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秒左右时长、由四五条语音构成的“方阵”正在诉说李孝真这位留守少年的痛苦。在他初一的时候，随着公益项目前往云南文山支教的单思宇和他结识。在单思宇的语文课上，李孝真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单思宇对于乡村学生的想象：一双清澈的眼睛始终追踪着老师，回答问题时会紧张地捏住衣角，有时在走廊上碰面了，则害羞地一笑然后快速跑开。但是在微信消息里，李孝真释放出的痛苦情绪，往往“倾轧”在生活之上。“思宇哥，我爸今天又骂我了”，语音里李孝真的声音一扫过往的腼腆、带着起伏的情绪诉苦，“他们根本不知道平时的我什么样子，就知道指责我。”单思宇自述每每此刻都会不由得叹气，“李孝真和父母之间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但情感上的鸿沟好像一整条马里亚纳。”在他间续超过三年的支教生涯中，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根据南方周末发布的《中国乡村教育观察报告（2020-2021学年）》调研数据显示，留守儿童占所有受调研学校在校生的比例超过47%，个别学校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91%。更多乡村儿童、乡村老师和乡村学校正在面临这一复杂情况，至于其中症结，往往要在孩子本身的关切中找寻答案。
▲ 图片来自支教主题微电影《大人请回答》“我觉得这些孩子们最需要的是陪伴，”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上营小学的方老师感叹道，“父母这一方面的陪伴太少了，像我们一个年级里19个学生，父母在家的也就一两个。”“在贵州一县城的健康快车义诊中，一个四岁的孩子牵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去看牙。”上述报告中提到志愿者邓多分享过的一个画面。
在邓多看来，“家庭在教育当中扮演着公认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乡村教育中，家庭极其脆弱。父母都要外出务工，是孩子在管更小的孩子。”“如果可以改变的话，我不想看孩子了，累得要死。”阿甘牛牛在镜头前说出了自己小小的愿望，话语间隙透露着无奈。“牛牛”，在彝族语境里指家里最小的孩子。说出这个愿望的时候，阿甘牛牛11岁，他口中的孩子是家里真正的“牛牛”——他3岁的妹妹，阿枝牛牛。阿甘牛牛说，他每天要给妹妹刷牙洗脸，带她出去玩，回家放电视。以后想要从事什么职业？当被问到这个问题，阿甘牛牛坦然回答：“我的爱好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长大以后做什么。”相比之下，吉伙子聪则明确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美食家。“吃遍了天下所有的美食，看遍了所有的风景，这样的人生，我觉得不白来人间一趟。”“但是，”话锋一转，吉伙子聪的目光有些涣散地飘远，“更现实一点考虑的话，我将来应该会成为一名老师。”现实是什么？他早在10岁时就确定了答案。那一年，吉伙子聪和爷爷一起出去打工，他发现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放牛占据，他意识到：“人的生活是不同的，我们这种干活是要干一辈子的。”在乡村，每个孩子都要直面自己未来的命运。而在当下，数量可观的乡村孩子都要正视早已扑面而来的孤独、不解、封闭与痛苦。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早出现的词语。虽然阿甘牛牛从来没说过，但他最大的愿望一定是在村口的土坡上实现：想要看到进村的巴士上，走下一张朝思夜想的脸。那张黝黑的脸永远都带着疲惫的神情，看到阿甘牛牛的时候，疲惫则会被严肃扫去，眉头一锁，嘴巴就跟着动了起来：“你怎么还不去写作业？就知道玩。”虽然每次的表情和话语都没什么变化，但阿甘牛牛还是忍不住想亲眼看一看这张脸。“每天只有爷爷奶奶陪着我，他们耳朵不好，我和他们说话都用吼的，吼多了我觉得累。”那张脸虽然严肃，却总能陪着阿甘牛牛说很多话，“他每次回来都给我讲故事的，城里发生的事、工厂的事，每个都好有意思”在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管成云笔下，乡村留守儿童的孤独被具象化为乡镇网吧里的喧嚣。他发现，中青年大规模外出打工，不仅让整个乡村的“人气”愈发萧条，也让留守儿童把家视为“无聊与孤独”的代名词，于是留守儿童将网吧视作归属地，在那里玩游戏和交友，填补精神的空白。沉溺于虚拟世界的结果，是留守儿童与现实中的父母、亲友和老师愈发疏离。更令人痛惜的是，部分留守儿童因为热衷于在网吧游乐而选择退学，最后只能走上和父母一样外出打工的老路。“他们不理解我，还总是误会我”，在跟单思宇的交流中，李孝真表现出从未在父母面前展现的成熟。“我想让他们回家，看看我真的挺乖的，他们就是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长期分离后的团聚，总是不能如想象般温馨。父母希望孩子能更成熟，更体谅他们外出打工的辛苦；孩子则期盼和父母诉说无法排遣的孤独，希望父母能理解他们独自一人摸索着前进时的迷茫。但是冲突总在此时爆发。每次成绩不佳时，父母只是一味地斥责李孝真不努力、不懂事，却从不问他有什么困扰和需要。“我努力了，但有时候不开心的感觉就忍不住冒出来，赶不走。”李孝真很沮丧地说。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是多数中国家庭的选择，对于相对困难的农村家庭而言，这种选择会直接与“改变命运”的“神话”相连，更压得孩子喘不过气。在《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的困境与突破》一文中，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李晓伟提出：“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坚如壁垒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打破，经济体制的转轨又将缺乏竞争力的农村家庭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人发展受限的农民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子女教育。”“家长无力改变自己受苦的命运，他们当初流动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打工改家庭的生活环境，好好培养孩子……而乡村网吧也正逢此时趁虚而入……心智未成熟的留守儿童被过早地卷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尤其是网络游戏之中，使他们无心学习而早早外出打工了，重复着他们父母的足迹。”在《农村网吧的孩子们——基于湖北藕镇留守儿童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交往的民族志调查》一文中，管成云将上述段落写在第八章，并将标题定为：“梦的破灭：父母的痛苦与忧伤”。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商凝瑶，曾见过更加血淋淋的现实。一位正在就读初中的女孩，手臂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刀片的划痕，“她每次给我发微信，第一句都是，‘姐姐，我不开心’。”而解决不开心的方法，就是用小刀在手臂上划一道。在这些显见的伤口背后，孤独，才是乡村留守儿童真正不可触碰的创伤。他们无法阻止父母的离去，而网络的入侵又让他们更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更难接受闭塞与落后的现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陪伴已经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共识性方案。不过不容乐观的是，在地教育环境很难提供足够的“陪伴”。从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观察案例的微观视角，去解析乡村教育时，我们发现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仅靠在地基础教育支撑框架不足以拯救互联网浪潮中几近倾覆的乡村儿童引导体系。换言之，许多乡村地区的父母会将对于孩子的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而忽视了家庭教育和陪伴的责任。对于多数农村学校而言，仅仅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就已经让老师们身心俱疲。任教于湖南娄底某乡私立幼儿园的教师戚梦琪，不仅要管束活泼的孩子们，还需要监管教室和厕所的清扫、班级清洁区的卫生以及每周五需要负责全校所有的碗筷清洗工作。“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保姆。”她苦笑道。在《中国乡村教育观察报告》中，有很多乡村学前教师或乡村集中寄宿制学校教师的画像。其中多数行为习惯特征构成包括“妈妈式养育”——不同的是，一位妈妈的天职或许是照顾几个孩子，而乡村学校部分老师需要以“妈妈”的身份照顾至少五十个孩子。
方老师的学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尝试引入包括来自公益机构、互联网公司在内的各方支教资源。这些“外来者”的“陪伴”职能在实践中被不断被明确，并在支教老师们离开乡村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又到每年固定回支教学校的时间，这一次陈钰琪犹豫了。她说自己不是不想回去看学生，而是觉得无法面对学生。虽然只有一年的支教经历，但喜欢小孩和爱玩的天性，让陈钰琪迅速和班级里所有孩子成了朋友，也让她在离开时更难割舍下孩子们。“走的那天真哭得停不下来，”孩子们也哭，但他们比陈钰琪更平静，“不是没感情，是他们习惯了，他们每年都要送老师走的。”为了能安慰孩子们，她每年都会留出固定的时间回学校看看，“但你越去越觉得无能为力，你总是要走的，他们一直留在那，你除了听他们说话好像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流动，是乡村支教老师的无奈，也可以说是整个乡村教育体系的困境。从事数字化支教项目运营的严霁玥谈及，她和同事曾根据一些调研报告做过一个粗略的推算，一位支教老师前往中西部地区支教一年，要付出的成本达到八、九万元。这个投入的成本不低，尤其对于要放下城市发展机会只身前往乡村的青年支教老师，投入与回报难成正比。“门槛在于时间是否冲突、地点合不合适，还有要放弃自己现有的东西和未来的选择等等，迈出这一步很困难。”严霁玥说。尽管当前我国公益业界对于支教这一领域的探索已经非常深入，例如美丽中国等等，但支教行动本身便具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例如：支教老师不稳定、教学质量与师资水平良莠不齐、不稳定质量供给与持续性需求之间的矛盾、课程与教师水土不服等等。这些综合因素限制了支教老师这一外来突破性因素的稳定供给，同父母陪伴的缺失、青春期的困惑一道，共同组成了乡村留守儿童生活中的漩涡，也让这些陪伴的快乐都成了琐碎的片段。作为深度参与西部计划的支教项目，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方法是建立从招募与选拔，到培育与支持，再到实际落地的支教体系，并将目光瞄准“从毕业生到合格教育者转变”的青年群体，为其“持续提供两年不间断的支持，包括每人配置教师教育发展主管、两月一次的集中培训。”支教中国2.0则探索由两位老师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远程老师由北京的优秀教师担任，负责教研支持和直播授课；现场老师由学校教师担任，负责辅助教学、课后辅导、教学反馈。两位老师相互配合，完成课前备课、课上授课、课后作业、定期测试、教学反馈五大环节，形成完整的教学闭环。近年来，参与公益支教的互联网企业对这种“双师课堂”青睐有加，严霁玥负责的腾讯SSV数字支教项目也采用了这一模式，例如，在普通话课程项目试点的三所小学中，在线上由数字支教招募的志愿者，以北师大专家团队与数字支教志愿者共创研发的普通话课程为基础，进行线上授课和作业批改及答疑纠音；线下则有数字支教合作机构“杉树公益”的志愿者进行线下陪伴。更进一步的是，严霁玥和她的同事们希望以更具平台性的视角，运用腾讯作为互联网公司的技术能力，与行业共创，提供更多支教服务，并将行动落地在名为“企鹅支教”的小程序中。
当技术推动支教的陪伴向更长时间延展之后，关于支教内容的思考更具可持续价值。“教育要立足于人的终身发展”，严霁玥表示。据严霁玥团队介绍，腾讯SSV数字支教项目的角色更多是为国家的教育普惠提供补充和技术支持，以及帮助更多在地老师、学校和专业的支教组织能更好地数字化、规模化、扩充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更可持续地发展。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数字支教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数英课程，而是要把美育、德育等素养教育内容带到乡村。从支教老师层面，项目鼓励支教者发现孩子们的专长或爱好，推动素养教育自然发生。作为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宝华镇唯一一个会国际象棋的小孩，李军万经常同支教老师沟通国际象棋的相关信息。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保证这样的素养教育规范且持续，“企鹅支教”小程序为此设置了“体育健康”“人文艺术”“职业启蒙”等通识教育的课程，每一门课程又针对不同的适用年级，搭配详细的教学视频。同时，也为乡村教师开设了“教师研修”板块，帮助老师们提升个人教学能力。这些视频不是PPT的无效展示，或者某名校的课程片段，而是各个领域的“大牛”为孩子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著名钢琴家郎朗为孩子们录制了“郎朗三分钟音乐故事”，通过演奏示范、讲述背景的方式，展示音乐的魅力。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中国文物学学会会长单霁翔等人，也都参与录制了“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把艰深的专业知识变成了符合孩子们需要的课程内容。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的张晓鹏便是支教课程的共创者。2016年春节，张晓鹏一行前往云南保山施甸县，“我发现现在偏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有网，孩子甭管拿着手机还是什么的，他可以随时上网。”张晓鹏说道，“有网络说明我们可以接触外面的世界，但是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选择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特糟糕的节目。”对于每天都要思考何为“美”的张晓鹏，格外担忧这些画面粗糙、质量低劣的节目会影响孩子们的审美，“作为成年人，不管你从事任何一个领域，审美都是特重要的，他直接决定你这个人的行为和你的一些选择。”为此，张晓鹏在通过成为支教老师之前的一系列考核后，开始为远在广东、江西、甘肃等地的孩子们上课。他让孩子们观察天空的颜色，引导他们注意身边环境的变化，“哪怕只给他们20分钟，这20分钟他们仔细地去看每一个线条，怎么下笔的时候，这个意义就已经够了。”方老师也发现，那些更成体系、更正规的课程，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了真正的改变。“那些老师能从小孩子们感兴趣的点去教，他们也是挺接受的，上课的时候也很认真，也可以看到他们使用电脑画出来的东西。还挺有成果的。”对于长期从事并关注教育行业的严霁玥来说，在腾讯关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的公司战略下，腾讯去做数字支教的角色有自己独特的定位：“我们从来都没有想成为一个最大的支教机构，也不是一个支教机构。但是我们愿意把腾讯的技术和平台能力开放给专业的合作伙伴。但凡你想做，你愿意做，我们希望能够助力你成为更大更有影响力的公益支教平台。”据了解，目前腾讯SSV数字支教的业务在启动短短一年多之后，已经联合众多合作伙伴，将优质的支教服务落地到了1000所乡村小学。就像一列路途漫长的列车，无论沿途的情况如何，都有越来越多的“同行者”相伴前往“社会发展可持续”的目的地。如今，“可持续列车”第二站短暂停靠在2023年的儿童节，一条支教主题的故事片，讲述阿牛的故事。这是乡村支教在数字时代的一个缩影。如今，越来越多的支教项目拥抱互联网，在捐赠、招募、管理等各个层面开启数字化进程。在更多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帮助下，可持续的优质教育与可持续的陪伴也将逐渐成为乡村支教行动 “更好的选择”。对于李孝真来说，手机里虽然还有父母的不理解，但也多了一位远方“哥哥”的云上陪伴。不久之后，这些“精灵”也带回了阿甘牛牛的支教老师。在屏幕上，他们彼此互动，阿甘牛牛用憨笑释放想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