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她都要被营销“处女”，内娱这是迟早要完？！

乌鸦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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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摸一摸，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

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

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里，风流恶少周舍用甜言蜜语骗娶了东京汴梁城名妓宋引章，婚后却对她朝打暮骂，施加暴行。同为风尘女子的赵盼儿深知周舍顽劣又好色的弱点，便假意色诱周舍、骗取休书，终于将好姐妹宋引章救出火海。

在关汉卿的笔下，“妓女”赵盼儿被赋予了强烈的侠女特质，甚至将之比作桃园三结义时的刘关张，足见作者对底层女性互助的赞叹和歌颂。

而700多年后的今天，一部号称“内娱古装偶像剧天花板”的《梦华录》，打着致敬《救风尘》的旗号，对两位女性角色的身份设定做出了颠覆性的改动：

剧中，赵盼儿和宋引章，一个成了因家道中落没为官妓、但已脱籍从良的女商人，一个成了“卖艺不卖身”的官家教坊乐伎。

这种忙不迭和“风尘女子”做切割的诡异之感，在赵盼儿与新加入的男性角色顾千帆互诉衷肠时达到了顶峰：

9岁沦落风尘的赵盼儿其实一直露拙，故意表现得天赋不佳以避免“以色事人”，和前男友恋爱3年也是“发乎情止乎礼”，到24岁仍是完璧之身。

剧中原台词作“藏拙”，但藏拙一词，多用作自谦，多是请他人为自己“藏拙”

30岁的顾千帆虽在官场沉浮十余年，但与“从来没有任何小娘子，和烟花风月一点关系也没有”。

考虑到主角所处的宋朝背景、设定的高龄和行为逻辑的不连贯性，观众只要稍加思辨就很难被这样的幼稚说辞说服。

注：宋朝官妓的真实地位如同畜产，“卖艺不卖身”更是无稽之谈。

强行的“清白”正是全剧的关键词之一，以至于它不光是评判这对“顾盼生辉cp”爱情纯粹、完满度的关键尺码，还与女性的价值和道德水准直接相关：

“卖唱不卖身”的花魁张好好一再强调：“以色事人才叫贱，我们靠自个儿本事吃饭，活得堂堂正正，正大光明。”

“算账不卖身”的赵盼儿更是将“以色事人”和“自甘堕落”直接画上等号。

考虑到《梦华录》对700多年前《救风尘》原著如此的阉割，海报上作为宣传重点之一的“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显得尤为讽刺；

至于其标榜的其他女性独立话语“底层逆袭”、“自立自爱”、“#girlshelpgirls#”更是叶公好龙，因为，它甚至不敢让主人公们来自真正的底层。

原著《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只能利用“以色事人”的手段对付周舍，是因为妓女处在下九流的最后一等，其权利根本不被封建社会的法律所维护；而她风月场的智慧，也必然是经过“周舍”们的长期践踏蹂躏才拥有的。

如果整个不平等的封建制度不改变，显性的抗争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赵盼儿”和“宋引章”们的命运。

而一个无不讽刺的事实是，如今的改编之作恰恰显露出了对这种森严的人吃人的等级制度的默认和服从。

剧中罪臣之女（落难贵族）的身份设定，为赵盼儿搭配权贵男主做好了铺垫，她的独立、乃至帮助姐妹宋引章，都建立在顾千帆霸道总裁式的营救上，而后者的游刃有余又建立在朝中父辈的权势之上。

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梦华录》式的赵盼儿，注定瞧不起《救风尘》式的赵盼儿。

700多年前《救风尘》中的赵盼儿且算不得真正的翻身，《梦华录》这种凌驾于底层女性头上的翻身更加不是。

那就是说，一旦想要真正反映妓女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命运沉浮，文艺作品就注定无能为力？这些“以色事人”的社会底层女性，就注定不登“大雅之堂”？

其实早在70年前，新中国就有这样的作品，它不仅对妓女的肉体和精神创伤报以平等和同情的注视，也对妓女究竟如何真正翻身提供了最佳的解答，那就是1951年的电影《姊姊妹妹站起来》。

电影的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农家女孩佟大香随母进城投靠亲友，并与同院年轻工人尚幼林产生了感情，不料却被舅奶奶伙同恶霸以介绍工作为由卖进窑子的经历。

在这部电影所讲述的1947年，娼妓制度已在中国存在3000多年之久，如果说在《救风尘》和《梦华录》的背景宋元时代，官妓名义上还以从事歌舞伎艺服务于社交酬醉为主，那么到了民国，娼妓已经彻底转变为赤裸裸的性交易群体。

民国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叫“清吟小班”，二等叫“茶室”，三等叫“下处”，最后一等，才是众所周知的“窑子”——不过，所谓的分级本质只是服务对象的不同，最下等的窑子中的妓女，嫖客主要是贩夫走卒，基本上是“提不上裤子”的。拿当时上海中下等妓院的一般妓女来说，老鸨规定每晚要接8个左右的客人，一个月要接200多个。

而这些，就是《姊姊妹妹站起来》中描述的妓女。

这部纪实电影对妓女报以同情和尊重的体现之一，首先是拒绝对大香和姐妹们“以色事人”的遭遇进行任何虚假美化。

毫不遮掩的“脏”，是影片给观众的第一印象——

与《梦华录》屏保式的精美服化道截然相反，大香被卖到的八大胡同虽然在皇城根儿底下，但由于战乱频繁、连年灾荒，镜头之中，整座城市都非常脏，街道破败、民房歪斜，妓女们卖身的场所更是简化为一间矮屋、一个土炕，形同寒窗。来这儿的嫖客主要是脚行工人、店铺学徒、小商小贩，纯粹为解决性欲。

电影中反派的语言，更是污秽不堪、极品下流。最脏的要数老鸨胭脂虎。大香和姐妹们要管她叫“妈”，但她对这些“女儿们”非打即骂，“臭货”、“拉套”、“死尸”张口就来。

赚多才能免于毒打，但大香们的收入没有定数，主要看拉客的多少。大香曾目睹一个叫月仙的妓女，初见时由于卖出“六铺”得到胭脂虎的“恩宠”；但很快她就患上了严重性病，对嫖客可怜自己病痛的祈求，只换来对方的翻脸和退钱离开。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由于接客频繁，民国妓女不到半月就会被传染性病，北京在封闭妓院后收容的1300余名妓女中，96%以上都有脏病，包括9岁的童妓。还有人罹患梅毒、淋病、第四性病等多种性病，工作人员回忆，有35名病情极重，下身烂到肠子都看得见。这些妓女们染上性病后仍然接客，致使疾病不断蔓延，据解放初期的统计，当时全中国患性病的人数在1000万以上。

而以2022年《梦华录》的理解，很可能会向大香们提出一个极度“何不食肉糜”的问题 ——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肯“露拙”呢？

答案很简单。《梦华录》赵盼儿的“露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古往今来，老鸨和妓女本质都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民国妓院又自有一套极为严酷的“退出机制”：

大香一开始抵死不从，胭脂虎就安排老公将她强奸，然后反咬一口污她勾引自己男人，对大香进行荡妇羞辱，逼良为娼；

妓女们别说感冒发烧，就算怀了孕，也被迫照接不误，实在碍事，胭脂虎就用大棒打掉；

因患梅毒，月仙成了“赔钱货”，胭脂虎直接用剪子剪去“疙瘩”，用烙铁火燎封住伤口......

这种所谓的“治疗”把月仙弄得半死不活，胭脂虎便要把她埋了，丝毫不顾月仙在棺材里气若游丝地求救：“妈，我还没死，等等盖棺材......”

康素珍在《我的妓女生涯》中还写了一种“家法”，叫“打猫不打人”。

即把猫塞到不愿接客的妓女的裤裆，勒紧裤带，然后用鞭子抽打猫，光看文字就令人汗毛耸立。

其实，影片中饰演老鸨胭脂虎的演员李凌云，曾经也是一名受过迫害的妓女。她自幼被卖到窑子，出演胭脂虎时才29岁，银幕中和年龄不符的苍老，无声控诉着她被地痞恶霸折磨和剥削的血泪史。

现实不是《梦华录》，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也没有那么多得保清白，有的只是凄风苦雨的流离失所，无可奈何地出卖身体，朝不保夕地苟且偷生。

这又怎是一句“以色事人才叫贱”就能一笔勾销的呢？

了解完《姊姊妹妹站起来》所反映的事实，就能明白，那天，教员为什么在双清别墅俯瞰北京城时说了那句“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而影片后半部分，正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妓女得到疗救、教育和改造的讲述。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封闭全市妓院。大香等人被解救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

然而，起初，大香的很多姐妹把共产党视作洪水猛兽，她们宁愿和老鸨同一战线，对胭脂虎的谣言深信不疑：“共产党共产共妻，早晚把你们配给煤黑子，送前线伤兵，送到前方踩地雷、堵炮眼。”

还有人认为靠自己的身体吃饭，是自己的选择，觉得政府断了她们的财路。

就算是稍稍想通的，也会怀疑：无利不起早，哪有那么好的人呢？

集体逃跑、拒不配合的事接二连三发生，在上海娼妓改造中曾收容的一名私娼，收容后曾逃跑12次。

治疗性病要用的盘尼西林，在建国初期主要供给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负责同志表示：“先给教养所的妓女，志愿军战士另外想办法。”但电影中，大香的姐妹们一听到打针就非常害怕，抢着说自己没有病，还以为要用她们的血去给志愿军战士输血。

这些段落，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愤怒、不可理喻：

一面是“肮脏的、愚昧的、堕落的”妓女，一面是保家卫国的最可爱的人，凭什么让妓女优先？

——

而这份理解，正是新中国的伟大之处。

一如《姊姊妹妹站起来》的片名，在新中国看来，这些妓女就是我们的姊妹。她们的堕落，绝不是她们自己的错。

民国时期，妓女缴纳的“花捐”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导致娼妓制度发展到空前规模。当时一位学者评价：中国无论哪方面与哪方相比都落后，但有一样却是许多欧洲国家所不能比的，那就是娼妓。该论者认为，中国“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据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的调查和估计，当时北京城的娼妓数量能达10000余人，相当于每21名妇女中便有一人当妓女。

这些娼妓十有八九都是被欺骗、拐卖、毒打逼良为娼，根据档案史料，很多妓女的卖身契都是伪造的，所谓的《妓女请领许可执照申请书》上写着各种天花乱坠的奇异理由：“因情所困”、“妹妹介绍”，甚至“天生淫荡自愿卖春”。封建社会将她们禁锢在最底层，却仿佛只要加上“自愿”两字和指印画押，就为卖身为娼找到了合理注解。

之所以反改造，是因为长久的压迫剥削已经让她们丧失了劳动意识和能力，只能本能地对社会剧变带来的未知感到恐惧。

这就是《姊姊妹妹站起来》这部电影宣扬的价值观：一个人不是生来苦命的，也不是自己愿意下贱的！

在收容所里，她们不再被叫做“妓女”，而是“学员”。政府工作人员不仅给她们治病，归还她们的财物，还发起诉苦运动、教她们学习，找到她们的亲人。

北京市由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领头，6个单元57名医务人员，仅进口盘尼西林就用了10300多针，一共花费了1亿多人民币——这在当时，可以买116800多斤小米。

正是因为这份尊重和平等，妓女从最初的戒备到最后放下心防，敢于诉苦，配合治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北京教养院的学员们，596人结婚，379人回家，62人进了剧团、医院，还有无家可归的209人，政府将她们安置到织布厂 —— “新生”棉织工厂。

影片结尾，当尚幼林去教养院找到大香时，她已经完成了身体治疗和思想改造，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地医务工作者，即将奔赴前线。从始至终，尚幼林都未出于狭隘的贞洁观对大香有一丝一毫的鄙视。

而70年后的《梦华录》们，创作者似乎再也无法认知这样纯洁的爱情，感觉难以启齿，就只能用“纯洁的身体”强行烘托。

而现实中，离开教养院的李凌云，也经组织介绍与一位人民警察结婚，在1951年的《大众电影》上，她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呼——“人民的演员”。

从“妓女”到“学员”再到“人民的演员”，曾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的李凌云，赢得的是作为人的平等地位和社会的尊重。

旧社会给她们疾病，新社会要给她们健康；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就要把鬼变成人。

曾经，新中国这场伟大的改造运动把妓女脱下的衣服一件件穿回去，而我们的进步电影也把良心还给了底层，现实中的女性与银幕上身世坎坷、屡遭磨难的女性角色彼此叠合，超越了封建中国女性恪守的文化与道德边界，一同完成了对新女性的超越性讲述。

曾经有那么多双手，一起向着旧社会的罪恶制度宣战，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合力把“交易物”、“附属品”的角色从底层女性身上剥离出去，让妓女从被压迫和剥削的深渊中站起来，一步步争取回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无论从任何意义上，今天打着“女性主义”大旗的《梦华录》，对妇女解放、女性权益的认识，倒反而称得上大倒退了。

这种“封建迂腐”和“热门爆款”同时兼备的荒诞场面，显然不只是《梦华录》这部剧自己的问题。

多年以来“变”了的，当然也不只是文艺创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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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何文泽：《宋代官妓研究》

麦倩：《北平娼妓调查》

罗慧：《站起来的姐妹——李凌云》

碧茵：《娼妓问题之检讨》

向芸：《<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郭艳英：《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建国初期娼妓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

张一玮：《“烟花女儿翻身记”：两部禁娼电影中的女性表演及其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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