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火焰与黑洞——

媒介的变化，如何改变我们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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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郭玉洁

郭玉洁：戴老师，今天我主要想讨论一下媒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互联网诞生以来，已经肉眼可见地全面改写了人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描述这种影响？又应该怎么应对？比如之前我们谈到网暴，网暴变得轻易、随时都可能发生，我觉得似乎已经存在一种网络人格，它和现实世界的人格不同……这种分裂也好，互相影响也好，应该怎么去看？

戴锦华：互联网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你最后提到的现象，倒可以成为我们的切入点。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美国奥斯卡——因为奥斯卡作为好莱坞的主秀场，会显现出诸多好莱坞-美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与精神症候。今年，我在看德尔·托罗（“陀螺”，Guillermo del Toro）重拍的《玉面情魔》（Nightmare Alley）之前，先读到了一份他的访谈，有意外的收获。他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我们整体地陷入了认识论危机。他用了“认识论危机”这样的表达，描述今日的互联网结构（我猜是指大数据、精准投放、推送——信息茧房）令我们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取新知、发现未知，甚至丧失了求知的意识和愿望。经由网络、经由传播，我们只会印证自己的已知，确信自己的正确，因此我们无从形成新观点，丧失了质疑既有观点和立场的可能性。“陀螺”称他在《玉面情魔》原作小说当中读到了这些，他强调他的新作不是 1947 年那部黑色电影的重拍，而是小说的再度改编。

老实说，我在他的新作中没有看到相关洞察。影片的确与 1947 年爱德芒德·古尔丁（Edmund Goulding）的旧作不同，我在其中体认到的是强烈的“阶级宿命感”，是改变自己阶级地位的努力和挣扎的无望——老旧，但不无现实意义。然而，我仍然记住了他在访谈中的观察，因为它与我自己的观察和观点重合。

当然，我自己的观察不止于此。说得简单武断些：互联网的社会实践结果和我们最初对它的预期几乎完全背道而驰。互联网全面兴起时，记得是齐泽克说过（大意），internet 正是 international，他引证列宁的观点“世界革命的胜利必须占领中央银行”，今天，我们只需占领互联网，便可以赢得这一多数人的胜利——一个十分齐泽克式的乐观主义表述。即使在当时我也对此有保留，正如我此时对元宇宙/另类世界与另类实践的乐观瞻望持有保留与怀疑。但毫无疑问，互联网创造了一个令知识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成为可能的硬件环境：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发言权、发言份额，拥有一个自由传播、平等交流的空间。

然而，互联网一经投入使用，最先出现的互联网研究却是关于网络“火焰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网络战争、网暴。最早的互联网研究者认为网络是一个最容易爆发“火焰战争”的地方。所谓“火焰战争”意指极高的热度、强度及高浓度的情绪含量，当然，也指极化的敌意和恶意。彼时，研究者强调的重点是互联网的匿名性。因匿名而不担心付出代价、受到惩罚，且由此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作为某种人性暗黑面，这似乎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实与表述——因为此前有诸多心理学实验验证过。你一定知道那个著名的实验：被催眠暗示告知做任何事都不会受惩罚的实验人群，其中多数都做出了极端乃至杀人之举。

另一个著名的实验则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的：将一个班的同学随机分成两半，一半扮狱卒一半扮囚犯。狱卒拥有惩罚不驯囚犯的权力，他们可以按下不同颜色的按键，来代表不同等级的惩戒与伤害。狱卒们被告知，红键不能按——因为那会致死。结果最后几乎所有狱卒的扮演者都曾按下红键——而这个实验的时间周期极短。这无疑是权力异化的例证。当然，类似的例子一定包含了德国拍成了电影《浪潮》的心理学实验：在一个社群中，法西斯主义可以在何其短暂的时间内成形，尽管此间人都接受过现代教育或有着深厚的民主传统。

多说一句，20世纪的历史债务之一，是我们获知：任何时候，都不要尝试去测试人性恶的深度。那是深渊，深不可测。

作为应对，许多国家都开始实行网络实名制，限制匿名状态下的心理极化或恶意、敌意的泛滥与蔓延。然而，至少在我的观察中，类似举措有效，也有限，极化、极端对立，依旧是某种网络生态的常态或惯例，尤其是当它获得某种权力或机构的默许之时，会迅速地达成共识、确认对手的不义，共讨之、共诛之；对方亦然。其间没有探询、讨论、存疑的间隙。在己方营垒内部，在某种稀薄而强大的共识基础之上，人人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激情四射，战意高昂——这也许是你所说的网络人格？当然，如果我们要深入讨论网络人格，还必须注意到，在网络生存中，人们通常拥有不止一个身份、一重人格，多个网络ID、阿凡达/网络分身或化身，且不说多个马甲；而有趣的是，某人的多重网络身份间或许/多数完全不具同一性，甚至没有关于其同一性的考量。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和议题，它涉及当下社会关于主体的理论与现实。但这不在我们此时讨论的议题之内。

郭玉洁：的确，就像您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暴力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但是放在互联网时代，它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它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社会变化？

戴锦华：我以为，类似议题牵涉着一个更大的社会、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的结构性演变。我们必须将其置入一个更大的视域中来讨论。

首先，我们都观察到和体认的变化之一，是伴随互联网/数码转型而出现的近乎全部旧媒体的死亡——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整体坍缩进新媒体之中。我喜欢那个说法，打开任何新媒体的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老媒体的“墓碑”：电话成了通话功能的 logo，胶片成了电影的 logo，黑胶唱片成了音乐的 logo，麦克风成了录音功能的 logo——极为直观的坍缩。

与此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生活方式、文化生产形态的整体变化或曰重组。与我们讨论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便是大众社会的解体与分众社会的浮现，当然也是大众文化的碎裂与分众文化的登场。

随意联想到的是电影发行中的成功案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捕捉到了电影这个典型大众文化工业产品所遭遇到的社会、观众人群的演变，捕捉到了分众社会的特征，通过确认影片的特征，精准定位并抵达了影片的目标受众。这似乎也成为了进步、文化民主化的明证：商业大片固然票房火爆，艺术电影也同样显影出自己的观众群。比如今年的北影节上，某些我也感到难忍的“大闷片”，现场满座，无人退场、吐槽，大家全程专注地观片，直到最后一行字幕滚完方才彬彬有礼地退场……而且，不再是学院、学术研究中的（由作者中心到作品中心，朝向）“受众中心”转型，而是受众——准确地说，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显然持有了越来越高的谈判资格，直接经由互联网的订阅/退订、追剧/弃剧、氪金/打赏/评论、粉丝/后援……机制，介入、干扰乃至左右了文化趋向，题材、类型取舍，至少是直接干预了创作进程。

经由网络而无尽增长的同人文化，不仅成为重要文化产品/作品的衍生和伴生品，而且创造出“互文性”理论难于覆盖、涵盖的多重文本与围绕着某一文本、某类文本的“众声喧哗”。事实上，多种样态的同人、非同人的“业余”创作，在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全产业链中，经常充当着原创性新链条的开启，或曰“上游”。

我们或许可以将类似变化直呼为进步。然而，与我们今天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相关，它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议题。

其一，是一如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间的显学——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大众文化，准确地说是文化工业，尽管可能如 20 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所担心的那样，充当“社会水泥”，但在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大众文化（将其对应为“popular culture”，而非“mass culture”），事实上充当着公共议题得以显影的场域之一，成为某种主体性实践的现场或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游击战”的场域，而且间或成为另类社会实践的空间。而伴随着互联网所造就的分众时代的来临，我们可以看到分散的、多态的抵抗，却看不到彼此相遇、相聚的可能。

如果有人认定分众文化是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都可以获得、享有自己的文化表达、文化份额的契机（一如“快手”初现时，其内容、形态、用户人群与“抖音”相较的差异与落差），那么，我们面临的则是与互联网同时莅临全球的急剧阶级分化、固化，以及同步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单一化——是 20 世纪曾开启的想象别样世界的乌托邦冲动，文化、价值的多元性指向，权力结构的裂隙与灰色地带的消失与封闭。

当然，我讲过很多次了，其中突出的症候之一，是对批判现实、变革社会之为选择与可能的整体否认和拒绝。这固然出自冷战胜利者们的利益诉求与意志显现，但也是在 20 世纪的激荡历史中遭遇创伤、体认大失败的社会、民众的情感与情绪表达——并非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文化、心理历程。

电影《寄生虫》

具体到我们今天的议题，分众文化在互联网上的突出特征之一是：相关网络社群的圈层化。姑且不讨论多数网络社群内部近乎森严的等级状态（依据可提供/贡献的资源多寡——经常与其因社会的阶层地位而形成的阶序正相关），在此我关注的是每一个圈层内部的“纯净”的共识状态。曾经的版主、楼主，如今的“群主”、“粉头”……在社群内部拥有绝对权力，“我的地盘我做主”、“拉黑”、“踢人”，而社群成员以同气相求、相互背书、彼此印证为主旨，令交锋甚至商榷难于在互联网的具体社群内存在。因为一旦不同的立场和观察出现，多数就压制少数，共识就迅速排除异见。我用“抱团取暖、党同伐异”来描述类似网络生态与心理。由此形成了同一圈层/社群高度的同质化，不同圈层间的绝对异质化与隔绝。因此，互联网上网络社群、圈层确乎极为丰富和多样，但经由互联网而相遇、碰撞、交流的可能性却几近于零。这无疑是网络战争/网暴的另一个结构性成因。

而伴随这场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尤其是以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的应用和普及为节点，上述我们讨论的状态进一步为技术、资本所强化甚至固化。大数据、精准投放，开始形构出越来越坚韧的信息茧房。某些已知、某种共识在类似的结构中叠加、增倍，而新知、未知、反例则了无痕迹地消失在友好、光洁之界面背后不可见的黑海或黑洞之中。

郭玉洁：这的确和早期人们对互联网的想象不一样，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通过数据库、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更自由、更便捷、更迅速，拥有此前无法想象的海量信息。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它真的让人更自由了吗？

戴锦华：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中，互联网都的确是一个越来越丰饶的“宇宙”。经由渐次完备的数据库与搜索引擎，人们似乎已具备了自主学习、获取知识的硬件环境。然而，搜索引擎的设计已然包含了酿造“认识论危机”的因素。尽人皆知，互联网搜索引擎的使用，取决于关键词的设置与选取。作为密语与密钥，它是召唤出互联网贮藏和打开网络世界的起始。在此同样暂时不去讨论“关键词”的设置，检索对整个教育制度、知识生产产生的多重影响，仅就我们的议题而言，你既有的知识结构、趣味、诉求先设了关键词的选取，关键词则召唤、打开你兴趣、关注所在的世界。理论上，经由数据库、搜索引擎，你可以拥有整个宇宙，但事实上，你从互联网的黑洞、黑海中能够召唤出来的，是你已知并获得了召唤意愿的所在，而不会不期而遇、自主显现。

并非保守主义怀旧：在纸媒时代，你浏览报刊，当然置身于决定版面设计、栏目分布的大的权力结构，但你仍随时可能与未知、新知遭遇；一如你漫步书店会发现不流行、尚无口碑的新书……而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当分众状态形成，资本主导的大数据、精准投放开始之际，类似的可能已全然丧失。

一个尽人皆知的重要变化，便是 20 世纪形成的不同层面、不同路径、不同介质的媒介全部、全面坍缩进数字媒介。我们在移动终端/手机（/pad）上面做一切：读书、看电影、看舞台剧、听音乐、看电视剧、看球赛，当然，通话、通信、获取世界消息/新闻、办公……极端便捷、高效。与此同时，人们更“自然”地接受了更具有新媒体特性的短视频，各种无时空、无语境的片段剪辑——语录版、标题党新闻或一句话评论、五分钟看电影。

理论上我们获取并持有了全部旧媒体以及它们曾负载的文本、内容，但坍缩同时伴随着溶解。更重要的是，在这界面之上海量的、无法穷尽、人力难于计数的信息、影像使你无从感知到你拥有、行使的近乎无限的选择权其实是被先行选择的真相。

而与网络生存共生或曰彼此强化、相互加持的，则是某种个体生命的状态。这也是我近年来尝试观察和思考的主要面向之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称之为“宅”——宅生存、宅男宅女。一种孤绝而怡然的“遗世独立”。为互联网所生产加持的、为物联网支撑保障的，是某种社会情势，我称之为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绝境——这是极不准确的命名，但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描述……为什么叫个人主义绝境？因为这是没有主义的个人状态。所谓“个人主义”固然高扬自主意志、特立独行或潜在的自我中心，但主义仍然是要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准确的置换，是所谓主体间性问题。而我所瞩目的状态，则是没有主义，只有绝对的个体，不是对他人的无视，而是对他人的不感知或无感知，或他人的自我功能化。在此溶解的是社会的有机性。

你肯定注意到那个似乎已经或正在过气的词：“舒适带”。那是自我感知的阈限，驻留舒适带，是网络生存的主要特征，我拒绝那些让我不安的声音来骚扰我，我不允许那种动摇我的理解和想象的异质性存在进入我的视野，我不让那种威胁性或者批判性搅扰了我的安然。其中包含了选择，包含了拒绝的行动——踢人，拉黑，把 ××× 设为非关注、不可见。

我以为，这三方面：分众、信息茧房/精准投放（其间、其后的是硕大赤裸的资本的主导性力量）、闭锁之宅与心理舒适带，造就了社会生存的新情态，也造成了“陀螺”所谓的“认识论危机”。疫情的发生和延续全方位地加剧了这一状态。长时段的隔离、封控，一方面造成了普遍的忧郁、焦虑，另一方面则是“宅”的常态化和结构化；不同的是，怡然、富足、自得感在褪色，无奈、无助感在上升。似乎无所不知，却又缺少关于现状的有效信息、参数和判断——遑论行动的可能。这一切，和冷战终结后两大世界性趋势——一则是急剧的、加速度的贫富分化、阶级固化，一则是整个世界丧失了全球资本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与乌托邦冲动的全面耗竭——相伴生，累积着越来越强烈的戾气。极度消极无助的社会情绪。这无疑是连绵的网络战火、网暴的由来之一。

我对这类巨大、流转的社会戾气的观察，同样始自电影——2019年全球热映的《小丑》。遍布在美国、欧洲多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小丑》的海报令我感到好奇、无从理解。在我看来，这部没有多少“好莱坞相”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热映，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首先是其人物，一个从 DC 宇宙的裂隙间掉出来的反面角色，脱离了 DC 世界，脱离与蝙蝠侠的相对叙事、意义结构，小丑一跃而为主角，究竟要表达什么？最令人费解的是，在影片文本中，小丑这个被设定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除了仇恨、愤怒和敌意，他不携带特定的社会意涵与价值，只有某种老梗——俄狄浦斯情结或个体生命创伤，亦不表达任何社会立场和诉求。然而，在片中，小丑式的暴力实施，却引发了全社会的追随、仿效。高潮戏中满城暴动究竟指向什么？何处？何方？我唯一能体认的，只有似乎要从银幕上溢出的巨大的戾气。

电影《小丑》

郭玉洁：我看这部电影的疑问就是：这不就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吗？难道今天的反抗者只能是反社会人格吗？

戴锦华：尽管我自己会慎用这类命名和表述，但此处我们姑且借它发问：为什么一个“反社会人格”的角色制造了影片巨大的、全球性的商业成功，而且在奥斯卡短名单中成了仅次于《寄生虫》的大满贯之作？当然，正是《寄生虫》与《小丑》相连的座次，展示了其中的真意：前者几乎用图解、图示的方式展现了阶级分化和固化的事实，而且以结局中儿子的“计划”表明了反转与获救的不可能；后者冲天的戾气便是这一事实的社会情绪版。由此展开的思考，使我意识到，这正是网络上显现的各种文化症候、社会表象的突出特征：小到网暴事件、网络“战争”，大到右翼民粹、宗教极端主义、不无或充满种族主义气息的民族主义潮汐涨落。所谓戾气，既是指某种强度、浓度极高的社会情绪，也是指其无定向、无目标的躁郁、狂暴特征。

在我自己的观察视野中，网络战火完全可能触及极为真实、深刻的社会问题。诸如不同社会立场、视域所产生的分歧，诸如对社会现实结构的整体判断的不同。然而，即使暂时搁置禁言机制，我们可以目击到的是前面我们谈到的网络生态结构的结果：真实交锋，还不必说对话，很难在网络空间中产生。因为类似生态几乎杜绝了反思机制的运行——海量网络信息的涌流，令任何社会立场，哪怕是极为荒谬的立场，获得充分理据和例证；而同气相求的社群状态相互加盟、背书，则给予你充分的自信和确定。反思的缺席，令人们亦难于追问支配了自己立场与判断的利益结构。于是，你可能体认到的只是、只能是自己的真理性和对手的悖谬。于是，不是思想、观点的论战或交锋，而是人身攻击、道德污名；更有甚者，便是人肉搜索，“破次元壁”恫吓。

我的观察和思考中，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状态与形成中的结构，它已然开始形塑一种新的感知结构/情感结构。甚至我自己在疫情期间也开始经历陷落：我开始了自己平生第一次的拉黑、取（消）关（注）、退群……有点惊心地发现自己开始越来越多地体会着类似心理：凭什么我清晨打开手机的第一眼便被某种观点气到？凭什么让显然没有社会良知的某人在我眼前蹦来跳去？凭什么你可以在我手机屏幕上信口雌黄？（笑）我似乎遗忘了，对我，网络或曰屏幕素来是某种社会现场，某个令我获知或迎遇他者与异见的特定空间。而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发现改变的迹象和路径。究其实，类似结构的快速成形，固然与媒体特性有关，更与资本主导、资本诉求相关；从大处看，它无疑仍与世界范围内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另类出路、别样价值与选择的整体状态相关。当我们不再拥有另类的价值取向和别样的世界与未来想象，除了身份政治（而且剔除、悬置了阶级维度）之外，我们事实上难于拥有、获取有意义的价值和思想碰撞。甚至，看似保守和激进的社会立场，也可能因事实上分享着同构的范式与知识型，导致其差异也间或沦为某种姿态和位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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