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益“中国样本”，探索社会价值创新

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在过去三年发生的改变大过以往三十年。全球肆虐的大规模传染病、愈发严重的自然灾害、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局势，这一切都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临界点。企业无法再对重大的社会转变袖手旁观，如果人与地球不能持续健康发展，企业与经济就无法繁荣进步。

企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被视为衡量企业成功的重要标准，公众普遍认为企业应走上前来，超越股东利益，在气候变化、就业、收入不平等方面等公共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诸多通过商业手段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做法中，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可以被视作是企业探索尝试社会角色的“中国样本”。2023年5月20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2023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联合发布了《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研究报告》。透过这份报告，我们看到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明确策略与领先做法，希望通过本文中的分析与解读，为其他有志于此的企业提供参考，最终将社会价值创造真正付诸实践。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之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已成长为一股重要的商业力量，拥有大量在技术、资金方面的资源与能力。特别是那些基于平台构建起商业生态系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当其产品与服务涉及数以亿计的用户时，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整个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考虑到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例如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消费导致物价水平提升等），无论有意或无意，当企业作为主体与社会系统进行交互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溢出效应，企业需要为其承担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于自身的定位，不该仅停留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获利工具上。正如人们常说的“达则兼济天下”，如今中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够，也应该扮演更加积极正向的角色。世界对于未来领袖型企业的设想，早已不再局限于商业世界，它必须同样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欣喜的是，在《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一条中国式的互联网公益慈善发展道路，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逐步打破公益慈善与商业之间的边界，更为主动地、有意识地为社会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据民政部统计，2017年至2021年，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在5年间从25亿元增长到近100亿元。2021年，中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参与人数最多、公益交互方式最丰富、公益杠杆作用最显著。民政部明确指出，“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本’正在形成”。

整体而言，《报告》中的“中国样本”呈现出的两大价值，企业应给予特别关注。

价值一：“中国样本”能有效解决传统公益慈善中长期存在的三大问题。中国自古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但现代公益事业起步晚、发展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的福利救济事业，中国民间公益慈善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空间逐步拓展。但传统公益慈善中的“可及性”痛点、“透明性”难点以及“效能性”堵点三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随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社交、移动支付等快速普及，“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指尖公益”开始成为潮流，个人公益捐赠门槛大幅降低。互联网企业利用在线化、数据化等业内优势实现了端到端流程可控的“透明公益”，还通过系统性的公益平台搭建，形成了资助、区域发展、人才建设等多层次高效能的“数字公益生态”。

价值二：“中国样本”是立足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实际的行动方案，具备可复制性与实用参考价值。《报告》指出，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的形成发展并非偶然，而是经济、技术、治理、文化四大支柱共同支撑、相互促进的时代产物。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样本”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在中国政府支持之下，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结合乡村振兴等基层需求，利用行业技术优势，最终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发展模式。任何着眼于未来发展和长期价值实现的中国公司或企业，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当我们将目光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主张的“企业的唯一目的是最大化股东回报”转向181位CEO在2019年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签署的企业宗旨声明上，似乎看到一个为顾客、员工、供应商、社会和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谋福利的商业新时代即将开启。

但还不到一年，在新冠疫情开始时，这些公司解雇员工的比例比其他没有签署声明的公司高出20%，至今仍有许多公司未披露明确的利益相关者策略。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理念，似乎仅停留在观念转变层面，其实践并未迎来真正的质变。为何宏伟的承诺难以履行？答案在于，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将“社会价值实现”融入到内部战略与运营决策之中，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没有改变企业在战略方面的决策方式，企业社会价值仍是事后考虑的声誉、监管和报告问题，而不是公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企业依靠微薄的企业社会责任预算、慈善事业和公共关系，零散地补救他们的社会问题时，一旦大环境变得严峻，企业便可能随时舍弃退缩。所谓的社会价值创造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公关或营销而已。

众所周知，任何公司对社会和环境的最大影响都是根本战略选择的结果。因此，若要真正追寻社会价值，企业必须结合自身核心的商业能力，围绕核心业务与核心优势，尝试用创新的理论、方法、技术、服务来从根本上解决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一做法也被称为“企业社会创新（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强调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造需要企业与社会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在《报告》中我们发现，数字时代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意识到技术演进中蕴含的巨大社会价值创造机会，许多做法的底层逻辑都是把公益慈善发展与其技术创新能力相结合。2013年前后，以移动支付及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工具的普及，让中国互联网公益长出了基于熟人社交的公益发展模式，为互联网公益慈善走向大众化与平民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实现公益平台与支付系统打通后，用户可以随时跟进公益项目，形成了“捐赠——了解——再捐赠”的闭环，大大提升了可持续性。在5G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腾讯公益探索数字技术与公益结合，利用腾讯会议产品上累计的语音算法经验，将助听器在复杂场景下的语音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85%，并携手助听器厂商实现了AI降噪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等社会创新应用的落地。

放眼全球，我们也注意到，那些心系世界，积极推动社会进步与实现社会福祉的企业，长期而言业绩更好。作为联合利华最大的目标导向型品牌项目，卫宝（Lifebuoy）香皂向数亿儿童和新手妈妈捐赠香皂，讲解洗手对健康的益处，帮助数百万人免于因不难预防的疾病而丧命。随着洗手运动的发展，在卫宝品牌成立一个多世纪后，其收入开始以两位数增长，为联合利华贡献年利润超过十亿欧元。

前文讨论的企业社会创新实践基本都是在现有体系内解决问题。但要应对人类未来更多的挑战、进一步释放商业和社会价值，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提升现有体系。在这项工作中，我们需要包括政府、营利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多方有效协作。

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其去中心化、匿名性、加密的特点可以提升公益慈善的信息透明度，保障可信度，同时保护捐助人个人隐私。若要实现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慈善信任机制搭建的全新价值主张，企业需要主动提出方案，与政策制定者、公共道德委员会、非营利机构、区块链技术专家等相关方通力合作，不断完善制度以实现目标，并在过程中让各方都受益，企业倡导的这些努力将会令整个系统变得更健康、更强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自身对世界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企业要独自为解决困难的系统性问题承担全部责任。能源和汽车企业能依靠更新技术完全缓解气候变化吗？是服装和食品企业造成了供应链上的劳工争议吗？无论企业有多大的规模和实力，这类问题的解决无法由任何一家企业全部承担，企业也无法独自解决所有难题。

终极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它们究竟应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应如何定位？我们认为，企业若要找到并守住自己的位置，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多方合作中做好分工与边界责任划分，回归到企业在资源利用与高效率方面的专长，通过充分释放商业能力与科技优势为社会创造价值。

正如《报告》中所表达，对于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建立与增进信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面向未来，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将在政府领导以及行业组织、公益慈善机构、互联网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共同参与下，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不断输出互联网公益慈善的“中国样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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