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何以成为“国民IP”？它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评《〈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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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亚

《山海经》自问世以来即备受关注，历代注解、研究其书者可谓络绎不绝。但对于该书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目前学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汉迄今，《山海经》或被冠以地理志之名而列于史部地理类，或被视为语怪之书而列于小说家类，或被称作“神话之渊府”而进入文学殿堂，另有古代巫书、地理博物志等说。

其中，普遍为世人所接受、认同的是怪物志、妖怪谱、神话书的观点。究其缘由，乃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山海经》一书记载了许多神祇物怪，既有各种样貌奇特的异鸟怪兽，又有能引发吉凶祸福的灵异动物，还有栖居于山川的众多神灵。

但实际上，即便对《山海经》一书的内容稍作打量，也会发现上述观点失之偏颇，因为书中除那些吸引眼球的神灵物怪之外，更多是关于山川海泽、方国物产等地理学、博物学方面的知识。

《〈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 刘宗迪 著，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2022年

刘宗迪近著《〈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以下简称《〈山海经〉的世界》）一书即结合博物学、语言学、生物学、民俗学、天文学以及文化史知识，对《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些怪物、妖怪、神灵进行重新解读，从根本上推翻了以此书为怪物志、妖怪谱、神话书的传统观点。

《山海经》是一部古老的典籍，内载山川海泽、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神灵祭仪、远国异人等大量神奇玄奥的地理博物知识，因而其书自古即受到世人的关注、研究和利用。时至今日，在大众传媒、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下，此书愈发受到文化界和普通民众的追捧，并逐渐变成一个热门的文化IP。

有人统计，2010—2020年，“山海经”图书、影视、游戏产业相关作品的数量较以往有大幅增长，如图书领域中的创作类书目就有130余种之多。综观这些与《山海经》有关的图书、影视、游戏作品，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山海经》一书的内容在此被分成了“显”与“隐”两部分——所谓显者，就是书中那些尤其引人注目的奇鸟异兽、山神水怪、远国异人等怪异记载。所谓隐者，则是神灵物怪之外的山川海泽、金石矿藏等相对平实的记述。也就是说，这些文化作品对《山海经》内容的借鉴，主要集中在其所记载的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兽怪神之上，而非其他普通平常之物。这无疑表明，在当今社会《山海经》实际上是被看作一部记载了许多上古神灵妖兽的神话书、怪物志。

在此不妨举几个例子略作说明。《都市妖奇谈》是一部颇受欢迎的网络玄幻小说，后被改编为20集网络剧，主要讲述了一群幻化成人形的妖怪在现代都市中生活的故事，其中有不少妖怪即出自《山海经》。例如，第一章节中出现的龙首、虎爪、马足、以人为食的怪物窫窳和独爪、白喙、青眼的火鸟必方，第三章节中出现的九尾白狐和九首、九尾、虎爪的蠪侄，即分别源于《山海经》的下述记载：“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其状如龙首，食人”“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讹火”“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以及“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侄，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而近年来广受好评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大鱼海棠》两部动画电影中也不乏《山海经》神怪的身影：

《大圣归来》中体形肥硕、六足无面的反派混沌借鉴的正是《西次三经》中帝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的形象；

《大鱼海棠》中的鹿神、帝江、凤凰等神灵异兽则皆出自《山海经》，如人面鹿身、头生双角的鹿神，其原型即是《中次三经》中“其状如白鹿而四角……见则其邑大水”的夫诸。

实际上，对《山海经》文本的误解、将《山海经》视为怪物之书，并非始于当今。自汉代以来，此书就因多载怪鸟异兽、远国异人等世所罕见的内容而被当作怪异知识的集合、被贴上了“怪异”的标签。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末尾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见太史公彼时即已因《禹本纪》所载与现实地理不合而将其与《山海经》两书打上了“怪”的印记。

到唐宋两朝，随着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知识愈发受到质疑，许多学人不再相信它是一部信而有征的地理志，而是沿袭司马迁的观点，将其视为荒诞不经的志怪之书。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就明确以《山海经》为后世杜撰的尚奇之作：“又按《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详其恢怪不经，宜夫子删诗书以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若《古周书》、《吴越春秋》、《越绝书》诸纬书之流是矣……辄以愚管所窥，宜皆不足为据。”

其后，宋代的尤袤、王观国、朱熹等人基本都是这种看法，如朱熹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下》中即云：“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指《山海经》《淮南子》）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祈、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稽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正是将《山海经》视为好事者根据《天问》虚构出来的作品。

《有图山海经》古刻本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书商们出于迎合新兴阶层的阅读兴趣以及牟取利益的目的，再一次将目光聚集到《山海经》所记载的鸟兽灵怪、殊方异类之上——他们把那些根据经文内容绘制而成的怪物图汇集起来刊刻为“山海经图”，如胡文焕出版的《新刻山海经图》《新刻臝虫录》，或穿插在经文之中刻为绘图本《山海经》，如聚锦堂所刊《图绘全像山海经广注》（蒋应镐、武临父绘图），或与其他日常知识合在一起刊刻为日用类书，如余象斗双峰堂所刊《三台万用正宗》、刘双松安正堂所刊《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等。

《山海经》插图（郭璞注，蒋应镐绘图。明万历时期刊本）

这些通俗读物的编纂、出版及其在晚明市民社会的流行，充分说明了《山海经》其书在时人眼中正是一部记录神怪与异人的怪物之书——显而易见，明人的这种认识，与当前一般民众和文化界的看法颇有可比之处。另一方面，明代通俗读物中的《山海经》怪物图实际上也与时下流行的《山海经》通俗读本、绘本中的图画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后者运用现代印刷技术为它们添上了更多争奇斗艳的色彩而已。

新刻《山海经》全图（清代年画）

直到清代，尽管当时有不少学者将《山海经》视作真实可信的地理志，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该书无疑仍是一部荒唐无稽的语怪之书。如四库馆臣就将它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并于提要中对其书地理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崔述在《夏考信录》中也以其为“小说之言”：“世传《山海经》为禹与益所撰。余按：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搜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

清人对《山海经》的这种普遍认知，尤其可以从李汝珍创作的长篇小说《镜花缘》中反映出来。《镜花缘》全书共一百回，其中第八回至第四十回讲述了主人公唐敖与林之洋、多九公等人游历海外的经过，期间他们所遇到的许多具有特定功用的怪鸟异兽、奇花异草和长相奇特的海外异人基本都取材于《山海经》。例如，第八回中出现在东口山上的“形如猪”“满嘴长牙”“每逢盛世，始露其形”的怪兽当康，第九回中林之洋食用的“花如韭”“可以疗饥”的祝余草以及第十四回中见到的“耳垂至腰”“两手捧耳而行”的聂耳国人，即分别源于《山海经》的下述记载：

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海外北经》）

这表明《山海经》在当时的确是被视作怪物之书的。无论是流行于明代市民社会的《山海经》怪物图，还是取材于《山海经》的清代小说《镜花缘》，都是当下图书、影视、游戏等文化产业借鉴、利用《山海经》的先声。

相较于《山海经》久被视作怪物之书，其被当作神话宝库则是20世纪初西方神话学传入中国以后才发生的事。1920年代左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之后，茅盾、郑德坤等学者在文章中也说《山海经》“包含神话材料最多”“是记载中国神话最重要的一部书”。与此同时，神话学研究者们也纷纷将之纳入研究视野，对其书所记载的神话故事作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从而确立了《山海经》作为神话经典的地位。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学术界、文化界，还是一般民众，大都将《山海经》看作一部神话著作。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山海经》才得以成为炙手可热的“国民IP”。

可见，以《山海经》为怪物志、神话书的观念早已产生，并广泛流行于文人学者与市井民众之间，成为根深蒂固的“常识”而代代相承，直至今日仍居于主导地位，不断影响着大众、文化界、学术界对此书的接受、利用和研究。

《山海经》一书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二者在内容、体例、成书过程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实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文本，因此应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

刘宗迪曾于2006年出版《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一书，以《海经》为研究对象，探讨此书之性质、所据古图之本原、地理文化渊源等问题，指出《海经》所据古图是一幅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图画，除地理学内容之外，还与天文历法有关，其中的怪物、异人大都是释图者误解图中的星象景观、岁时仪式场景而导致的，大体上已揭露了其书的本来面目。

《〈山海经〉的世界》则专就《山经》部分而论，运用博物学、语言学、生物学、民俗学、天文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知识和《周礼》《管子》《梁丘藏》《日书》等传世与出土文献资料，对《山经》中记载的那些怪鸟异兽、灵异妖怪、山川群神进行详细考察，力图揭露出它们的真相和由来，以澄清古往今来者对此书之误读与偏见。

对于现代学者来说，他们之所以一直未能勘破《山海经》一书的真面目，从根本上讲，乃是源于其对古人的现代性偏见，即认为古人缺乏正确认识和客观呈现自然事物的能力，“心智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在人和外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在原始先民眼里，自然万物就和自己一样，拥有活泼的灵魂、意志和情感，能够和人进行神秘的交往。”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总是充满种种超自然力量，不仅有潜藏于山野水泽中吃人的妖怪，还有能引发人间吉凶祸福的鬼神。但实际上，这恰恰是现代人对古人的想象，是一种发端于西方人类学“原始思维”学说的偏见。

这种现代性偏见往往导致学者很难中肯地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因而也就难以窥见《山海经》中怪异记载的真相。我们不妨以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清司先生的《山海经》研究为例，审视一下这种现代性偏见对于《山海经》研究的影响。

伊藤清司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右曾致力于《山海经》的研究，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山海经〉与铁》《中国古代的驯马咒术》《中国古代妊娠祈祷的咒药》《〈山海经〉的民俗社会背景》《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山海经〉与华南的古代民族文化》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伊藤所秉持的正是西方人类学的“原始思维”观点，认为《山海经》时代的人们仍是一群心智未开的野蛮人，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充满了种种幻想和迷狂，相信在其生活空间之外的世界是一个遍布妖怪和鬼神的“魔性空间”。因此，伊藤清司在阐释《山海经》一书所记载的草木鸟兽、金玉矿藏等内容时，往往会为它们披上一层迷信的外衣，比如对于《山经》中记载的许多“见则”“其邑大水”“其邑大旱”“其邑有讹火”“国有大恐”的鸟兽，伊藤就将之解释为古人所信仰的能招致灾祸的超自然存在，甚至当他发现某些鸟兽的形象与现实中的动物相同时，仍然采取这种阐释策略。

例如，在解读《东次二经》中“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见则螽蝗为败”的犰狳时，尽管伊藤已经发觉它的形态、习性与穿山甲如出一辙，但他还是将之视为古人幻想出来的超自然物，而非实有的动物：“那么被认为会导致‘螽蝗为败’的馀莪山的犰狳，很有可能是以穿山甲的形象为基础而形成的怪神。”

穿山甲 图：©️CEDRIC AND ELYANE JACQUET

由此可见，在上述现代性偏见的影响下，伊藤清司根本无法用一种客观、平实的眼光来看待《山海经》中的怪鸟异兽，反倒本能地以为它们就是古人眼中的“妖怪”，因此，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书中某些鸟兽“拥有真实存在的动物形态”，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揭示出《山海经》一书的真相。

刘宗迪在《〈山海经〉的世界》一书中则彻底摒弃了这种现代性偏见，基于其对古代典籍的广泛阅读和精湛理解，用一种设身处地、体察入微的眼光，重新审视《山经》文本，对其性质、内容、成书过程进行细致周密的考察，最终将世人眼中那个光怪陆离、荒唐无稽的异域世界还原为了上古先民真实、普通的生活空间。

在《〈山海经〉的世界》中，记述分明、脉络清晰、体例谨严的《山经》不再是魑魅横行、神怪遍野的怪物志、妖怪谱、神话书，而是先秦国家经略山川的地理博物志；《山经》各篇末尾出现的众多形象怪异的山神及其祀典不再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性原始崇拜，而是源于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安排；山川中那些六足四翼、人面兽身、非驴非马的异兽怪鸟不再是古人向壁虚造的怪物，而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普通动物；山泽中那些伴随着洪水、干旱、瘟疫、战争等天灾人祸出现的动物不再是能呼风唤雨、危害人间的妖怪，而是预示自然灾害的平凡动物；《西次三经》所记载的众神及其居所不再是渺茫无稽的幻象，而是天上列宿群星及其神灵在人间的投影；所谓神话最初并不是像希腊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体系完备的形态，而是以圣地及其地名、传说的形式存在，这些碎片化的、不成体系的原始神话就保存在《山经》所记载的大地群山之中。

可以说，在刘宗迪的层层剖析之下，不论是《山海经》本身，还是书中那些怪物、妖怪、神灵、神话等，无不回归到其原生空间中的本真状态，呈现出一个令世人既陌生又熟悉的真实面目。

至于世人为何会将原本普通、平常的动物视为奇形怪状、稀奇古怪的怪物，刘宗迪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首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山经》记述动物的方式，由于早期博物学尚未建立像今天这样标准的形态学术语体系与描述方式，所以《山经》在介绍某一陌生动物的形象时，往往会采取比拟的方法，借用人们熟悉的动物来描述其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一条就是用自然界中常见的鱼、牛、蛇、鸟等动物来描绘“身大头小，背部隆起”（似牛），“尾巴修长”（似蛇），“周身披甲，鳞片重叠”（似鸟翼），“鳞片间生有硬毛，身体两侧硬毛尤多”（似羽毛），“周身生鳞，还能下水游泳”（似鱼）的穿山甲（第42页），而对于不了解这种记述方式的人来说，上引经文所描述的无疑是一种世间罕见的怪物；

其次是因为他们缺乏像《山经》作者那样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山经》一书记载了大量多目、多足、多尾、多首的动物，其中有些固然夹杂着想象和夸张的成分，但也有不少内容确实源于古人真切的博物学观察，如“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的珠蟞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的茈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的儵鱼等动物就与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中华鲎、章鱼、鱿鱼的形象如出一辙，它们显然正是这三种海洋生物的真实写照，但对于没有亲见其物、缺乏博物知识的读者来说，这些不合乎常识的长相奇异的动物只能是古人捏造出来的畸形怪兽；

最后，乃是因为古人对动物的分类原则与今不同，古人所谓鸟、兽、鱼、蛇是指“飞者鸟、走者兽、游者鱼、爬者虫”（第65页），并不等同于今天所说的鸟、兽、鱼、蛇的概念，世人却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就很容易误解《山经》的记载，而将原本普通、平凡的动物当作怪物，如上文提到的鲎、章鱼、鱿鱼在《山经》中均被归为鱼类，但世人因见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或四目六足、或一首十身、或三尾六足四首的鱼，所以自然会将之视为怪物。

综上可知，《山经》的山川水泽之中原本并没有这许多的怪兽异鸟，它们不过是千百年来的读者对《山经》记述的想象与误解，而这种想象和误解则根源于读者与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时间鸿沟与文化裂隙（第68—69页）。

关于《山经》中记载的那些“见则”有天灾人祸发生的动物——如“见则郡县大水”的长右之兽、“见则天下大旱”的颙鸟——为何会被视作具有灵异力量的妖怪，刘宗迪也通过对此类记载本来面目的揭露给出了答案：

其在“妖怪的秘密”一章中采用归纳法，将《山经》全书关于某某动物“见则”有灾祸的记述制成一个“妖怪清单”，并结合民俗学、生物学以及生态学知识，对这类记载的真实含义和科学性进行分析，指出所谓某某鸟兽“见则”天下大水、大旱、大风、大疫之类话语，说的其实是“某种动物出现时会有洪涝、瘟疫之类灾害——这些记载仅仅意味着动物的行为跟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某种动物的出现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因果性”（第97页）。

也就是说，《山经》中这类引人注目的灵异记载，实际上并无灵异可言，它们不过是源于对自然灾害发生时动物异常行为的观察、具有一定经验依据和科学道理的灾害征兆知识，而那些看似具有神秘力量的灵鸟异兽，其实也只是古人用以预示天灾人祸的平凡动物。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宗迪在“众神的缘起”一章中，抛开学界众人对《山海经》的神话学解读，转而利用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探讨了《西次三经》中所记载的山川群神的由来，指出这些神灵及其所栖居的山川，实际上是西方白虎七宿和其周边数组星宿在地上的投影，如人面虎身的陆吾神和开明兽即是天上的参、觜、伐等星宿的化身，业已揭示出上古神灵崇拜的天文学内涵。

更深入地来看，这一讨论实际上向我们呈现出了作者本人在研究《山海经》时始终坚持的现象学的立场——即撇开以往种种关于《山海经》的陈词滥调和奇谈怪论，回到文本本身，回到文本产生时的语境，设身处地地用《山海经》时代人们的眼光来阅读文本、理解文本，领会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意义——综观其《山海经》研究的主要成果，无论是探究《海经》图文真相的《失落的天书》，还是考察《山经》之中怪物、妖怪本来面目的《〈山海经〉的世界》，抑或是重建《山海经》地理空间、重构华夏上古历史记忆的《众神的山川》，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皆是此一研究态度。显而易见，刘宗迪所持有的这种现象学的立场，正是其得以解开《山海经》其书奥秘、成为此书真正知音的重要保障之一。

左：《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本) 作者：刘宗迪，版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

在揭示出《山经》中怪物的真相后，刘宗迪曾总结说：“这些原本平凡的生灵，之所以变成怪物，只是因为在我们和古人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古人原本朴素的博物学话语，无法再用像他们一样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归根到底，大自然不会制造怪物，古人也不会捏造怪物，是文化与传统的断裂造就了这些怪物……怪物既不住在深山里，也不住在大海里，更不住在古人的幻想里，而是住在我们与古人之间久远的时光里。”（第68—69页）

的确，《山海经》作为一部先秦古籍，距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在这数千年的时空里，时代更替，沧海桑田，历代说解层累叠加，要探究它的真相殊为不易。但《〈山海经〉的世界》这本书恰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山海经》真实世界的大门，搭起了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让我们有机会走进那个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璀璨世界，有可能读懂这幅蕴含万物的“山中藏宝图”（导言，第3页）。

因此，在本书的启发下，我们或许应该摈弃以往种种关于《山海经》的误解、偏见、奇谈怪论，代之以一种平实的眼光、平常的心，回到文本本身，回到文本所赖以生成的语境之中，如此才有可能洞见这本上古奇书的真相及其背后广袤的历史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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