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承认生命在“此时”和“此地”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卷，为免费内容。

《米沃什传》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一生中遭遇的苦难，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生活中遭遇的，以及它们对诗人写作全部作品的作用和影响。当我们开始审视我们自己的苦难时，他的诗歌和他的人生经历将给予我们关于二十世纪生活和幸存的多方面的启示。——《纽约客》

米沃什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波兰作家、诗人，198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米沃什传》中，作者安杰伊·弗劳瑙塞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米沃什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生动图景，同时也提供了理解其作品的丰富语境。弗劳瑙塞克追踪了米沃什个人的奥德赛之旅——经由立陶宛、波兰，到法国，再到美国，最后荣归波兰克拉科夫，终老于此。作者花十年时间写就这部米沃什标准传记，无论深入程度还是厚重程度均在目前米沃什生平及作品研究专著中首屈一指。这本传记基于大量的访谈资料而来，同时大量引用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

——切·米沃什致亚历山大·瓦特（1960）

你与所有琐碎的和深邃的阴谋隔绝，在象牙塔里，不用直面与普日博希的争辩，也不用理会科特一家的喋喋不休[……]。所以你抱怨的，无非是在那个国家里没有你的存在，灰色的维斯瓦河仍在那里奔流，桑多梅日的溪流静静地汇入其中。也许正因此，才产生了与那些俗人的争辩，他们一边与客居国讨价还价，一边又在相互争宠，还要假装不在意。[……]感谢上帝，你在这里，在美国，因此得享神圣的安宁。

——这是一九六二年夏天，齐格蒙特·赫兹以他特有的讽刺语气和健康方面的原因，安慰米沃什的话。我们得承认，言语之间满是刻薄，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为之。米沃什想要的不只是“神圣的安宁”。尽管远离哥穆尔卡的，还有后来盖莱克的波兰，远离波兰文学圈的“追逐名利”能让他集中精力在学术上，甚至还可能因此增了寿，但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依然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生活并非不丰富多彩，但总有一道鸿沟横亘在他自己的激情与大学同僚们的兴趣之间。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学年，莱舍克·科瓦科夫斯基在伯克利度过了一整年，这可顺了米沃什的意。科瓦科夫斯基回忆说，在与诗人的聊天中，总会情不自禁地谈到一些话题，如上帝、彼岸生活、恶……斯拉夫文学的教授们很少聊这些，也可能米沃什不知道该怎么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僚，同时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在这期间也很难与人交心。他热烈地渴望着能令自己身心愉悦的交流。

他陷入沉默——尽管这是一个无须为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担惊受怕的国家，也因如此，（他认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怎么理解——也许还会不公平地理解）他。他的思考绕不开一些“该死的问题”，而在这里——在加州艳阳之下——这些问题是那么地似是而非，不占天时、地利还有人和。他觉得自己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塑造的角色一般，身处变幻莫测的文明时代，听滚石，抽大麻，热衷性革命和反越战。诗人罗伯特·哈斯罗伯特·哈斯讲过一个关于米沃什的故事。他去灰熊峰的住所拜访托尼·米沃什时，仿佛一下子从活力多姿的加利福尼亚迈进了一部讲述欧洲知识分子的电影，色调昏暗，光线阴涩。切斯瓦夫就在那儿写过一封给安杰伊·瓦里茨基的信，信中说：“我感觉自己在一条没有桨的船上，漂在深水之中，因为几乎所有人在嘲讽政治和争论意识形态时都会刻意避开核心问题。[……]人需要的是什么？该干什么？问这些问题，就等于给自己定义，您就能将我划入十九世纪中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行列，但这也许并不会败坏我的名声？”

米沃什谈到加利福尼亚时，总会出现两个关键词——沙漠和荒芜。他的美国正是爱德华·霍珀画里的——孤独和迷失之人的国度，空旷广大，但却吞噬了人物的形象和家园。“梭罗的《日晷》都向我们展示了对于美式’空虚’的深刻解读，其中[……]‘孤独的大洋与沙漠串联起孤独与孤独’”，塔德乌什·斯瓦韦克笔下的“荒野”，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美洲大陆的浩瀚天然超越了所有一切，欧洲的人工雕琢在它面前是那么渺小。美国，用那永恒的深海、高山和沙漠暴露了人类的匮乏，叨问着人类存在的必要，直指人类产品的脆弱。它是“非人的”，首先恰恰是荒野的，“这个地方，我们还自以为是熟悉的‘驯化的’世界，却是个‘野性的’邻居”。第一批加州移民是知道的，他们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中艰难跋涉相互残杀时，就已经明白，在饥饿和恐惧面前，人性是多么不堪一击。

一九四六年米沃什去美国的时候，因为儿时课本里的介绍，还怀揣着一些关于自然风光的美丽想象，可一旦定居下来，他就得接受全然不同的另一幅画面。在去大峡谷的旅途中，他写道，“沙漠，荒山还有巨石，低矮的灌木和成片的枯草绵延不绝”，而让他将此画面深刻烙印在脑海中的要属加州的死亡谷，在那里可以看到生命的虚无缥缈，将人扒皮抽筋，让人意识到存在本身即是多余的：“我头发都竖起来了，紧紧抓着某样具有人类属性的东西不放，因为我突然[……]看见学生的舞会和大学旁的僻巷，还有读着《一小时的思考》的自己。”尽管想象与现实失衡，尽管米沃什喜爱美国的森林，也沉迷于观鸟的乐趣，但让他对哲学本质有所领悟的处境还是“荒野”。他在给阿涅拉·米钦斯卡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一九六四年复活节期间的死亡谷之旅，他说：“有一次我们和彼得一起走着，在靠近我们社区时，那些住户的灯光让我突然有了灵感[……]灯光中曾包含美国的全部：阵营、安宁、城市，都是虚无，随时随地可以被抛弃，然后变得一无是处，唯有大自然，更确切地说是地理景致，才能又一次为人类文明演化描绘出具体的未来。[……]而欧洲那虚无主义的里子正在被‘声与光’（son et lumière）巧妙地掩盖起来。”

“盐块在死亡谷干涸的湖底闪烁。/争辩啊，争辩啊，血脉偾张地说着。/从呆立的岩石中何谈智慧”——这是《无名之城》中的一段，在诗中，主角以自身的唯一性、独特性，还有童年起就养成的丰富个性，竭尽全力与空虚对峙。在米沃什眼里，美国撕开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内核，将它短暂抑或虚幻的本质暴露无遗：这里的真相就只有岩石还有“致命的海洋”，在它们面前——尤其在他灰熊峰的住所窗外，尽是一片乏味的幽蓝——也许只有工作、思考、打磨“人造”的也就是非天然的东西，才能将自己隐藏起来。“如果没有风，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带一本《圣经》口袋书爬到山尖之上，然后读着《约伯记》；但顺序反一反，则会幽怨丛生”。

才能又一次为人类文明演化描绘出具体的未来。

身处此境的还有诗人罗宾逊·杰弗斯。他在卡尔梅勒的太平洋岸边建起了一座石塔，就为了透过塔上的窗户望着波澜不惊的海浪、等待猎物的雄鹰、冰凉的星光。六十年代，米沃什多次想到杰弗斯，还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他发现他和杰弗斯有太多的共通之处：都在追问思索着诗的意义，希望将诗从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根本就无法了解的人类世界的那些溢美之辞奋争到底。卡尔梅勒的孤独者，高呼要得到“非人的思想”，写着颂诗赞美着各种自然元素，赞美着让一切都毫无意义的轮回——这却是米沃什竭力要挣脱的。在优美的《致罗宾逊·杰弗斯》一诗中，他描绘着驯化世界的景象，哪怕这景象天真、幼稚，但从他的灵魂深处——我们能感受到他世界观的变化——波兰情结正在向田园诗靠拢，这终究要好过屈从于恶魔般的虚无。虚无终将被寓意十字的诗驱逐：

你的头上，没有太阳或者月亮的脸庞，

只有银河系的收缩与舒张，亘古流长

忽而新星起，忽而新星亡。

[……]

玄武岩和花岗岩，

一只猛禽盘旋其上。唯美如斯。

而我与你又如何？从果园里的小果堆，

从淳朴的合唱和圣体光座，

从芸香花圃，河畔山丘，从记载着

热切的立陶宛宣布兄弟结盟的书籍中，我走来。

但，与你却是绝望的慰藉，无用的信仰！

况且你并不知道，我知道的事。大地教导的

不仅仅是自然元素的赤裸。在神的眼里

谁都无法免罪。你如此勇敢，在空虚之中，

向魔鬼们献上祭品：奥丁和索尔来了，

厄里尼厄斯在空中咆哮，群狗在恶嚎，

就在赫卡忒和亡者队列靠近之时。

不如把太阳雕刻在十字架的交叉处，

就像在我的家乡。给白桦和枞树

取个阴性的名字。呼唤庇佑

去阻挡悄无声息的阴险力量，

也胜过你指望非人类之物。

也因此，美国就像一个临时的露营地，闹鬼的地方，充斥着维特卡茨的预言——没有历史的世界，“灵魂贫瘠”的遥远国度，“唯一的本地文化娱乐就是用上几个钟头呆呆地看着车来车往，喝着酒，或者从车里朝路两边的标识牌开枪”。周围的空间实在太大了，足以让米沃什找到避世之所——能够总结令他出走加利福尼亚的教训。具体点说：检视内心，是什么加深了更早以前的伤痛，那从美好的维尔诺时代起就遗留下来的伤痛。加利福尼亚就像地球上的天堂，鲜花盛开，阳光灿烂，而米沃什的眼界亦跟随着他自己敏感情感的释放而扩大，为此他在给耶伦斯基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生活就是恐惧、惩罚、消灭。[……]从十六岁那年，我就已命中注定如此[……]必须要一直怀揣梦想和目标，这样才能一直做点儿什么，哪怕只是实现部分的梦想和目标。[……]因此我才这么地疲惫。[……]爱的，恨的，我都放手了，来到这里，这个没有爱情和仇恨的地方，在加利福尼亚，最完美的疏离之地。”

在米沃什理解美国究竟有多深的问题上仍有争论。他总是化身成一位温和的观察者，却不是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参与者。他无法掩盖自己的欧洲知识分子习气，经常穿一身巴黎咖啡馆腔调的紧身外套，轻蔑地打量“本地人”。穿牛仔服，戴牛仔帽，啃着血淋淋的牛排还有芝士汉堡包，沿高速公路行驶上千千米，为了适应这个再次移民的国家，米沃什全都试了一遍。六十年代，从他对大学生反叛行为的立场来看，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无论是作为讲师，还是父亲。他向默顿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儿子：“惹人生气的，经常犯傻的年轻人，但我完全被他的魅力折服。[……]从外表看，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美国青年。”

在伯克利的第一个十年，米沃什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为学生们的不安分而焦虑。起初学生们组织抗议，反对学校附近的银行和政府机构歧视黑人。一九六四年秋，为保护民权，大学生们发起了几场大规模示威演说活动，即“言论自由运动”，并与国家警卫队发生了冲突。上千名学生要求他们在校园内的政治民主权利。“这场运动是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个人主义的，裹挟着禅宗思想、致幻药丸和所有人的自由，是对老一代的反叛，[……]他们无法忍受‘社会’，[……]还有，他们鄙视普通人，将自己放在普通人的对立面。[……]这些言辞尖刻的年轻人憧憬理想主义，渴望温暖，这些都是现实里的社会机器所没有的”米沃什对盖德罗伊奇如此解释。他对叛逆年轻人的感受很感兴趣，不满足于仅仅以一个追踪新闻事件的记者视角去观察，他要与亚历山大·瓦特一起成为亲历者。他也努力平衡着自己的立场，尽量不做全盘否定，乐于融入这场社会浪潮之中。

一九六六年起，反对美国参加越战的示威活动逐渐常态化，米沃什的课有时也会受到集会和会议的影响。他在致大学警署的请愿书上亲自签了名，为被逮捕或者被暴力殴打的民主人士辩护。

在加利福尼亚，最完美的疏离之地。

我的身份与两年前相比有了不同，因为第一，不管官方认可与否，只要其本质是反对种族屠杀的，我就支持；第二，欧洲的传统——无论如何警察不能插手大学校园；第三，出了大学校园，就没有其他能抗议林登·约翰逊等人的办法了。只要看过美国飞行员们的说辞（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是——尤其对欧洲人来说——罪大恶极的，这样的暴行当年亦被纳粹分子所美化），就能判断出越战有多么可怕。内心深处我一直认定，二十世纪的罪行将被后来更大的罪行盖过。因此，我参加了两天的罢工，取消了所有讲座，拿我的事业做赌注。可实际上风险并不大，因为新的管理者们要解雇我这样的人的话，大学很快就会散了。当然我是我们系唯一一个这样干的人——别人可不是政治动物。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之交，事件愈演愈烈。警用直升机在头上盘旋，催泪瓦斯的浓雾到处弥漫，这样的校园氛围已让米沃什无法苟同。对自己国家的敌视，对古巴等国的迷恋，还有对[……]斯大林主义的崇拜，皆源于他们对整个历史的无知。暴乱、“手持狼牙棒的黑人分子闯进教室，赶走教授和学生，打砸桌椅，烧毁可容纳千人的礼堂”、激进分子的蛊惑、火烧大学图书馆、破坏架设在校园高处的输电线并因此中断了原子实验室的电路——就是这段时间的惨状。可别忘了米沃什自己的经历，他知道革命性骚乱将如何结局。这次他不想置身事外，他想要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引起了这些骇人听闻的行径。在他看来，依据某些历史宿命论，就是这些内在的东西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而美国社会已然分化成两个相互仇恨的部分——短发工人、农业州的“大老粗”们和华尔街的“白领”们组成的大陆，对立的是高谈政治、长发飘飘的嬉皮士们形成的小岛。这些嬉皮士要么赤脚走进他的课堂，要么一丝不挂地参加学生会选举，让米沃什惊诧得目瞪口呆。他把哗众取宠的搅局者强行赶出教室，还大胆地批评封堵萨瑟校门的人群为“资产阶级坏小孩”——“这就像射向资产阶级的一道闪电。[……]让他们从内部分崩瓦解”——他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他为此评述道：

把大学分裂成“客观的”、非政治性机构与政治化的学生两派的计划破产了。也就是说，在无数次的集会和与警察较量之间，授课本身就是学生和全体教职人员共同参与的政治性活动。苏联那套，完完全全是两派之间耍阴谋和争权夺利，一直争到最后相互扔炸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系是有理性的，也确实感到很绝望，完全放弃他们是不人道的。[……]美国要么遵从宪法精神接受这个敌人，要么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

他在系委员会会议上为坚守大学理念慷慨陈词，戴着防毒面具穿越校园，他有种感觉，加利福尼亚变成了一个实验场，在这里比在波兰或法国更能清楚地看到未来文明形态的形成过程。在疯狂的六十年代末期，他把他的观察集结成随笔集《旧金山海湾景象》。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接续《被禁锢的头脑》和《欧洲故土》的又一本自传。尽管他并不认同自己在流亡，但在书中他将美国描绘成“流亡”国家的先驱，在开篇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在这里。四个字概括了我要说的全部内容，由此开始，娓娓道来。这里——意味着在这片土地。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大陆；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城市；在这个时代，我称之为我的时代；在这个世纪；在这一年。我不是出现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的我，我触摸着桌子，感受到我的身体就在此时空。”

必须强调的是，在米沃什眼里，加利福尼亚是个不合理性的显圣之地，弱化了一切人文和文化信仰。这里是座“抽象之城，也是大自然的抽象剧场”，就像透过汽车或者飞机的窗户看到的那些飞速掠过的风景，一幕幕暴露出美国病态的“本体匮乏”。他在文中的思考脱离了人与其周围非人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拓展到更加广阔的范围，去叩问，我们将所看到的自然现象指向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只是幻想，是否也反映了某个真实的原型或者个体的记忆；还有如何从男人的角度理解女人——这个“大自然的代表”的问题。他的终极思考还是落在宗教上。在这里，在这个有所指的地方，宗教有着魔鬼般的表现。他用几个小时去尝试，因为在极端情况下，受欧洲丰富的意识形态教化的天主教徒必须如此，才能触及内心最隐秘最残忍的真相，领悟恶的层次。“只有上帝能拯救我，因为我飞离了我自己，向着他升起，本我已经不在我的体内，而是高于我。我如蜘蛛般沿着线向上攀爬，这根线是最不容置疑的，它只属于我，它悬于我来的地方，悬于上主你对我说话的地方。”——米沃什一边描述这些“景象”，一边强调说：“我们出生，要么是虔诚的教徒，要么不信教，我很高兴，我可以被划入前者的行列。”但是在美国，这里充斥着“多种宗教的喧嚣”，就像在日渐衰落的古罗马，对宗教的虔诚正在消失，急于与现代世俗相结合的教会首先就把罪的概念抛到一边。那又如何去谈社会里的罪恶呢？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甚至色情文学和性虐暴力，只要为它们打上介绍艺术作品的标签。垮掉的一代和后来的嬉皮士们，吸引着数千名愤世嫉俗（又互相仇恨）的小镇青年和农场子弟，他们特立独行、放荡不羁，用毒品打发着空虚。在崇尚“前卫”的大环境里，米沃什将视线放到旧世界的美德上，关注美国开拓者们的勇敢、勤劳和坚毅。从另一方面来说，米沃什看到了这个不相信一切的社会的未来。因此，他把“时间”用做书中的一章标题，他指出：“对人来说，没有比时间更好的东西了。”在回答“我在美国学到了什么，其中什么又对我来说特别宝贵”的问题时，他解释道：“可以概括为三要三不要：要普通人的平凡，不要知识分子的傲慢；要圣经传统，不要追求个人或集体的狂欢；要科学和技术，不要想象人性的无辜清白。”

这个“虔诚的人”，站在普通人一边，承认生命在“此时”和“此地”，而不是某个未知的、胜于今朝的未来……维尔诺和华沙时期的激情已逝去多年，随之而去的还有轻率的判断和蔑视。三十年后，马莱克·扎莱斯基指出，《旧金山海湾景象》的前瞻性远超让·鲍德里亚的知名杂文《美国》。他还将米沃什描述成这样一个“欧洲人”——无论如何，“都在颓废的欧洲面前为美国摇旗呐喊[……]盛赞美国的民主”，因为“民主让美国摆脱了欧洲的虚无主义。那对存在的疯狂抵制和排斥，最终只会演化成凶险的政治乌托邦”。他“在‘模糊’中安定下来，但又避免从‘模糊’中产生某些实际的假设，危及‘人类本身错综复杂’的存在。他不允许自己这么做。大胆又现代式的思考，不怕被质疑过时，这就是米沃什力量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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