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割喉案”即将开审：不能都怪领导，很多教授也不是好鸟

等了两年，复旦割喉案终于即将开审了。

我不顾自驾旅途的疲惫，忍不住谈谈自己对本案所折射的问题的看法。

我活了半辈子，在国企、外企、事业单位都做过，我最大体会之一是，不管在天南地北什么公司、什么企业、什么机构、什么学校......大多数单位领导最喜欢看到的，绝对不是员工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尽管他们总喜欢在大小场合高喊这一类“凝聚人心”的口号。

大家稍微动动脑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员工抱成团，对单位领导施展权术是十分不利的。员工一旦陷入相互内斗，单位领导的权力运行起来，就顺畅多了，因为遇到刺头，可以逐个击破，不用担心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普遍喜欢研读三国的单位领导们大都富于斗争智慧，精心发明了两套让员工陷入内斗的法宝，一是年底绩效制度，一是职称非升既走制度。

所谓“年底绩效制度”到底是哈玩意？

直观地描述就是这样：员工每个月的工资本来是5千元。现在，单位领导为了“鼓励和刺激大家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把所有员工每个月的工资扣下2000元，留到年底，按照员工本年度的工作业绩，作为绩效，重新洗牌发放。

如果你的业绩不佳，这原本属于你的2000元，就会进入业绩成果优秀的员工的腰包。

如果绩效考核全部是硬指标，那问题倒不算大。就怕加入很多界限模糊的软指标，导致很多员工把原本属于分内的活儿，都列入自己本人的年度业绩。最后，在核算绩效的时候，这些活儿到底采纳不采纳呢？在很多单位，是由领导说了算。采纳之后，算多少钱呢？也是由单位领导定夺。

如果这2000元钱不是被按月强行切下，而是每个月都按时足额打入每个员工的个人账户，其他员工根本就不会指望别人的钱能进入自己的腰包。于是，大家平时都能和平共处，笑脸相待。

好了，现在搞了绩效制度，这原本属于每个职工的每月2000元被活生生地按月切下，重新汇总，年底再分配，很多人便开始动了邪念，整天琢磨着如何从再分配中得到更多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钱。

由于每个单位的“蛋糕”总量是固定的，张三多拿了，意味着其他人有可能少拿。于是，绩效制度成功地点燃了员工与员工一年一次的内战。

在钱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像我这么淡定从容呢？工作二十多年了，无论是在国企、外企和事业单位，我从未为年底绩效和别人脸红过，只要别人吃相不是太难看，我一般都不争不吵。

然而，无论在什么单位，在乎钱的人，永远是多数。何况这些钱原本就是属于自己月工资一部分呢？

在年底绩效面前，要保住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多的利益，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拳头足够硬，一是关系足够硬。

第一条路风险大，拳头再硬，打伤了别人，自己终归有可能得不偿失。于是，大多数人纷纷选择了第二条温柔进香的道路：和领导拉进关系。

这绝非某个单位的问题，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大多数搞绩效制度的企事业单位，领导多是这个目的，员工多是这副德性。

下面，我再来谈谈这些年在国内高校中非常时髦的高校教师职称“非升既走”制度。

同样是这一制度引发的冲突，早在前天复旦割喉事件发生的三年前，中山大学某位青年教师，在到期被解聘之前，当众扇了院长甘阳教授一耳光，也引来舆论阵阵喝彩，大家齐声高呼“打得好”。

这一套制度，在美国运行顺畅，引进到中国，为什么就出了问题了？因为制度运行环境迥然不同。

在美国，发表论文不用靠关系，申请课题不必动人脉。真才实学，才是王道。非升既走，心服口服。

中国学术圈子的乱象，大家早就知道。在核心期刊编辑主宰论文发表，专业学阀主宰课题申报的情况下，“非升既走”制度下的失败者，有几个人能败得心服口服呢？

何况在几个竞争者科研业绩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各种让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指标便悄然运行。通过这个非升既走的制度，青椒之间陷入持续数年的明争暗斗，学院领导们非常方便就能轻轻松松给自己的权力加码。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高校明明二级学院只打算六年之后留下一个青年教师，院领导们却会在六年前同时引进好几个青年博士。让他们相互斗，领导才能坐收渔利，使唤起青年教师来，就跟使唤佣人差不多。六年之后，送走一拨，再招一拨。

这次发生在复旦大学的悲剧最值得大家反思的问题是：既然高校教师绝大多数都认为，“非升既走”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学术环境，可为什么没有几个人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呢？

面对横在面前的一张大网，所有的鱼都各怀鬼胎，只会琢磨自己如何找个洞冲过去，而不是齐心协力去撕破这张网。一旦自己侥幸，游过去，哪怕遍体鳞伤，它们也不会去诅咒那张网，却会转过身嘲笑那些没能冲过网的鱼。

这则寓言足以精准地概括中国学术圈子内部大多数“文化”人的丑态。

面对这一次复旦大学割喉悲剧，我想说，在任何企业事业单位，官员权力太大了，绝非好事，它有可能反伤自己。然而，我更想说的是，在单位领导们的权术面前，很多文人也并非那么无辜。

这一次，在非升既走制度下失败的姜文华，情绪失控，手刃了学院书记。假如在这套制度的重压之下，焦虑了多年，失眠了多年，隐忍了多年的他，有幸熬出头，通过业绩考核，留在了复旦大学任教，他还会痛恨这套制度吗？我表示非常怀疑！

更大的可能性是，那些忍辱负重熬出头的青椒们，不但不会痛恨这套曾经折磨自己多年的南橘北枳的“非升既走”制度，却极有可能成为这套制度最坚决的拥护者。

“凭什么我当年要吃这茬子苦，后来者却不需要呢？” 我想，大多数曾经在这套制度下饱受屈辱的大学教师们心理都是这么幽暗。

大家千万别高估了大学教师群体的道德和风骨。复旦的割喉悲剧就是高校官员的权术和文人普遍的无骨共同缔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