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校长的危险历史课

社会起源于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一场“血腥的斗争”，在战争中设法让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自己的主人且接受自己奴隶的角色。因为人们害怕死亡，所以要强迫部分人类屈服于他人，这样，社会也就永久地分为两个等级：奴隶和主人。

有关黑格尔的“离奇事件”之一是一位常穿黑衬衣①且带有绝对地维护“动物权利”的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描述的。黑格尔的杰作《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一个已经被接受的事实形成的过程。”所有历史的目标即是，思维应该把它自己理解成唯一的最高实在。这种目标首次实现是何时？是在黑格尔自己的《现象学》中吗？”

专家认为黑格尔的想法代表了德国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在他之后便开始衰落。首先是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唯物主义”，接下来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黑暗世界。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是一位“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教授，他创造了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接下来，这一思想传播到了西班牙、奥地利和德国，然而是黑格尔，而不是真蒂莱才是近代史的傀儡大师。黑格尔不仅把马克思引入大英图书馆去探寻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还用他的战争和毁灭之后的新时代言论启发了尼采、真蒂莱和其他一些哲学家。

哲学故事

然而，就像哲学的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一样，黑格尔也认为“公众舆论的独立性是成功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因素”。

黑格尔被看作是一位能够阐释时间的精髓并挥洒自如的世界历史性人物。”所有的公众舆论都有对与错的两面，但是发现其中的真理才是大人物所要做的。现在的大人物就是能够表达他的时间的意志的人，他能够说明此时他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取得成功。”成为这样的一位“大人物”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梦想，同样也是黑格尔自己的愿望。

但是，无论如何，世界历史名人都有一个庄重的开始。格奥尔格•黑格尔的开始是在斯图亚特（Stuttgart）——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家庭非常传统、保守，黑格尔的父亲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文职人员。这是一个新教徒家庭。后来，黑格尔被送到了图宾根（Tubingen）神学院，与未来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以及比他稍微年轻的哲学家朋友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一起学习。他们3个人共同见证了后来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

确实，黑格尔把拿破仑看作是创造历史的世界精神的化身。历史是这样的，他的桌上放着完整的《精神现象学》（Die 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原稿：

1806年10月13日的晚上，在我书房的外面是拿破仑侵略军的营火……第二天，我在穿过那拿（Jena）市的马背上看到了世界精神（die weltseele）。

因此，他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陈述了他对意识发展的辩证观点，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在让某一天达到“世界精神”的纯粹意识的顶峰之前，用伦理和政治阐述社会关注。对黑格尔来说，就像后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个体的“自由”要在人们认识到他们对国家的奉献后才能被超越。这就是历史的目标。在《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中，黑格尔用一种极好的领导性方法解释了“个体必须理解国家不是因他们而存在，但是个体的出现却是为了国家”这一原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黑格尔的新社会目标是联合所有的个体意愿——为了财富，为了力量，为了公平——以及联合团体的社会价值：一种早期的“三元”政治。但是，黑格尔的方法还包括把所有不符合社会需求（不合理的）的意愿而非个体真正的意愿重新分类。相反，群体意识，即感性，被赋予了全部的力量和权威。这使黑格尔成为了极权主义之父。

但是，在踏人新时代之前，除了作为一位短期的报纸编辑以外，黑格尔还把他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教育事业，首先是在耶拿，然后到了纽伦堡，接着在海德堡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到了柏林。尽管黑格尔已经赋予“学术”哲学以人性——深奥、复杂且高超——但他的前两个职位却都是在学校的工作。1816年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哲学家。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要追溯到作为校长的时期，而不是从他的大学职位开始。

黑格尔用一种极好的领导性方法解释了“个体必须理解国家

不是因他们而存在，但是个体的出现却是为了国家”这一原理。

实际上，黑格尔，西方难得的一位哲学家，对他的教育体系的基础有着清楚的了解。但大多数人都受大学教育的影响，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开始在纽伦堡语法学校给学生“传授”知识。他还对教学方法（以手稿和信件的形式）进行了长篇大论，并对大量的“教学事件”作出反应。这些事件包括完成教学规定的需要与“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的优点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填鸭式教育”的训练，另一方面又强迫学生吸取经典著作的精髓。

它最早的存在形式是黑格尔的辩证推理文章。每件事都有两面，紧张之中含有松弛。实际上，黑格尔对传统和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冲突有点困惑。因此，作为校长的黑格尔禁止决斗和打架，而向学校推荐军训。他解释说，这可以帮助学生“变得沉着冷静，不受先前思想的影响，对某一点作出自己的看法”。

1810年，当他的学校地址被公开后，黑格尔便开始赞成“安静的行为，持续地注意、尊敬和顺从其他老师的习惯”。这反映了他在毕达哥拉斯课堂上提出的学校纪律，纪律要求他的学生在开始的4年学习中都保持安静。

然而，黑格尔也指出，老师不应该“引诱学生产生主观和束缚的感觉，对另一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并通过严格的制度获得真正的爱和尊敬的感觉”。学生不能被看作成“一个用人的群体”，他们也不应该有类似的表现或行为。”独立性的教育要求年轻人提前习惯考虑他们自己对行为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的理由。”

在总结这种（辩证的）矛盾性时，他强调：“一方面，把学习仅仅看作一种接收和记忆就是对教学意义拥有了一个最不完整的观念。另一方面，集中注意力于学生自己的原始思想和推理也同样是片面的，而且仍然应该更加谨慎地加以防范。”

有些哲学家对讨论的兴趣多于写作，而有些人则对书面资料的爱好程度大于真实生活。黑格尔却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他认为这两种都很无趣。他的一位学生回忆他的演讲如下：

他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眉头半锁，不停地前后翻动着他的长页稿件。偶尔，一个急促的干咳声打断了那抑扬顿挫的演讲。他的每种主张都是相互独立的，似乎要打破和歪曲所有的力量。每个单词、每个音节就像原先一样都被忘记了，我们把接收到的明显的斯瓦比亚（swabian）方言中的金属声看作一个奇怪的音调，似乎它就是所说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件。

听他讲课可能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另外，他的晦涩难懂的著作臭名昭著②；当遇到他所设想的话题时，他又会自然地显现出很大的野心。叔本华（Schopenhauer）指责他，认为他所运用的“不仅是哲学，还有所有形式的德国文学、反叛性或相当严肃且麻醉人类的演讲，人们也可以说那是一种败坏风气的影响”。

他的第一本且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精神现象学》，上文已经提到过。他的一生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创作，如《哲学全书》（Encyclopaedia Philosophical Sciences）、《逻辑学》（TheScienceofLogic）以及《法哲学原理》。除了这些，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对原始技术，即所谓的“辩证法”的运用。例如，柏拉图以两个处于相对角色的人在达成一致之前的辩论的形式使用过它，后来这也具备了一定的挑战性。黑格尔使用辩证法来回应一系列社会事件，包括那些家庭本身的问题——男人和女人的矛盾可以通过生孩子来克服。然而，黑格尔最著名的使用是把它作为理解哲学和世界历史的系统。他认为历史是前一个要素遗留的冲突不断向下一个要素进化的过程。

对黑格尔来说，社会起源于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一场“血腥的斗争”，在战争中设法让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自己的主人且接受自己奴隶的角色。因为人们害怕死亡，所以要强迫部分人类屈服于他人，这样，社会也就永久地分为两个等级：奴隶和主人。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他不担心男女之间可能的矛盾。他认为女人不属于血腥斗争的部分，而是男人“天生的”用人（黑格尔自己与他的女房东之间有着一种不正当的关系，而且两人之间有一个孩子。他后来以“合法形式”取得了孩子，尽管他不会与孩子的母亲结婚）。

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产生分歧的地方，即推动一个阶级压制另一个阶级不是物质需要，它是关于人类驾驭他人的特殊欲望的一种斗争。但是，黑格尔不像托马斯•霍布斯，黑格尔赞同那种欲望，称它为“认识欲”。这场斗争涉及人性毁灭的风险，但是这是通向“自由”的真正途径。因此，法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渴望“解放”和“平等”，但却伴随了残酷事件的发生。然而，黑格尔认为这些矛盾之中会出现一个新国家：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合理政府力量必须与自由和和平的理想紧密相连。

在二战结束后的时期，随着斯大林和希特勒，或者“青年黑格尔派”和“新黑格尔主义”相互冲突，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写了一本名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的书，严厉抨击了所有的个人“极权主义”。但是，这本书中关于黑格尔的部分则充满了责骂。波普尔认为黑格尔是一个骗子，他把自己的空虚隐藏在自大和卑贱的风格之后。他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在取悦他的雇主——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的欲望和逐步获得他自己的地位、威望和影响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波普尔说黑格尔代表着柏拉图和现代化极权主义（包括国家、历史和种族的崇拜）之间“缺少的一环”。”国家就是一切，个体什么都不是”就是当时的教义。”国家一出现就成为了神圣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敬仰国家，把它看作世界上神圣的象征。如果理解自然很困难，那么抓住国家的本质就会更加艰难……国家是上帝穿越世界的脚步。”

太多的哲学家忽视了叔本华持续不断的重复警告，波普尔说：“在自己处于危险中时，如果他们对那些警告了解得不深（他们的进展不大），他们就跟他们所教导的人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波普尔不喜欢校长的角色。也就是每天让学生们集合，唱几首令人奋起的歌曲，鼓励每个人。”我们的学校就是一切！我们应该为学校祈祷，让它成为地球上神圣的象征，它是上帝穿越世界的脚步！”

相反，波普尔想知道像黑格尔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是如何能够发挥如此大影响力的。波普尔认为这肯定跟哲学家把自己保留在某种环境之中从而体现神秘感和魅力的欲望有关。他回忆说：“哲学被看作一种奇怪且深奥的东西，它用于解决一些与宗教有关的神秘问题。”但不是以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呈现给那些缺乏经验的“普通人”，它对“普通人”来说太深奥了，所以被“博学且明智的知识分子的宗教和信仰”所代替了。

就像波普尔所说，黑格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粗鲁愚蠢之人如何轻易地成为历史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者用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重新解释了黑格尔值得称赞的“国家冲突”，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这是种族斗争。黑格尔所需要的只是权威人士的资助，为他提供官方的讲坛——大学的职位。

作为这种需要服从的、国家资助的哲学探讨的典范，波普尔提出了黑格尔表示“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的观点。黑格尔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国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性只在“他们在法律之外也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另外，黑格尔补充说，“只有他们在财富、年龄中拥有了平等性……其余的才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相应的平等性”。确实，成熟的国家创造并强迫形成了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性。设立一个好的学校是必不可少的突破——长官不与其他人一样遵循相同的规则；有才能的阶级与无用的人分开用餐……

实际上，黑格尔解释说，所有的关系从根本上都可以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来形容。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就是把他们自己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或者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同样，黑格尔反驳了“对个体的解放应该只有在他们的活动对他人产生不良影响时才会受到限制”这一民主概念，并补充说：“真正地获得自由是要实现‘国家精神’的统治。”国家精神可以用“一个本质的全体——统治权”的形式来概括，它的“全力支持和拥有裁决权的团体”就是最高统治者。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也就是在我们可以观察和把握的环境中，精神展现了它最实质的存在。”而且，实质存在确实就是普鲁士的最高统治者。”德国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标就是对整个真实世界的认识，类似于对自由无限的自主性认识。”这里的自由——德国精神，“有着它自己绝对的形式，就像它的目标一样”。

黑格尔反对所有阻止德国精神热潮上升的行为，例如，防止战争的国际组织，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解释说战争非常重要：“就像风的吹动使大海免受由于长时间不流动而导致的污染，因此，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就是长期的，根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

1831年，霍乱成为柏林的一种流行病，黑格尔的同事和知识的敌人叔本华，不管是否因为他的悲观主义情绪，迅速离开了这座城市，来到了气候更加宜人的意大利。因此，叔本华躲过了这次流行病。黑格尔留了下来，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他染上霍乱后就去世了。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在德国，他的《实践论理学概论》被预测是带有争议性的书本，这是由于它提倡对有身体缺陷的孩子施行安乐死，在这本书的封面上，辛格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衣。

②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回忆了黑格尔生命最后时刻的奇闻。在临终之前，黑格尔最后说出的比较神秘的话语被认为是：“没有人理解我——除了一个人，不过他的理解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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