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如鱼得水，但另一些却失落彷徨？

文/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别的黑人穷孩子在哪儿呢？”这是记忆中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那时的我，还是一名肥嘟嘟的大一新生，梳着辫子头，走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校园里。不一会儿，我就发现自己来到了校园主庭院的中心地带，站在约翰逊教堂外。草坪刚刚修剪过，看上去很清新，闪着深绿色的微光。

那个夜晚，对于我这种迈阿密土生的外来客略有些冷，但初来乍到的新生在四处闲逛，躁动不安地互相问候寒暄，夜晚的空气中也飘浮着激动。话匣子打开后就再关不上，我被包围起来。没费多大工夫，新同学就带我通过了跨入大学的仪式，15年后，我现在称之为“破冰对话”——就是发生在你去吃饭或上课的路上，那些短暂且随意的闲谈，以自我介绍为主，仿佛不经意之间，同学们口头提及一段他们的学业经历，或者向所有愿意听的人讲述他们暑假的消夏旅途。

这些陌生人——我的新同学们——交换着他们夏日玩乐的趣事。有人出国旅行了好几周，有人在家里的避暑别墅内办了酷炫的派对，有人拿到了职业篮球赛的场边票，还有人接到邀请，观看电影的私人首映礼，据我所知，都是那些尚未到影院公映档期的电影。这些孩子多是白人同学，但黑人同学也会插话进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开始讲述自己护照印戳背后的精彩故事。班上就有一位黑人同学，漫不经心地提到她曾经坐过私人飞机。

我当时就想到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其实就发生在数月之前：为了赶上阿默斯特的橄榄球招生行程，我乘坐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劳德代尔堡飞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所有人都警告我，使得我非常害怕自己的耳膜会爆裂，于是乎，我，拼命嚼了5块绿箭薄荷口香糖。

我搜肠刮肚，试着想出一个可以让我加入对话的故事。在我印象中，唯一能称得上家庭度假的一次，就是全家人驾车沿着95号州际公路，从迈阿密开往我们在佐治亚州的亲戚家。这些富家子弟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夏天，但在我家，夏天仅仅是一个季节而已，是一百天挥之不去的酷热、潮湿和飓风。当然，还有该死的蚊子。

《寒门子弟上大学》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我被富人包围了；我在阿默斯特的一些同学是真有钱。阿默斯特的宣传手册骄傲地宣称，约有40%的学生获得了经济资助，但我知道，这句话的真意要反过来读：在这所学校，超过一半的同学来自能赚大钱的家庭，这让他们压根没有资格申请任何经济资助。但财富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毕竟，我已经知晓了同富人一起上学是什么样子。我刚刚从格列佛预科学校（Gulliver Preparatory）完成高中学业，那是一所昂贵的私立中学，就位于迈阿密。虽然我在格列佛只待了一年，但那一年却让我初尝了未来的滋味，我也因此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好了准备，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术上。

我在格列佛交到了最好的朋友，是他父亲说服我开始吃五分熟的汉堡，而不是我们家里习惯的全熟汉堡，在高中最后一年，他收到了一辆车，还有费用全部付讫的横穿欧洲背包游，作为他的毕业礼物。我第一次听到“青年旅社”这个词，就是在他们家的西班牙风格的豪宅里，里面有两个家庭活动室，我们当时就坐在较大的那间闲谈。

然而，从我在格列佛的经历，到我在阿默斯特的发现，两种生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差异。尽管财富已经不再让我震惊，但我确实曾因阿默斯特的肤色而感到惊讶。在格列佛，那些富家子弟，开着路虎揽胜车，炫耀着昂贵的度假旅行，都不是黑人。但在阿默斯特，在我的新同学里，却有很多富家子是黑人。

我在那天下午的发现，丝毫不差地映照了我多年后的阅读。我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学的研究生，在阅读威廉·鲍恩和德里克·博克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开创性研究《河流的形状》时，我又回想起初到阿默斯特的日子。

鲍恩和博克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28所精英文理学院和大学（其中既有常春藤盟校，如哥伦比亚大学，又有居于领先位置的公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大多数的黑人学生都来自高收入家庭。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学们也不例外，有些人是贝恩资本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公子哥，还有些则是出身梅奥医学中心和麻省总医院的富家女。我则不然。我来自迈阿密的椰林区，是一个“赢在起跑线”项目（Head Start）的孩子。

2013年，我的故土作为一处破败之地被《迈阿密先驱报》称为“被时间遗忘的街区”。我的母亲30多年如一日，穿着一件绿色的Polo衫，背后印着“保安”字样的白色大写字母，在庞塞德利昂中学的长廊里巡逻。白天，我大哥穿着他的淡蓝色制服，全身布满了漂白剂的斑点，在我从前的破旧小学里打扫教室；到了晚上，他还要在南迈阿密医院里清扫急诊室。

在我转学到格列佛之前，我同财富最亲密的接触要数奶奶讲给我的故事。在她成年后，占据她全部生活的，就是在有钱的白人家里打扫卫生，主要是医生和律师家庭。当我的堂兄因非法持有管制药品而被捕时，奶奶的一位律师雇主代表他出了庭，算作对奶奶20多年家政服务的回馈。

奶奶从不八卦雇主的家长里短，但她间或还是会透露一些琐事，关于某次昂贵的采购或者某次奢华的家庭旅行。其中一家的父亲是一位民航飞行员，他曾邀请奶奶搭乘由他执飞的某次航班去旅行，这样一来，在登机旅客找位子就座时，奶奶就能听到雇主通过班机通话系统传来的迎客声。（奶奶压根就没去。）

然而，即便是这些二手的叙述和没有回应的邀请，也已是我能接触到的极限了——于我而言，财富只不过是一种传说。听着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学讲述他们的奇遇，仿佛我们坐在奶奶的膝头听她讲故事一样遥远，我早已学会让自己坦然面对，在一个富有且以白人为主的地盘上，成为少数的黑人穷孩子，从前在格列佛是这样，如今在阿默斯特也是如此。

那个下午，我匆忙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是极其不平等的，其阶级分化也令人不安。与有钱人家的同龄人相比，穷人家的年轻人，不论族裔为何，他们上大学的可能性要更低，而其中来自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穷孩子就更没啥可能了。即便他们能够上大学，也很少就读于阿默斯特这样的学校。在美国的全部本科生中，虽然约有一半学生是其家庭中上大学的第一人——这部分学生又多半出身贫苦背景——但第一代大学生却不成比例地被分流至社区学院、以赚钱为目的的学院，还有某些更容易被录取的四年制学院。这些学校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资源匮乏，学生资助稀缺，在读生流失严重。

当然，这种不均衡在精英大学里却颠倒过来。学校在录取时选拔性越强，则它们录取的苦出身的学生人数就会越少，无论在阶级还是种族意义上，都是如此。安东尼·卡耐瓦莱和杰夫·施特罗尔是乔治城大学教育与人力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统计1982年至2006年间的大学生人口数据，他们的研究清楚地记录下这一现象。在录取竞争最激烈的大学梯队里，如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来自全国收入分配排位后半段家庭的，只占全部本科生的14%。而在录取竞争难度第二梯队的大学里，也即诸如狄金森学院、福尔曼大学和斯基德莫尔学院这类大学，同比数据也只有16%。

在两位学者合作研究时，他们在录取竞争激烈的分层里纳入了193所学校，在此类大学里，低收入学生的稀缺，同另一现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上述两档类型的大学里，来自收入分配排位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的学生，其比例分别为63%和70%。换言之，以经济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富家子弟已经在全美最好的大学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席次。

来自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家庭的孩子们到底去哪儿上大学，新的数据提供了一幅更详细但却也更令人沮丧的图景。2017年，经济学家拉杰·切蒂和他的合作者研究发现，来自收入高居金字塔顶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与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类型家庭的孩子入读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后一类型高出77倍之多。

这项研究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者在样本中纳入了共计38所精英院校，包括科尔比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这样的地方，结果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这些大学，来自收入居前1%的家庭的学生，其人数之多，超过了来自落在后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总数。在科罗拉多学院，这一比率甚至已经高于2∶1，而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经突破了3.5∶1。

换一种比较方法，我们再来看看超级富豪的大学目的地，上述的不平等还能有更加尖锐的呈现。切蒂的研究报告指出，统计收入在顶尖0.1%家庭的学生，他们就读于精英大学的比例为40%，这一百分比同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的比例是相同的，只是后者要把所有的大学包括在内，无论是四年制，还是两年制。

我们现在或许有了更好看点的数据，但这一状况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在此前20多年的时间，大学一直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它们被认为应当更积极有为，更努力地去战胜不平等，具体而言，大学应当利用它们可观的财富来应对高等教育“上学贵”的问题。

2008年，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就发出警告，根据它的指控，大学拿到的捐赠虽然水涨船高，但却没有将经费用于学生资助和录取。公众也随声附和，抱怨学费开支不断增长，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力承担。大学也因此错失了出身卑微但上进心十足的好苗子，过去是这样，现在依旧如此。因为录取中的不平等，出身贫寒的年轻人难以获得精英教育的收益，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同时也为了回应公众对教育开支飞涨的强烈不满，有些大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引入了无贷款助学政策。在此之前，助学政策通常采用奖学金和学生贷款的组合，对于许多贫穷家庭来说，成本之高依然令年轻人望而却步。而现在，学校开始引入一揽子的助学政策，用奖学金和其他形式的资助代替了贷款，希望借此帮助那些出身卑微但却有学术天赋的申请人，首先把他们招进大学，继而支持这些穷孩子。

普林斯顿大学在1998年开启了这场变革运动。当年的校长哈罗德·夏皮罗在谈及该政策时曾如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尽我们之所能，确保没有学生仅仅出于经济考虑而决定不申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改革之后，许多高校立刻跟上。阿默斯特在1999年也如法效仿，此举为数年后我获得录取扫除了障碍。到2008年为止，所有的常春藤盟校都加入了无贷款助学的行列。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和杜克大学也采纳了类似的政策。虽然推行此类政策的大多是私立院校，但无贷款助学政策也在一些旗舰排位的公立大学得到推广。

2003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成为首个引入无贷款政策的公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紧随其后。唐纳德·萨利赫，此前曾任康奈尔大学新生录取及助学办公室的主任，就曾道出社会大众对此类助学新路径的感触：“保证社会经济背景的多样性，其意义不可低估，唯有如此，大学校园才能成为整个国家的缩影，而不只是高收入者的家园。”

这些政策革命扩展了进入大学，尤其是步入精英院校的通道，其收效可谓立竿见影：学生群体看起来开始发生变化。2015年，瓦萨学院赢得了首届“库克促进教育公平卓越奖”，在该校，有资格申请“佩尔奖学金”的学生，也即来自收入分配位居后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占比从2008年的12%提高到2015年的23%，几乎翻了一番。而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的报告，统计它们在2012年至2014年间所录取的学生，至少有20%来自低收入家庭。

精英大学虽然为数不多，但这些学校的影响力，特别是它们对学生个体之生活乃至美国社会之整体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对于那些家境贫寒或出身卑微的学生而言，能到精英文理学院或大学读书，就意味着踏上了一块社会流动的跳板。从任何一所大学毕业，学生都能因此受惠——尤其对于隶属某些群体的学生而言，他们之所以能上大学，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旨在让大学生在阶级和族裔构成上更加多元的政策红利——高等教育更是能提供实在的收益。

但是，在毕业率更高的精英院校，这种差异却更加显著。在美国，那些在入学录取时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也向来因其90%甚至更高的毕业率而骄傲，相比之下，社区学院的平均毕业率只有57%。如何解释这种毕业率上的差距，一方面要看到就读于不同类型的院校，学生在学业上的准备是天差地别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精英文理学院和大学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源以及充分的支持。也因此，就读于精英院校，学生在毕业后的经济回报也会更大。

一项1999年的研究发现，比较精英私立院校和排名靠后的公立大学的毕业生，虽然是同龄人，但前者的经济收入要比后者高出39%。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看到的往往是毕业于精英文理学院和大学的校友，极少有例外。社会学家劳伦·里韦拉也为我们展示，在尝试进入管理咨询、法律和投资银行这类高收入行业时，来自精英院校的学生都带有文凭的优势；久而久之，精英院校的校友也就主导着此类公司的各级人事。

考察精英院校本科生的人员构成结构，变化是显著的。越来越多的院校都在推行新政，促进出身卑微者的社会流动。这些院校致力于让校园更多元，引申开来，也旨在扩展美国未来领导者梯队的元素构成，它们也因此备受尊重，并获得嘉奖。对于穷学生来说，精英院校的大门正在日渐打开。但我们要问，究竟这扇门现在开了多大的缝？

我们不应忘记，普林斯顿是率先引入助学政策变革的，但即便是普林斯顿，在前述切蒂的研究中，仍是其样本中的38所大学之一，来自收入顶尖1%家庭的学生多于后60%的家庭。较之于50年前，穷学生进入精英院校的人数现在可能多了些，但这些大学的校园仍是财富围成的堡垒，作为其坚实地基的风俗、传统和政策，所反映的仍是有钱人的品位和习惯。

我坚信，我们应该祝福这些文理学院和大学，应该为它们的改革意愿而骄傲。然而，我们也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追问：那些得益于新助学政策而走进大学的学生，他们究竟是谁？当这些学生置身校园之后，他们又会遇到什么状况？既然他们已经成为某一精英院校的学生，他们又是如何在学术圣殿内安身立命的？

回到阿默斯特方庭的那个下午，在四处闲逛并寒暄问候之后，我和新生同学们一道，步入了瓦伦廷餐厅。用餐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黑人女孩，她刚从一所高贵的私立中学毕业，前一年还曾到西班牙做交换生，但当我知道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而且也是家里的头一个大学生时，诸位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讶。发现了我们竟有共同的过去，一股强烈的安慰就涌到心间，不仅因为我们都曾经历的贫穷，也为我们共同体验的自由。我们当即找到了共同话题，开始交流来阿默斯特之前的生活故事。原来，我们俩都在隔离社区内长大，那里差不多都是黑人。我们所见过的白人，不外乎如下清晰可辨的三类：警察、瘾君子、迷路的人。她家也是勉强维持生计，经常入不敷出。我们俩都曾在烛火下写作业，不是为了烘托气氛，而是因为没钱买电。

当说起为月末开支买单而陷入绝望挣扎时，我俩都笑了，感受竟是如此相同。很快，在我们桌上，又有其他几位同学也加入进来。事实证明，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原来，曾在小时候尝过穷困的滋味，但却在转入预科中学后接触到另一个不同世界的，并非只有我们。我这才发现，在刚才的破冰寒暄中，我从一些新朋友口中听到的度假别墅，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家的。这些度假屋，经常属于他们有钱的高中同学，就是那些与我们交好的家庭，让我们得以瞥见过美好生活的模样。原来，我不是孤身一人。我也不是校园内唯一的黑人穷孩子——曾超越家庭的经济能力甚至是想象力，有机会去体验那些原本不在自己生活经验里的经历和场所——我在阿默斯特并非孤例。原来，在我和身边同学之间，并没有我曾认为的那么不同。我们都很穷。但我们也都很幸运。

大学的“宣传册”——由学校编辑的杂志样式的招生工具，主要目的在于推销自己——包含着光鲜亮丽的校园生活场景。近年来，这种校园景观几乎总是在凸显多样性：黑色和棕色的面孔被安排在照片的前排和中间，正如统计数据也在展示学生群体来自五湖四海。然而我们知道，光鲜的外表最能骗人。统计数据也可能会撒谎，或者至少会掩盖更深层的真相。毫无疑问，较之于前一代，如今的美国大学更加多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校展示了美国社会的整体样态。

归根到底，大学在“对冲”它们的录取风险：它们扩展学生多样性的方法，仍是从旧生源群体中做选拔。我们知道，在美国就读于私立高中的学生总数中，穷学生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们也知道，在穷学生的微小比例中，黑人穷学生又不过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我发现，那些为竞争激烈的精英院校所录取的穷学生，主要就来自这一小部分中的极小部分。在当前精英院校的黑人穷学生中，过半数的学生之所以能走到这里，在于高中就读于寄宿、私立或预科中学——都是财大气粗、竞争激烈的学校，向来标榜本校学生的独立思考，并主张学习不止于课堂，还要求师生在课外的密切互动。当我踏足阿默斯特的第一天，在我遇到的所有黑人穷孩子中，大概至少半数毕业于精英的私立高中，如马萨诸塞州的安多佛菲利普斯中学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中学。

现在，请你想象一所有钱的私立高中——拥有顶尖的设施和充裕的资源，你脑海中的图景很可能会自带一种颜色：白色。正因此，当人们在一所精英大学见到黑人穷学生时，大多数人第一反应不会想到那些学生来自一所上等的高中。那些预科中学挤满了富贵人家的子弟——大多是白人，但也不尽然——提供通常为他们所独享的学业和社交机会，从国外游学的项目，到浸润式的语言学习，以及同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进行沟通。从此类高中毕业，即便是穷学生在进入大学时，也已经懂得如何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精英的学术场域，同时也熟悉了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确，他们很穷，但他们也很幸运，早早接触到他们在大学里所要进入的那个世界。我把这组学生称为寒门幸运儿（Privileged Poor）。

在寒门幸运儿之外，精英大学还有另一半出身穷人家的黑人学生。这群学生是从哪儿升入大学的？答案正如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想到的：本地的社区中学，破败、拥挤、资源匮乏。较之于富裕社区的教师同行，这里的教师往往更年轻，并因此缺乏从教经验（也欠缺环境支持）。因为周边社区的问题随时会渗入校园，维持秩序经常是第一位的，其优先性压倒了教学。无论在种族还是社会经济意义上，此类学校往往是隔离中学。在这些中学读书，要想在毕业后进入大学，学生们要穿过危险的校园走廊，忍受无序的课堂。当他们首次驻足于一所精英大学的校园时，这里的所见、所感以及所为，都同他们此前的经历完全不同。我把这组学生称为双重贫困生（Doubly Disadvantaged），他们不仅穷，而且也完全陌生于这个新世界。

通向大学有两条不同的路径，这种情形并非仅限于黑人学生。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白人和亚裔学生也走了私立高中这条路，尽管比例要低于黑人学生。拉丁裔的学生也是如此。在精英文理学院和大学中，三分之一的拉丁裔穷学生来自名牌的私立高中，如位于纽约市的布里尔利女子中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撒切尔高中，另外三分之二则留在家附近读高中。

在我多年之前抵达阿默斯特学院时，像大部分18岁的孩子一样，我优哉游哉，对自己周遭世界的复杂性一无所知。我知道自己学习很刻苦，而现在，我有机会去念一所伟大的学校，我做到了自己家里从来没人做到的事。但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概念，压根不知道转学去格列佛预科学校的意义，不知道这条路是一条快车道，在全国各地为众多的学生敲开了大学之门。在我进入阿默斯特，听到一些同学的故事之前，我都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多年之后，我才开始完全掌握这些真相。也是在多年之后，我成为一名社会学的研究生，我才意识到，我绝非在此问题上唯一懵懂无知的人。那些我当时正在急切阅读、分析并且学习的社会科学家们，他们也忽略了贫困青年学生群体内的上述区别，更谈不上分析这种区别在大学里的表现形式，并进一步追问造成如此区别的根源了。

因此，我立志着手为这幅拼图补上其所缺失的一块——虽然总是被忽视，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选择了一所声名显赫的本科学校，在校园里生活了两年，进行参与式观察，在书中，我把这所学校称为“英杰大学”（Renowned University，关于我的数据和方法的详细讨论，包括我对化名的使用，请参见本书附录）。有些读者或许会存疑，既然我想要研究不平等，为什么我却选择去考察一所精英大学的生活。然而，不平等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总是限于研究穷地方的穷人。如此设计研究，就预设了一个命题，也即那些限制穷人发展并削减其福利的不平等全都发生在穷人扎堆的场所。现实情况却是，虽然我们的社区可能是相互隔离的，但我们的命运却始终相互交织。在英杰大学这样的文理学院和大学里所发生的事儿，就可以让我们见微知著。正因此，我们务必理解穷学生的经验，既然精英院校正在努力招录更为多元的学生，那么我们也务必考察它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这些日益多样的学生群体的到来。

初到英杰大学的几周，当我正要开始自己的研究时，我遇见了两个学生，派翠丝和艾丽斯，她俩都是来自纽约市的拉丁裔学生。我们在一起聊天，并开始彼此熟悉。当她们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发现这两位姑娘有着相仿的人生起点，但她们升入英杰大学却沿着不同的道路。她俩都出身贫寒，但其中一位上过预科中学，另一位则没有。

派翠丝和艾丽斯都自强不息，意志坚定，被英杰大学录取，实现了她们的学业梦想。这俩姑娘个子都不高，梳着卷发，金棕色的皮肤，就像刚被阳光亲吻过一般。然而，她俩的相似之处并非只停留在外表。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派翠丝和艾丽斯也可谓是一对双生儿。在自己家里，在所在的街区，在就读的学校，她们都曾目睹并经历过好些相同的事儿。她们走过同一片街区。她们在同一家酒铺买过东西。偶尔地，她们甚至曾在同一座教堂做礼拜。

“我们曾去过同一座教堂。派翠丝的妈妈就住在我外婆家的附近。”艾丽斯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兴奋地对我说。对于这两位姑娘来说，通往大学的道路没有任何坦途。她俩的母亲都是生活在纽约的新移民，揣着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但移民者的梦想却迅速蜕变为一场美国噩梦。受限于语言能力的障碍，再加上无法从孩子父亲那里获得生活上的支持，两位母亲都各打了两份工，直至因长时间劳作所引发的健康问题让她们不得不放弃。

派翠丝和艾丽斯能长大成人，离不开政府的救济，但被各处居所驱逐以及不间断的搬家却让不确定性成为生活的常态。不仅如此，她们每一次的迁徙也并非总能找到好点儿的街区。“我们能有钱买电，可不是因为什么计划，而是因为有政府补贴。那里每个人都是穷人。”在谈到她家现在的街区时，艾丽斯这样说道。当外来者用“贫民窟”或者“废弃地”来形容自家的社区时，她俩都会感到一阵难堪，但即便如此，她们也都明白，家再破落也是自己的港湾。从她们曾经历的挣扎中，这两位姑娘发现了生活的美，即便她俩都知道在街区的马路上溜达也不安全，哪怕是在光天化日。派翠丝显得尤其矛盾；在我看来，每当讨论家的问题时，她都会不停摆弄上衣袖口，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那里有很多拉丁风格的文化；我喜欢那种氛围。人们互相认识。风格有些随性而至。”但在上述一番开场后，派翠丝没有喘息，立刻指出，“我不喜欢暴力；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里总有很多的暴力。太多的枪击。就在这个夏天，我还目击过一次枪击事件”。艾丽斯也曾见过太多朋友不幸成为街头暴力的牺牲品，于是她会追问，为什么她实现了大学梦，但她在街区内的伙伴却没有这个运气。艾丽斯告诉我，“约翰，约翰曾经那么聪明；他以前功课很好，但现在却进出监狱如同家常便饭”。说到这里，她张开手，猛拍了一下大腿，接着就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逃出生天了？为什么我有这个运气，但伙伴们却没有呢？这真悲哀。”

从小学到初中，校园并没有为她们提供避难所，从未把街区的苦难拒之于校门之外。艾丽斯越说脸色越沉，她告诉我，有一个小男孩，就住在三个街道之外，曾带着一把枪去了学校，不小心射中了她弟弟小学里的一群孩子。艾丽斯解释道，那个学生带枪去学校的理由很简单：有了枪，他才能感到所需的安全。派翠丝则谈到，打架斗殴从不间断，结果就是学生流血受伤，老师担惊受怕，学校则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言及此，她神情黯然。

初中毕业后，派翠丝和艾丽斯的求学道路就有了分岔。俩姑娘都申请了“为预科做预备”（Prep for Prep）的项目，这是一项以纽约市为基地的项目，如申请得到通过，则低收入、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就被送往寄宿、私立或预科高中。这个项目的意图非常明确：改造美国的未来领导阶层的人才储备。结果是，派翠丝被录取了，艾丽斯则落在候补名单上。

最终，艾丽斯没能拿到名额，于是只能读她家附近的公立高中，在初中时所遭遇的人和事如影随形。95%的同学是黑人和拉丁裔；穷学生的比例也大致如此。退学学生的比例高达约40%。艾丽斯所在高中，是一所经费短缺、资源匮乏、教师不足、表现糟糕的中学。学生对老师失礼，是这里的惯常操作。学生和老师之间所建立的是对抗关系，而极少见合作关系，也因此，艾丽斯对多数老师都敬而远之，只同一两位老师保持联系。虽然和老师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要建立充分的信任，把他们引为人生导师，没有数年的工夫是不大可能的。人身和财产遭遇威胁，也是司空见惯。

“老师们不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课堂。这边正上着课，那边就打起来了，有人以点燃垃圾箱为乐，有人在校园里吸大麻，有人逃学旷课，”艾丽斯黯然地说，“年级越高，对上面这些事也就越习以为常。”艾丽斯承认，她也并不是无辜的学生，也曾同好朋友一起翘过课，也并非总是尊重老师。即便如此，艾丽斯是个学习的好苗子，天生就有强烈的求知欲，她有罕见的天赋，总是可以通过写作来自如地表达自己，故而虽然也曾逃学，但她还是能维持高分的成绩。

直到高二那年即将结束时，艾丽斯下定决心，要集中精力，一定要毕业并读大学。但学校缺少资源，甚至连基本的运转经费都无法保证，上进的学生在这种环境下障碍重重。艾丽斯还记得当时的困难，为了使用科学实验室，她不得不跑去别的学校，因为她的中学没有适用的实验设备。最初申请英杰大学，她基本就是一时心血来潮。当她收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时，各种情绪一时间激荡心头：高兴、惊讶、恐惧，五味杂陈。她的高中同学经常毕不了业，更别提读大学了；而即便读大学存在于某些学生的规划中，英杰大学这种学校也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而在另一边，派翠丝成为“为预科做预备”项目的一员。此后，她通过了要求严苛的学业新生营，这为期14个月的训练是一项先决条件，要让城区初中的孩子做好准备，要达到私立高中对学生学业的期待。最终，派翠丝离开了纽约市，告别了她此前的生活——那由10个街区构成的半径人生——去往三个州以外的一所寄宿中学。她的新学校坐落在连绵三百英亩的草坪和旷野之上，精致修剪的绿地上遍布着红砖建筑。“我妈妈从来不用为我付学费：我拿到了全额的奖学金，还包括购置教材和往返家校之间的费用。”派翠丝解释道。

富人捐出了“一粒米”，就搬去了派翠丝所背负的一座山，为她支付的50,000美元的学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仅包括了假期的滑雪旅行和欧洲交换项目，还有医疗保险和冬装购置的开销。她刚踏入的寄宿中学，以白人富家子弟为主，热衷于宣讲其总额在2亿美元的捐款。近四分之三的教员拥有学士以上的高级学位，师生比维持在“1∶6”。派翠丝说着，脸上洋溢着喜悦， “我高中的人数规模，甚至比现在我这里参加的某些讲座还要小”。“这里”指的是英杰，也因此，派翠丝可以“同那里的老师保持密切交流；不论你的教练是谁，你的俱乐部队友是谁，你的社团组织里有谁，你的班级同学和寝室舍友又是谁，我们都有太多的交集”。

事实上，关于寄宿中学的经历，派翠丝最甜美的一个记忆要数她曾获得经费支持，开展她个人的独立研究项目。头发对有色人种的女性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意涵，这是派翠丝所选择的研究题目。讲起来难免一丝苦笑，她告诉我，之所以对这个研究发生兴趣，可以追溯至一些白人同学无知甚或略带种族色彩的问题， “黑头发”如何保持清洁。然而，面对诸如此类的评论，派翠丝一笑而过，她还表达了对指导老师的感激，正是他们对她探索这个项目的鼓励，激起她对身份和文化研究的最初兴趣。当意想不到的困难袭来时，学校甚至伸出援手，解决了她家里的生活难题。“我们总是要挣扎着过日子；我们从学校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派翠丝说道， “在我爷爷去世时，学院寄来一张支票，帮助支付了丧葬费。”

高三到来时，她的寄宿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了另外两项优厚的待遇，派翠丝从中获益良多。其一，当时，她不仅有“为预科做预备”项目所委派的辅导老师，指引她如何申请大学，寄宿学校也配有专门的辅导员，派翠丝同这位老师合作愉快，整个申请流程也都得益于老师的指导——在这所中学，每位辅导老师所负责的还不到15个学生。（2014年，这种指引大学申请的辅导老师，在全国范围，平均每人要指导500个学生，而在艾丽斯所上的那种本地公立高中，人数还几乎要翻倍。）其二，派翠丝的寄宿中学常年为英杰大学以及其他精英院校输送学生，鉴于这种悠久的交流传统，英杰大学来到派翠丝的校园，面试这里的学生。换言之，是英杰大学过来招收了她，而不是她前去叩击英杰大学的大门。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在从前邻里的教堂中，艾丽斯和派翠丝从未谋面。她们相遇在大学。在艾丽斯口中，英杰大学是她此前故土生活的“另一极”，她担心自己能否融入。“我拿不准，我是否能活出自我，同时又能一如既往地交到朋友。”在学期的最初几周，艾丽斯都在打退堂鼓，她畏惧大学的生活，缩在自己的小世界。有一天，她在宿舍房间里感到透不过气，于是她走出屋子，想在校园里逛一逛。几乎同一时间，自新生方庭另一边的另一间宿舍里，派翠丝也走出房间，在白人学生的海洋中顶着一张棕色的面孔。就这样，她们在路上不期而遇。于是，她们开始聊天。很快，她们发现了彼此与共的过往。最终，她们谈到了各自不同的求学轨迹。

打开心扉后，艾丽斯和派翠丝都意识到，虽然她们求学于同一所大学，但两人的感受却截然不同。艾丽斯情绪低落，找不准她在英杰大学的位置，同时她也留意到，派翠丝以及那些此前读过寄宿学校的同学们，“当下的大学生活于她们而言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她们曾经经历过，也走过来了，曾经想象过，也思考过，她们懂得如何用这套体制，或者使它为我所用”。她也曾袒露心迹：

我的有些朋友从前读的是预科学校——因为她们的高中在规模上要小很多——她们就和白人成为朋友。对于她们来说，进入大学生活，就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再一次找到自我。但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我不清楚……从预科学校来到这里，较之于从我的高中来到这里，要容易很多……预科学校改变了派翠丝，事情往好的方向在变化，而且她真的改变了。

虽然艾丽斯也承认， “即便如此，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融入大学都要经历一种挣扎”，但她最清楚自己身处的劣势。每样东西都是新的，对于艾丽斯来说尤其要命，每样东西她都不熟悉。在艾丽斯眼中，穷学生若是有过预科学校的经历，英杰大学是如同高中的一段延长线。如她所见，这部分同学已经为英杰的生活做好了准备。但她却手足无措。

派翠丝也曾思考过，为何她和艾丽斯的感受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在我们许多次的交流中，她察觉到，自己早已懂得如何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切换，特别是如何在一个有钱的、白人的地盘上争取承认。与此同时，她心头也感到阵阵的刺痛，在那个她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现在自己却成了一位访客：

每次回忆起我在布鲁克林的生活，我就会联想到痛苦和磨难。后来我升入寄宿中学，我真心感激那里的一切，因为那儿的人真的很好。我获得了我需要的一切，有些东西，我此前想都不敢想……与艾丽斯聊天，也包括那些不曾读过寄宿中学的孩子，她们来自哈莱姆区、布朗克斯区，她们现在大学所经历的事，就是我在高中时的经历：“该死！没人是我这样的头发。没有人是这样的。”我的高中就是白人的；我很早就明白这些。艾丽斯现在之所以走不过去，是她当年没机会离开自己的社区。

派翠丝已经完成了她的转变，远早于她进入大学这一刻。早在13岁那年，她就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新世界，那地方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感觉中，以及运转方式，都像是一所大学。她将这些生活经验打包带到英杰，同时也敏锐地洞察到，在那些与她相似出身的学生中间，她的经验远非普遍性的。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究竟是哪些学生，他们在学术生活的社交场合能游刃有余，从容应对他们的同学和教授，又是哪些同学感到举步维艰，格格不入？为了解答这一疑惑，我开始在学术文献中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但大多数情形却是空手而归。现有的研究既没有反映我十多年前在阿默斯特的经历，也无法理解艾丽斯、派翠丝以及我在英杰大学所结识的每位学生的生活。

在关注读大学的寒门子弟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从不承认派翠丝这样的学生。在社会科学家的眼中，焦点在于家庭如何塑造学生的求学轨迹，故而，他们会根据本科生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水平，评估这些学生。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它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虽未必言明但却受到推崇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为什么父母是中产或上层阶级，他们的孩子就会被认为在进入大学后更有优势？原因在于，这些孩子在家里学到的规范，也正是那些主导校园生活的规范——比方说握手时要用力并直视对方的眼睛，认为找成年师长答疑解惑是学生的权利，积极主动地同权威人物建立关系，等等。

相形之下，人们认为，孩子若出身于低收入家庭，那么在贫穷以及各种常见社会问题的折磨下，他们内心满是伤痕，对已经到来的大学生活缺乏社交和学业上的充分准备。根据这种叙事，穷孩子出现在大学校园里，但却不懂得大学的新规范和习惯，于是他们努力挣扎，调整自己，拼命适应新环境。在那些就读于精英院校的学生身上，这种挣扎表现得尤其尖锐。

例如，社会学家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和劳拉·汉密尔顿就主张，“学生若来自同大学相似的阶级背景，也就具有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同时也有亲历的生活经验，这些因素相加，就能塑造这类学生对学校的适应，并规划出他们可以轻易追求的求学方向”。许多院校的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就基于这一研究来进行决策，故而通常对低收入学生采用一刀切的政策，也因此，他们出于一片好意，但却不加区别地创设了一个“困难学生”群体，为他们定制方案。但问题是，如我在阿默斯特的第一天就觉察的，故事要远比上述叙事复杂得多。

求学于精英院校，穷学生却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正是为了充分理解他们的生活所展示的复杂性，我在2013年开启了这个研究项目——近距离观察英杰大学的本科生生活，最终写成了这本书。构成这项研究之核心的，是同英杰学生的交流，内容既包括他们与同学、教授以及其他管理者交往的日常经历，还涉及管理大学生活的各项政策。

在英杰大学，我正式采访了76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穷学生，包括黑人、拉丁裔和白人。在这76名学生中，21人符合我界定的寒门幸运儿类型，而55人则属于双重贫困生的类型。为了更完整地比较，将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的经验与富家子弟进行对比，我还采访了英杰大学的27名黑人学生，他们来自中产和上层阶级的家庭。这些出身于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虽然来自一个未被充分代表的种族群体，但按照现有的叙事，还是可以预期他们得益于自己的阶级背景，因而能成功地适应大学生活，无论是在社交意义上，还是学业意义上。

不仅是与学生进行正式、深入的访谈，我还花了两年时间，对英杰大学的校园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我参与了一系列活动，从参加学生社团的会议，到在学生食堂就餐，再到就大学校园的社会阶级这个问题主持公开讨论，最终，我要找到一种感觉，要能体会到这些学生是如何看待学校的，并且如何理解自身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也不仅是正式访谈，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整整两年间，我的聊天对象还包括背景各异的许多学生，同时还有英杰的院长、导师、教授和其他职员。（关于我是如何开展这项研究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本书附录。）

我向来承认，在大学经历中，学生的种族和性别也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只要我在英杰所访谈的学生提到这些因素，在陈述他们的案例时，我也会强调种族和性别因素。但是，阶级构成了这一研究的关注所在。现实情况经常是，在大学的各种社群内，他们热衷于就性别和种族议题进行激烈对话，但却对社会阶级关注不够，在此意义上，本书也是一次尝试，希望弥补这一缺憾。

在本书中，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向读者介绍“寒门幸运儿”——一群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忽视的学生，并且把他们和双重贫困生的经验进行比较。寒门幸运儿尝过贫困线之下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但也见识过来自财富金字塔顶尖1%的同学如何学习，怎样生活。双重贫困生所经历过的，却只有前者。

长期以来，我们都忽视了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的差异人生，这当然是一种错误，假如我们任由这种错误的盲区继续存在，我们就无法打开视野，难以充分理解贫穷和不平等是如何塑造当今本科生的大学生活的。

在双重贫困生和寒门幸运儿两个类型之间做比较，我们就能得出新的发现，青春期晚期和家庭以外的经验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经验可以决定学生在不同文化世界之间穿梭的能力。具体地说，在塑造学生的文化能力方面，高中经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文化能力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判断着学业的成功与否，还能塑造学生追求学业成功的策略。如果我们假设寒门的故事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会反过来伤害寒门子弟这个群体。

《寒门子弟上大学》英文原版

进而，以这两类学生的视角来探讨校园生活，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有利位置，由此考察大学政策是如何加剧学生之间的阶级差异的，其运转方式又是如何经常同种族主义以及种族排斥的历史问题关联在一起。为什么有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如鱼得水，但另一些却失落彷徨，检视当前关于这类问题的理论对话，通常围绕着哪些学生握有社会和文化资源的问题——这群学生手里的资源，也就是寒门幸运儿在进入精英高中时所能见识到的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象征性的资源纵然重要，一个学生在大学能否成功，却不是由这些文化资源一手决定的。

我们还都知道，学生并非在真空中学习和生活。他们能有何种经历，还要受制于他们能否取得物质性的资源，说俗点，就是有钱还是没钱。虽然官方总在宣讲美好的理想，但要成为“大学共和国”内的完全公民，金钱仍是必要的条件。在此背景下，每一位学生带到大学的文化技能，同他们家里有多少钱这个残酷的现实，经常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研究两种资源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冲突方式，因此是至关重要的。一手关注文化资本，同时另一手考察金钱的因素，就能揭示穷学生大学生活的复杂。在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之间进行对比，就使得上述的探讨成为可能。

然而，仅仅被录取还是不够的，不足以让所有同学都融入，也难以形成社会流动。从我将要讲述的学生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学政策正在以许多方式让寒门子弟陷入困境。对比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的经验，两类学生最鲜明的差异在于他们对精英空间的体制认知和熟悉程度，前者和后者可谓天差地别，而其间的差异，不仅影响着学生的生活，也形塑了他们探索校园的策略。双重贫困生步履维艰，面对着在精英院校内主导学生生活的规范——比如说如何联络教授以预约答疑时间，他们一时间感到压力重重，无法充分融入；而对于寒门幸运儿来说，这是他们在高中时就学会的技能。

读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可以发现，在与同学或教授相处时，寒门幸运儿掌握的文化资本让他们可以应对自如。然而，当钱的因素成为问题时，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能看到的，两个群体的学生都承受着经济资源匮乏的负累。某些学校政策，比如在春假期间关闭食堂，对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就会造成同样的伤害，此类政策加剧了阶级差异，让穷学生深深地感到挫败。当大学的官方政策把穷学生推向边缘时，就发生了我所说的结构性排斥（structural exclusion），到了这时，穷学生无论有多高的文化见识，也会撞上一堵更高的墙，任由掌握多少文化资本也无法让他们逾越。作为大学教授和管理者，有必要全面理解不平等是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实现再生产的，同时要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欢迎并支持所有学生，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并解释上述因素对本科生生活经验的影响。

说起当下的精英大学，总有一大堆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的做法：它们投放大量资源，向寒门子弟打开录取之门，让这些穷学生有机会步入学术的圣殿，但问题在于，当学生进入校园，校方所坚持的政策不仅是敲打这些穷学生，在他们身上贴上卑微出身的标签，有时甚至会“显耀”穷学生的身份。如要打破学生中间的阶级界线，雇佣穷学生，让他们为富家子弟清理宿舍的厕所，可不是什么好办法。

要理解寒门子弟在精英大学的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倾听，听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诉说。当我在英杰大学做研究时，我认识的学生对我发出邀请，敞开了他们的心扉。他们向我分享了各自的故事，以此为基础，我开始处理关于公平和平等的大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现在，这些学生已经进了英杰大学这样的名校；他们还非要抱怨些什么呢？”

但必须指出，本书所讲故事的主角，可不是一些被宠坏的孩子，好像他们总在牢骚，吐槽自己没能获得所有想要的东西。恰恰相反：这些学生所得的少之又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凭借努力打开了英杰大学的大门，进入了全世界录取竞争最激烈的一所大学，只不过在他们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的路上，眼下却遭遇更多的障碍。无论是寒门幸运儿，还是双重贫困生，穷学生的经历都在提醒着我们，录取并不代表融入。听到这些学生说出的话，我们有责任给出回应。我们应该鼓励大学创造出更有包容性的社群，敦促政府直面并处理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也即发生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的不平等。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基于英杰学生的现身说法，然而本书所代言的，还包括那些没机会讲出他们故事的学生，还有更不幸的、被别人把故事讲错的学生。我的研究修正了主流的叙事，在此基础上也反思了此前太过简化的观念——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理解，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个穷学生是什么滋味。对于美国的大学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本书向他们发出挑战，他们要做到更好，才能真正服务下一代的学生；而对于那些克服重重障碍、走进大学校园的寒门子弟来说，本书则是他们奋斗的有力证明。

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转载：《寒门子弟上大学》序言。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