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选 ，总统宝座将会花落谁家？

提起土耳其，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和蓝白相间的棉花堡。其次就是网络上调侃的“狗中哈士奇，国中土耳其”以及“土鸡虽然没有五常的名号与实力，干的可都是五常级别的事”，好像所有不合理的事在它身上都出其不意地合理化了。

不过，地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又扼守黑海出口，其战略地位可谓十分重要，因而此次大选引起了很多国家关注。

就在昨天，时值建国百年之际，土耳其同时迎来总统和议会选举。据外媒报道，土耳其6400多万选民在超过19万个投票站进行投票，还有340万海外选民已经在5月9日结束投票。此次大选约一半的选民都是“80后”“90后”以及“00后”，首次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人数超过600万。而最新民调显示，反对派“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奥卢的支持率略微领先埃尔多安；党派民调方面，共和人民党领导的6个反对党联盟在议会的支持率领先执政党正发党6个百分点。

15日第一轮选举结束后，埃尔多安的得票率为49.4%，距离连任仅差0.6%，其主要对手“共和联盟”唯一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暂时获得44.9%选票。由于无人获得50%以上选票，按照宪法将于5月28日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所以，执政土耳其长达21年的埃尔多安即将迎来他“最严峻的挑战”。

某种程度上，是埃尔多安成就了21世纪的土耳其。

1954年2月，埃尔多安出生在土耳其的一个贫穷保守的穆斯林家庭。为了补贴家用，他13岁就开始沿街兜售自制的面包和柠檬水，早早混迹于街头，与三教九流打起了交道。中途一度有机会被土耳其足坛豪门费内巴切队选中，但被父亲制止。高中就读于宗教职业高中伊玛目哈蒂普学校，学校四分之一的课程涉及古兰经、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和阿拉伯语的研究，埃尔多安成绩优异，也被同学们成为“hoca老师”。

这些经历使埃尔多安的伊斯兰信仰愈发坚定，一直保留着强烈的穆斯林身份认同，日后也成为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政治人物。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大力推动经济改革，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土耳其的GDP增长每年都高达5-12%。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出口业、重工业、旅游业都发展迅猛，民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几乎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因此被誉为土耳其的“黄金十年”。

但是高速发展的背后，问题也在不断显现。

首先，就是高负债。由于“黄金十年”期间大兴土木，比如全球最大的机场，世界跨度最长的欧亚大桥，还有什么欧亚海底隧道以及去年启动的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等等。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各种PPP方式大行其道，由此土耳其出现了一大批建筑承包商，全球最大的250家承包商里，45家属于土耳其，位列世界第二。以政府+社会企业资本为主的PPP方式，表面上虽然不会大幅增加财政负担，实际上是把部分债务转移给了企业部门，尤其是这些企业债90%都是以美元为主的外债。

而且，土耳其这种外向型经济体，一旦贸易长期逆差，经常账户赤字会进一步积累出巨大外债。目前，土耳其政府外币债务已占全部债务总额度的60%，远远高于2017年的39%。再加上近两年美元相对里拉大幅升值，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达16%，都在无形中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然后，就是高通胀。土耳其去年12个月平均通胀率为72.31%，而民间机构的通胀统计数据最高曾飙升至175%，达25年来新高。今年4月，土耳其通胀率有所回落，但仍在43.7%的高位。据英国《卫报》报道，经济学家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归咎于埃尔多安的低利率政策，除导致通货膨胀飙升外，还致使里拉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传统经济学认为，要抑制通胀，必须加息，比如当下的美国欧洲。但埃尔多安认为：“我的信念是利率是一切罪恶的母亲，利率是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是结果，不是原因，我们需要降低利率。”

基于这一套“先进”的经济学理论， 埃尔多安坚决反对土耳其加息，并且说要控制货币政策，让央行降低利率。尽管央行行长跟他唱反调加息，但其仍不为所动，甚至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连续撤换了四五个央行行长。为了应对高企不下的通胀压力，去年埃尔多安政府宣布提供低收入家庭补贴，设立国家基金保护存款贬值，将最低工资提高55%，公务员薪酬提高30%，给商人和小生意者提供贷款补贴，取消最低退休年龄限制，使150万土耳其人有机会立即获得退休金。

如此密集的政策发布，对于扭转经济困境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尚需观察，但是对于讨好选民增进竞选优势的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当下，埃尔多安的主要对手是“共和联盟”的唯一候选人、反对派“人民联盟”的唯一候选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其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历史最为悠久的党派之一，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建立，至今仍坚持世俗化路线。那么，为何将他称为「土耳其甘地」呢？一方面是因为他长得像甘地，另一方面是做派像甘地。

这位总统热门人选现年74岁，前半生的履历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精英。他在1971年毕业于土耳其加齐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毕业以后进入财政部工作，主要是做社保方面的工作。1983年，他被派往法国进修，回国后直升主管，并且于1992年至1999年担任社会保险机构的总干事。2002年得到共和人民党邀请参选议员进入政界，并把他推入了土耳其银行的董事会。在此期间，他主导调查官场贪腐和公款挪用，以前所未有的铁血意志整顿了土耳其塌方式腐败，自此名声大噪。

克勒奇达尔奥卢曾在2009年参选伊斯坦布尔市长，未能如愿。但在2010年5月，共和人民党高层接连爆发舞弊案，他却异军突起成为共和人民党选举出的新党首，结束了巴伊扎尔时代，由此成为土耳其主要反对党领袖。但是，由于没有执政经验，他在这一时期的战绩也只有通过公开辩论，逼得两个正法党高层辞职而已。为了扭转局面，2011年5月末，克勒奇达尔奥卢启动遍及全国的走访计划，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关切，以转变其不关注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政党形象。

2018年，土耳其举行议会和总统“二合一”选举，共和人民党与保守的民族主义好党(Iyi Party) 、伊斯兰的幸福党以及自由保守的民主党组建的“民族联盟”，从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分裂出的两个中右翼党派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共和人民党赢得22. 64%的持率和议会146个席位。“反埃尔多安主义”原则将意识形态上相距遥远的政党团结在一起，他们决定暂时搁置争议，组建反对党联盟，参加2023年大选。

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共和人民党赢得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市长职位而获得巨大突破。由此可见，在克勒奇达尔奥卢的“合纵连横”之下，其领导的共和人民党已经是正发党连续执政的最大挑战，而埃尔多安也要以一己之力迎战“六大门派”的围攻。

其实，不管谁上台，都要面临四大难题。

首先，内政方面就面临着经济路线问题。如前所述，正义发展党执政前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与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但由此造成的土耳其经济结构不成熟与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也成为新的限制因素。

去年土耳其国债市场表现抢眼，主要是通胀上行带动国债收益率同步上行，高利率维持了国债收益率的吸引力，但政府出面干扰国债信誉以及持续高通胀对经济的侵蚀可能形成金融市场长期不稳定情绪。今年2月，土耳其的灾难性地震更是戳破了“埃尔多安经济学”的神话，粉碎的房屋暴露了正发党与房地产商之间的腐败，政府救灾不力、贪腐等问题频发。

从深层次上讲，土耳其“经济奇迹”的失色，代表着埃尔多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治理实践开始在土耳其走向失灵。面对国内经济疲软、高通胀和货币贬值等问题，反对派联盟则表示要回归正统的货币政策，并邀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出任经济顾问。如果反对派赢得大选，土耳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痛苦的财政重组，至于“刮骨疗伤”之后，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仍需时间验证。

其次，是库尔德问题。2015年以来，随着库尔德和平进程中断，土耳其国内外来自库尔德武装袭击的风险升级，埃尔多安政府的库尔德政策已由执政初期的恩威并举、刚柔相济逐渐转为强硬高压。2016年和2018年分别启动了幼发拉底盾牌行动和橄榄枝行动，以保护边境安全。虽然库尔德工人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坚持支持库尔德工人党，这也导致库尔德工人党在受到土耳其政府打击之后仍然存在于叙利亚北部。

此外，土耳其的入侵导致叙北部数万居民流离失所，引发了新一波难民潮与人道主义危机。库尔德问题的进一步发酵不仅会加剧土耳其国内的民族矛盾，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党派斗争也将导致土耳其国内社会极化现象更加严重。

其三，则是政教矛盾。土耳其转向民主政治后，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复兴相随而行，见证了伊斯兰教借力于政党政治复兴和政党政治向伊斯兰教让步的历史场景，而且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顽疾——军人干政，有某着种内在的联系。国家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土耳其政治发展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但随着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土耳其的政治发展模式已被悄然重组，土耳其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问题，以及精英阶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警惕都值得再次深思。

最后，则是埃尔多安和反对派联盟在外交政策取向上相差甚远。近年来，土耳其持续“回归中东”，2016年后土耳其外交凸显“冒险主义”倾向，外交着力点也开始向北非、高加索、巴尔干等周边地区转移。在此过程中，其外交政策手段之强硬、态度之激进，似乎远超土耳其既有的能力范围。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若埃尔多安获胜，他将保持土耳其在北约的成员国身份，同时加强与俄罗斯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平衡土耳其与西方和俄罗斯的利益。由于还没实现能源独立，如果埃尔多安当选，那么土耳其仍然是普京的重要能源合作伙伴。

根据克勒奇达尔奥卢的竞选口号，外交上，他将带领土耳其向北约和西方靠拢，恢复土耳其的“西方定位”。那么，其能源战略也可能与北约盟国进一步保持一致，实现石油天然气进口来源多样化和能源独立，远离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能源。

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倡议，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虽然存在各种障碍，但在求同存异的大原则下仍有不少契合点。所以，不管未来是谁上台，我们都要善于利用这次机会，开辟出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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