性和同质性。所谓封闭性是说几千年来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不大，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不遇到特别的天灾人祸人们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所谓同质性是指所有成员共享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经历相同的社会轨迹，因而具有大致相似的心智结构。在所有农民面前展现的是共同的可能性空间，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此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没有为争夺定义权而进行的斗争，而只有为证明特定的、既存的定义的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就很容易理解了。　　 

要出现争夺定义权的斗争，必须有新的定义出现。而要出现新的定义，则必须有新的动因加入。所谓新的，不是指新生的，而是指新的习性。现在农村里一些比较有文化的年轻人经过了十几年学校文化的熏陶，在结婚以前已经能够接受只要一个孩子，而且也不曾关注性别；在孩子诞生时，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将孩子培养成人（意味着上大学，走出农村）了。他们在农村是教育上的成功者，但并不是彻底的成功者，因为他们最后还是没有走出农村。成功的经验以及没有彻底成功的缺憾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可见他们的考虑已经部分地建立在新的生活轨迹而非传统的生活轨迹基础上。"为了让创新的或革命的研究的大胆想法有实现的可能，？？要让这大胆的想法有被接受的机会，也就是至少被一部分人当作"合理的"来承认和认可，这些人无疑很可能就是产生这想法的人。"由于在农村具有这种新习性的人数量太少，而且相互隔离，他们不足以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气氛。另外，他们自身就是在农村长大的，有十几年在农村生活的经验。他们可以接受没有男孩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对男孩的偏爱。何况他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周围绝大多数人都在实践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却想特立独行，旁人怎会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呢。面对着周围的压力，这些年轻的新思想者"骨子里的软弱"很容易就暴露出来。面对着自己所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他们很难与之主动决裂，起而斗争。   

来源 | 《社会学研究》

编辑/审核：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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