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猛
非常荣幸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邀请，等候这个邀请很久了。一直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回到母系，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向我的老师们表示感谢。今天在座的，只有张静老师参加过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记得那一天是大雨，您是拎着靴子进的答辩教室。周飞舟老师答辩的时候天气好得多，但是到了答辩的时间，没办法打开门，是我从隔壁办公室跳窗户打开了门。今天看到这么庄严隆重的毕业典礼，我非常激动，今天社会学系是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院系，我想这是我们老师和同学这么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我个人，如果我没有机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我也会努力成为一个学者，追求自己喜爱的学术事业，但是可能我没机会了解，学者首先是一个老师，把学术一代代的努力传递给学生。我有机会知道这一点，来源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经历。我们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时候，系里那时候还是王思斌老师、杨善华老师、孙立平老师、程为敏老师、谢立中老师、刚刚回来的张静老师，他们都刚刚开始带学生。还有王汉生老师，我希望您能听见，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们今天努力想做一个好的老师，只是想努力做到社会学系当年教我们的那些老师曾经做到的，传承学术的精神，对生活的理解，像当年他们传达给我们一样，传达给在座的各位同学。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经历。究竟是什么能够使这些老师、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能够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可能是非常简单，也许是偶然的一个原因。我想谈到我住过的那间宿舍，46号楼1074。1993级，因为北京大学没有应届毕业生，全班15位学生，招来了全国各高校的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学生。我们四位研究生同学在这间宿舍中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北京大学的传统和老师的教诲是通过我们宿舍的生活这个小小的棱镜折射到我们身上，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第一个结识的是李康。在来北京大学读书之前，他就给我写了一封充满理想主义的信。信里边大部分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因为非常的长，我只记得结尾的时候李康说，“ 让我们共同在清贫中坚守对学术的理想”，我记得我的回答比较无趣，我希望能够坚守学术的理想，但是学术生活不一定就是清贫的。事实证明，我是比李康更好的社会学家（笑）。今天我们的学术机构，或者是我们的大学，或许有别的困难，各种严苛的制度考评和项目管理等等，但是它已经很难说是“清贫”的。但我对李康的这句话仍然有很深的印象，现在的同学可能不太了解当时的教师生活状况。曾在社会学系任教的孙立平老师曾经在那个时候写过一篇文章，用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的工资单来描述大学老师的收入。一位老师辛勤工作一个月，他的收入相当于五千张复印纸。那时候的大学和现在非常不同。今天大学有很多的资源，但是回想起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三年，虽然谈不上清贫，但是却比较简单。我们宿舍有一位朋友，他毕业之后直接进了公司，每个周末的时候来我们宿舍玩。有一次一起逛书店，他说了一句令我们震惊的话，他说我现在买书已经不看价钱了，当时我们都非常景仰的看着他（笑）。要知道我们每年的一个大的节日，就是琉璃厂书市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谁能在那里淘到最好最便宜的书，李康往往是第一个背包启程的人。买到好书没什么了不起，关键要买得便宜，能买到统一书号的书，那才是本事。这些最简单的快乐就是研究生生活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研究生的生活或许十分忙乱，但也足够简单。可能学术界非常的复杂，但是学术还是最简单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从李康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想到周飞舟会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因为好像我们各方面都差别很大。我印象里他的社会学方法水平很高。方法是所有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的噩梦，周飞舟老师应该是我们那一届的第一名。我和他在分数上很接近，但是一入学就发现差距非常大。我记得我们上的课是卢淑华老师的高级社会统计，没有周飞舟同学的帮助，大概我们中有许多人很难通过这门课程的考试。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那时候周飞舟老师比较喜欢奥斯汀，当时我觉得奥斯汀太无聊了，都是家长里短的东西，我喜欢《堂吉诃德》这样有趣的作品。事实证明，周飞舟老师的兴趣指引了我后来的读书和学习。但或许影响我最大的是周老师的为人。我们是从那一年起一起参与《研究生学刊》的工作，这份不起眼的杂志培养了北大许多重要学者。这份杂志当时是著名北大学生贺照田主办的，但是主要干活的是周飞舟老师和另外一位朋友，后来他到了三联书店工作。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效率都非常低，每次都是慢慢悠悠走一个小时，再谈一小时，才开始工作，但杂志琐琐碎碎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们以这种低下的效率完成。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了不起的理念，但主要工作都是谈理念。我从周飞舟那里学到的是，如何将这些理念通过做事变成现实，这一点，直到今天对我自己来说，仍是要学习的。我们宿舍的第四个人是大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王俊敏老师。不光是我叫他大哥，我的导师杨善华老师也管他叫大哥，“ 大哥”已经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我经常想，他和我们年龄差别比较大，46号楼1074是一个非常热闹而混乱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不少人，随时可能走进这个宿舍，吃饭的时候，晚上聊天的时候。但是大哥往往在旁边非常安静地听着。他的正直、善良和勇气一直是我对研究生生活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我与李康和周飞舟老师后来有许多学术上的合作，一起翻译过西方社会学的著作，共同写过社会学的文章，今天仍在和这些老师一起办跨学科的项目。但今天在回忆的时候，和这间宿舍，和我的研究生生活连在的一起的，印象最深的仍然是大哥。他的领域或许不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但是他非常宽容地听我们深夜聊天到很晚。大哥和李康睡眠不是很好。每次我们聊完了就呼呼大睡，李康的暴力解决方法是去未名湖溜一圈回来再睡，或者不睡，大哥就是静静等着我们声音消失以后才慢慢找到入睡的节奏。我们在社会学，在哲学学了很多的道理，我们对人生有太多的理解，但是这些道理却很少真地决定我们怎么做，只会给我们这么做找到更多的理由。所以社会学家很少做错事，因为当他做错事了，他总能找到错误的道理来支持他（笑）。我跟大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道理应该帮助改变我们自己，敢于承认我们的错误，然后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刚才看同学们做的田野日记的话剧，非常感动。我个人以研究理论为主，我也曾经去做过田野，田野对我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经历。就像46楼的宿舍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如果没有这间宿舍中的经历，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孤独的学者，但在这个宿舍里，我们挑战了彼此的见识，伤害了彼此的自尊，甚至最终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计划，改变了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就像你们的田野一样，生活并不只是一些道理，还有一些我们必须担当和直面的责任。我想我和大家一样，我今天穿的衣服和毕业的学生不一样，我已经毕业太久了，也不像在座的老师。我在这里永远是社会学的学生，我学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孤独的学者，而首先是一个教师，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公民。如何能够担负这样的一个责任，不仅仅有学术中的无形的学院，还有一个个寝室，未来大家将会组建的家庭，即将进入的单位，这样的有形的学院。人生和田野的巨大差别，就在于人生不是一个实验，人生没有你旁观的地方，我们希望把我们从田野中学到的，把我们从书本中学到的，投入到我们唯一的人生当中。这是我从北大社会学学到的东西。中国的研究生还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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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猛，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转载：管理学季刊。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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