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当泡利遇上荣格：心灵、物质和共时性》第六章 “心理、物质和共时性：大同世界”，戴维·林道夫 著，徐彬 郭红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8）。

整个人类历史中，都不乏超常现象的传闻。在现代科学的时代，理性原则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此类事件的痴迷仍然存在，有时相信的人甚至是最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即使是弗洛伊德，虽然其心理学方面的观点具有很深的理性主义的色彩，他仍然承认对一些个案感兴趣。

弗洛伊德

虽然现代物理学，以及无意识心理学，都发现各自进入了一些特别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特点是，使用理性的术语，即使并非无法理解，那也需要使之适应笛卡儿二分法。特别是，科学界已广为接受的信条是，对灵异事件不能认真对待，因为它们在受控实验中是不可复制的。在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情况下，超感官知觉系统(ESP)直接被严肃科学拒绝，虽然这种情况曾经得到过较为可信的演示。其他超自然的事件，比如共时性，验证起来则更加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然而，要想让灵学观察被认真对待，它们就必须在科学上是可验证的信条，泡利和荣格两人都允许存在例外。两人都经历过自己头脑中的超自然的现实情境，在其中心理和物质相互作用，这种现实无法理性地置之不理(爱因斯坦采取的立场是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荣格与泡利

超自然事件是荣格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三岁的时候，他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曾观察到，他家的核桃木的桌子自发裂开了，还有面包刀莫名其妙地震动起来。他认为这两个事件，是由于在无意识层面他与是灵媒的表妹的互动造成的，他的表弟还患有梦游症。他对她产生了兴趣，观察她的行为，并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在他与弗洛伊德决裂，自我孤立的关键时期，另一个超自然事件发生了。在这段时间里，荣格记录了在库斯纳赫特(Küsnacht，瑞士城镇名)的房子闹鬼的事件，他的家人也感到了这种情形。这正好与荣格的个人对集体潜意识的经验契合，使他建立了对原型的认知。

在荣格和他的病人的经验中，超自然现象有时似乎与梦相联系。在1928年的一个梦的研讨会上，他说：

我提到（碰巧）表明梦是有生命的东西，绝不是像纸一样的死的东西。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情景，就像长有触角的动物，或是长着很多根脐带……存在巧合与（梦境）相关联。我们拒绝认真考虑这些巧合，因为我们无法把它们看作是有因果关系的。

诚然，要是把它们作为因果关系考虑，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事件不会因为梦而发生，那将是荒谬的，我们永远不能证明这一点；它们只是巧合。但是明智的是，我们需要考虑，它们确实发生了……

东方世界的科学多是基于这种不规则性，并且认为巧合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可靠的基础，而不是因果关系。共时性是东方的偏见；因果关系是西方的现代偏见。

后来到了1930年，在写给理查德·威廉（注：卫礼贤)的备忘录中，荣格介绍了“共时”(synchronistic，又译“同时”)这个术语：

“易经的科学不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原则，而是基于——因为这对于我们太陌生了，因此没有对应词——我曾试探性地称为‘共时性’的原则。”

荣格认为他新确定的共时性原则与道家考虑时间的方式相似。西方思想是从时间序列中事件的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易经”则认识到某一时刻的意义。荣格认识到，有必要将这个古老的哲学概念置入心理学的框架，从而认识到心理的非理性。

荣格与卫礼贤

他稍后将“共时性”定义为“一定的心理状态与一个或多个外部事件同时出现，对于某一瞬间（精神）状态看起来是平行的、有意义的——在某些情况下，反之亦然。”然而，他告诫说，只有在无法想到任何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该定义才可用。

在此后的二十年中，荣格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再提及共时性；讨论它是一个过于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荣格晚年时期

荣格从想到这个原则，到最终就这个题目写一篇文章，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外还有泡利不断的鼓励。

泡利在给荣格的信(1948年11月7日)中透露了他最初对共时性的兴趣：“我们昨天谈到了梦和外部经验的‘共时性’……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在泡利的支持下，荣格开始把他对共时性的想法写下来。

半年后(1949年6月22日)，荣格写道：“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敦促我在某个时候把我对于共时性的想法写下来。我终于成功地听从了你的建议。”信中他附上了一些材料，请泡利帮助仔细审阅，并补充道：“如今，只有物理学家会严重关注这样的想法。”

荣格建议他们在他的位于波林根(Bollingen)的度假处讨论这篇文章。他们会面的日期定在了7月，但荣格请泡利立即对他的材料进行审阅。荣格如此的迫切，表明他已经打破了自己的沉默期。

荣格在波林根

从那时起，在他们俩接下来两年的通信中，荣格从心理学的侧面，泡利则从物理学的宽广视角探讨这一问题，两人的观点非常契合。

荣格引用了他即将发表的一篇关于共时性的文章，在信中写道：

共时性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自从20年代中期开始，我对集体潜意识现象进行研究，并不停地遇到我无法解释的关联现象，只能看作是巧合。我发现，一些“巧合”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它们仅凭“机会”同时发生，这种不可能性实在是太高了，只能用一个天文数字来表达。

荣格发现，一个共时性事件的发生，伴随着一种情绪状态，这种状态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型的)能量的驱动，从而将共时性和原型的无意识关联在一起。他把心理和物质之间的连接与他所谓的心理功能因素(psychoid factor)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原型的准心理的侧面，是在共时性事件发生时获得能量的。根据假设，正是原型的这种心理功能的侧面，使心理与物质联系起来。泡利非常支持这种形而上学的论断。

荣格在波林根的三面石刻

荣格在共时性的文章中介绍了一个年轻的女病人，她的思想非常的理性，“治疗陷入了绝境，似乎没有出路，”他阐述道：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梦（发生了），她得到了一个金色的圣甲虫。她对我讲述这个梦境的时候，我背对关闭的窗户坐着。突然，我听到了在我身后有一个声音，像轻轻的拍打声。我转过身，看见一个飞行的昆虫正在撞击窗玻璃。……我打开窗户，在这个生物飞进来的时候在空中抓住了它。……这是在我们所处的地域，能够找到的样子最接近金色圣甲虫的昆虫了。

这一事件让病人无比震惊，使她充分放弃了理性，治疗才得以开始。圣甲虫是重生的一个经典象征、给予了这一事件象征意义。

荣格的书桌

对于荣格的圣甲虫案例，泡利提到(1949年6月28日)，他曾一直从事一个“思想实验”，这跟荣格称作“积极想象”的活动类似，这种活动中，需要在醒着的状态经历无意识。

泡利曾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使用这种方法来体验无意识(从他终止他的分析之后)。他跟荣格写道：“这种游戏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玩法非常多样，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无稽之谈。”

在泡利的活跃的想象力中，荣格受到了一个他所谓的陌生人的拜访，这一则事件紧接着圣甲虫的事件发生。就像泡利有关宗教裁判所的梦中的金发男子一样，这个陌生人似乎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他对荣格说：

“我向你表示祝贺，医生。你终于成功生产出了放射性物质。这对你的病人的健康将非常有益。”

紧接着，这个陌生人详细解释了放射性衰变，以及它所释放的半衰期很短的放射性气体。

（注：根据放射性，不稳定的原子核随机发出辐射(a粒子)，通过这一过程它们转化为不同元素的更稳定的原子核。一个例子是镭，它放出的放射性气体氡。放射性辐射的特点是，虽然一个单独的原子发出的时间完全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放射源的平均衰减率符合一个明确定义的定律，或日半衰期。这就是泡利所谓的“统计因果关系”的一个例子，这意味着，尽管随机事件在集体上是从统计学上可以预测的，但是特定事件的时间却不能被预测。将其比喻为共时性，就是它想什么时候发生就什么时候发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泡利都因为梦中反复出现的陌生人而感到疑惑，同时非常关注他，这个人似乎有着大智慧。泡利感觉到，他必须更多地了解这个陌生人，以便更好地了解放射性的象征意义。这反过来又要求有一定的智力活动，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他的思想受到对陌生人的反应的指导，因为后者如果被误解，可能会变得非常难以控制。泡利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陌生人代表了当时所知的科学概念的原型背景。

泡利试图指出“背景物理学”的特点，陌生人被认为是原型背景中出现的，在原型背景中，心理和物质是一体的。因此，陌生人同时象征物理和心理状态。因此，他对于“放射性物质”已经生产出来(被共时性生产出来)这一活跃的想象力的评论，应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情况被创建，伴随着一个共时性”。这属于那种中性的语言，泡利承认，这一语言还远远没有完全形成。

泡利比较了共时性和放射性，指出，正如放射性气体扩散到环境中并迅速衰减，共时性也会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回到稳定状态，并同时影响周围的环境；随着共时性消失，无意识回到平衡状态。在这一时刻，对立的一对事物(心理和物质)达到了相互平衡。

与圣甲虫案例相关，泡利提出一个灵魂诞生的事件发生了。

泡利在信中继续提出了一个平行的“对”，即“易经”的震卦(代表“雷”，指“引起、煽动运动”)，他解释可以描述这样一个时刻：

震卦的象征是雷电，它的冲击会造成恐惧和颤抖。……这种冲击所带来的恐惧和颤抖，首先会让某个个体认为自己相对他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痛苦过后，他会体验到一种释放，这样一来，他曾不得不忍受的恐惧，长远看来就会带来好运。

虽然不是所有的共时性经验都伴随着这里所说的戏剧性的力量，但是震卦很接近“泡利效应”，泡利则将其看作是一种共时性。这也符合荣格的假设，认为共时性是基于集体潜意识，从中产生强大的情绪。

泡利指出，放射性还涉及时间(chronos)，因为放射性源会呈现出平均衰减率或半衰期，它具有时钟一般的规律性。然而，一个单一的原子的辐射却与平均不同步，即使它会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泡利认为这跟个人与原型的关系类似，即原型拥有人类的共性，这一假设得到了世界各地的神话内容共性的支持。

但是，原型如何与个体相联系，却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与放射性并行，个人虽然是来自集体，却生活在永恒的领地之外。

一年后，泡利写信给荣格(1950年6月4日)，继续讨论他们前一天的会面。他说，他们的谈话让他对两个梦有了新的认识，这两个梦是1949年6月他第一次读了荣格的关于共时性的手稿后所做的。显然，泡利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才充分领略了这两个梦和共时性的关系。

在梦中出现了一个“黑暗的阿尼玛”，以及关于时间的定性概念。跟通常对时间的认识不同——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梦代表了时间的质量，这是道教的一个概念。

这个梦所关注的不是时间的推移，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对立面相互关系的方式。例如，在战争年代，爱神(Eros)让位给强权。

泡利还引用了荣格的圣甲虫事件，他想象黑暗的阿尼玛“做了一个小的旅行，以确定的时间”。似乎是“一个时钟有两个指针，一个是意识，另一个是无意识。”

像在圣甲虫的案例中一样，共时性的概念让泡利特别关注时间的双重性。

在这个梦中，“光明的阿尼玛”出现了。黑暗的阿尼玛跟阴间有关，光明的阿尼玛代表爱欲的和精神的东西。她经常出现在泡利制订一个概念的初始阶段。但是与黑暗的阿尼玛不同的是，在她身上，第四元消失了。

陌生人现在已经进入了梦境。他显示出灵魂指引者的角色，他主导了阿尼玛以及整个梦的情境。泡利把他象征性地与放射性原子核相关联——或者，用荣格的话说与自性相关联。

他谈到了两种类型的数学：泡利所了解并应用的传统数学，以及象征性的数学，比如《易经》六十四卦所运用的那种数学。陌生人把“易经”给了光明的阿尼玛，同时告诉她，她必须学会泡利的数学——只不过陌生人自己不太喜欢这种数学，认为这是不够的。

这个梦让泡利清楚地看到，数学的神秘对于阿尼玛领域的发展，以及了解更大范围的世界图景是关键。特别地，“光明的阿尼玛”需要用“易经”的奥秘进行教育。如同有关宗教裁判所的梦，科学的力量影响了阿尼玛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陌生人的行动能够修改活动的效果。那么，谁是那个陌生人，谁认识到了文字背后的神秘的价值？

泡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将陌生人看作是一个集体形象，假以时日，他的变化的影响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文化。比如，泡利写信给荣格的妻子艾玛，联系到她对圣杯传奇的研究工作(1950年11月16日)：

（陌生人）是他所遵循的“四位一体”的方式的准备者。妇女和儿童乐意跟随他，并且他有时会教他们。他把他周围的环境，尤其是我，看作是无知的、未受教育的。他不是反基督的，但在一定意义上，却是‘反科学者’……在我看来，对他来说，高等的（精神）解放之火会先以文化的形态燃烧，用四位一体可以有效表达这一点。

陌生人帮助泡利认识到，现代物理学是一个不完整的自然观，因为超越科学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现实。提及两种数学，则解决了这个问题。陌生人让人联想起了荣格与斐乐蒙(Philemon)的碰面，这个人有着广博的知识。

荣格梦中的斐乐蒙

这两个梦，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对于泡利来说，在个人层面上，阿尼玛的领域存在明显的分裂，需要时间才能愈合。在两种类型的数学之间也出现了一个分裂，即象征性的和应用性的两种。

这两个梦是泡利阅读荣格的有关共时性的文章而产生的，这表明，它们与心理-物理问题相关联。其实，泡利评论说，他要想理解心理-物理问题，最关键是他要了解那个陌生人以及阿尼玛。这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虽然泡利非常认可共时性，但是在描述它如何关系到世界观的时候，他和荣格是不同的。经过多次讨论，荣格决定将两个人的观点都收录在作品中，相信这两种观点放在一起，比任何一个单独的观点，都能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了解。

参考文献：

1930年年底，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正处于成就巅峰期，但他的情绪却陷入崩溃状态。他对科学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巩固了他的天才名声，比如最终帮他赢得诺贝尔奖的不相容原理（exclusion principle），这一原理证明了为什么原子中的电子不会都聚集在能级最低的量子态上——若如此，就会让原子不稳定。他还预言了一种质量小、不带电的粒子的存在——后来被称为中微子——虽然当时还未经实验发现，但已然为理解一种被称作β衰变的放射过程照亮了前景。

然而，当粒子世界初具雏形时，泡利自己的世界却开始崩塌。他的一连串麻烦始于3年之前，他深爱的母亲因他父亲的不忠而自杀，过世时年仅48岁。不到一年，他父亲再婚，娶了一位20多岁的艺术家——和泡利几乎同龄。泡利鄙夷父亲的决定，并为父亲的新婚妻子起了个绰号，“邪恶的继母”。

1928年，泡利被任命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教授，事业蒸蒸日上，但他却日益丧失希望。1929年5月，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正式离开了教会，放弃了出生以来一直信仰的天主教。泡利经常前往柏林——因爱因斯坦、薛定谔、普朗克（当时荣誉退休，但依然活跃）等人在此任教、生活，柏林成为当时理论物理学的主要中心之一。在一次柏林之行中，泡利遇到了卡巴莱舞女凯特·戴普纳（Käthe Deppner），并开始跟她约会。当时她还有一个药剂师男友，但又被泡利所吸引。泡利向她求婚，尽管泡利远远不是她的梦中情人，出于某些原因她还是答应了。他们于1929年结婚。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冲突不断。凯特对那个药剂师的兴趣并没有减弱，并继续和他见面。几周之后，她开始冷落丈夫。婚后第二年的大部分时间，泡利都在苏黎世度过，而她留在了柏林。1930年11月，他们离婚了。让泡利懊恼的是，凯特最终和那个药剂师在一起了。“如果她选了个斗牛士，我可能还能理解，但她选了一个这么普通的药剂师……”他哀叹道。

由于感情生活一团糟，泡利开始大量饮酒、抽烟，他成了酒吧的常客。惊人的是，他关于中微子的构想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即使生活陷入危机，他也能保持高度的专注与创造力。泡利的父亲决定进行干预，他建议泡利去找卡尔·荣格（Carl Jung）进行治疗。

泡利熟悉荣格的工作，因为荣格经常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做演讲。泡利接纳了父亲的建议，联系了荣格并约定见面。那时的泡利迫切地想让自己的精神状况重回正轨，希望治疗能起到作用。他渴望得到分析心理学创始人的亲自治疗，但荣格把他交给了自己的年轻助手埃尔娜·罗森鲍姆（Erna Rosenbaum）。荣格解释说，鉴于泡利与女性的问题，他最好先由一位女性治疗师来辅助治疗。罗森鲍姆的工作是记录泡利的梦，直到他有足够的信心自己写下来。

罗森鲍姆对泡利的治疗始于1932年，持续了大约5个月。之后，主动权被交予泡利，由他以一种自我分析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梦，这一过程持续了约3个月。最终，荣格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亲自担任泡利的治疗师。在接手治疗时，荣格已经有超过300个关于泡利梦的记录，这对形成治疗建议有极大帮助。除了分享梦境，泡利还坦露了他的情感波动、不稳定行为、酒精依赖，以及和女性打交道的问题。

为了研究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对心灵（psyche）的影响，包括梦与幻想的作用，荣格一直在寻找能清晰回忆梦境的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初，荣格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概念正处于酝酿期，这一理论建立于爱因斯坦的动态时空观之上，需要大量物理学知识做支撑。而恰在此时，能清晰记忆梦境的杰出量子物理学家泡利出现了，这实属奇迹。

- Carl Jung -

最终，荣格直接或间接地收集了约1300个泡利的梦，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同时为病人保密）。结果，如学者贝弗利·扎布里斯基（Beverley Zabriskie）讽刺的那样：“相较于清醒时的人生和成就，荣格的读者都更了解沃尔夫冈·泡利的潜意识。”至于泡利是如何不厌其详记住那么多梦的，真是个谜。除了记忆力惊人，他一定还通过某种方式训练过自己。那些梦为荣格雕琢其理论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当然，这不仅仅是个研究项目。荣格真诚地希望能帮助泡利不断意识到内心被压抑的情感。荣格治疗的要点在于向泡利展示，他以阿尼玛（anima）原型（archetype）为象征的情感性自我是如何被压抑，进而屈从于纯理智的。泡利认识到他的生活有多么失衡。经过两年的治疗，泡利的心理状态逐渐变得稳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终于能够维持一段成熟的关系，并于1934年与弗朗西斯卡·贝特朗（Franciska  Bertram）在伦敦结婚。大约同一时间，他决定终止私人治疗会谈。他感觉自己的心理状态更稳定了，并且减少了饮酒量——至少暂时减少了。

即使不再作为病人，泡利余生一直保持着和荣格通信的习惯，其中包括分享自己的梦境。在信中，他们一起推测梦的意义及其与原型的关联。对泡利这样一位拥有杰出数学头脑并忙于解开理论物理学最深奥难题的人来说，梦里出现各种几何元素和抽象符号不足为奇，比如对称排列的圆和线，而荣格会根据他的原型理论对这些元素和符号做解释。数学、物理学元素充实了泡利的梦境，荣格又将其与远古的象征联系起来。就这样，两位思想家在两个领域间建立了深刻的隐喻式联系。

泡利在给荣格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一个关于物理学大会的梦。这个梦中出现了大量代表物理中极化（polarization）的例子（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两极分化），包括电偶极子（electric dipoles）（正电荷和负电荷的平衡排布），以及原子谱线在外加磁场作用下的分裂。荣格认为这个梦的象征意义可能代表了“自我调节系统中的互补关系，其中也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互补关系”。

一句常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格言是：“有时候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泡利时而梦到与物理学相关的内容，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偶极子不能只是偶极子，而非要代表男女的象征性结合吗？和弗洛伊德一样，荣格也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在下结论时，他总是谨慎地避免武断。

- Carl Jung -

泡利的另一个梦里出现了一个叫作衔尾蛇（Ouroboros）的古老符号：一条蛇盘绕成一个圆环，口衔自己的尾巴。这一符号与道家学说中的阴阳概念有关，反映了循环往复的毁灭与再生概念，包括四季的轮转与自然的循环。这一符号也展现出泡利等人在探索量子的性质时所涉及的旋转对称性（rotational symmetry）。借用东方哲学中的一个术语，它也构成了曼荼罗（mandala）的雏形。

在泡利和荣格的合作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点，就是他们的言辞用语逐渐趋同。多亏了泡利，荣格对量子物理学了解得越来越多，包括量子力学的概率特点以及观察者在其中的重要性。因为荣格，泡利完全沉浸在对神秘主义、命理学和古老象征主义的研究中。

从那时起，荣格开始完善他的共时性概念，并准备以此为主题撰写一部专著。在泡利的帮助下，他希望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一项被心理学界认可的重要原理。作为这一目标的一部分，他渴望创造出他自己的象征符号——四位一体（quaternio）——来代表自然界中的联系。荣格就这一主题安排了一系列报告。1950年，在准备讲座期间，他给泡利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幅四位一体图，图中他对因果律与一致论（correspondentia）*、空间与时间做了并列对照。它看起来像这样：

一致论指的是一种与赫尔墨斯主义中“一致律”（Hermetic law of correspondence）类似的非因果关联。赫尔墨斯主义中的一致律指“其下如其上，其上如其下；其外如其内，其内如其外”（As above, so below; as below, so above; as within, so without; as without, so within）。

1950年11月24日，泡利在抽空思考了荣格的图表后，回复并批判其将空间与时间分隔开的做法。泡利指出，爱因斯坦的革命将空间与时间合并成了一个单一实体——时空——而非对立的两极。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改进图表（荣格接受了，并进一步做了少许修改）：

泡利对能量（及动量）与时空的对比，和相对论版本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所提出的二分法相吻合。我们对时空的了解越多，对能量-动量（与相对论中的时空相似，能量与动量在四维空间中也是实体）的了解就越少，反之亦然。

不同于因果律的机械模型，泡利的因果性概念被称为“统计因果性”（statistical causality），后来也被荣格所采纳。泡利认为，鉴于某些种类单个量子测量中的随机性，比如确定放射性样品是否在一定时间内表现出一次衰变，因果律应该涵盖概率与均值的观念。

只有当研究人员多次取平均值后，实验结果才可以预测。在同一封信中，泡利将共时性与超心理学家J.B.瑞恩（J.B. Rhine）的读心术研究联系起来：“正如你所说，你的研究和瑞恩的实验如出一辙。我也认为，这些实验背后的实证工作是有充分根据的。”

荣格对泡利的建议很感兴趣，并大胆提议，对共时性概念的内涵进行拓展，使其涵盖无精神因素的非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纯粹的物理交互作用。他没有具体指明量子纠缠，但那肯定也包含在他的扩展定义之内。

讽刺的是，就在荣格和泡利欣然接受瑞恩的研究结果时，荣格的对共时性概念的拓展却使其和瑞恩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拓展后的共时性概念，即广义的非因果关系法则，鼓励人们去探索宇宙是如何通过对称性和除因果关系之外的其他机制交织在一起的。泡利对此虽有所保留，但也意识到了荣格扩展概念的价值。他强调，在向物理过程进行扩展时，应该突破心理学术语，比如说，用原型来解释就不太合适。

他在1950年12月12日给荣格的信中写道：“更普遍的问题似乎是关于自然中不同类型的整体性、非因果性秩序，及其发生的条件。这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出于‘诱导’的——即由人类设计和进行实验的结果。”

1952年，作为荣格与泡利合作的高潮，他们联合出版了《自然的解释与心理》（Naturerklärung und Psyche）一书。书中包含两篇论文，荣格所著的《共时性：一种非因果关系原则》（Synchronicity: 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以及《原型概念对开普勒科学观点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Archetypal Ideas on the Scientific Ideas of Kepler）。他们的合著证实了（对任何仔细研读过这本书的人来说），泡利确是荣格研究所用梦境素材的提供者。几十年后，该书的第一部分（荣格所著的章节）以平装本形式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荣格那件关于圣甲虫的著名逸事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巧合”，被用来说明共时性：

- Carl Jung -

对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这种逸事例证并不能帮助荣格佐证他的观点。任何分析过不同病人成千上万个梦境的心理治疗师，都会被这种简单的偶然性所限制，他们总会注意到梦境内容和生活事件之间在某一点上的巧合，比如与昆虫的不期而遇。事实上，荣格坦言，他所讲的每个故事都有另外的诠释——他只是希望他的读者留意到一种模式。着力强调广义概念上的共时性，包括物理学中的非因果关联（比如量子纠缠和对称关系），将会为论证超越纯粹因果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一个更有力的论据。

但就当时来看，除了泡利，几乎没有哪个科学家支持荣格对事件、梦和神话的结合。一位杰出数学家在匿名书评中总结道：“几个月以来，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著作，如今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们俩都彻底疯了。”

1957年8月，已经通信多年的泡利和荣格交换了最后的信件。那个月泡利写给荣格的信是几年来最长的一封，信中有他对一个梦的长篇描述和对物理学中对称性的阐述。荣格兴致盎然地回复了泡利的信，将泡利提到的梦诠释为对立面的调和，比如心灵与身体之调和的象征。荣格认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parity symmetry violation）类似于一个仲裁者——被称作“第三”（the “Third”）——在两个对称相反的实体之间选择其一。“第三”更倾向于心灵而非身体，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对称性。荣格信件的其余部分深入探讨了他对不明飞行物（UFOs）的新兴趣，他总结道，这要么是真实的（来自太空），要么是一种有其自身原型的新型神话。

- Carl Jung -

为什么泡利和荣格的漫长通信结束于那次信件往来，即便泡利在那之后又活了一年多时间？即使是好友之间写信，有时也会出现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间隔。另外，正如我们从泡利对待其他物理学家的态度中所能窥见的，泡利本质上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以批判态度检验所有教条理论，包括荣格的。比如，他向波尔（Bohr）抱怨荣格学派的一些变幻莫测之处，“荣格学派比弗洛伊德学派思想更开阔，但因此也就不那么清晰易懂了。最让我不满意的似乎是荣格对‘心灵’这一概念的情绪化又模棱两可的使用，而它本身甚至无法实现逻辑自洽。”泡利也开始怀疑瑞恩的方法。1957年2月25日，泡利给瑞恩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在泡利去世后才被收到；信中泡利向瑞恩询问他听说过的一篇批判超心理学的文章。瑞恩被这封信惹怒，并向荣格抱怨，而荣格试图找到这篇批判文章，但一无所获。

进一步促使泡利与荣格决裂的是荣格对不明飞行物的痴迷。泡利对这个问题很好奇，但未能像荣格所希望的那样投入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那段时间也是泡利和海森堡在统一场论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时期。另外，泡利被确诊胰腺癌之前的最后一年，体力也开始下降。因此，众多因素都可能导致这段长久又多产的对话的落幕。

本文物理学部分的翻译受到了阿莫、物离，以及Andromeda的帮助，特此感谢。如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乃是编辑一人之过，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