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生考上北大之后，命运依然是个迷宫 | 谷雨

他不知道要干嘛

这是李天然在北京大学上学的第二年，他没怎么出过学校，按照他的话，北大就像一个小镇，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离北大3公里的中关村购物中心，今年2月下旬，我请他吃饭，他才第一次来。

上了大学，没有高中班主任，也没有任课老师再对李天然提各种要求了，这种突然的自由，李天然刚开始很不适应，他不知道要干嘛，课表上说去哪里上课，他就去哪里，说上什么课，他就带什么书。

课外的很多时间，李天然就躺在寝室的床上，他状态不好，经常没什么食欲，懒得吃东西，“没什么想法，活着就行”。同寝室友问他，你怎么考上高中的？你怎么考到这里的？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李天然敦实白净，戴副眼镜。他来自距离北京大学2163公里的云南镇雄县的农村。北京大学不用再多费笔墨介绍，能考上的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一帮学生，李天然入学那年，北大从973所中学招收了4006名学生，其中校本部共录取了农村户籍学生442人，占内地学生比例为15.1%，北大称该项数据为近年最高。

新生开学时，李天然和同学一起从云南来北京，他来早了两天，就在学校附近的宾馆睡了两天，除了吃饭，他没有再下楼。

两天后，新生报到，天气晴朗，天空很蓝，在北大的邱德拔体育馆内，几十个学院几十个摊子，还有乐队在吹吹打打，校长穿过热闹的人群中往李天然的方向走来，学院摊子上的学姐对他说，那是校长，校长要过来了。校长戴着眼镜，显得慈眉善目，他走到李天然的身旁，轻轻地拉了下他的黑色的棉外套袖子，“这么热，还穿得这么多吗？”李天然在喧闹的人声中不知道说什么，他确实有点热，就微弱地回，“习惯了。”

如果不是被室友拉着参加迎新活动，李天然的生活可能就只有教室、寝室和食堂，北大200多个学生社团，李天然一个都没报名。学校声名在外的百年讲坛，李天然也是被室友拉着去了几次。未名湖畔，李天然很少去走，“那里多是情侣在散步”。

学校里不少学生穿着带有北大logo的衣服，但李天然几乎没有穿过，他喜欢深色黑色的衣服，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套。李天然甚至有些自卑，因为镇雄此前是贫困县，他走的是国家专项计划，他觉得自己不到680分的高考分数在北大太普通了。

走过一片坟墓才能去到学校

每到寒暑假，李天然就会准时回到家乡——云南省镇雄县，家乡湿润的天气总是让他怀念，虽然县城杂乱无序，会出现斑马线用栅栏挡住，行人只能绕过斑马线才能过马路的荒唐事，但李天然还是觉得回到这里，内心要比在北京舒服很多。

镇雄县地处乌蒙山脉北部，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接之处，2020年，国家到了全面脱贫指标的最后一刻，镇雄县才顺势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当地人民政府印发的《镇雄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远景目标纲要》显示，2015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62.76%，2020年才上升到91.6%。

一名和李天然同届的的男同学说，他在乡镇读的初中，班级有73人，最后能参加中考的不到一半。他印象深刻的是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成绩和他差不多，但女同学初一下学期就辍学了，等这名男同学上高一时，女同学已经生了孩子。

作为云南省县城人口排名第一的大县，镇雄县的人均耕地不足0.8亩，多数的青壮年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李天然的父母也远在浙江义乌打工，没有能力为他的学习分忧解难。

李天然在父母的打工地义乌市读了六年的小学，之后回到镇雄县读初中，那是一个乡镇中学，一米左右的桌子坐三个人，只有两个抽屉能放书，两百多人挤在一间大教室。学生们肩膀挨着肩膀，书本顶着后背，坐在后面的同学很难看得清黑板的板书，老师上课用“小蜜蜂”，同学们就像在听劣质播客。

所幸李天然一直坐在前排，拥挤的教学环境并没有影响到李天然的学习，他天生有个聪明的脑子。唯一让李天然觉得有点害怕的是冬天上学的路，学校在镇上，而包括他在内，许多学生的家都分散在村里，有些同学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他不需要起那么早，但他需要翻山，走过一片坟墓才能去到学校，冬天的天色亮得晚，墓地在清晨更显孤凄，他从来不敢去看墓碑的字，不想知道躺在里面的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当然，有关害怕的一切，李天然都不会告诉远在义乌的父母，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何况，告诉他们也解决不了。

2018年，李天然初中毕业，考入镇雄县城南中学。这是所带着使命成立的年轻学校，镇雄县原县委书记曾接受《经济日报》的采访称，因为贫困、闭塞，长期以来，镇雄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质量低下。多年来，镇雄县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几乎都把孩子送到外地读书。在此背景下，2016年，镇雄县委、县政府与云南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创办了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即“城南中学”）。

后来提到这所高中，李天然会说是“衡水模式”。学校是完全的封闭式管理，就读的学生全部都要住宿，不允许走读，请假出学校需要重重审批。学校的作息表让李天然觉得读书就像在坐牢，早上6:30抵达教室晨读，中午12:00下课，半小时后，需要回到教室，自习到1:00可以选择是否回寝室睡觉；2:20，下午的课开始，5:30下课，半小时后，6:00，学生必须到教室，直至晚上10:30放学，到了高三中期，晚上放学的时间则延长至午夜12：00。

李天然的老师觉得李天然有希望上清北，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物理考试，铅垂线和重锤线是一个意思，李天然写铅垂线，老师给他扣分，“不行，你要写成重锤线”。父亲来学校看李天然，老师告诉父亲，少来看，别让孩子分心。

李天然不喜欢这种压迫。有时候，他写写日记，逛逛校园，做些和学习无关的事情放松放松，但在一次日记被发现，公开宣读后，李天然逐渐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不知道一直这样读书有什么意义，什么都做不了，非常无聊，有时候在想，干脆跳下去算了，特别厌学，又厌食，不怎么想吃东西，吃的话又暴饮暴食。”

一本上线率、985上线人数、班上是否出了清北生，学生的成绩是一位老师在学校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样的从上往下的压力中，李天然用“躺平”来抵制对他的高期待。有一阵子，是高三了，李天然晚上从寝室逃出来，去学校机房通宵打游戏，打到天亮，晨读，他第一个到教室，睡觉。

但李天然的成绩依然维持在670分左右，除了归因于天赋聪明之外，按他的话说，坐在教室的时间太长了，十七八个小时，即使不想认真听课，也避免不了听一听。

高考那天，运气的成分不能说没有，物理110分的满分他考了107，而那些平时物理接近满分的同学有的只考了70多分。

没能作得了主

芒部镇地处镇雄县的西北部，距县城约30公里，镇上汉、彝、苗三个民族聚居。从县城驶向镇里的唯一公共交通是14路公交车，车辆在穿过关口隧道后，还要在群山重重的山间公路行驶一个多小时。

芒部中学是镇上唯一一所中学，而付云飞是芒部中学建校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我在这所中学第一次见到付云飞时，他穿着白色短袖，黑色的运动裤和运动鞋，肤色也被晒得黝黑，五官分明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他主动跟我握手，热情地打招呼，看上去很像这座学校的主人，我们走到学校办公室后，付云飞马上烧了水，给每个人泡了一杯茶，学校的老师总是说他情商智商都很高。

付云飞和李天然是截然相反的性格。李天然说话很轻，讲到他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有些好笑的地方时，他会习惯性地用手捂一下嘴，面对一些让他不舒服的事情，他更愿意选择沉默。

而付云飞自称“社交牛逼症”，在高中，同年级的学生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喜欢窜着班玩，十几米开外的老师，他看到了也会主动上前打招呼，连学校附近奶茶店的老板娘，在他毕业两年后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并自豪地说，“付云飞的妈妈、女朋友我都认识。”

付云飞在大学前的教育经历全部在乡镇，他是在三滴水村上的村小，三滴水村地处芒部镇北面，在全面脱贫之前，三滴水村是乌蒙山脉下连片特困区的典型贫困村。

三滴水村的滴水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学校在山顶，他的课表上开设了英语课，但却没有英语老师，英语课偶尔由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兼任，在这深山更深处的村落，付云飞的数学老师六年换了六个。

到了初中，很自然的，付云飞被分配到镇上的中学，他就在镇上的芒部中学念了六年。

和李天然一样，付云飞的父母远在外地打工，家里由爷爷奶奶照料。在村里，上学、写作业似乎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付云飞高中同寝室的室友回忆，读小学时，中午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土豆或者饭团，每天放学回家，最紧要的事情是趁黑天前背着竹篓上山砍柴、割猪草、先喂猪，猪吃完了还有鸡啊牛啊等牲畜，最后才轮到自己吃饭，“这时还写啥作业啊，睡吧。我小学很少写过作业。”

但付云飞的爷爷是军人出身，对付云飞要求严格，如果作业没写完，就不让吃饭。付云飞经常在卧室写作业，卧室里是两张用砖头垫起的木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墙顶挂了一盏不是那么亮的白炽灯，没有台灯，也没有椅子。

不写作业时，付云飞就去干农活，割猪草、种土豆、刨玉米。他家的门前就是一座连着一座的青山。当夏天来临，山上开满了金钱花时，付云飞就摘了这些花晒干了去卖钱。

“小事情”、“小问题”，这是付云飞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不然一个人怎么生活？”初中时，他接到过诈骗电话，电话那头的男声告诉他，不交钱要被立案，当时付云飞还不到十五岁，电话里说要六千块钱，可他一周的生活费才100块钱，他坐在床边想来想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立案就立案”，他不会打电话给外地打工的爸妈，他宁愿被立案也不会问他们或者爷爷奶奶要多余的钱，徒增所有人的烦恼。

每个星期，生活费用完了，他就走路回家问爷爷要钱，从镇里的学校走向村里的家，那会还是土路，付云飞要走40分钟左右。去年夏天，我去到付云飞家里时，这条路翻修成了公路，打上了水泥，扩宽了不少，付云飞用电动车载着我在路上驰骋，下坡时他还想加速，说可以开到70码，我想到自己还没买人身意外险，让他握紧了刹车，风在我的耳旁呼啸，付云飞说，他读初中，摸黑走这条路回家要钱时，从来没怕过，山峰静寂，有时没有任何声响，有时几声狗叫，“我就敢一个人晚上去山上坐。”

就像钟爱飞驰的速度一样，上了高中后，付云飞用一骑绝尘的分数成为学校的统领者。高中三年，他都是年级第一，最多时拉开第二名100多分。

“他很有天赋，那些题就是会做”，一名同班同学记得，老师在课上某个题卡住了，“他刷刷两下就能弄出来。”

乡镇中学，相比县城里城南中学的封闭式管理更粗放，付云飞的高中生活比起李天然要舒服得多，至少他每天可以自由地出入校，和老师们的关系也更为亲近。他和同学会经常去老师家吃饭，冬天，有些同学还会被老师喊去帮忙搬运煤块，老师打他们、骂他们，又像父母朋友一般关爱他们，寝室里，任谁买了一碗米粉，都要几个人一起分着吃。

但另一方面，这么一位“明星”学生，也免不得遭受老师时不时地揪耳朵和耳光。在高中，学校禁止什么，付云飞就去做什么，学校反对谈恋爱，他交了女朋友，学校不准课间喧哗打闹，他经常窜着班找同学吹牛。

当付云飞691分的高考分数出来时，一位老师曾开玩笑：“这次付云飞的祖坟何止冒青烟，简直是熊熊烈火。”

校长亲自出马，帮付云飞填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护理专业，一所学校考出了清北生，意味着太多，无论就读专业是什么，也要先挤进去。付云飞在他的志愿填报上没能作得了主，如果不填护理专业，他可能上不了北大。

就像走迷宫一样

今年春季，我来到北大和李天然一起上课。李天然选了一门晚上的《周易》课程，老师在黑板上划了一横一横的线条。老师问大家能不能推算出卦象，我问旁边的男同学听懂了没，他说没有，但李天然好像懂了，他的脑子真好使啊，他说变化的规律一共就两种情况，再变一次就能把它变回去。

“就像在走迷宫一样，原路进原路出。”

迷宫这个词，让我想起郑雅君近期出的一本书《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迷》（以下简称“金榜题名之后”），她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顶尖院校的62名同学，试图揭示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同学在名校接受同样的教育，但在做个人选择时，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影响，造成了毕业出路的分化。

郑雅君写到，大学的生活可能像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每个人在各个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做选择，一边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而对不同社会出身的探索者来说，迷宫的神秘度是不同的。有人对里面的布局相当了解，有人半知半解，而有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略知一二：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当中的游戏规则。李天然和付云飞都是那个刚开始不清楚游戏规则的人，在其他同学为大学的绩点竞争时，他们还不知道绩点的用处，等他们知道的时候，那些奖学金、研究生的保送名额已经和他们说拜拜了。

李天然还选择了一门《中国现代戏剧课》，任课老师是孔庆东，在一间很大的阶梯教室里，孔庆东向百来个学生发出他的问题：把妇女节说成女神节，甚至是女王节，这是什么样的罪恶？究竟想把各位男同学女同学引向何处？

选课之前，李天然不知道孔庆东是谁，他没有微博。

对于孔庆东提出的问题，李天然没什么想法。有时候，他会思考下，现在知识是不是贬值了？这个社会究竟需要些什么？李天然在网上刷到有的视频博主说，年轻人，在座的，都应该有100万的存款吧，30岁以前有100万的存款是很基础的事情。这话语让李天然觉得不可思议，“太害怕了，我现在都不敢刷这些，看一眼我直接跳。”但李天然仔细一想，这是营销吧，博主自己30岁前未必有100万。

李天然是个忍受力很强的人，小学时，他跑出去上网，为了不被父亲打，他干脆不回去，就在外面流浪。

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

整个大学，付云飞一直独立地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大一的暑假，他留在北京带旅行团，一天250块钱，带到了开学，卡里的钱还不够交7000块的学费，妈妈问他，还有没有钱，他说，有。他疯狂地接家教，三天时间最多做了11个小时的家教，吃饭就在食堂点最便宜的，之前借他钱的同学也还了一些，付云飞自己交上了这笔学费。

大二的暑假，付云飞回到了老家镇雄县，和李天然一起在一个乡镇中学辅导学生的作业，在那里，干一个月，老板答应给他们一万块，这足够开学的学费了。

大学期末考试，100分钟的考试时间，付云飞提前40分钟交卷，他在心中算了算，考试成绩只占总成绩的40%，多做对一个题多一分，折合下只有0.4分，“0.4分，四舍五入等于0”，不如早早地交卷回去睡觉。

在云南的山间，付云飞自小生活的村子，他的爷爷在山边开辟了个药园子，种了很多基础的草药，山腰处，家里原来被拆掉的房子那块，爷爷种了一棵树，现在树长到了两三层楼那么高。

付云飞说，这棵树，是用来做棺材的，人死了，就把树砍下，这是爷爷为自己准备的。小学附近的板栗树，到了秋天，板栗成熟时，付云飞和同学们踢一脚树，板栗就下来了，事情都是那么随着岁月、季节自然而然。

但来到了北京读书，一切就不一样了，这里充满着竞争，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生疏和防备。在北京做家教那段时间，付云飞发现本地的学生，从小出国玩，见那么多，又是各种夏令营各种活动，“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上大学要干嘛，他们也是跟风，他们很焦虑，什么都想学，都想去竞争，一直被家长压着干。”

同学大一发了sci论文，他做家教的孩子住着两百多平的房子，但就像付云飞自己说的，他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有什么可比性？我真不自卑。”

今年，付云飞就大三了，明年就要毕业，正在走往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去年7月，在镇雄县，他告诉我，未来的打算是先考研，考虑中医方向，还准备去考个教资，他想着，以后混不下去了，当老师也挺好。他不打算考公务员，我说北大很多学生都在考公，付云飞说，即使99%都在考公，我就不能是那1%吗？

但现在，走在北医的校园里，他的意思是考研是不可能考研了。他做了近视眼手术，打算报名当兵，当两年，可以延缓就业的压力，还能返还所有学费，加上退伍的津贴。当兵之后，还有机会保研，退一步，还能考公，报那些针对退伍军人的专岗，付云飞想，加上自己北大本科的身份，这就是“顶配”。

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北京，面对难题，付云飞都倾向以最实际的方式主动出击，面临毕业的选择时，他也尽可能地先履行家庭责任，他还有两个妹妹，他的父母都只是普通的劳动者。

《金榜题名之后》把家庭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分为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名校中的寒门学子容易感到孤独和被拒斥，他们仿佛被“移植”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容易因缺乏信息、道听途说和相互冲突的信念而迷失职业目标，导致在毕业关头成为处境被动的“迷失无从者”。但同样的情况也可能产生不同的选择，郑雅君在访谈中也观察到，来自内陆地区的农民/劳工家庭的学生在毕业时多倾向于先履行家庭责任，选择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工作，比如进入主流的体制内工作。

付云飞在选择的路口有了自己的方向，而李天然才上了两年的大学，更远一点，他还懒得去看。

到了大二，李天然已经很少翘课了，在室友的拽领下，他还去了故宫、颐和园等进京游客必去的打卡点。他对未来还没想清楚，他总是说，找一份让自己能活下去的工作就行。

回到我和李天然一起听课的那天晚上，下课后，李天然领着我逛了半圈校园，当晚的北京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但比起李天然第一次来北京时好多了。

2018年，城南中学组织成绩优异的学生来北京游学，游学那七天，李天然感受到的只是空气太差了，人也累，故宫、颐和园、清北，每天跟着走、走、走。

很多时候，他的状态就是，跟着。高中，李天然就有点自卑了，同学们有智能手机、iPad，他都没有，进了北大，他觉得自己分数也不高，更没有钱，自卑也在延续。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他看了一些书，列夫托尔斯泰，也找到了专业上的兴趣，很难说那种落差感是从什么时候消失了，他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就不太在意别人是怎么样的了。

他还没走到迷宫的出口，现在李天然要做的，是走回寝室，回去躺着，打游戏。他对我说，再见了。 （来源：腾讯新闻）

◦ 付云飞、李天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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