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的年轻人，又回来了

北京，北京

去年三月的某个下午，吴悦的飞机落地北京。还在滑行时，飞机前座的人开始打起商务电话。她终于有了返京的实感。

放好行李后，吴悦开始赶赴三里屯，参加朋友为自己准备的接风宴。饭点赶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样堵，人头像往常一样攒动。

另外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她们都在北京工作，但因为忙极少相见，吴悦的到来，似乎重新把大家连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们见面对吴越来说非常重要，觥筹交错间，她有点恍惚：大家似乎变了又没变，以及，我怎么真的就坐在这儿了？

图 | 吴悦的飞机落地北京

以前读大学时，吴悦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她眼里特别新鲜。大二时，吴悦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实习，考虑到通勤距离，她们俩在公司旁租了一个房间。

吴悦记得，当时的实习工资根本不够付房租，为了节约成本她们只能两个人住一间房。后来她们了解到，那套房子其余几个屋里，是几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这样真好，以后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着。”她好像从没考虑过“不留在北京”这个选项。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吴悦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设计。她总想着，这一阵过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但谁都没有料到，之后的一切都失控了。

那一年的毕业典礼和毕设答辩都取消了，毕业生不用回学校，就连宿舍里的东西都由学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吴悦还是买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和另一个朋友商量着租下了房子，并且交了头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

而就在6月即将启程的时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严格起来，吴悦最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

图 | 在家工作时，从工位看到的窗外

那是吴悦在家度过的最为灰暗的时光。除了“留在北京”外她没有任何计划，成天呆在家里被家人斥责，“我妈甚至直接会管我叫寄生虫，当时听着心都凉了半截”。

父母不仅希望她快点找到一个工作，同时极力反对她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种刺耳的话在耳边飞，吴悦待在家里如坐针毡。渐渐地，她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说得那样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吗？”

最终，她留在了家里，“挺释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动力和必要性了。

留在家里就废了‍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吴悦阴差阳错去了老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采编部。这里工作的好处在于，平台比较大，工作相对清闲，但却和她想从事的影像编导类工作相去甚远。

国企里暗流涌动，吴悦的同事大多是体制内，和她这个社招进去的合同制员工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对领导们来说，年轻人的“卷”和“创新”都属于不稳定因素，这也让吴悦很难实践自己的想法。

工作了一年后，她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理想中能好好做视频的地方。

有了比较明确的意向后，吴悦开始将目光对准本地的传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她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的媒体资源太差了，符合她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

这期间她曾拿到一个看似不错的offer，然而真正看到对方公司出品的节目时她有点傻眼，“那个视频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大学校园里的街采节目”。

吴悦有点心灰意冷，这才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里的压力却让她下不了决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她都不敢告诉家人，每天依旧假装出门上班。直到两周后，她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将实情托出。

图 | 在老家的工作，有时需要吴悦出去外拍

吴悦所在的大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父亲共有6个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邻的街道和小区。在家族群里，大家会针对各种事情进行讨论，小到自家孩子上什么补习班、大到去哪里上大学、工作以及婚嫁之事，最终会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也会进行“安排部署”。

在这样的家庭里，“边界感”几乎不存在。有一次，吴悦去亲戚家吃饭，吃着吃着对方就说要把对面街上住着的男生介绍给她，并且马上就要叫过来见面，吴悦赶紧找个借口一逃了之。

还有一次，吴悦在饭店里吃饭，偶然碰上了有饭局的亲戚。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亲戚直接把她拉去了饭局上，给饭桌上的某某小领导介绍她，最后还按着吴悦的手，让她扫了对方的微信。

回老家工作这两年，亲戚们对吴悦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没有人明白，这些日子里，她从来都没大家想得那么开心。

只有一次，吴悦在家族饭局上随口提到了她当初毕业后想去北京的事，很意外的是，有一个不怎么在家族群发表意见的亲戚忽然为她说话，“年轻人愿意出去闯闯也挺好的。”

吴悦当时就愣住了。这话本身无足轻重，只是长久以来，没人站在她的立场这样想过。

或许是长辈的认同给了吴悦勇气，饭局结束后回到家，她马上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决定。

很惊讶地，父母没有反对。那个当下吴悦觉得特别开心，但第二天父母就开始劝她留在家里。“这种劝不是反对，而是他们觉得我去了北京不会过得好。”吴悦察觉到，父母是出于无奈才答应她，且总觉得她迟早会回来。

也因为这样，在吴悦来到北京找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时，她和父母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先活下来

吴悦在老家时，作息健康却疯狂爆痘、频繁和父母发生矛盾，而到北京后，她天天熬夜，却从没冒出一颗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她觉得自己的状态在变好。

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的落差与不可控。在北京求职的第一场面试，就硬生生地把吴悦拽到了地上。

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视频工作室，面试当天，面试官在吴悦对面坐下，简单介绍后话题便很快转向对作品的讨论，再到对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

在老家面试时，吴悦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那些曾经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东西，眼缘、星座、对某一作品的理解，现在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几乎是毫不意外地，吴悦被刷了。

刚毕业在老家找工作时，吴悦也失败过。但因为工作内容的难度并不大，所以她自己总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临场发挥不好。于是下一场面试，她表现得很健谈，和对方聊得也很开心，很顺利就通过了。

但到了北京，吴悦再也摸不准了。很多工作她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面试时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环出了纰漏。

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吴悦开始把职业范围扩大，也开始托身边的朋友帮忙。

有一回，吴悦面试一个影视宣传的岗位。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她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未结束。大概几分钟后，她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她便被移出了群组，同时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悦当时最大的感受。

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悦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刚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她的存款大概在三万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她觉得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一开始并不着急。

但失业半年后，她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

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三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吴悦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

“要钱”这件事，在吴悦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家里人几乎每天都在劝她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生活得不好。

但她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干。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她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

当时她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悦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

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她心里，她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

通话结束后，她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她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

直到现在，距离吴悦来北京已经一年。在这个当下，她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

不久前，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她去做兼职，每天四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吴悦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她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

吴悦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她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

回不去的老家

今年过年时，吴悦回家待了一个月。

回家后，父母对她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悦态度的软化。她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她马上回老家。

吴悦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为什么不舒舒服服地在家待着？

但她又不愿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吴悦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

现在，她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吴悦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她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但另一面，她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地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6月”。

最近一次，吴悦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她和HR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她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得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

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offer就飞了。HR对她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吴悦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

网上多得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吴悦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她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

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

在吴悦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