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印度难得做了一件人事，趁英王换人，向英国人追讨殖民时代被掠夺文物。这其实是印度的传统节目，印度每逢大事都要敲一敲英国，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强调下英国人的历史责任，顺便给自己塑造替广大后发国家出头的进步姿态。

印度人有自己的小九九，但包括英国在内，诸多西方大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异国文物，这又确实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是文化斗争的最前沿，善善恶恶，所展示的不仅是文化，艺术，一切文明的进步，也包括一切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

过去，西方博物馆会炫耀自己的第三世界战利品，以此展示 自身文明的强大。而近些年来，又好像是在呼应西方文明的衰退，不时这些西方博物馆就会爆出一些格外低级的重大文物事故，给外国人一点来自西方的震撼。

比如月初，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为了追求展览效果，就选择不加防护的裸展，于是打坏了著名的商代青铜鸮尊。

这尊青铜鸮尊以可爱著称，在国内外素来很有人气，是民国时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卢芹斋贩卖出国的。在中国人眼中，这是远古的遗珍，近代的遗憾，一个民族光辉与苦难的共同载体。但如果站在西方的角度，这就是他们花钱买来的收藏品，早已经银货两讫。无论怎样宝贵的东方文物，其本质也是招揽人气，彰显博物馆底蕴的一件道具。既然是道具，自然是拿来使用的，为了展示效果，冒些风险也理所当然。

这大约像石崇，王恺也一样看重珊瑚树，平时也会小心保护它们。但不会妨碍他们在炫耀时，通过打碎宝树来显示自己的豪富。

当霸权兴起，列强的博物馆向异域广泛收集各种战利品，这是新兴帝国彰显权力意志的体现。“从异国的矿石、标本，到文物残片，不仅是探险赞助者的善意财力和参与组织的睿智，更不单纯是大学教会和医院的书斋研读，大博物馆是文明征服野蛮，民主真理胜过古老专制的象征”。

从大英博物馆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异域战利品是不可或缺的根本主题，其叙事从没有发生过改变。在第三世界眼里，第一世界的繁荣是基于自己的血泪之上，而在第一世界的概念里，这是我五代家业，祖宗遗泽，岂容麻匪刁民觊觎。这些博物馆，就像黄家碉楼，始终在强调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过去现在，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矛盾。

在这种矛盾远未消失，且越发激烈的当下，西方大型博物馆，自然也不会像某些人所宣称的是人类文明共同遗产的避难所。这种单方面的宣称，性质和印第安人保留地差不多，是一辱再辱。

但不可否认，经过漫长岁月的掠夺，在付出了千百倍于此文明遗存的毁灭后，欧美博物馆中如今充斥着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这些天然与人工的珍宝有着摄人心魄的魅力。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置身其中，并回顾自己那荒芜落后的母国，尤其在面对非本国文物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陶醉，乃至和第一世界发生共情，产生一种多亏了他们，我们才能领略如此美好的幸福感。

这种慕强便是被驯化的第一步。更有甚者，则是一些人在面对第一世界所展示的本国文物时，竟有了与有荣焉的光荣，乃至生出了要脱亚入欧的梦想。

这就是我们一开头就说的，博物馆是文化斗争的最前沿。第一世界博物馆和第三博物馆，在保存文物的职能上或许有相似之处，但其承担的任务，传达的信息，则是截然相反的，绝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那些掠夺者及其子孙后代，可以堂而皇之的展示赃物，并宣称自己能代表全人类，以此为荣，以此蛊惑人心，那么，那些被掠夺，被侵略者的后代，便同样有义务传承其民族的苦难，追索先祖的遗产，并清算罪恶。这是世间最基本的公道，是文化领域的漫长斗争。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至少在我国文化界，这种对立冲突并不激烈。实际上，我国的文化精英长期以来一般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隔阂。我国很多文化精英在时常会抑制不住地陶醉于西方的文明叙事中，就是那种在大英博物馆流连忘返的存在。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正是流行文化苦旅的年月。那时有个敦煌之问，当清末敦煌文物被发现时，外有列强掠夺，内有贪官自肥，只有一个王道士左支右拙。在国内实在难以保存，到国外不免一去不回，于是知识分子们设身处地，在功利与良知、现实与未来间彷徨无措，深感无能，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哭，倒是哭出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尴尬。西方的侵略，也在事实上毁灭了旧知识分子对文化，思想的垄断。西方对文物的掠夺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文物所承载的文化被读书人们看做是禁脔。如今这些旧知识，却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不堪一击，全面落后，毫无价值。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冲击，形成了二千年未有之变，当然使国内的知识分子感到痛苦。

而在另一个尺度上，清廷和民国都不堪用，不足以抵御外辱。知识分子可以咸与维新，但对于新中国为代表的，广泛联合中下层民众的革命，内心其实是拒绝的。因为社会主义也好，工业建设也好，都在打破知识的有限性，使文化向下走。这是要从根子上打破对文化的垄断，是刨祖坟和断子孙饭。

包括博物馆，科普，文化艺术这些传统的属于文化精英所独享的领域，都要逐步让渡给一般人，并引导普罗大众深入了解其中的奥秘与乐趣。但离开这些领域，那些旧式知识分子又该寄身何处？旧式的文化精英，其地位正来自对传统文化的垄断。而在新中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和普通人的上下关系则颠倒过来了。

异族入侵使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就像美洲殖民者对玛雅，印第安人所做过的那样，这种基本的生存危机，当然很可怕。所以，稍有良知骨气的旧知识分子也会被动的参与到民族救亡中去。但随着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这种危险已经消失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旧式文化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

正由于生存危机的消灭，新中国的存在使一些保守的文化人们有了一种可以做清客的余裕。原本作为敌人的外国侵略者，反而成为了一种天然盟友。不知不觉间，他们的主要矛头就对内了。

实际上，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对这些旧式知识分子是一种逐渐挤出。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越成功，他们越不适应。因为拒绝交出文化主导权，而不肯向下兼容的文化阶层，自然也不具备和社会共同进步的能力，也难以实现自我的现代化改造。他们自身不具备现代化的能力，他们用来抗衡现代化的手段，就只能是依附于强势的西方，以挟洋自重的态势来，靠外国人提供的一套现代化表述来维持一种落后。而这种依附于外国假进步真落后，也是为西方所乐见的。

类似于20世纪末，包括像敦煌之问之类的大历史背景是，是当时港台，甚至日韩新都处于经济上的强势地位，有一种争正统的野心，试图把自己打扮为保存了旧中国文化精华，并适应现代的中文世界正统。由此加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甚至以此作为对华干涉，乃至颠覆的工具。

具备讽刺意义的是，中国文物空前浩劫的一个历史阶段，恰恰是八九十年代。由于西方和港台等地旺盛的文物需求，促生了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和充沛人力，从传统古物，到珍贵动植物样本，前所未有的大盗掘，大收刮，大贩卖，其深度和广度，造成的破坏，都是历代所未见。这无疑又一次充满证明了，落后国家的苦难正是来自第一世界的掠夺。

而在这个时期，面对浩劫，许多知识分子却不再抱着敦煌之哭的态度，反而摇动腰肢，努力靠近苦难的始作俑者。在巨大外压下，社会动荡，他们在欢欣喜悦中动摇，自觉或不自觉充当了外国势力的吹鼓手。很多知识分子浓重的所谓民国情结，大师情结，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陈丹青：民国无非想做两件事情，一是强国，一是立人。强国这件事情上，民国看到共和国，那是羞愧难言，比卫星、比核武器，没法比，可是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这是民国人完全看不懂的东西。

一方面他们处于一种东食西宿的尴尬地位，对拉他们一把，给他们许多荣誉好处的第一世界是心怀梦想的。但一方面，他们中的聪明人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正在于能在国内起到一种代理人作用，真要投奔欣赏西方，反而失去了根基，也就是失去了价值。而像民国那样，可以从容的在东西方游走，轻松的挟洋自重，自然成了某些人的梦想。民国所赋予的自由，不是学术上的自由，其实是卖身的自由。

民国情结与慕强心理，实际上就是这些“文化精英”的一体两面，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陈丹青对民国的吹捧和在美国的遭遇。所以，实际上无法和中国做出切割的他们，其使命就只剩下守住一亩三分地，在内外间徘徊，努力阻止文化阵地落到普罗大众手上。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日益表现出上层精英和下层大众的隔绝。文化创作与精英间的利益交换深度捆绑，完全脱离大众的天价艺术品，展示了文化人怎么通过扮演搧客，不用太辛苦就能实现名利双收。

这种脱离生产创作，而单纯通过垄断文化解释权，就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新套路，无疑对许多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具备巨大吸引力。相反他们对新中国革命叙事中，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平等，共同进步，是深恶痛绝的，对一个上升期社会不断要求的技术创新与进步，又是难以跟上的。

所以，在国内博物馆等科普领域，我国的文化精英，对大众领域的传播往往不上心，实际上也力不从心。相反，他们在所谓的“文化启蒙”上很热心。但以他们的能力又不能组织适应现代化的理论和语言，只能借用西方的话术，而当西方话术随西方自身的衰退而逐步破灭，就只能依靠单纯的抱团，尽量把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和支配权，通过内部繁殖来维持垄断地位，失去了起码的进步性。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人文科普领域，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社会象征，是面对大众的文化窗口。它在对外斗争的同时，又承担着对内动员的使命。而显然，我们在这个领域，两种工作都做的很不够。

我国当然是一个比印度更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但在文化领域的新旧交替却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以至于严重影响了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甚至造成了社会撕裂。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距离变化，文化迅速迭代的历史时期，旧知识分子对文化领域的垄断应该到了要清理，结束的时候。

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建国初的一穷二白相比，整个社会的教育和文化认知水平，如今已经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和一切工业化社会一样，我们早已摆脱了那种匮乏的状态，而更多苦恼于眼花缭乱的新事物中，哪些才是更有价值的。

国内文化产业日益表现出民间的勃勃生机和旧体制的暮气沉沉。旧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文化价值已经消亡殆尽，反而成了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障碍。随着自身的腐蚀，他们已经成为一种为存在而存在的存在。他们不再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已经不具备传承的能力，只是在不断锈蚀窒息所垄断的领域。

这样一种大古董，在时代的冲击下，已经到了该送进历史的博物馆的时候，而不能指望其再能发挥什么作用。只有摆脱了这种旧时代的残留，才能为新时代的继承者开拓出道路，从而继往开来，发扬并建设新时期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