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谈谈北影节最难抢的电影,这次震动我的是侯孝贤式的彻悟和旷达
片中文青从监狱出来以后,一个个给朋友的家人送遗书,侯孝贤给了一封遗书特写,接着闽南语的歌声响起,调子哀婉凄清。之后侯孝贤切换镜头,小上海酒家一切如旧,厨房里依旧在炒菜,全家依旧在吃饭,生活依旧在继续,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活下去就是柴米油盐。这次备课重看,戴锦华教授觉得这组镜头中有侯孝贤对生命的彻悟,“你讲历史,我们家出事了,我的天塌了,地陷了,但别人的柴米油盐,别人的鸡零狗碎,只能继续。世界丝毫不因为发生了什么而改变。”
戴锦华 口述
活字文化出品,bilibili播出
不惮带有偏见,在我个人的认知,在我个人的排行榜,在我个人对于中国电影史、华语史的理解当中,侯孝贤导演是排在最高的位置上的导演之一。而且在我的认知当中,他也是最伟大的亚洲导演,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世界电影的导演。同时毫无疑问地是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之间最伟大的亚洲导演和华语导演。而《悲情城市》毫无疑问地在他的影片序列当中占有一个极端特殊、突出的位置,它也在二十世纪的华语电影当中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1989年9月15日,《悲情城市》夺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
我看到很多很多关于这部影片的讨论,都会把它称之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把《悲情城市》称之为史诗,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的观影体验;取决于影片以侯孝贤导演独有的高度原创性的电影的视听构成;也取决于影片选择了一段在二战终了,冷战开启的,这样一个二十世纪极端特殊,又是极端残酷、重要和冷峻的一个年份的历史事件,最重大的一段历史事件来作为它的备述对象,与此有关。
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称《悲情城市》为史诗的时候,也许这种命名本身和影片的叙事对象、叙事特质和叙事方式,其实形成了某种错位。影片选取了一种非常传统的,非常经典的,也是非常古老的文学叙事方式,那么就是通过一个家庭去记述一个时代,通过一个家庭去微缩整个社会,通过一个家庭若干成员的命运,去折射,去映照,去揭示,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共同命运。
影片集中在生活在台湾的一家人,一家人当中的老父亲和四兄弟,在日据、二战、战争结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败退台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特殊的年份当中的一个台湾的本省级家庭的沉沦、破灭,来折射一个大时代的极度残忍的,极度暴力的一个历史进程。从叙事的特征上,它选取了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非常经典的文学的叙事方式,但是使得这样一个经典的古老的叙事方式,获得了如此非同反响的、震撼性的,但是这种震撼刚好是一种极端隐忍、极端沉郁的方式达成的。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警员于街头查缉私烟时殴打烟贩林江迈致其流血。驱逐围观群众过程中警员误伤当地群众陈文溪致死。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游行请愿要求交出罪犯,后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引发大规模武装暴动。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对照,而使得这个古老的方式变得如此的别致和独特的,是侯孝贤导演原创的、一以贯之的,而在《悲情城市》当中最饱满、最有力度地呈现出那个从历史再现到审美原创的,这样的一个巨大成就。
我无数次地看过《悲情城市》,这一次重新为了和大家分享而再一次看《悲情城市》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再一次,当第一个镜头开始播放,我就完整地连续观看到最后一个场景。到最后摄影机仍然以固定机位,以那样一个沉静的、冷峻的姿态,凝滞在那个小上海的,已经空无一人的,已经停业的,势必将永久停业的那个小上海的彩镶玻璃窗之上。然后字幕一行一行的打上去,告诉我们1949年国民党政府将整体败退到台湾,将临时定都台北。一个历史的演变和动荡的时期结束,一个更大的历史时代已然抵达。
从第一个镜头看到最后一个镜头,原本我想停下来做笔记,原本我想停下来截图,但是我没有做到,我全部又一次像一个普通观众那样的重新观看了这部电影。因为这一次震动我的也许是岁月,也许是岁月和时光,也许是从我还年轻的时候,面对着那个我总是由衷地想叫一声大哥的侯导。最初认识他,最初和他开始结为某种莫逆之交的时刻,到今天我们都开始进入到垂垂老矣的年代。也许是因为这个岁月时光的缘故,也许是三年的新冠疫情给了我一生当中还从不曾拥有的一种苍凉去面对生活,面对日常,面对柴米油盐,面对生老病死的再次地给予我这种心性。
于是我对影片有了一种不大一样的观看体验,影片再一次以我始料未及的方式击中我、戳到我、震撼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也许年轻的朋友并没有那么乐意于分享,或者不那么容易共情的段落。
就是影片当中的邻家老四林文清去了一位难友的家,同样是侯孝贤式的镜头,摄影机放在日式的推拉门的外面。我们看到背影的文清,我们看到正面对着镜头的那个遗孀,我们看到遗孀身边的两个小孩子,我们看到站在背后的两个大孩子。我们看到这个被杀害者留下的孤儿寡母。
我们看到文清沉默地,一一地移交有限的遗物。然后我们看到他取出那个藏匿的遗书,几乎是侯孝贤导演当中极端少见的,也是《悲情城市》当中极端少见的,电影给了一个侧面的近景镜头。让我们清晰的,以文清的侧脸和那个遗孀的前面为前景,看到了那则遗书。可能是血书,可能是手指蘸墨写下的遗言,叫做“你们要尊严的活,父亲无罪”。
这样的一个悲情的、悲伤的、震撼的生离死别的时刻,大概绝大多数导演会在这时候选择音乐起,选择大量的空境引入,选择一个渲染煽情的段落。但是事实上在这个非常罕见的近景镜头之后,摄影机迅速地切换到一个小上海门外的小全景场景,而在小全景场景当中,那个声音非常箫瑟了然的空间当中,琴师拉着琴,一个陪酒女子或者歌女在那儿唱着一支闽南语的歌曲。所有原本我们想象之中会用交响乐,会用极端煽情的、饱满的方式呈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落寞歌女的闽南调而已。
而这个段落非常短暂的切到这样一个镜头场景之后,迅速的切换为邻家老宅的门厅之外的画面。然后我们看到侧景当中那个二嫂正在炒菜,那个大家庭又一次进入到了备餐,即将就餐的时候。
我看这部电影无数次,第一次这个段落极强有力地震动了我。因为生生死死,因为慷慨悲歌,因为历史不断地演进,历史当中无数惊心动魄的、大波大澜的、金戈铁马的、慷慨赴死的场景。但在这之中,在这之后生活仍然在继续,生活只能在继续。无论我们内心多么的创痛,不论我们内心多么苍凉,生活仍然只能继续延续下去。那种侯孝贤式的苍凉悲慨,侯孝贤式的彻悟和旷达是这一次重看《悲情城市》我才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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