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恋 关于一个女生如何活成自己羡慕的样子
昨天,在《乘风破浪》的第三次公演中,刘恋告别了舞台。但作为这次唯一一位「带薪上节目」的姐姐,社交媒体上关于她的故事还在传播——
她毕业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后来去了某知名4A广告公司,一路做到创意总监; 同时本科期间就与学长杜凯组成爵士乐组合Mr. Miss,201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先生小姐》,次年获得第2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
比起节目中那些早就声名显赫的姐姐,刘恋或许是最接近普通女孩的那个人,但关于当下的自己,这位普通女孩却能够自信满满给出判断:「我长成了自己小时候羡慕的样子。」
至于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以下是刘恋的自述——
文|王媛
编辑|金石
二月份节目组打电话来联系我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我这种双职业的身份,就像节目里说的,一边上班,一边上《乘风破浪》的人,仅我一个了吧?他们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这么野生的人了。
公司也知道我情况特殊,给我安排的是一些比较灵活的工作,负责一些重要项目的提案和文案脚本,然后写稿、把关一下产出的内容的物料,主要是这些。我去录节目的这段时间,工作就暂时交给一个同事去做,听说他这段时间忙到要死,我对他心怀愧疚。
关于节目,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真人秀,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24小时都在监控下的生活。一开始很担心在这种场合下会不知如何表达,但到那之后一看,大家也是很正常地说话,很自然地交流,这种感觉让我一下觉得,好像跟我平时上班见到同事那个感受差不太多。
第一次在这么大一个真人秀露面,我另一个忐忑的点在于——别人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这很容易让人患得患失。
比如一公选歌的时候,别人说我是「神算子」,我知道我不是,我只是正巧那个时刻被捕捉下来了,所以之后遇到类似这种解读规则的场景时,我就会更有压力。难道我每次都能算那么准吗?我下次要是失算了呢?其实生活里我傻的时候多着呢。
在生活里你可以马上消融别人的误解,但当你变成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只能让人家去解读。我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态能够接受这些解读。
在宿舍里我跟赵梦睡对床,第一周每天晚上两个人辗转反侧睡不着,我就挺担心自己做不好,在还没有熟悉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就承担了队长这么个挺重要的角色,特别害怕自己出差错。
当时在组里,我遇到的是朱洁静、唐诗逸和齐溪,她们有两个是舞蹈家,一个是电影界的,大家都不属于长期在娱乐圈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4个人特别像在开小组企划会,天天讨论舞台怎么设计,我想,这不是我最舒适的状态吗?我在公司天天干这个事。
但讨论到第三天的时候,工作人员跟我说,咱也聊点别的吧。我说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他说咱也不能只有开会吧,也应该呈现出这些姐姐工作以外的别的性格面。那个时候我突然才明白,一下觉得有点愧疚,因为我是队长,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设计一些放松环节,让大家展现生活里可爱的一面。
但我也没想好怎么办,我就只能坐到她们旁边说,我们聊聊天吧(笑)。就非常的硬,每天逮着她们一个个来聊天,我在那儿硬聊,人家也很懵,这些尬聊最后也确实没聊出什么东西来。
到临表演的前两三天,我们4个变熟之后,大家才自然而然找到了放松的状态。但最后还是输掉了,知道结果以后我特别难受,觉得对不起她们,一副好牌放在自己手里没打出去。
我也知道自己的人气,在比赛里属于凶多吉少,我本来预计自己可能一公就走了。所以发现自己二公还在的时候,就不像一开始那么在乎输赢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可以走,但我得留下一个好的作品,得对得起自己。
二公拿到《梦中人》,我和薛凯琪统一的想法是这首歌如果只是站在台上唱是不行的,我们没有办法颠覆那么经典的原唱,所以我们希望融合更多的表达在这首歌里。
这个舞台的感觉是特别直观的,我们在颤抖,镜头拍上去像是我在笑,但是那个时候你就是忍不住觉得这一切太美好了——你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这么释放地表演一个这么棒的演出,和一个这么棒的人。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最动容的时刻都是我在看着对方的眼睛,在唱歌的时候。包括在一公,当我们找不到感觉,我们就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去唱这首歌。
哪怕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秀场的舞台,但你能感觉到这些人她们自己多少年来积攒在心里的东西,想要表达的事情,在她们的眼睛里,你感受到那种生命力的传递。
参加这个节目,如果说对我有什么改变的话,它让我更确认自己能做出好的作品,对自己的创作力更有信心。
二公舞台,刘恋与薛凯琪共同演绎《梦中人》 图源微博@乘风破浪
节目里,我好像拿了一个快乐倒霉蛋的剧本,一次都没赢过,一局都没有,一把都没有,到后来都输习惯了。我人生中上一次感觉到如此受打击可能还是高一在理科实验班拿倒数第二的时候。
我从小到大成绩都很好,当第一当惯了,甚至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就应该成绩好,挺难接受自己不如别人的。但高一进了理科实验班,身边都是从小学竞赛上来的人,进度也比别的班要快一倍。每次考完试,化学老师会让倒数几名站起来,你知道我多么羞辱吗?倒数第一一直在变,倒数第二始终是我(笑)。但等我高二进了文科班之后,基本上数学没有再听过课,不用费力就可以超过别人很多分。
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除了高一那个阶段,一直是第一——虽然成绩很好,但生活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快乐。
成都是我的故乡,但我的父母都不是成都本地人,他们是后来调动过去的。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客场,等待着别人去接纳我的那种感觉。我家里人说普通话,我就只会说普通话,同学就拿我玩笑,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开始努力地学习四川话,就是为了能跟大家没有距离。
那时候,我会有一点讨好型人格,不敢有异议。出去遇到别人推销,哪怕我不想买,我也会立刻买。如果说跟朋友吵了架,我会选择先道歉,因为很想维持住这个关系。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不开心,自己哪怕受到伤害,也不愿意展现出来。
生活也很单调,看不到任何别的可能性。我这辈子最压抑的一个场景就是初高中上学的那条路,我家离学校特别近,骑车就20分钟,我每天两点一线。那是大马路上的一条小道,旁边有个居民大院,其他就是一些餐厅、文具店、五金店。那个时期,青春期的荷尔蒙分泌旺盛,但是身边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安放。每天都重复走在这一条路上,简直觉得活不下去了。
所以每天骑车的路上,我就开始哼歌。初中的时候都还是听情歌,局限在自己情感的小世界里,但高中的时候,一个我一起长大的朋友给我介绍了「林肯公园」,我从那之后开始听摇滚乐,电台司令、伊凡塞斯、椎名林檎这些,才发现他们都可以很大胆地在自己作品里面呈现前所未有的东西,针砭时弊,同时还能把内容写得非常诗意。哪怕到了人们觉得应该安定下来的年纪,他们还是依然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追问。
我一下打开了音乐世界的大门,越听越深,越听越偏。
对我震撼特别大的是多莉·艾莫丝,她在被一个男乐迷强奸之后,写出了《Me and A Gun》,所有的情绪转化为这样一首歌,用音乐来还击社会给她的伤害。她的那种坚强,真的传达给我音乐的力量。有人说人有两个生日,第一个是出生的生日,第二个是当你决定自己人生方向,并且决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日子。我觉得我的第二个生日,就是在我爱上音乐,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的时刻。
当时我就想,大学一定要去北京,因为北京有很多live house,很多音乐节,就是这个念头让我支撑下来的。
我本来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大新传,想学广告。因为之前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威士忌的广告,以前我看过的大多数广告都是那种洗脑式的,但那条广告拍两个人在北极垂钓,然后音乐缓缓响起,突然看到这一幕,我天,让我觉得广告这个东西可以这么美,这么有艺术感。
但因为我是2008年那一届,高考前一个月汶川地震,这导致当年我们的数学特别简单,我是靠数学跟别人拉开分的,结果,最后录取我的是第三志愿,北大考古与文博学院。
一进大学,我就问学长怎么转系,我想转到新传,后来也去蹭过一些他们的专业课。但到第二年我决定留下了。考古专业学古建筑、学人体骨骼,还学素描,我开始觉得这个专业有点有趣,能接触到别人很难接触到的东西——稀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专业还有一些实践课,真的带你到名胜古迹里面去。以前我去的时候,也就是看看简介、拍拍照就走了。但是学了考古以后,你再重新走进这些地方,去看它的斗拱、它的出檐,去判断它的年代,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很多当时学的东西考完试就忘差不多了,但起码学校教会我一点就是多角度的思考事情,这让我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一些转变,让我能够站在第三方视角去看自己的经历。后来写歌和写广告,也会需要你换不同的视角去写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换个视角,它可能会有更好玩新颖的故事或观点出现。
当然,学习也没耽误音乐。大一我就报名了十佳歌手大赛,在复赛唱的是诺拉·琼斯的《Seven Years》。当时我还是很害羞的,心里很没底地唱完,也没进决赛。比赛之后,我在人人网上收到了杜凯的私信,他当时学工保研,以教工的身份做比赛评委。他私信里夸了我一通,说觉得我很有天赋,邀请我一起到吉他协会玩。我就觉得,哇,原来我还是很厉害的,是有点东西的。
后来杜凯才跟我讲,他主动联系我其实是因为当时他想去酒吧驻唱打工,人家说你一个男的其貌不扬的,再找个好看点的姑娘跟你搭档吧。后来,我们就一起在五道口的酒吧驻唱。
后来我们去到南锣鼓巷附近的几个酒吧演出,大家都是搬着小凳子,挨着坐的那种,那种氛围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温馨。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演出,演到最后顾客都走完了,只剩下老板一个人坐在下面听我们唱。老板会吹萨克斯,听着听着他就把自己的萨克斯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演。哪怕都没有观众了,但是你看到他坐在下面,然后拿出乐器跟你一起玩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那会儿,刚开始合作,我和杜凯也只是工作伙伴,音乐喜好也特别不一致。我喜欢小调音乐,英式音乐;他喜欢美式音乐、黑人音乐,说唱这些。当时我们驻唱一场两百块钱三个小时,得唱50多首歌,正好实验了各种各样的风格,民谣、流行、英伦、R&B等等。演出效果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大家就在下面玩骰子喝酒。但很多次,唱到爵士和百老汇风格的时候,观众反响都很好,会转过头来认真听。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我们的东西。
刘恋与杜凯的爵士乐组合Mr. Miss 受访者供图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当时我已经保研,可以到北大深圳校区的新传学院继续读研;我也拿到了北京奥美公司的实习offer。当时我想的是,如果选择去深圳读书,可能组合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我还是决定留在北京,进入广告公司工作,继续跟杜凯一起唱歌。
因为我觉得我们当时前景挺好,大二我们的组合Mr. Miss就在北大十佳歌手大赛上拿了冠军,逐渐地有了一些演出和比赛的机会,一个机会连带起另一个,我们还上了中国达人秀。但没想到,决定留在北京之后,在音乐上却进入了一个灰暗的时期,写歌也陷入瓶颈,演出的机会也减少了,基本陷入了一个停滞的状况。
大多数Mr. Miss的歌都是杜凯先把曲子写出来,然后我填词。他对爵士、对百老汇音乐研究得很深入,对什么东西适合或不适合放进来很敏感。这种音乐要求一种非常洒脱、非常乐观的性格,但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吧,写Mr. Miss的歌词的时候得把自己努力调整到那样一种心态,创作出歌里的那个「我」。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杜凯的乙方一样,我的词要交给他审,审不过我得重新写。一开始他只能接受乐观、洒脱那种风格的时候,这其实也不是他的要求,是爵士音乐本身的要求,但一开始我是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很难发自肺腑写出像《雨中曲》那样表达特别直接的歌。我们也吵了很多年,我总有一颗想做摇滚的心。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写得特别慢,第一张专辑《先生小姐》筹备了7年,2016年出的。
那张专辑做出来之后,拿到了金曲奖的三项提名。去领奖的前一天,我们在江西演出,赶上大暴雨,飞机停飞,只能包车连夜从江西开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到香港,再转到台北,红毯都没赶上,二十分钟化了个妆直接赶到典礼会场,最终获得了最佳演唱组合奖。
获奖之后,我以为我们应该可以进入主流了,至少步入歌坛第一梯队了吧,结果并没有。回来之后,观众还是不太认识我们。我们去音乐节的时候,像其他乐队的摇滚歌,人家甚至不需要听清他们在唱什么,就能燥起来,摇头晃脑挺开心的,但我们这种不是。你得听清我的歌词,还得入戏,它有点像个音乐形式的脱口秀。
包括上节目也是一样,节目会带来一些热度,但可能很快又会过去。
所以,即使是在刚拿完金曲奖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想要辞掉工作全职做音乐人。因为做广告可以让我保持着对社会和新事物的敏感度——广告是在反哺我的音乐,哪怕是在做很自我的表达的时候,我也有能力平衡,让它是用户听着能接受的东西,同时又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其实刚进入广告行业的时候,也挺受打击。我去一个公司应聘,说我特别想做创意,那个人就笑了,她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创意吗?我发现我确实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作品,也不知道怎么证明我可以。
我大概写了一两年的公关稿,拽一些特别优美的词生夸一个东西,每次都特别头大。那时候,最常做的事就是给各种媒体老师打电话,「我们这有个活动,老师能不能来参加一下」,然后到活动上料理各种琐事。我也一度想过是不是应该转行,去画廊做策展,或者去个音乐公司做音乐相关的产业。
但后来我们开始涉及新的业务了,开始做创意方面的内容了,而且后来广告的分发方式也变了,开始做微信、微博这些社交平台,可以做一些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开头脑风暴会的时候,我的领导就说,其实这一行是属于年轻人的。你们是最走在时代前端的人,最知道大家爱的是什么,所以你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即使我们说了一些特别飞的想法的时候,他也不会立刻毙掉或者否定你,他会沿着你的思路想怎么去发展这个想法。
我是属于别人越鼓励我,我能做得越好的人。特别在最开始你对自己不确定的时候,这些鼓励就显得尤为重要。后来我做了一个汽车品牌的微博运营,看到一点一点地,大家开始喜欢看这些微博,开始跟我们互动,就像自己养出来一个孩子一样。
等到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足够的认识、足够的把握,就不需要别人去认可你。哪怕别人不看好,觉得有风险的方案,我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让自己能把这个事做下来。
可能就是因为初高中那段时间的阴影,我特别害怕重复的人生。所以,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的标准就是:一定不要做一个每天重复的工种。这可能也导致了我后面一边做广告,一边又做音乐。
我就是想有每天都可以不一样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基本长成了一个小时候的自己会羡慕的样子。
之所以会长成这样,其中有成都给我的影响。
2008年汶川地震到我高考之间的那一个月,我们放假在家,为了远离高层建筑还睡过公园空地的帐篷。当时一边复习,一边看电视里的地震新闻,非常迷茫,有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
但成都人民是很能苦中作乐的,大家都睡在公园了,还会在空地上打麻将。我觉得这是成都教会我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从此之后,哪怕忙到要死,加班到凌晨我都还能笑出来,我知道生活里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另一个给我能量的,就是音乐。
我这些年的成长过程受杜凯影响很深,他是一个学术型人格的人,教会了我很多不同于常人的思考方式,补充我的视野。虽然我吵架吵得凶的时候,无数次想拆伙。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能有这么一个人在身边挺难得的。我觉得我进北大可能就是为了认识他。
我们一起去录节目,他能很敏锐地感觉到在节目里跟在线下演出的时候,观众反应的区别。线下演出的时候,哪怕他们根本没有专心听,他们是真实地根据你现场的状况去做出的真实的反应。但是在节目里,观众的反馈跟你真实的表演水平是有错位的。
录完节目凌晨两三点了,我已经累得焦头烂额,他还要抓着我讨论真人秀的本质是什么,我屡屡跟他发火。但是生活里,你又很难再遇到这么纯粹为一个东西而生活的人。
杜凯还让我有一种可以从浮躁的状态下落下来的感觉。他现在已经快四十岁了,没房没车,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女朋友、家里人天天催着他,但是他还是很能静下心来去钻研这个事情,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让自己静下来。
现在,距离出《先生小姐》又快7年了。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让那些因为综艺而喜欢我们的人也会喜欢我们的音乐,我们希望这种音乐成为大家平时会听的音乐,去形成一个爵士音乐文化的圈子,而不只是当个新鲜。
现在,我也逐渐地可以考虑到歌词的文学性啊,别的一些层面。杜凯也逐渐能接受有一些暗黑的讽刺的歌词了,我自己性格里有夹枪带棒的那一面,写这种歌是比较顺畅的,我就觉得我又行了。
的确,音乐让我更加有自信,让我不那么怕变老。
我过去会很怕变老,总觉得到了30岁就是大限将至,创造力会衰减,看到「江郎才尽」之类的词都会心里一紧。但到了这个阶段,我发现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以前我羡慕的一些音乐,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做出来,但是现在可以了,只要我想到,我就能写。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到完全自由的时刻,依然还会为一些世俗的问题焦虑,但我觉得自己活得比20岁要好多了。
我记得有一年年末,我们做了一个圣诞音乐会,现场观众不算多,大概两三百人。其实有些歌,当你唱过一两百遍,已经无感了。但是那天唱《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的时候,全场一起跟我们合唱,我突然有一种新的感动。
这些歌一开始只是诞生于世界上一个微小的角落,有时候我和杜凯会大半夜两三点钟沿着他们家门外面那条空马路,一边走,一边写词,好像你的音乐原本只是自我的表达,创造出来的作品只属于这两个人。但它在出去的一刹那,就变成了一粒粒的药丸,给到别人一些养分,他们接收到这个能量之后,又能把这种能量反馈到你身上,大家在一起螺旋上升。
那一刻就像无数人都加入了那条街,却又是不吵闹的,不会打破本来的那种宁静感。每一个个体在你的歌里找到看到自己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共振。那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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