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晋 徐婧 黄傲寒

来源 |《新闻大学》2015年第3期

原标题《《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

01.

引言

网络新媒体的产生挑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96)将逐渐浮现的新的社会结构概念化为“网络社会”。他认为，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节点，只要具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连通，构成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其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社会的凸显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1]。信息时代发展至今，霍华德•里恩戈德(Howard Rheingold，1993)在《虚拟社群》中论述到：以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为中心将人们聚集起来的社群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群体形式。这种新的社会群体对于社会的影响业已成为现实。针对这种影响的各种学术讨论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威尔曼认为，互联网能产生更多的社会纽带而不是倾向于断绝人们之间的联系。以此基调作为基本思路，我们要关注的就不仅是互联网及其对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应该聚焦新媒体对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叠加和延伸。斯各特•拉什总结道：“在信息秩序里大，概找不出有什么比权利和不平等更邪恶、更暴力的了，所以它当然是信息批判所无可回避的课题。”[3] “高度理性化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导致了一种信息扩散和流动的准无政府状态，这种信息的失序产生了属于它自己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一方面包括了信息字节直接的权力/知识，另一方面包括了在知识财产范畴内信息秩序的再造，这似乎就是信息年代里全世界性资本积累的情境。”[4]因此，探讨新媒体文本再现的社会性别权力和阶级关系，对于明晰转型中国都市社会性别权力的流转与阶级分化、性别政治及话语争夺都是切中要义的路径。

近年来，借助网络平台的强大传播力，诸多网络新修辞迅速成为大众谈资，甚至成为个体身份、社群关系的指称，新媒体传播的新修辞成为当下都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绿茶婊”一词颇具代表性。该词源于2013年4月三亚的海天盛筵事件，海天盛筵是一场在海南三亚举办的国际生活方式品牌文化交流展，会上聚集了大量高收入人士以及外表清纯可人的年轻模特，因曝出与会名流嫩模的涉淫而被网友广泛关注。“绿茶婊”一词也源于此事，该词由网友创造，初始专指被曝光的、活跃于海天盛筵的众多亭亭玉立、身着白裙、长发飘飘、清秀可人的 “嫩模”，而后其运用和指代日渐普遍化，即指那些外表纯净美好，实则不惜出卖色相甚至通过 性交易来吸引高收入男性群体从而获利并享受其财富的年轻妇女。另一与之相关的词语是“外围女”，即是以商务模特之表，行特殊服务“性”之实的女模。“绿茶婊”新修辞掀起了“全民寻婊”热潮，无论是女性网友还是男性网友，都用该词来辱骂自己看不顺眼的某类女人。然而，作为事件直接当事人的名流、富商等男性群体却未在此风波中受到指责，相反他们在强制性消费主义浪潮中所具有的商业雄风还倍受亲睐和追捧。笔者认为，“绿茶婊”一词作为矛盾修辞体，其产生、扩散与使用，不仅再现了中国社会传统性别观对妇女的评判准则,包括对“不良”妇女的鄙视、唾弃，且这种讥讽、唾弃、辱骂的表象背后蕴藏着复杂、深刻的阶级分化与社会性别权力 流转等问题，而这都与宏观中国社会转型紧密构连。目前，本土学术界尚未从新媒体文本再现与社会政治经济进程结合的角度切入，对“绿茶婊”这一新兴网络修辞进行有深度的理论化阐释。本文聚焦“绿茶婊”修辞的分析，但无意参与、细究“绿茶婊”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论争与价值评判，而是着力挖掘矛盾修辞体“绿茶婊”的生成与流转过程所表征的社会性别关系，及其所蕴藏的消费 “绿茶婊”的“富商”和处于事件外围无力消费“绿茶婊”却创造了该词汇的男性群体之间的权力鸿沟，进而揭示该修辞的流播如何再现转型中国的阶级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从而厘清网络新媒体与转型中国都市文化的相互建构。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949)曾把语言研究分为语言和言语，他认为语言是语言共同体成员的普遍语法，而言语是人们平时说的话。随着阐释学、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言语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行为发生后产生的，是意义互动的结果。这表明，书面言语与口头言语一样，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2003年，中译本)认为“‘话语’一词，是用它来指称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使用”[5]。社会话语理论家一反传统语言学反映论立场，强调话语对社会现实，社会关系，自我身份的建构作用研究，如霍尔(Stuart Hall，2003年，中译本)总结说：“话语成了普遍的属于，用来指称把意义、表象和文化视为构成性的任何途径。”[6]如此一来，话语的概念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媒介话语则是以大众媒介为主要载体的话语体现，这些话语通过大众媒介得以传播，大众化的建构各种意义，“绿茶婊”的网络话语也是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的。

话语具有建构性的力量，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的论证性言语，话语的形成、散播、转换、合并等过程势必搅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他主张把话语彻底历史化，通过揭示社会文化规范对话语范式的影响来重新理解和解释文本。他认为，话语是一切形式的社会规范，话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规定和控制着人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主题的位置。因此，话语研究并不追求绝对真理与绝对正确的话语，而是通过对话语构成体进行审查和重估以揭示话语中的权力关系[7]。他的话语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这些时间和空间由也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8]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理论进行解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话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范式，试图利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式来揭示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批判性话语分析包括：第一，对文本的分析；第二对文本的生产、消费与分配过程的分析；第三对一个完整的语言使用互动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9]。与此同时，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分析阐释学派也认为话语与文本应该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出发并有其相对性，是阐释的主体与被阐释的客体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相遇、相融而发生的结果。作为网络媒体中媒体事件推波助澜下产生的新修辞，对 “绿茶婊”的考察无法脱离对其生成的社会语境与生产者、使用者、大众多方解读、共同建构的综合探究。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在该词流变过程中其对社会文化、社会关系与自我身份建构的作用。

传播新科技的不断更新发展，使基于文本的传统话语研究，有了新推进。本文基于话语研究理论脉络，选取新浪微博(Weibo)、天涯社区、人人网等对该词有集中讨论的重要文本，通过 对包含“绿茶婊”的相关文本的解读、分析，结合深刻的宏观语境进一步对“绿茶婊”网络使用 背后的社会语境加以阐释。以期由一词窥见整体社会情景中的性别政治隐喻及社会阶级分化。笔者通过对“绿茶婊”一词在网络上的生成与流变的梳理，通过对该词内涵与外延相近词汇的知识考古，结合对“绿茶婊”所指与能指的分析，由此对该词所表征的转型期中国性别政治，及其蕴含的权力生产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基于上述理论与方法路径，通过有别于量化的历史、思辨的方法为该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与思路。亦如拉什所言：“在信息时代中的批判理论同时也必须是积极论断的而不完全是消极否定的......它既是一套信息秩序同时也是一场信息的失序：失序、再建秩序与再失序的一场无止境的辩证。”[10]因此对新修辞社会文化意涵的透视也应基于没有固定终点的批判路径的讨论，从而积累当代中国的批判传播理论和辩证的学术反思能力。

02.

文献综述与理论探究

纵览当前学界对“绿茶婊”修辞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到针对该词的专门性、学理化探讨较少，但仍有诸多与该词紧密相连的社会性别研究、语言学研究以及社会阶级研究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该词背后多组关系的中西比较与历史追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向度揭示新媒体折射出的当下转型中国的立体社会图景。

在西方，该词首先是被用来侮辱性地贬低他人(尤其是妇女)的。贝利(Clare Bayley) “Bitch:A History”一文追溯了“婊子”(“bitch”)一词的历史，其文引述到：“英语语言史学家杰弗里•休斯(Geoffrey Hughes)认为，两者(婊子与母狗)之间发生联系是因为古希腊的狩猎之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她常被描绘为与一群猎犬在一起，有时则是变成了雌性动物。男性至上主义者通过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进行比较将女性辱比于发情的狗，她们有着性邪恶的胸部，向男性卑躬屈膝。”[11]而“婊子”除了用来辱骂妇女，含有淫荡和“坚定”之义之外，在古时也曾用来辱骂男人：“尽管这一词本身描述的是一个雌性的动物，然而在黑暗时代末期，它的攻击性的力量在于将其用于男子——不仅是将他视为一个妇女，而且通过将其等同于雌性动物而进一步使之非人化。”[12]两种用法的内涵与外延，表明憎女心理作为社会整体心态的一部分，为在日常语言领域将丑恶事物的女性化提供了依据。男人用在女人身上的难听词语之所以长久、大量、占压倒性优势，根本上是一种从众心理语言学现象，不受整体社会发展影响也不会有相应的变化[13]。贝利(Clare Bayley)还梳理了“Bitch”一词的发展与女权运动的关系。他认为 “‘bitch’一词的使用第一次非同小可的崛起始于1920年——就是那一年被认为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另一里程碑......’。”[14] “在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中，‘bitch’一词的含义可归为三类：1、恶毒的或有意的试图伤害；2、难相处的、讨人厌或妨碍；3、在性方面无耻或极其粗俗。”[15] “在1984年，美国女性主义学者Joreen Freeman发表了界定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bitch”的《婊子宣言》(The BITCH Manifesto)。女性主义者的理想特质和婊子的定义匹配起来。女性主义者开始自我界定为婊子，并在社会运动和文本中将此侮辱语变为一个战斗的口号，并给妇女们传达了一个信号——那些伤害我们的事物可以被改变。妇女曾经被侮辱的所有事情现在都能成为一个目标。”[16] “1996年《婊子杂志》(Bitch Magazine)的初次出版， ‘‘bitch’一词渐渐已变得随处可见——书架上、衣服上、食物标签上和大众媒体话语中。成为‘bitch’(婊子)不再只限于女性主义者。依靠自己的理念和选择自己所欲的自由保留了下来，但现在婊子们不再是被排斥者。”[17] “如今，Bitch(婊子)对二十世纪末的女性来说已不再是‘最侮辱人的称呼’。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已为其正名；接着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遭到了批评并自称为婊子；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将其发扬光大、普及到全世界。”[18]

在中国的语言传统中“婊子”亦经过了长久的发展、演变。在古代用“婊”长久以来，用来指称从事性交易的妇女，且极少单字使用，常常做“婊子”使用。李良玉教授在其研究中引述了以下几种对“婊子”的定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对‘妓女’的释义有二条，第一，‘古代歌舞的女子’；第二，‘旧社会被迫卖淫的女子’。该书1989年版改为‘卖淫的女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旧社会被迫卖淫的女子’，该书1997 年修订本改为‘以卖淫为业的女人’。林晚秀(林晚秀，1989)先生综合了中外学者的看法，认为妓女就是‘从事收费的性服务的女人’[19]。更进一步的定义由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提出，他认为妓女就是‘为了谋生一般不动感情地、有报酬--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无选择地与许多嫖客--大多是不相识的男人，性交或发生其他性行为’的女人”。[20]同时，针对人们也习惯于把行为放荡但并非从事卖身活动的妇女蔑称为“婊子”，以及现在很多从事卖身者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其他目的这两种情况，李良玉教授对以上这些“婊子”定义做了扬弃和补充。他 认为，“婊子”的特征为：“(一)不分对象地卖淫(与嫖客的性交或其他色情活动)；(二) 卖淫活动收取报酬；(三)有不良女子特有的生活态度和习惯，例如，漠视家庭伦理、善于性挑逗、承受男人性宣泄的能力、便于卖淫的作息规律、日常消费的挥霍性等等。”[21]上述研究的描述清晰地将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女性观下的中国女性区分为“婊子”与良家妇女，进而通过对“婊 子”的辱骂与蔑视建立起“良家妇女”的规训系统。谭学纯在其《话语权和话语:两性角色的在场姿态》中追溯了女性形象的历史：纵观东西古今，女性的贞洁都是是必要且美好的。谭学纯先生还提到古代青楼的别称：一方面，青楼被称作“玉楼”，可看出文人们对青楼女子如玉一般的体态和美貌的爱恋；同时，青楼又被称作“瓦舍”。生女孩子叫“弄瓦”，老生女孩子的女人被蔑称为“瓦窑子”——表达人们对于妇女如同瓦砾一般低贱、随时可弃之的歧视。这种对妇女态度的矛盾至今依然存在。

贺萧在《危险的愉悦》中对19世纪晚期至今的上海娼妓业的历史有详细论述。她认为，娼妓本身不记载自己的历史，只有“在社会需要对她们进行管制或者象征的时候，她们才进入了历史的记载。读者很难找到一句真正从妓女嘴里说出的话。无中介的、不失真的重构是不可能的。”[22]由于妇女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因此应该反对超历史研究，而要因时因地地、历史化本地化地研究妓女问题。“中国现代有关娼妓业的争鸣在某些方面呼应了欧美的论辩。晚近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探索了娼妓业对于‘一个社会的阶级和社会性别构造’的种种启示作用。娼妓业可以说明：有关男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权力安排；通行的性意识形态;......情欲性的和生育性的女 性性行为被纳入特别的体制性安排的方法；改革者和妓女之间跨阶级的联合和对抗等。”[23]她指出，人们对于妓女问题的关注，有一种很大的焦虑成分，如性病、道德败坏、男性统治受到威胁等。上流社会对妓女的关注点随着事件而发生变化，高等妓女是最高权威，下等妓女则是不安全因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危险淹没了愉悦，即对妓女问题的担心逐渐取代了对妓女性欲的追求。在历史上人们对妓女的关注，经历了消费、关怀、管制和贬低的四重变化。而19世纪中国的娼妓书写中，娼妓本身被他者话语淹没，而忽略了在实际社会中娼妓的主体性。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在于，上层人士对“娼妓”的话语建构实则成为意识形态的表征。

台湾学者丁乃非进一步研究了妓女本身和社会对其的感知之间复杂的关系，她认为，现代化的妇女平权运动，希望消除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异，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公娼运动希望消灭“妓女”这种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但却忽视了妓女的女性主义能动性。她在《看不见迭影--家务与性工作的婢妾身影》一文中分析了现存的女佣和妓女的卑贱地位，并一阵见血地指出：当代社会中她们的这种卑贱身份，和人们提起她们时感到的羞耻，不是来自她们自身，而是来自雇主、女性主义者和女性知识分子这些在经济与文化等级上被认为高于她们的群体，这是一种被赋予的羞 耻，一种污名。丁乃非强调了被很多女性主义者忽视的妓权，并且对妓女争取自身文化权利、自身安全和女性能动性持肯定态度。然而对待“婊子”的态度，在女权主义内部，依旧争论不休;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仍旧处在矛盾变革当中。

“婊”作为一种符号、一种言说，其所表征的社会性别秩序与性存在、社会宏观语境息息相关。佩特曼(Pateman，1998)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契约实质上是“一个性的、也是社会的契约；它是性的契约，因为它是父权制的—也就是说契约建立的是男人高于女人的政治权利；它是性的契约，还因为它建立了男人拥有女人身体的秩序”[24]。在此语境中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其对男性公民自然权利的保护之上，而这种自然权利被理解为包括拥有女人身体的权利。米尔斯 (Mills，1998)和普瓦(Puwae，1999)指出社会契约是社会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而阶级作为与社会性别、种族并行的、社会结构化的重要权力范畴，对社会契约的形成持续、深刻地产生影响。

艾米•汉瑟(Amy Hanser，2005)更为切合主题的揭示了转型中国女性形象从改革开放前的 “铁姑娘”到市场经济时期的“吃青春饭”这一转变，及该进程背后的经济转型推动社会性别建构与阶级重组交织的隐性进程。女性特质(feminity)的操演总是被标记着阶级的符码(Bettie， 2003;Steedman，1987)。社会性别规范和规范化性存在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并帮助产生女人之间的区隔，以及男人之间的区隔。社会性别和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有力图景已经成为传递中国城市阶级差异的主要渠道。当代中国阶级差异藉由社会性别——特别是从社会主义、铁饭碗和无产阶级妇女身体到市场化社会、青春饭、女性化及性别化的女性身体之转型——这一意象得到传递。中国妇女的身体具有向性别化和商品化发展的趋势(Brownell，2001; Schein，2000;Yang，1999)。中国城市新的阶级不平等进而通过社会性别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话语得以正当化且相互共谋。

“绿茶婊”是产生于网络的新修辞，这一修辞指称的群体在当代社会主流语境中被称为有定语修饰的“婊子”，她们与历史中的同类群体一样，其身份实则是被赋予、被言说的，参与建构其身份的是众多参与网络信息生产的草根网民，并且是无法参与消费“绿茶婊”的“屌丝” 阶级。“绿茶婊”其重要的修辞特征在于“绿茶”与“婊”两个语义的自相矛盾，即矛盾修辞体。克里斯特尔对矛盾修辞体有如下定义：“将两个语义相斥的词或词组结合在一起，构成不合标准的解释”[25]。矛盾修辞语，看似有悖常理,不合逻辑，但两组矛盾词语的结合，恰恰构成了强劲的语义张力。“绿茶”，东方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饮品，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与东方儒释道思想结合，生成独特的茶禅文化。“绿茶”本身成为一种象征美好、纯净的精神意象。将纯净的“绿茶”与污名化的“婊”合并构成新修辞，该矛盾修辞体其所再现出的强劲语义张力,表征了一种转型期中国社会对年轻妇女矛盾的身体政治：可被称道的女性其外在观感应如“绿茶”般美好、纯净；与此同时，女性的身体却可供消费、可作为商品售卖。这些外表如茶纯净且有可供交易的妇女，一方面，有着被爱慕的美好外在；另一方面，又遭受正统社会性别秩序的排斥与鄙视，从而冠以“婊”的污名。

拉什认为：“符号的时代是媒介的时代，但也不仅仅如此。......大众媒介是由符号机器和文化机器组成。......媒介机器不生产产品，而是再现和散布事物。”[26]新媒体为网民审视海天盛筵事件，提供了再现其社会价值评判的平台。“绿茶婊”经新媒体生成、再现与散播，此流变过程反映出新媒体再现与公众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建构。“绿茶婊”既反映了部分网民及其代表的现 实社会中民众的诉求，通过网络的互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当下转型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变迁。

在此次“绿茶婊”网络讨论中，被消费的主体“绿茶婊”无意外地成为众矢之的，而消费 “绿茶婊”的“富男”却免受讨伐和谴责,成功隐匿于媒介申讨的文本之外。福柯认为，禁止不是压迫的唯一形式，他通过基督教迫使人们谈论“性”的历史梳理，来分析鼓励言说对于人们话语的控制。同样，媒体也通过鼓励某种言说来将人们置于新的话语压迫中，“绿茶婊”的传播就 充分体现了类似的隐形压迫。刘瑞生认为，所有阶层和利益群体都越来越重视通过新媒体建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新媒体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交锋更为直接、激烈、多样和复杂了[27]。吴曼迪则表达了对新媒体平台中交流的担忧：有效 对话和多方互动的欠缺，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霸权[28]。魏蔚则看到了作为个案的“绿茶婊” 修辞，在其传播中媒介的作用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她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绿茶婊” 一词传播中的言语失范。她认为网络对网民们话语的“赋权”是造成网络语言失范的重要原因。网民通过传播，将失范的话语扩展到极大的范围，并且一大批夸张不实的戏仿词汇接踵而至。以绿茶婊为例，就是“人人都是绿茶婊”。她认为资源不公滋生对强者的怨恨、道德审判与性别偏见综合作用、群体极化带来的理智丧失、狂欢常态化引起的病态趣味都是造成这种失范的原因[29]。

上述研究鲜少涉及“绿茶婊”具体词汇的深度分析，但从前人深厚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以 下几点：首先在东西方纵向的历史分析中，可以发现中西方对“婊”(Bitch)的语义基础是相通、相似的；但在发展过程中，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为被污名化的妇女主体提供了挪用该词、以作为反抗话语压迫提供了思想来源与动力，这是该词在中国发展中并未清晰再现的。其次，在对当下社会语境中相关研究的梳理过程中，也看到各位研究者将修辞问题以及对性工作者的研究，置于社会宏观语境中，综合考察研究对象与社会关系、权力结构、阶级构成等等的相互建构。这对本研究均有着重要的启示：作为矛盾修辞体，“绿茶”和“婊”所构成的张力，并非是单一的媒体事件或网络热词，对它的考察不仅需要追溯历史性的语义生成、流变过程，厘清该词所指涉的主体的历史再再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言说背后的权力与控制；揭示此话语压迫中隐藏的转型期中国社会性别新秩序，以及形成压迫、控制关系的多方主体的阶级位置与阶级关系。

03.

“绿茶婊”:

社会性别的权力流转与新阶级分化

在这场硝烟弥漫的网络论战中，“绿茶婊”修辞背后的中国社会阶级急剧分化及与之构连的社会性别秩序问题颇值玩味,辱骂的论战始终不是澄清道德是非或者讨论公共认同的价值立场, 而是就年轻女郎的淫奢生活不断展演,以女性身体消费延续论战议题,这是网络经营者吸引广告 交换利润的筹码点击率的亮点,也就是“所谓网络逻辑，其实是资本逻辑的延伸”[30](邱林川， 2009)。

消费年轻女郎的身体故事，是网络的营销诱饵之一，而对其口诛笔伐的“屌丝”们在网络发泄不能参与消费年轻女郎的喧嚣和愤怒时，忘记了妇女在此语境中被消费的商品角色；而占据道德高地的良家妇女凭借品德优越感对“绿茶婊”的谴责、质疑、鄙视的过程中，忽略了对掌握着她们鞭笞对象的身体消费权的权贵阶层或曰“高富帅”的质询。“高富帅”们如何在事后依然逍遥，为什么可以幸免于这场网络上硝烟四起的舆论与道德责难?在网络热议现象背后，应该探究该词指涉的妇女主体在现实社会的形成与再现，揭示网络修辞作为一种言说，其所蕴含的权力与控制，进而一层层剥开其中隐藏的转型期中国社会性别新秩序，以及形成压迫、控制关系的 多方主体的阶级位置与阶级关系。

(一)矛盾修辞表征的中国转型期社会性别权力流转

“绿茶婊”形容了这样的女性特质：清纯、高雅如绿茶；但这无法掩盖其“婊”的特质。“绿茶”表征了传统意义上对女性外在的以及身体的规训。“绿茶”对该群体女性外貌、身材、 衣着、气质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规约从“铁姑娘”到“吃青春饭”的转变，清晰的勾勒出经济转型中，社会性别秩序的流变。“权力曾经大体上是论说性的，而今却大体上是信息性的。......在资本主义化深化到空前程度的这么一个时代里，权力确实仍然与商品有重大的联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情况已经不再是商品化推动着信息化，而是信息化推动着商品化”[31]。在转型语境下，该词指涉的女性在三重意义上进入消费场域：作为“绿茶婊”的主体，其首先已在网络新媒体中作为符号，成为信息消费主义的热门商品；其次，若想遵循“绿茶”的身体操演，从外貌到服饰再到身体管理，都必须符合市场逻辑下的审美机制；最后，被这些消费品包装过的“绿茶婊”们，其主体又进入性的消费领域，成为权贵阶级男性的消费品。从这一层面讲，市场经济逻辑塑造了“绿茶婊”。绿茶婊作为清纯可人的年轻女人和受万众唾弃的“婊子”，处于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之中，“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他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32]。这印证了布迪厄所阐发的，性别统治是符号暴力的典范形式，与其他群体身份一样，性别是一种社会分化的结果。在多重的、具体的权力关系中，受到一层层的权力叠加压迫的“绿茶婊”，究竟是怎样沦为这些权利关系的“奴隶”的呢?父权制是对妇女尤其是对“不贞洁”妇女产生压迫的力量最大的权力之一。这种男性霸权即就是布迪厄所论述的与阶级与社会空间位置的，性别分化中女性的共同遭遇。在转型中国语境中“绿茶婊”作为一种性别符号暴力，反映了女性身体作为商品重回消费领域的特殊社会语境。“绿茶婊”作为交换价值较高的商品，其所指代的女性群体也成为区分男性阶级的符号，反映当下能够消费性的男 权阶级位置。同时，“绿茶婊”在网络的使用、传播也揭示出妇女间阶级分化与意识形态分化同样造成了社会性别秩序压迫与符号暴力。

具体来讲，被称为“绿茶婊”的妇女承受着多重权力宰制：第一层面是残留至今的中国传统性别观对妇女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规训；第二层面则是转型期，全面市场化，包括身体的商品化使得具有交易资本的妇女，在表面通过交易获取令人艳羡的物质资源，实则在此表象背后，这部分妇女一方面遭受社会舆论的符号、语言暴力，并成为网络 话语消费的重要符号商品；另一方面经受着消费她们身体的“高富帅”深刻地剥削。最后，通过 “绿茶婊”一词的知识考古，发现“绿茶婊”置于一个更复杂也更隐蔽的宏大权力关系结构中， 这个结构的核心是中国转型期与社会性别秩序流转交织、互构的阶级分化问题，及两者共同经历的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宏观社会语境。

(二)符号、性以及身体消费中的阶级问题再现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剧变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直接渗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包括最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时代变迁，社会性别观念、择偶、婚姻等一系列标准也在变化。正如学者所言 “......在相亲角，情感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化所渗透，导致了异化。爱、情、美被标了价，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内容和等级，失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相亲对象之间的明争暗斗，一次次‘探底’的企图和尝试，也让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被舍弃了......”[33]。延伸开来，这一市场化、阶层化的现象并非婚姻择偶领域独有，在转型期其已渗透至社会大众对身体、性等人之私密领域。

“绿茶婊”事件在网络的再现，集中地将转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符号、身体与性三者商品化、市场化过程展现出来。符号作为话语系统的基本元素，与话语一样是客体并通过客体表达的，根本上涉及了人与物的关系，人的需要也通过此种客体化过程得以表达—符号成为了“人— 物”关系的中介物。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商品的交换价值支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物的使用价值都与符号意义相关，人们从其中获得社会和个人的意义。生产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将真实社会关系遮掩在虚幻之下的、充斥于媒体与现实各种文本中的符号(Sut Jhally,1987)。“绿茶婊”作为新媒体中涌现的新修辞，其在网络的持续发酵，已显示出该词作为符号商品，在网络不断被更多地人群消费，成为网络热点事件。其中“绿茶婊” 背后的社会关系被符号暴力与符号消费遮蔽，创造这一修辞与现实中消费“绿茶婊”的群体都隐身其后。

为出入海天盛筵的清纯女神贴上“绿茶婊”标签的“屌丝”们已经作为都市的一大经济弱势群体嘶喊出市场经济愤懑的落魄失意。以“屌丝”为代表的都市底层青年经济地位方面“收入微薄、工作前景不好、职业上升空间狭小”；政治地位层面“不具备任何政治地位”；家庭背景方面，多来自农村及城镇普通工人家庭，不具备充足的代际资源；而在婚恋方面，大多数“屌丝”爱情不顺、畏惧求爱 ，在婚恋市场中处于劣势。作为经济导向的转型期中国，这一群体的消费乏力使其沦为边缘的男性气质。康奈尔(Conell)认为，男性气质不是孤立客体而是一个大结构的一部分，其在此结构中实践。遍布全社会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模式即社会性别秩序，在涉及权力关系、经济关系、情感关系在相互影响的社会层面形成 。底层的“屌丝”与权贵阶级的“高富帅”之间，蕴含着的“男人之间”阶级权力的巨大“鸿沟”：除了购买住宅与私车的物质消费能力差距，更在于父权制赋予的消费女性身体与性的特权“不平等”。“屌丝”们在性消费方面成为“弱势群体”，进而将此冲突的怒火引向对“绿茶婊”通过性交易获得资源行为的辱骂与谴责。“屌丝”和可以消费年轻女郎的权贵“高富帅”在声望、地位、文化或“生活方式”等“阶级”分化的指标中,以及在结构化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阶级”(与经济和权力的 占有相关)位置中彻底被区隔；于是深受市场经济的消费逻辑所宰制的都市底层青年“屌丝”作为潜在的社会和政治行动者的“阶级”[34]群体，运用唾手可得的网络新修辞讨伐无所不能消费的 权贵阶级, “屌丝”们并非捍卫或者执着追求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 而是无力操演父权制特权的泄愤和辱骂,为自己被市场经济削弱,甚至瓦解了男性气质权威的际遇而鸣不平。

斯达克(Stark，1989)认为阶级不是由个人组成的，阶级不是个人的集合体。阶级，存在于一种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因此，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他们之间的联系。经济及阶级的分析面向，是“绿茶婊”作为新媒体中修辞现象背后极其重要且关键的分析路径。关于性别与阶级的关系，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阐明社会行动的性别特征是依赖于阶级位置的：“身体属性可以通过对框架结构(scheme)的感知来理解，这种感知在评价行为中的使用是依赖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35]。罗丝玛丽•克朗普顿(Crompton，1992)则敏锐对中国社会现存的一大弊 病有所论述：“当代中国的一个特征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相联系的不平等的扩大(即使平均生活水准也在提高)。......市场本来就是要扩大分化，要向(根据由市场决定的)‘最佳者’提供更多的奖赏。......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也是与范围广泛的人类行为中的消极社会病态联系在一起的。”[36]

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网络斗争话语直接意指转型中国社会，“消费性公民主体”[37](the subjectivity of consumer-citizens)(Sun，2010)是中国市场经济全面深化培养出来的产物。其中凝结多个层面的意涵：首先是在大众消费主义浪潮中，特别在传播新科技的推动下，每个消费性公民主体都沦为信息消费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绿茶婊”作为全民欲望与阶级矛盾的释放符号信息消费的对象之一；在宏观社会语境层面，权贵“高富帅”在性消费市场中所展现出的商业雄风作为经济能力与阶级地位的实现，在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诉求氛围里面不仅免受舆论责难，更有甚者成为当下社会地位奋斗“成功”的象征；与此同时，性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也意味着对该消费品的消费能力，成为阶级分化的新标准。并且在此交易中，妇女作为消费品与无力消费她们的底层男性共同成为权贵男性的剥削对象，这使得转型中国阶级生产愈发复杂与隐蔽。处于此关系中缺乏性消费经济能力的“屌丝”将对转型过程中的诸多新阶级鸿沟的怒火引向参与性交易的妇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带来的跨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扩张与消费逻辑，重构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性别秩序。男性之间的社会性别秩序与阶级关系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常被忽略，而从“绿茶婊”修辞所表征的社会转型图谱中发现妇女身体，尤其年轻女郎的身体已经作为具有身份标志的交换价值商品进入性消费市场，能否消费年轻妇女成为区分男性阶级位置重要的隐性标准。

在“绿茶婊”一词红遍网络新媒体时，沈睿写到:“......据曹保印先生的CAOTV上批评，原来一大堆的脏词突然如毒蘑菇似地出现在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公共话语里，诸如‘爆炒黑木耳，绿 茶婊，朝阳婊，脏蜜，外围女，淫趴，俄罗斯轮盘......’之类的。曹保印先生很尖锐指出这些词语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对妇女的态度：“表面上尊重女性，实际上呢，女性只是发泄欲望的工具，而不是值得尊重的人。”[38]其批评表达了同为妇女对此类辱骂妇女的修辞的不满与愤慨， 但更有部分在此次新修辞事件中推波助澜的女性。新浪微博用户“Ms_Luby小小团”说到：“看完热门话题，我总结一下白富美都当外围女和绿茶婊去了，而屌丝女都当阔太太嫁钻石王老五了。现在的女的都怎么了啊，老说古代女人没地位遭男人作贱，尼玛现代翻身做主了你也不要强啊，还是愿意被男人作贱，那真心没办法了!”。这条收获118个赞，转发119次并有171条评论的热门微博中，与“绿茶婊”对立的“良家妇女”出场。女性间通过巩固和强化父权制对女性的身体政治来区分群体内的不同类型。在评论中也不乏这样的声音:“绿茶婊......女人们虽然都讨厌她恨她，但也很难找到具体攻击她的事项。对这样的女人，我只说四个字：向她学习。” (ayawawa)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对自身性别认知的迷茫。

在网络文本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多数为辱骂性的文本；也有相当部分的女性对“绿茶婊”通过性交易获取丰厚的物质回报所流露出的艳羡与向往；但也有妇女群体用于指称自身，通过挪用来对言语压迫进行抗争的端倪。但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无论是男性间的阶级位置的固化或是女性身体商品化所引发的的女性间分化均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其所表征的新阶级分化与社会性别秩序流变，则集中地在相对开放的网络中通过新修辞得以再现与确认。

(三)网络媒体的赋权与话语暴力

现实生活底层都市青年难以撼动社会性别秩序的商品化进程，更无力清醒认知、进而改善自身阶级分化劣势的现状。因阶级分化所带来的压制性力量积蓄已久，恰逢网络新媒体蓬勃之时，为阶级分化张力的释放提供了可能的重要平台——新媒体为线下社会失权的边缘群体创造了一种抗争的可能性。互联网为群体动力学带来重大改变：新媒体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新闻制造与提供的精英化区分，草根的力量凸显，通过共享、合作以及集体行动个体在网络世界中实现身份认同与群体建构，而社会化媒体工具为以上要素的实现提供了条件，这其中蕴涵着个人及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自我赋权、自我救赎的可能性(Clay Shirky，2012)。卡斯特认为，网络 因应社会需要，可以是扁平的也可以等级森严的，而其内在运行逻辑不受制于地域性权力结构，也不受制于经济因素方面的考量，而是高度选择性地去吸纳或排斥各种社会组织因素(Manuel Castells，2001)。在其网络三部曲中，卡斯特认为：如果说网络是物化了的通讯网，自我就是心灵和文化的认同；如果说网络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就是反抗异化、尊重劳动的阶级意识;如果说网络是全球化经济体系，自我就是地方政策与历史传统；如果说自我也会变成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场域，那么网络同样可以是21世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新天地(邱林川，2009)。

在这场讨伐“绿茶婊”的网络混战中，新媒体为中国都市底层青年男性与权贵阶级男性的阶级矛盾提供了宣泄与可见性的平台。无力消费妇女身体与性的“屌丝”，在市场经济以消费能力作为核心标准的霸权男性气质面前，通过新媒体所提供的对话空间，展开了与权贵阶层男性所代表的霸权男性气质展开了质询与抗争。在网络的“狂欢节广场”中人们以符号身份入场超越现实身份，创造使用不断突破语言禁忌的新修辞，喻示着颠覆等级制度的“脱冕/加冕”仪式[39]。新媒体中“绿茶婊”这一带有强烈污名化倾向的修辞，是都市底层男青年与转型期性别秩序混乱中急于重塑性别位置的女性的网络抗争实践。通过颠覆性、贬低化的亵渎和插科打诨的符号暴力，即通过使用“绿茶婊”来污名化“屌丝”无力消费的女性群体，并以此实现其阶级身份的正当性与正义感，从而在与权贵阶层的对峙中，获取言语层面及道德层面的胜利。这种狂欢化话语是生活的本身形式，又因虚拟世界所具有的狂欢快感，使身在其中的人回到自身、摆脱异化，形成一种面向未来、公正平等“狂欢节的世界感受”[40]。

这场话语狂欢源于转型中国社会的碎片化、多元化：面对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阶级地位急剧下滑、固化，消费主义不断扩张，以及性市场的自由化等对都市底层男青年男性气质的削弱，底层与权贵阶级分化所积聚的焦虑与压力最终在新媒体中获得释放。网络新媒体为转型期中国都市发展所面临的新的阶级分化与性别秩序的多元冲突所积攒的结构性张力提供了话语狂欢的场域，在网络修辞狂欢的想象中击碎了男性气质危机并赢得阶级抗争的想像空间。但在网络提供抗争空间的背后，却饱含如“绿茶婊”一般的性别暴力符号所隐含的社会性别平等的巨大倒退。“绿茶婊”一词的演进扩散，所体现出的将妇女归结为不同风格、特性的商品，忽略个体特征而模糊的定义为“婊”则体现出深刻的性别暴力。

编辑/审核：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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