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时代，那些被刺杀的日本首相

本文出处：《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日]古川隆久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经济危机时期的滨口雄幸：

日本右翼分子口中的“卖国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时生产的过度扩张造成了战后的经济危机，加之关东大地震的打击，银行出现了大量的不良债权。当时的金融界存在很多与个人经营没多少差别的中小银行，大量的不良债权对这些中小银行打击极大，成了金融界的重负。政府虽然也在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加以应对，但在1927 年3 月14 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大藏大臣片冈直温误将还未破产的银行说成已经破产，他的失言一下子造成了全国性的信用危机，使得不少中小银行被迫停业。（编者按：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昭和金融恐慌”。出身陆军军官的田中义一临危受命，但很快在2年后成为了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因为天皇的不信任而辞职的首相。）

（1）

大萧条与裁军

黄金解禁的实施

元老西园寺向天皇推荐了民政党党首滨口雄幸作为下一任首相，1929 年7 月2 日，滨口雄幸内阁成立。外交官出身的币原喜重郎担任外务大臣，币原在加藤高明内阁和第一次若槻内阁时也曾任外务大臣，因推行协调外交而知名。

但是在滨口内阁成立之后不久，围绕着地方私营铁路公司的收购和新建线路等问题，大规模的贪污事件被揭露出来。事件中，为了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将企业出售给国家，或是得到新线路的铺设权，一些私营铁路公司对执政党的部分议员进行了贿赂。田中内阁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因此遭到逮捕，舆论对政党政治的批判也更强烈了。

滨口内阁上任之后，一方面，决定参加美国与英国发起的旨在限制海军军备的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另一方面，又以强化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由，在1930 年1 月实施黄金解禁。

所谓黄金解禁，就是回归金本位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通货的信用来源于其与黄金自由兑换的保证。当时认为，因为世界上黄金的总量是一定的，所以与黄金自由兑换的通货的流通量也可以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经济的动向也同样能够受到控制，不会出现不可挽回的糟糕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变得困难，而欧洲国家为了筹措战争经费，扩大通货发行量，导致金本位制度难以维持下去。不过在一战结束之后，各国又开始回归金本位，日本也开始考虑实行黄金解禁。

既然要回归金本位，那么兑换比率是回到一战之前的水平，还是根据现状来设定，就成了一个问题。滨口内阁的选择是回到一战之前的水平，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日元相对美元升值，对于企业来说，就会造成出口收入减少。但是滨口内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幸存下来的企业自然是优质的，只要保留这些企业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反而能够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1929 年10 月，从美国华尔街开始的股灾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滨口雄幸和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认为这场危机的影响不会太大，决定按照原计划在1930 年1 月实施黄金解禁。在黄金解禁之后，滨口内阁为了在众议院获得过半席位，解散了众议院，实施总选举。民政党继承了宪政会的基本政策，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利用包括裁军在内的措施来削减政府支出，并通过减税来增强民营资本的活力。这些政策获得了国民的支持，民政党因此获得了过半席位。

但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的日本经济同样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占日本出口额一半的对美出口骤减，为丝绸提供原料的养蚕农户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棉布的出口同样大幅下降，失业人数激增，劳资纠纷也变多了。然而民政党坚持紧缩性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原则上就是自力更生，这样的对策可以说非常不充分。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本文图片来自《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

（2）

围绕统帅权的大争论

在伦敦海军军备会议上，日本的辅助舰保有量能否保持在美国的七成，成了争论的焦点。所谓辅助舰，就是除主力舰之外的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等舰艇。海军坚称，如果不能保有美国海军的七成兵力，一旦开战就会无法加以应对。执政党和在野党也都同意这一观点。但是在会议上，美国等国坚持日本只能将这一数字维持在七成以下，因为日本还欠有美、英的借款，所以日本也只能接受这一结果。

以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为代表，在海军内部被称为“舰队派”的一些人认为，政府在伦敦海军军备会议上的表现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并由此与以海军大臣财部彪和前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为代表的赞成政府决定的所谓“条约派”发生了对立。意图推翻现任内阁的在野党政友会抓住机会，与舰队派站到了一起。那些信奉天皇至上、反对与美、英保持稳定关系的传统右翼分子也加入论战，使得这一问题扩大化。这一争论被称为“统帅权干犯事件”，几乎将国家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实际上，要决定军力规模，就必然牵扯到财政问题，所以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军部与政府协商决定的。实际上，滨口首相这一次也已经取得了加藤宽治的同意，但是由于滨口没能做好相关工作，使得军令部产生了一种首相不顾其意见强行决定的感觉，最终导致了反对活动的发生。到了1930 年6 月，加藤宽治更是通过辞职以示抗议。

昭和天皇原本就支持与美、英维持良好的关系，也没有就对美不足七成的比重有什么不满。但是，海军和右翼团体以及垂涎政权的政友会，将所谓的“统帅权独立”进行扩大解释，利用这一问题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滨口内阁获得了昭和天皇的支持，因此以强硬的姿态推动条约的批准，在1930 年10 月成功获得了枢密院对批准条约的承认。与此同时，海军大臣财部彪也承担了这次风波的责任，主动辞职了。

（3）

滨口雄幸遭枪击

对于那些传统的右翼分子来说，应对经济危机不上心，又执着于与美、英搞好关系的滨口雄幸，简直就是伤害日本团结与威信的卖国贼。1930 年11 月14 日，滨口在东京站遭到枪击，身负重伤，凶手是一名参加右翼团体的青年。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担任临时代理首相。1931 年2 月3 日，在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关于伦敦海军条约的问题，币原回答说因为天皇已经认可，所以没有问题。

政友会认为这是政府将政治责任转嫁给天皇，于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在议会会场发生了打斗，使得几天内都无法正常开会。天皇制度再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被滥用。

大众媒体将这一状况斥为议会政治的堕落，并进行了猛烈批判，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信任一落千丈。作为政府委员、在议会会场目睹了斗殴的陆军精英军官们认为，国防事务已经不能交给政党内阁处理，萌生了发动政变，拥立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相，建立军事政权的想法。但是，这场被称为“三月事件”的阴谋最终因为宇垣本人不同意而流产。之后该事件被作为高度机密，就连昭和天皇知晓相关情况也是近半年以后了，而普通大众要从媒体知道这一事件，更是要等到1945 年日本战败以后。

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作为陆军骨干的一部分年轻的精英军官组织了二叶会、木曜会、一夕会等组织，他们定期举行集会，讨论日本在军事方面应该如何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来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参加者中，有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以及前面已经登场的河本大作等历史上的有名人物。他们为了让日本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企图将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纳入日本的控制，让日本获得独立进行战争的能力。说实话，在这种氛围下，陆军内部出现政变计划也不奇怪。

滨口雄幸遇刺

滨口受重伤后一直未能恢复，在1931 年4月13 日请辞，元老西园寺便推荐已经就任民政党总裁的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在滨口内阁的大部分阁僚继续留任的情况下，第二次若槻内阁在4 月14 日走马上任。滨口雄幸则在8 月去世。

日本侵华时期的犬养毅：

不愿承认“满洲国”，却因此丢了性命

（1）

“九一八”事变：实行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

1931 年9 月18 日，板垣与石原自导自演，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他们对奉天郊外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线实行爆破，并谎称是中国士兵所为。爆炸的规模不大，甚至不影响列车通行，但是板垣等人却说服上司，以保护日本利权为由进行所谓“自卫行动”，出动关东军，“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日军占领锦州城

……

为了呼应“九一八”事变，陆军的一部分精英军官准备再次发动政变，但是因为计划泄漏而失败，这一风波被称作“十月事件”。虽然政变未遂，然而已经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被军队的一系列过激行动折腾得够呛的若槻还是深受打击，导致睡眠不足、精神极度疲劳。得知这一情况的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建议，通过与政友会成立联合政权来渡过难关。坚持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则极力反对这一计划。内务大臣和大藏大臣的不和，导致了第二次若槻内阁在1931 年12 月11 日集体辞职。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日本有被开除出国际联盟的风险，所以支持国际协调方针的昭和天皇为此深感苦恼，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手段。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陆军就积极展开宣传活动，派出军官在全国各地展开演讲，宣称在日俄战争中牺牲了大量士兵和资金才得来的利权，绝对不能放弃。这种行动使得大众媒体对于事变的报道变得极为偏向陆军，大部分国民也因此狂热地支持陆军，就连昭和天皇身边的官员们，乃至昭和天皇本人，都开始觉得不能全面否定陆军的所作所为。

在片面的军事观点下，占有中国东北成了所谓的日本“国家利益”，为了维护这一“利益”，日本最终选择了错误的侵略行为，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实质。但是，当时知晓这一点的大部分人，都怯于民众因为陆军的煽动而激起的狂热，做出一副为了国家利益而视而不见的样子，默认了侵略行为。

只有少数人敢于公开指出军方所宣传的“九一八”事变的欺骗性，比如直言无论多么口渴，都应该做到“不饮盗泉之水”的政治学者吉野作造，以及声明“九一八”事变违反国际法的国际法学者横田喜三郎。但是，他们的言论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与皇姑屯事件不同，石原莞尔等策划了这起事变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日本之所以在这以后会走上错误的道路，不能不说正是源于1931 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

诚然，大萧条以及对此应对不力的政党内阁的软弱，都是诱发“九一八”事变的客观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侵略这种错误的行径就能被允许。事实上，日本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国际联盟的强烈谴责。

错误的行为能够毫不遮掩、招摇过市，这种非正常情况出现的背后，是难以制止军部失控的国家制度，以及只求国民服从的威权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明治时代的国家领导人一手缔造的忽视民意的国家制度，是日本这个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改正错误的机会的一大原因。

第二次若槻内阁因为内部对立而全体辞职之后，元老西园寺推荐政友会的党首犬养毅出任首相。在经过昭和天皇的首肯后，犬养毅内阁在1931 年12 月13 日成立。犬养毅成为继原敬、滨口雄幸之后，第三位出任首相的众议院议员。

自从1890 年开设国会以来，犬养毅就一直当选为议员，可以说是当时政党政治家当中最资深的一人。他向来坚持反对政友会的立场，但是在1925 年担任革新俱乐部的党首时，却率领革新俱乐部与政友会合并，并在1929 年田中义一去世之后，凭借个人声望及其在护宪三派内阁等三届内阁担任阁僚的经验，出任政友会党首。

犬养毅

犬养毅起用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高桥在上任之后停止了黄金解禁，再度禁止黄金的出口，显示出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准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决心。在1932 年2 月进行的总选举中，政友会获得了超过300 个议席，取得大胜。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于犬养内阁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姿态有着相当正面的评价。但是投票率大约只有73%，相较前一次选举的81%，降低了近一成，可见国民对于议会政治的热情正在减退。

犬养毅与不少中国人私交颇深，也对“九一八”事变感到痛心。他将恢复大众对于政党政治的信任，以及妥善解决“九一八”事变视为自身的使命。但在现实中却因为党内派系对立，在殖民地的高级官员和警察机构的人事问题上，出现了按照党派进行安排的问题。这使得昭和天皇及其左右的官员也对政党内阁感到失望。我们可以从当时在天皇身边担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的木户幸一的日记中了解到这些情况。

（2）

“满洲国”与“五一五”事件

1932 年1 月28 日，在欧美国家的利权集中的上海，中日两军爆发了武装冲突。被称为“一· 二八”事变（日本称第一次上海事变）的这次冲突，是陆军为了将欧美诸国的注意力从东北引开，以便关东军在东北建立“独立国家”的计谋顺利进行而策划挑起的。

结果在1932 年3 月1 日，关东军通过威胁当地要人等方法，成功地在东北建立起所谓“满洲国”。溥仪出任国家元首，称“执政”，长春则成了“首都”，并改名为“新京”。日本治下的关东州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都原封未动。溥仪暂时没能当上皇帝，只得到“执政”这么一个并不常见的头衔，“满洲国”名义上也是共和国。关东军通过这些伎俩，营造出一种“满洲国”是基于当地民众自身意愿建立的假象，并希望借此来逃避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侵略行为的指责。溥仪要重新当上他念念不忘的皇帝，还得等到1934 年3 月。

溥仪

……

对于日本来说，“满洲国”其实是保护苏联威胁下的殖民地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堡垒，以及为下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提供所需资源的土地，自然完全不会考虑当地人的生活。但是在之后进行的调查中，日本并没有找到期待中的资源。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回日本国内，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并支持其发展主张，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是绝对的主流。可见陆军的宣传活动起了很好的效果。然而，希望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首相犬养毅，并不愿意承认“满洲国”。1932 年5 月15 日，一伙海军的青年军官在首相官邸将犬养毅暗杀，这就是“五一五”事件。当暴徒们闯进首相官邸时，犬养毅并没有试图逃避，而是选择与他们对话，尝试说服对方。这种态度真是很有勇气。

从1932 年开始，受到陆军行动的刺激，以极右翼分子井上日召为首的组织“血盟团”诞生了。这是一个以年轻军人和大学生为主体的极右翼恐怖组织，他们策划暗杀了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干部之一团琢磨。这些事件也可以被看作“五一五”事件的延续。

犬养毅死后，首相的继任人选成了难题，考虑了诸多因素之后，元老西园寺决定放弃政友会内阁，推荐海军出身的前朝鲜总督斋藤实继任首相。随着斋藤实内阁在1932 年5 月26 日成立，延续了不到6 年的政党内阁画上了句号。

斋藤实、高桥是清：

两位丧命“二·二六事件”的前首相

1936 年2 月26 日，日本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变发生了。起事的军官驱使手下的士兵，兵分几路袭击了诸多高官。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都在家中遇害，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则身受重伤。正在神奈川县汤河原的旅馆的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依靠护卫警官的舍身掩护，逃得性命。袭击首相官邸的叛乱部队在杀害首相冈田启介的秘书松尾传藏以后，误将松尾认作首相本人，使得冈田启介得以躲藏起来，并在第二天混在前来吊唁的人群中逃出官邸。

叛乱部队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并大闹印刷厂，占据了政府中央机构集中的霞关地区。叛乱发生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东京地区实施戒严，禁止人们在夜间外出，或是前往叛乱发生地。

陆军内部最初也存在呼应兵变的声音，但是因为昭和天皇始终决心要加以镇压，统制派也在试图扭转局面，最终在2 月28 日下达了要求叛乱部队撤离现在位置，返回所属部队的命令。2 月29日，叛乱军官陆续投降或自裁，兵变失败。特设军事法庭审判了叛乱军官和真崎甚三郎、北一辉等人，到1937 年8 月为止，包括北一辉在内的19 人被判死刑。真崎甚三郎虽然被判无罪，但是他与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高级将领都被编入预备役，从此之后陆军就成了统制派的天下。

冈田内阁在该事件之后集体辞职，西园寺为了平息事态，推荐已经被多方风传要当首相的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接任首相。但是，同情皇道派的近卫文麿拒绝了提名，西园寺只好重新推荐冈田内阁的外交大臣广田弘毅，他希望广田能够与陆军展开协商，走温和路线。陆军以防止发生类似事件为由，对组阁时各大臣的人选多有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广田弘毅内阁于1936 年3 月9 日宣告成立。来自政党的阁僚进一步减少，政友会与民政党各有2 人入阁，官僚、军队、金融界出身的阁僚占到了总数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