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看到最可怕的产业：在这乱买二手房，可能会没命的 | 我在非洲当医生07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有一个援助非洲的医生朋友，他说了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在这里，我可以治病，但不能治命。”

他所在的国家布隆迪，面积很小，相当于两个半大的北京。土地价格对于本地人来说很昂贵，盖房子要经过批准，有时候花钱都不一定行，得找关系。

所以，房子对本地人来说很珍贵，也很要命。

有人会半夜溜进家里，把屋主杀死，就埋在家门口。直到半年后才被人发现。

更奇怪的是本地人甚至默认这种事会发生。

这个医生朋友叫谢无界，他第一次了解这种现象，是因为接诊的一个病人。此人被抢走的不只有房子，甚至还有身份证和姓名。

病人说的话让谢医生震撼——

“他可以打死我，也可以强奸我妹妹，甚至可以做完这一切后再报警，说我是非法入室。”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条新闻，有个女孩高考落榜16年后重新自学报名成人高考，发现档案记录她已经读过大学了。

女孩才知道，当年其实她考上了大学，只是学籍被人冒名顶替了。

顶替她学籍的人上了她的大学，拿了她的毕业证，成为了一名体制内公务员。而女孩自己16年来一直在电子厂、餐厅辗转打工。

当时有条评论我印象特别深：她被顶替的不是一次考试，而是她的人生。

被派到非洲布隆迪当援非医生的时候，我竟然在这里发现了一起十分类似的顶替事件。

这一次，被顶替的不是高考成绩，而是一个人的房子、土地，甚至身份、姓名。

事件的始作俑者买通了整个医院，除了我们这批来援非的医生。而所有中国医生中，只有我发现了这个秘密。

那个男人警告我：“你最好不要管这个闲事。”

那天，我去内科帮一个名叫理查的病人换药。

刚进门我就感觉屋里有点不对劲，我的病人理查竟然坐在床头和护士聊天！

虽然我只见过这病人一次，但我明明记得，他是个挺胆小的人，一见到我就往被窝里钻。而且护士似乎也不太待见他，根本不愿意在旁边守着。

昨天他跟我说过一句法语“谢谢你医生”，说得磕磕巴巴的。但这会他却非常自然地跟我打招呼：“早上好，谢医生！”

这声音也不对！没有鼻音，我昨天给他鼻子里填的止血纱条呢？

我没搭理他，气冲冲地指了指他的口罩：“口罩摘下来，我要看看你的鼻子是不是还在流血。”

理查遮遮掩掩的，摘了一半立马又戴上。但我已经发现他鼻子里的纱条不见了。

我心想应该是他嫌难受取掉了，正要发飙，理查立刻讨好地凑过来：

“谢医生，你来自中国吧？我早就听说中国医生特别负责任，医疗技术特别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只能憋回火，说取掉了就算了，我再检查一下鼻腔，看昨天的出血点好了没有。

理查不肯摘口罩，嬉皮笑脸地说，昨晚就不流血了，已经完全好了。

一晚上就好了？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病人了，还问身边的护士，这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理查吗？

护士捂着嘴笑不停地笑着，连声说是啊是啊，这里只有一个理查啊。

难道他只是昨天生病心情不好？我将信将疑，只能感慨黑人兄弟的康复能力真的惊人。

两周后，骨科的李老师托我帮忙给一个腿部外伤的病人换药，正好，那个病人就是理查。

理查是住院的病人，腿怎么会突然受伤？

我带着困惑到了病房，只见理查的病床上，一个黑人正缩在被子里。

看到我来，他从被窝里露出一双惊恐的眼睛，眼球结膜染黄得很厉害。

他又回到第一次见面那个畏畏缩缩的样子了。

对了，眼球结膜，上次那个自来熟的“理查”眼球没有染黄！

我意识到不对，直接掀开了被子，去捉他的右腿。

这人腿上哪有什么5厘米的伤疤，连块纱布都没有！

我吃了一惊，为免误会，又把左腿也抓过来检查一遍，同样没有伤口。

鼻出血一个晚上有可能愈合，一道五厘米的皮肤裂伤怎么可能自己好了？这根本就是两个人！

我是对黑人有点脸盲，病房里这么多病人和护士，难道都脸盲？

这恐怕是一场买通了整个医院的骗局。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理查”。他法语很差，精神状态也不好，感觉问不出什么。

而且我有种直觉，他可能是被胁迫的。

我不动声色地把他的腿放了回去，假装没事发生。

第二天一早，我连门诊都没去，下车就直奔内科诊区。

本以为会直接抓到他俩换岗，没想到“理查”来得还挺早，已经坐在病床上跟护士谈笑风生。

我走到他们旁边拍拍手提醒，该换药了。

理查伸出了右腿，嘴上还没事人一样絮叨着：“谢医生，昨天不是换过了吗？”

我没有搭理他，伸手将他右侧的裤腿向上提了提，果然看到一块沁着血的纱布。

我一把撕下纱布，理查的笑脸一下绷不住了，猛地咬紧牙关。

我按了按伤口周围的皮肤，理查痛苦地呻吟起来。

没有换药的伤口已经有些感染了，缝线也坏了，我得拆了。理查探头探脑地看我操作时，我突然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谁？”

理查一愣，苦笑了一下：“我真的是理查，我亲爱的中国医生。”

“但如果你非要刨根问底的话，昨天你见到的，是我的朋友奥德彪。”

理查说，奥德彪是他的好朋友，朋友生了很重的病又没有医保，所以他用他的名字和医保，让奥德彪住院救命。

这话我一个字都不信。

就算他朋友奥德彪真是个黑户、是个罪犯，要用他的医保，他让奥德彪自己住院就好了，为什么要每天换岗，增加这么大的风险？

医保诈骗在这里是要坐牢的罪。而且这里的监狱传染病横行，一个健康人进去，一身病出来，几乎等于要人的命。谁会拿这种代价帮人治病？

我懒得听他编瞎话，换完药抬腿要走，理查拉住了我。

他脸上的笑意早已褪去，眼睛瞪得很大，表情严肃：

“谢医生，你并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甚至都不是这个国家的医生，没有任何的利益瓜葛，你举报我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多管闲事。而且……”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走出了病房。

虽然很多人以为我脾气好，但其实，我非常非常讨厌被人欺骗和威胁。

当时，对于他们假住院的真实目的，我心里有一个猜测。

我查过“理查”的用药记录，他申请了大量白蛋白，这种药是非常贵的，拿出去倒卖能挣好大一笔。

根据理查娴熟的法语、整洁的衬衫和他威胁我的那个语气，我怀疑他可能是个军阀，或者军阀二代，才能买通整个医院做这种事。

至于他们两人换岗，可能是因为住院时病人得吃药、注射。药物有副作用，理查怕自己身体受损，就找了一个本身就有病的人来替他挨针。

他自己整天在外面乱逛，所以腿上才会弄了一道伤口，还蹭医疗资源治这种小伤。

而被他抓来的就是那个唯唯诺诺、连法语都不会说的“奥德彪”。

如果我的猜测属实，这样肯定会严重耽误奥德彪的治疗，我感觉良心十分不安。

我用两瓶啤酒请来了一个会本地语言的朋友当翻译，想去和奥德彪聊聊。

当然，还有一种情绪是不想让那个威胁了我的理查为所欲为。

但一到病房我就傻眼了，今天奥德彪没来换班，床上坐着的是风度翩翩的理查。他好像识破了我的计划。

朋友看到是理查，扭头就走。他提醒过我，这个人恐怕不好惹。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理查还瘸着腿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有个护士殷勤地搀扶着他。

我板起脸指了指他的腿：“换药！”

理查乖乖躺下，看我把干干净净的纱布扯开，又换了一块干干净净的。

都快弄完了，他才悄悄跟我说，谢医生，今天不是换药的时间吧。

“如果我猜得没错，你是来找奥德彪的吧。”

我白了他一眼，硬着头皮说，你伤口这么严重，我不放心不行吗。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这伤口更严重些，瘸了最好，免得他到处害人。

我讥讽地问他，那个被你“救了一命”的奥德彪呢？是不是被我发现了，现在不好操作了？

理查苦着脸说，谢医生，你对我们有误会。

他似乎犹豫了一下要从何说起，问了我一个问题：“谢医生，你知道护士为什么疏远奥德彪吗？”

我心想那不是你唆使的吗。

理查叹了口气说，是因为他是个人人唾弃的卖国贼。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确实没有医保、没有身份，只能依靠自己生活。

“谢医生，我知道我说了你也不会信，不如自己去查查资料吧。”

他说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喜欢自己去挖掘真相的人。

我一下还真无法反驳，最后问了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帮”奥德彪呢？

理查说，你可以让奥德彪告诉你这个答案。

他眨了眨眼睛：“其实奥德彪的英语并不差，如果你相信的话。”

虽然明知道可能会上套，我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去打听了一下关于“卖国贼”的消息。

大部分人听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就连酒馆里的醉鬼，也只会偶尔吐出几个字。

没办法，我又找到那个骗了我两瓶啤酒的本地通朋友托马斯，再加了一瓶啤酒。

托马斯问我有没有留意过奥德彪生的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是乙肝。

病历里开的白蛋白确实是给他治疗用的。在这件事上，理查确实没有撒谎。

更重要的是，奥德彪是在监狱里传染的这个病。他服刑的罪名，确实就是“叛国”。他没有医保、没有身份也是真的。

托马斯甚至笑着告诉我：“如果你举报他，还能得到奖励哦。”

我不自觉地抬高了声音：“有奖励就要举报？”

托马斯压低声音吓唬我似的说：“不举报吗？这些卖国贼很危险的，他们会抢走你的土地、屋子，杀死你的孩子，霸占你的妻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房子曾经是他们的，他们的孩子和妻子曾经被我们杀死！”

在托马斯看来，“卖国贼”们之所以会到处作乱、被人人喊打，归根结底是一个原因——房子。

三十年前，和卢旺达大屠杀几乎同时，布隆迪也发生过一起种族屠杀，有许多人因此逃出了布隆迪。这批人就是所谓的“卖国贼”。

大屠杀结束后，有部分人陆续回来，但他们的房子和土地早就被别人占了。

布隆迪国土面积很小，算上荒无人烟的山川雨林，人口密度也跟国内的重庆差不多。土地价格对于本地人来说很昂贵，盖房子要经过批准，有时候花钱都不一定行，得找关系。

所以，房子对谁都很珍贵。

有的占了房子的人就会倒打一耙，举报返乡的流民是卖国贼，说他们从国外回来，和国外的叛党有联系。奥德彪大概就是碰到过这种事。

更严重一点的，还可能会出人命。

托马斯告诉我，他听说过有一家人的房子被别人占了改成粮仓，新主人还雇了保安看守房子，不让原主进来。

最后原主一家三口无处可去，饿死在了粮仓门口。

也有返乡的流民趁夜溜进了自己原来的家里，把占据房子的人杀死，就埋在家门口地里。

房子一夜之间换了主人，竟然没有人发现，直到半年后被害者的亲戚前来拜访，才东窗事发。

这类纷争太多了，大家觉得，都是流民回来了才有这些事。是因为流民品行恶劣，都是亡命之徒，坑蒙拐骗。

说到这里，托马斯的眼睛竟然有点湿润了：“谁会这么说？可能是你这样的人，也可能是我这样的人，总之所有人都在这么说。”

怎么会闹成这样？我有点说不出话来。

那么奥德彪呢？他的家在哪里？为什么都坐过牢了，他还要留在这里？

理查为什么要帮他看病？如果理查是真心帮他，又为什么要把这个要命的秘密告诉我？

病房外鸟语花香，而我面前的奥德彪仍然蜷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治疗、没有操作，主动来到了患者身边。

但不管我用多和缓的语气打招呼，奥德彪就是装听不懂一样，用着警惕的眼神看着我，一言不发。

没办法了，我只能直接开口道：“奥德彪，你是一个‘返乡者’对吗？”

奥德彪嗖地从被子里钻出来，看看我的身后，确认没有不熟悉的人，他才把嘴巴露出被子小声问：“是谁告诉你的？”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只说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帮助你。

奥德彪打量了我一下，冷冰冰地说：“我在周边国家流亡时，见过不少中国人，有医生、工程师、游客，也受过你们不少的帮助，但我并不觉得你们有多好。”

“因为你们能独自来到非洲，把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都抛弃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我一时间有点无语和火大，且不说我有没有抛弃家人，我放下家人来这是为了谁？

奥德彪生硬地说，不对，家就是最重要的。

在外流亡的那些年里，他最大的念想，就是他的家。

奥德彪说，他最早的记忆就是和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五个人一起，不停地在逃亡。

他们有时候住在别人地里的窝棚里，帮人看地。窝棚几乎一点都不能遮挡风雨，妈妈就把他们揽在怀里。

有时候他们住在路边，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每天趁别人起床发现他们之前，就要匆匆寻找下一个栖身之所。

后来弟弟死了。因为他们住在叛军横行的街区，军人把他当成毁坏农作物的小偷杀死了。

后来爸爸死了，也许没有。

很早以前爸爸就不和他们在一起了，据说是在另一个地方躲藏。但后来，奥德彪听见妈妈彻夜哭泣，似乎是爸爸死在了一个临时监狱里。

再后来，妈妈也死了。

逃向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边境线上有条河，妈妈背着妹妹过河，又返回来背奥德彪。她在埃塞俄比亚的国境内亲吻了他和妹妹，然后又跳下了河，再也没有回来。

最后，只剩下奥德彪和妹妹了。

“我背着妹妹在河这边等了好几个晚上，有时会看见闪烁的灯光、有时会听见很近的枪声，但就是不见妈妈再次回来。”

“那几晚我看着河对面，总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家在那边，我却要逃到这这边？”

“现在的我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祖国无法接纳我？我的家去哪了？”

奥德彪流下了眼泪，我也觉得眼眶有些湿。

无家可归的十几年里，支撑着他的就是童年的家，有大大的院子，明媚的阳光，爸爸下班回来，妈妈在厨房做饭。

他想回到那个家。

十几岁的奥德彪背着妹妹，一步一步走向故土的方向。他想就算老家再破败，那也是他自己的家，他可以用双手一砖一瓦地把它重建。

但翻过山坡，他看见的是早就被翻新了的漂亮房子，一个年轻女人挽着一个年轻男人从屋里走了出来。

那个男人，就是理查。

占据了奥德彪房子的人，就是理查。

我问奥德彪他和理查到底是什么关系，奥德彪突然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我们，可能是朋友。”

他说可能是因为占了他的房子，理查平时总是帮他，就像这次用自己的医保帮他看病。

——可这只是免费的医保，而他占了的是你的家啊！

要知道，如果奥德彪能拿回自己的房子和身份，甚至能把继承的土地卖一大笔钱，他本来就不用依赖理查而生活。

可他现在却是这么一副一身是病，唯唯诺诺的样子。而理查穿着政府职工的蓝衬衫，走到哪里都是谈笑风生。

我一下想到，会不会理查就是想用这些小恩小惠，比如帮他看病、给他找工作等等事情，安抚奥德彪，让奥德彪不要去抢这个房子？

奥德彪的笑容转瞬即逝，又变成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反问我：“非要我杀了他然后埋在地里、抢回我的房子吗？”

他对我很警惕，我能理解，毕竟他在国外经历了那么艰难的几十年。但是他如此信任理查，这让我感到很危险。

不要忘了，他还坐过一次牢，一次就染上了致命的肝病。

他的罪名是叛国，这种罪一般都是被举报的。而最有可能举报他的，不就是想要他房子的理查？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第二天见到理查，我上去就是一顿质问：

“为了一所本不属于你的房子，这样去折磨一个病人你忍心吗？难道你不怕法律来制裁你么？”

理查一愣。他放下了笑容，认真地说：

“谢医生，这间房子是我从一个政府官员那买到的，你觉得如果真的闹上法庭，法律会制裁谁？”

就算我来布隆迪不到两年，我也能料到，这里的法律一定会偏向理查，因为只有理查能给出法官要的那笔贿赂。

我紧接着想到，奥德彪拿不回房子，大部分流民恐怕都一样，论贿赂法官的能力，他们肯定都比不上占据他们房子的这批“本地人”。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理查接着说，事实上，他并没有去打这个官司，而是和奥德彪一起住在了这间房子里。

他为自己无法还出这个房子表示抱歉，因为他也已经花掉了所有的钱。

理查又问我，你觉得这是谁的错？

我在心里喃喃地回答，是那个卖房子的人。是他把不属于自己的房子卖给了别人，但法律却不会惩治他。

无论是奥德彪夺回房子，还是理查去贿赂法官，甚至两人彼此仇恨一个打死另一个，那个卖房子的人，都坐享其成了。

“谢医生，你总是在问我为什么帮助奥德彪，难道我必须拿着棍棒赶他走吗？他必须要杀死我然后埋进地里吗？”

“是不是这样才符合常理，才符合规定？但这样符合人性吗？”

“这样的常理我为什么要遵守？值得我遵守吗？”

“谢医生，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帮助我的兄弟奥德彪，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这里是他的家！同样这也是我的祖国，这也是我的家！我们是一家人！”

我第一次看到理查失态地冲我喊出了声。

我喃喃地回答：“可是，你救不了奥德彪的，他已经快死了。”

我查过奥德彪的病历，他的肝病已经转化为了肝腹水，下一步就是肝癌。

布隆迪没有放化疗条件，肝癌在这里就是绝症，即使他们每天要了几倍药量的白蛋白，也是于事无补。

理查平静下来，笑了笑说，他已经和奥德彪聊过这件事了。他们商量好，如果奥德彪死了，就把他的骨灰洒在他家的后山上。

其实他们费尽周折来住院、不断地换班，不完全是为了救奥德彪，而是为了另一个人——奥德彪的妹妹。

“谢医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帮他吗，因为，我也是一个流民。”

而且，理查也有过一个哥哥。

理查说，他出生于一个联合国建立的“和平村”，那就是一个收容流民的难民营。

村口有一个很大的板子，底下经常摆着鲜花，板子上贴满了照片。

理查小时候只觉得那里热闹，喜欢在那玩。后来才知道，板子上贴着的都是流亡中失踪的亲属的照片。

虽然没有经历过流亡，但理查也没有自己的家。他母亲分娩时大出血去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扔下他离开了和平村。

理查在和平村里只有一间小小的隔断房。除了睡觉的时候，他都往外跑。这个村子就是他的家。

有一户人家对他特别好，做饭时总是给他留一份。他管那家的男孩叫哥哥。

但后来，一场霍乱，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全都病死了。

从和平村出来后，理查享受到了极好的福利，包括买到奥德彪的房子，包括学习法语，得到一份政府的文职工作。

但比起那些因为他的衬衫对他高看一眼的人，他更喜欢奥德彪，尽管奥德彪粗鲁、警惕，但奥德彪是一个好哥哥。

第一次见面那天，奥德彪一个人举着一块石头，突然出现在了他家门口，要袭击他和妻子。

理查急中生智，喊了一声“哥哥”，结果奥德彪真的被唬住了，呆呆地看着他。

后来他才知道，奥德彪真的有过一个死去的弟弟。

当时理查并不知道奥德彪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只是看他的衣着打扮，猜他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民，于是打算收留他们一夜。和平村的经历让他对流民都很友好。

但奥德彪立马拒绝了。

奥德彪后来跟我解释说：“在他的屋子里，他可以打死我，也可以强奸我妹妹，甚至可以做完这一切后再报警，说我是非法入室。”

理查退而求其次说，可以在门口搭建一个屋子，供他和妹妹居住。

他看出来奥德彪犹豫了，犹豫的原因，大概是那个正在地里嚎啕大哭的妹妹。

奥德彪是来和理查同归于尽的。在出发之前，奥德彪把妹妹扔在了家门口的庄稼地里，让她随便吃，“都是自己家的”。

此刻，妹妹正在地里一边哭，一边拼命拔起庄稼，胡乱地扔在地上。

理查在奥德彪眼中看到了哥哥对家人的担忧。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妹妹身上有更严重的问题。

如他所料，奥德彪为了妹妹住进来了。妻子提出要帮脏兮兮的妹妹洗澡。

当天晚上，妻子哭着告诉他，这个女孩精神大概有些问题，她不让任何人近身，还拼命抓咬自己。

当他想要去问问原因的时候，奥德彪把妹妹护在身后，露出了要拼命的表情。

很久后理查才从奥德彪口中知道，在他带着妹妹逃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他们曾经遇到了一群土匪。

奥德彪被打得半死，妹妹被按在地上侵犯了。他们还弄瞎了她的眼睛。

当时奥德彪吓坏了，他想她已经死了，自己逃跑了。跑出去很远后，他又觉得心虚惭愧，回到原地，才发现妹妹还有呼吸。

他背起了妹妹。从那天开始，妹妹只会吃他手里递出去的东西。

妹妹看不见，但能听出哥哥的声音，但凡来的是陌生人，尤其是男人，妹妹就会又抓又咬，即使把自己的指甲掰断。

从那天开始，他们一天也没有分开过。妹妹会在闹市中发狂，会在旷野中遇到劫匪，而奥德彪从来没有抛下过她。

就像理查的哥哥，到死也没有抛弃理查。

理查决定，他不是要收留奥德彪一夜，而是真的把奥德彪当“哥哥”。他们会一起照顾妹妹，就像小时候在和平村那样，有的人回家时伤痕累累，但慢慢会康复。

他和奥德彪像邻居一样相处，从来不催奥德彪离开，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身份证和钱借给奥德彪，让奥德彪去镇上的酒吧玩。奥德彪不说的，他从不问。

他能够感觉到奥德彪对他仍然警惕，但他有决心慢慢证明自己。

可还没等他们好好聊一次，警察就敲响了他们的房门。

后来有一次机会，我和奥德彪、理查三人坐在一块，终于补完了这个故事的全貌。

其实直到警察来的那一天前，奥德彪对于理查还是将信将疑的。

他甚至还没有告诉理查，这本来就是他的房子。因为他害怕理查知道后，会收回那点高高在上的同情心。

他也想过，是不是理查早知道了这件事？只是想要通过糖衣炮弹打动他？

警察来的那天，他觉得这肯定是理查终于忍不住了，要处理掉他和妹妹。

他努力隐瞒自己流民的身份，应对警察的问题，但接下来，警察们嬉笑着说，要检查一下妹妹是不是真的疯了。

妹妹怕得发抖，伸手抓挠警察。警察对妹妹动了手，奥德彪打了警察。

他被捕了。当晚他就付出了代价，在牢里被打得很惨。

第二天警察们看到他的伤，反而告诉他说，如果不是你的“家人”给了一大笔钱，你应该被打死在这里。

“家人”，只可能是理查。

警察查出了他的身份，给了他一个叛国的罪名。奥德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但从妹妹被强奸后，他从来没有和妹妹分开超过两天。妹妹根本没有自理能力和交流能力。

奥德彪妹妹应该是很严重的PTSD，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都会对她造成刺激，只有哥哥对她来说是安全的。

这种情况下，奥德彪坐牢，他妹妹真的可能会不吃不喝死掉。

奥德彪万念俱灰的时候，理查带着妹妹来到了监狱里。

理查告诉奥德彪，他贿赂了狱卒，让妹妹能住在监狱的一个特别房间里，这样兄妹俩每天都能见一面。

理查救了妹妹一命，也是救了他一命。奥德彪想通了，无论理查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的，他们扯平了。

理查接受奥德彪的那天，决定分享出自己的房子。而奥德彪接受理查的那天，他决定，他不会再回到那间房子里了。

他会放弃掉自己从小的家，让理查好好生活。

但就在奥德彪出狱准备悄悄离开的那天，理查和妻子竟然出现在了在监狱门口，接他们回家。

“那一刻我仿佛不是出狱，而是旅游回国。”说到这里，奥德彪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从那天开始，他们真正成为了一家人。

坐在我身边讲述的时候，他们已经解开了房子的秘密。

他们共同决定，谁也不用从这个房子里搬走。从此以后，他们共用一个身份、一个名字，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他们彼此嫉妒、争夺，一个人拥有的，另一个人一定会全都拥有。

理查给奥德彪找了一份搬运煤炭的工作，有时候理查会穿上奥德彪的衣服，去扛一天大包，然后累得满手水泡回家找奥德彪抱怨。

而奥德彪也会穿着理查的衬衫，顶替理查去上班。

他悄悄告诉我，他觉得理查其实很孤独，因为那一整天都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很心疼这个弟弟。

不过，不管他们怎么伪装，有一个人总能分辨出他俩——那就是奥德彪的妹妹。

也许因为刚从牢里出来不久，妹妹还是只认奥德彪，见不到哥哥，她就会绝食。

而奥德彪出狱后又越来越虚弱，不得不去住院。

两兄弟于是想出了这个换班的招数：

每隔一天，奥德彪回去喂妹妹吃饭。而奥德彪住院的日子，理查就骑着奥德彪的自行车，假扮成他回家，用自行车铃声，提醒妹妹吃饭。

知道奥德彪得的是绝症后，他们更加勤快地每天换班，理查日复一日地去妹妹跟前刷脸。

他们想争取一点时间，给妹妹。

也许再多一天，妹妹就会信任理查，信任这个“小哥哥”。在奥德彪不在的日子里，这个新的家人，会陪她活下去。

这个计划里有一个小小的纰漏——理查不会骑自行车。

有一天，他不小心从自行车上摔倒，右腿划了一道五厘米的口子。

也是这个口子，最终让我识破了他们。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敢再去内科病房。

原因很简单，我因为自己怀疑过理查而感到羞愧。

我也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帮助他们。中晚期肝癌根本没法治疗，更何况这里是非洲。

纠结着纠结着，突然有天，有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来到了我的诊室，给我看了一张理查的照片，询问我这个人是否在这儿住院。

我点头承认，同时心里知道坏了。

西装男继续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人冒充理查看病？

我假装听不懂法语，手舞足蹈地跟他们比划了两下。西装男对视了一眼，无奈地离开了。

张望着确定西装男走了，我连忙跑去内科病房给他们通风报信。但走进病房的时候，我看到两人正肩并肩坐在病床上聊天。

我知道我来晚了，已经东窗事发了。

理查面带笑容地招手示意我过去。我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被检查，理查只是摆摆手说会解决的。好像没有任何担忧，我们坐在一块聊了一下午。

那天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这两人。

听朋友说，他们盗用医保的案子被查实了，理查可能因骗保而偿还巨额罚款，甚至有牢狱之灾。

奥德彪及妹妹则因为非法入境，要被遣送回刚果金。以奥德彪的病况，那几乎等于死亡。

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又找了留在非洲的翻译老师去理查家里拜访。老师见到了理查的妻子和奥德彪的妹妹。

理查的妻子告诉我们，理查没有入狱，他正在四处活动，努力帮奥德彪回国。也许是奥德彪真的很幸运，病情没有恶化，还活着。

而奥德彪的妹妹当时就没有被一起遣送，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她还是无法和别人交流、不能靠近男人，但在理查妻子的照顾下，她有在好好吃饭。由于翻译老师是男性，只能远远看了一眼，他说，她看起来很健康。

他们三个一起，都在等奥德彪回家。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个姐姐说，自己的妹妹从小备受宠爱，她被要求处处让着妹妹。其实她很嫉妒，只能表面上对妹妹好。

有一天她和妹妹聊天，问妹妹长大最想变成什么人？

妹妹说，我想变成姐姐，因为这样就可以给姐姐扎辫子。

那一刻姐姐想嚎啕大哭。

她的恨和嫉妒，原本来自外界那些不公平的对待，却投向了妹妹。

就像这个故事里的奥德彪和理查德，被房子、被人们的目光，逼得必须要你死我活。

但他们像孩子一样告诉彼此：我的就是你的。

我的房子是你的，你的苦难是我的，我们的爱是我们的。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