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的上海，藤校毕业的留学顾问莫钰遭到一位家长毫无保留的质问。家长们想为孩子寻找最好的资源，但出于种种成见，话里话外显得有些看不起这个行业。莫钰维持专业的笑容，回答说：“那您会为您的孩子选择一个哈佛毕业的顾问，还是50名开外学校的？”4月，任职于头部留学机构的文书顾问伊碧提交了志愿活动报名表单。差不多同时，众多国际学校学生开始备战压力十足的“国际考”，为又一次不如人意的托福成绩长吁短叹。伊碧踏上高原，参加一个月的高原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志愿工作。在伊碧所在的机构，女员工每个月有半天的姨妈假，宠物可以带来上班，和客户打电话可以调休，实报实销，还正试行灵活办公制度。早上10点半，同事们会陆续端着咖啡到达公司，一些未见踪影的或许在居家办公，另一些正在日本、韩国、欧洲等地享受假期。在机构招聘信息里，文学、古典学等文科背景的美国本科毕业生会格外受到青睐，文书顾问年薪最高60万，规划顾问上不封顶。
图 | 伊碧的办公桌越来越多欧美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发现：同学们都进了留学行业。政治哲学、社会学、艺术专业的就业困难户们尤其感慨，“所有人都得在留学行业走一圈。”一位华东文科专业的青年教师说，自己的硕士、博士朋友们，私下都有一摊留学副业。事实上，在头部留学机构，清华、北大、同济、复旦等内地顶尖高校毕业生也不乏其人。在父辈提供的财富基础上，莫钰和伊碧们走过了出国留学的独木桥，毕业后却放弃了看起来所谓光鲜、正当的事业路径。他们深刻明白，教育与家庭为自己提供了privilege（特权），为自己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创造了短暂喘息的空间。但这份从容，已很难传递给学生。一切变得焦灼。“我当时简历一页，现在孩子有三页，还是11号字。”莫钰说。疫情影响犹存，本科留学市场却已白热化。2022年至2023年，申请美国本科的100万新生中，以中国籍生源为首的国际申请者首次突破10万，比疫情前增长45.32%，比前一年亦增长14.67%。最终，8所常青藤联盟“藤校”只录取了123名中国学生，比前一年减少近30人。分子下降分母增加，压力徒增。被美国Top10大学录取幸运儿，除了拥有超高的托福和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精彩的活动、国际奖项、科研赛事填满了他们的简历。在高端留学中介机构，一位学生拥有三到四人组成的顾问团队，他们分别负责文书、规划、流程、选校，还包括外方顾问。除了制造一封生动、有记忆点的个人陈述打动招生官，团队还会提供专业领域探索、GPA管理、推荐背景提升活动，进行全流程把控。服务周期一般在两个学年以上，费用20万起。深耕华东某二线城市一所机构的创始人徐津发现，大部分中国学生其实主动性不强，“孩子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外部辅助太多，每一项都被别人推着走。”徐津2012年入行，曾在美国短期访学，没有正式的美国学位证书。这是更早一批传统留学机构的常见模式，顾问老师多有专八证书、国内英语专业毕业，稳定性强。她的机构也以高端美本业务为主，年年斩获藤校。生源大部分来自普通中产家庭，在初中接受义务教育后，转入本地的国际部。从2014年开始，徐津发现，出彩的分数已无法体现学生的竞争力，必须带着他们做活动、打竞赛。国内奥赛难拿结果，就挖掘海外项目，引入AMC（美国数学竞赛）等比赛，还要手把手给学生做活动规划、背景规划，再往后，竞赛已经不能自己带，要寻找更专业的第三方背景提升机构，进行专项辅导或主题科研，“标配科研大概4万，建模队伍一个人头2万，如果打丘成桐数学竞赛，水更深，可能20万起。”“曲线救国”更为普遍。学生先申请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等文科专业，或是服装设计等艺术类专业，然后转去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商科等好就业的“STEM”专业。徐津记得，一位学生高一起就与艺术作品集机构合作，以设计专业的形象，录入某名校面料科学专业，最终再转入有STEM专业的学院。艺术作品集辅导，收费往往10万起。在徐津所处的二线城市，留学申请成了部分中学学生用英语展开的“洋高考”。从初中起，孩子们就主抓竞赛，对通识理念十分陌生，只有目标前十或藤校的学生才会冲击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美国历史、比较政府与政治这些文科高阶课程，且往往只是为了提高申请优势，不是出于兴趣。特别在这几年，很多学生到了美国，也并不是特别认同美国的教育理念与社会观念，仍待在中国人的小圈子。甚至还没出国，家里已经打点关系铺好了路，只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文凭。在中考淘汰率50%的制度预期下，出国总是比一本线可控，如果对国家或排名要求不高，只要用钱都能解决，“一定可以录到前100”。“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家长要的往往是一个名校文凭。”徐津说。徐津将这总结为经济疲软下的实用主义倾向。当一切后退，人们转向保守与求生本能，尤其在过去三年，许多学生失去国际化交流的机会。如今在她所在的这座城市，学生虽更拼命地准备出国，眼界却局限，谈论“批判性思维”等议题已成奢侈。拿名校奖学金几乎如中彩票，去美国读本科，意味着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投资。学生入学后，还有更多机构提供更精细的服务：帮学生登录邮箱，查看教授布置的作业，在deadline（截止日期）前督促学生完成作业；根据课程任务，安排老师做课外辅导，甚至帮忙选课，推荐付费实习、开展论文辅导。在过多外界资源的辅助下成长，许多孩子缺乏内驱力，开始自我怀疑。一些学生进入了卡耐基梅隆、芝加哥大学等顶尖名校，但出于抑郁等种种心理问题，最终休学回国。伊碧非常清楚，在自己读书的年月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那时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已过，房地产升值，旧城改造启动，中国经济腾飞，流动性极佳，欧美对中国的预期一片向好。在一片热气腾腾的视域中，在一个泡泡般单纯快乐的文理学院里，年轻人都觉得，无论读艺术、文学、工程还是经济，大家都会有promising（值得期待）的未来。而毕业后，世界已天翻地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读了一个好书，不意味着就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that’s not an equation（这并不直接相关）。”一些留学中介从业者开始调侃自己。莫钰和同事们在机构网页上提问：我们是loser（失败者）吗？她收到了这样一条家长的留言：“大概是一种中产焦虑吧，怕自己花这么多钱送孩子出国读书，回来就做一个留学中介。”伊碧选择出国，纯属out of a whim（一时兴起）。2017年伊碧高二，规划、活动一片空白。她跟着一位擅长鸡娃的同学妈妈参加美国大学招生官的讲座，当热情的家长把斯坦福招生官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她发现“哈耶普斯”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当然，也考不上。在另一个安静的展位上，一名招生官在桌子对面摆上三把凳子，请路过的学生坐下，问他们喜欢什么书、什么电影，未来想做什么？“这个招生官才真正关心学生想要什么。”伊碧记住了这所文理学院的名字，并成功获得录取。伊碧希望即使作为文科生，也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选择了既喜欢又擅长的政治科学——学校的王牌专业——来确保漂亮的GPA。这个专业本身对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很有帮助。想要什么，却不是所有高中生都能回答的问题。从初中就到达休斯顿、申请美国寄宿制高中起，莫钰的人生基石就是功利主义。目标明确的日子里，莫钰很少关心自己喜欢什么，而更在意怎样让自己更完美、更受欢迎。除了获得亮眼的托福和SAT成绩，她还努力做宿管、和社团明星搞好关系、突破对公开演讲的恐惧、做公众号主编。最终，莫钰成功入读一所职业气氛浓厚的藤校，同时获得了顶尖商学院项目的奖学金offer。在美国私立寄宿高中，学费一年五万美金起，她签约的留学中介在2016年也已经收费20万。从小公交出行、一周零花钱几块钱的莫钰，当时未对藤校全额学费的含义做太多思考。家里境况改变，她在美国升上大学后，父亲的座驾已从本田换成了奔驰。财务却始终是项迁的负担。在一座重商主义氛围浓厚的华东小城长大，项迁母亲是特别的：她是应试教育体系里的一名人民教师，属于知识分子，却毅然与农民家庭出身的项迁父亲相爱、结婚，并为了更理想的教育环境，主动提出让孩子出国读书。为准备申请，项迁经历了一生中最卷的阶段：托福从20几分，一年多提升到了108分。出于热爱，他自己找来教科书和教辅书，啃下艰深的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他在校内运营历史社，假期会就农民工问题展开阅读和田野调查。项迁还进入到亲戚在小城开的厂子，亲身感受自己与普通工人的差异。他怕说话冒犯对方，非常紧张，没敢吐露自己老板亲戚的身份。在就读的国际高中里，项迁自我识别为“最穷的那一批”。在本科早申请阶段，他优先考虑一所排名20前后、以政治科学见长的文理学院，成功获得学费三分之二数额的奖学金。四年后，因学费太贵放弃申请杜克大学的硕士后，他选择了相对次之的芝加哥大学，再获半奖。即便做了一切准备，进入至今看来都是最适合自己的顶尖学校，莫钰完全没有想到，校园氛围是这样子的。在那所著名常青藤院校，焦虑和竞争相互映照、无限繁衍。全球榜单上的富豪随处可见、同学上学由司机护送、私人飞机接送入境，“艺术专业朋友都会想着要不要上一个会计课”。对于学业，她只求得A。学校每年有70%以上的毕业生会进入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但对就业，莫钰无比焦心。莫钰矛盾而易变。她评价自己是一个思想容易被塑造的人，“就像变色龙。”她的个人陈述文书写得极好，让当时的申请顾问现在的老板记住了她。这在当下看来如同一个隐喻。为美丽，莫钰去割了双眼皮，只是因为身边人对她“眼睛小”的调侃。尽管她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调侃只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教化和规训，这令她对自己女性主义意识的不彻底性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她又真实地享受着割了双眼皮后的信心。莫钰并不认同这所学校的诸多特色：男生无论黑人、白人、亚裔，一律“有毒”却自信。她放弃了申请时填写的性别研究与社会学专业，转读热门投行预备项目，逢出门见人，必花一小时以上化全妆，每周四与商圈校友们出外饮酒。她还参加姐妹会、招聘会，谁拿到了麦肯锡、高盛offer，就和谁做朋友。Follow-up email、VP和MD的名片，挤占了更令人抑郁的“N号房”、农村精神障碍女性问题——这些她从9年级开始日日夜夜牵挂探讨、编稿研讨的社会议题。项迁的就读体验与莫钰几乎相反。在那所深蓝（政治倾向偏左）的文理学院，项迁对人生价值，尤其是工作的价值的认知被大大改变了。最开始的日子里，项迁怀疑“是不是我的道德有问题”。他意识到，自己以往的人生中，似乎“只想把别人踩到脚下”。这与家教相关，母亲是严厉的教师，项迁看不起不努力、学习比自己慢、效率没自己高的学生。而一旦自己考出比某些特优生更高的分数，他又会窃喜。上大学后，他隐约感受到，同学们有一种简直令人愤怒的从容：他们坦然、热情，也同样非常努力，但懂得尊敬和欣赏他人，从不搞恶性竞争。项迁的导师研究后殖民主义。对历史上优胜者的批评，让项迁彻底解构了心中对弱势者的鄙夷：“一个打工人不努力、智商低、出身阶层低，我曾经可以会认为他和我没有关系，而现在，我能认识到围绕对方存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有没有效率、工作是否勤奋，又重要吗？人不是应该像牛马一样被拿来乱使唤的。”因学了两个专业，伊碧每年底同时参加两个院系的年终晚宴。王牌专业政治系晚宴分外正经，主菜有牛排、三文鱼，而哲学系很穷，每年都吃鸡胸肉。但是同学们会与散座在各桌的教授一起做趣味游戏。都是知识性的问答：这句话是哪位哲学家说的、这段话属于什么哲学观点。限时答题，奖品是一美元一个的沃尔玛小玩具。有一年，伊碧抱着了教授大腿，拔得头筹，得到了一只橡胶小章鱼。伊碧低头吃着盘子里干涩的鸡胸肉，梦想等自己赚钱了，就要给哲学系捐钱，让他们晚宴吃得好一点。在缅因州偏僻辽阔的地理环境中，在哲学家思维的训练下，伊碧进一步思考起幸福的含义。她的寄宿家庭是一对居住在附近的夫妻，小屋是暖木色调，在白雪皑皑中，被壁炉烧暖，众人举着廉价的红酒，开怀畅谈，一只金毛围着长桌蹦跳。她在这儿度过了每一年的冬天与节假日，寄宿家庭没收过一分钱。大雪过后，强烈的阳光反射在墙壁和地面上，在寄宿家庭里洁净明亮的小屋，伊碧开始反思：我到底需不需要法学院所代表的那些社会价值？我为什么需要成长、赚钱、出人头地？与伊碧殊途同归，直到多年后回过头来，项迁才慢慢发现，从容，正是阶层专属的属性：这种自信能增强人在压力和逆境中的幸福感，并提供了感受自由的能力，正是所谓“松弛感”。到了大学的第二个年头，项迁感觉自己终于完全习得了从容之道——acquire——他选用了这个动词，其释义为：（通过努力、能力、行为表现）获得；购得；得到。
图 | 大雪覆盖了缅因州的旷野与森林莫钰本应在毕业后加入起薪百万的精英俱乐部。直到新冠病毒改变了一切。2020年3月春假，莫钰搭乘飞机回国。那时她大二，投行实习计划已写入了日程里。回国没多久，她就被检测出阳性，整整一个月才彻底康复，这令她的功课全部落下，“焦虑非常严重，开始看精神科，想到自己落下东西就会惊恐发作，会觉得自己要死了，想叫救护车。”
她那时仍在准备求职。但仅仅想到要见协助模拟面试的中介，她就无比紧张，声音发抖。莫钰整个人崩掉了。实习计划被彻底打断，她瘦了10斤，不再参加任何酒局，穿衣风格骤变，随后休学。而休学期间，在上海设计师工作室的实习和买手店打工，莫钰第一次目见自由。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买手、设计师、时尚编辑、普通店员，在上海的烈日与夜风中，大家穿着鲜艳的衣裳，在路边摊吃夜宵、喝啤酒，放声大笑，有人突然摆出pose，众人尖叫拍照；大家真诚地袒露感情生活，亲热而开放。莫钰清楚地发现，这些人完全不在自己曾接触的社会阶层之内，却令她感到酷和新奇。当时，她的房租是工资的好几倍，而有些同事住在真正的老破小：厕所开门就是马桶，马桶上面就是花洒，即使留学党，自己手上也没什么钱。“但是他们过的，是我羡慕的生活，我羡慕他们有自由。”莫钰说。羡慕归羡慕，老破小是不可能住的。“他们也会羡慕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有钱。”像在亲戚工厂中进行田野调查的项迁一样，财富和与之相关的想象只令莫钰感到awkward（局促），这仿佛成为人们辨识她的首要标签，“我会觉得我的姿态很condescending（高高在上），这没法避免，只能尽量不让人知道。”将近两年后，莫钰才再次回到美国。此时已经恢复线下教学，但再度面对原来美国的朋友，她感到非常不习惯。街上看见认识的人，她会装作没看见。项迁的硕士生涯在新冠爆发后也转为线上，许多课程停开。他独身一人留在了明尼苏达州本科院校所在的城市里。这所美国西北部的城市温差极大，冬季白雪皑皑。硕士一年，他与母亲争吵了一年。“每次一拨通电话，就开始吵。”项迁想留在美国申请PhD博士项目，但母亲斩铁截钉地表示，再也不为他多支付哪怕一年的生活费。母亲曾经的“特立独行”终有限度，当时她更希望儿子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项迁却认为，“体面的工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灌输的道德观念，“如果只有工作才能让我们成为人，是社会对人的非人化。”项迁的父亲一向默默地支持妻子，但这次他支持儿子深造。这位农民的后裔，曾经想做一位诗人，却在妻子家人的帮助或者说压力下，一步步被推着做家教、做经理、当厂长。他的管理才能最终被所有人认可，却“一辈子在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努力”。父亲为生计做出的牺牲让项迁意识到，人必须有一定经济基础才能拥有选择，他曾经以为，只要好好读书就能获得这种特权，但选项仍然有限。于是，又一场与母亲大吵后，项迁将电话拨给创业做留学的朋友——如今的老板，并马上获得了一份全职留学顾问的工作，这份工作能继续运用他的社会科学知识，朝九晚六、加班有调休，且收入体面，简直理想。读完哲学系的课程，伊碧此前预设的价值已被解构，硕士阶段她不再考虑法学院，而是在另一所文科强校的社会科学学部完成了充实的硕士研究。然后，她选择回国。在等候某互联网大厂的公共政策评估部门的职位期间，选择了不加班的留学行业。莫钰也做出了选择——疫情后，她决定松弛下来，放过自己。这个选择也是理性的， “起薪百万”的代价她已不想体验，如果做咨询，同样累死累活，时薪算下来更不划算，还得做PPT、整理excel等最基础的“狗屎工作”。如果进入PE/VC，可能赚得更少。业余时间，项迁一年只买一次衣服，外卖50元都嫌贵，出游爱逛街边小吃摊，最大的花销只在购买研究资料，以及打游戏“氪金”上。离开艰苦的芝加哥书斋，他的阅读重心转移到了文学，也会读罗翔的发言和非虚构采访集。有时他会很挣扎，“我的职业，在借助我的文化资本，reinforce（加固）教育不平等，成为阶级固化的推手”。他意识到自己在资本运转机制中的结构性位置：客户付费，他输出服务，为中产阶级乃至以上阶层的家庭巩固其文化资本。“这些都有悖于我内心所支持的反资本主义的价值。”他说。在项迁的观察里，越是家庭条件不那么优越、不足以从容支撑孩子出国的中产人群家庭，越持有结果导向的申请预期。这恰恰与高端美本重过程轻结果的申请逻辑相反。申请者还需体现批判性思考能力、热情、做出改变的想法和动力、对少数群体权益的支持。如今，这些过于闪亮的优秀品质却让很多申请者费解，“即使明白，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些学生在机构裹挟下，展开功利的打卡式公益活动，甚至被包装为公益斗士。而族群阶层问题，更是部分中国学生的意识盲区。项迁觉得，这是一种共情能力的匮乏，可中产孩子如何才能真诚地对underprivileged group（欠缺资源的群体）产生共情呢？莫钰也花了至少半年时间，思考是否进入留学行业。她曾问老板：“我们的工作，是否只能帮助能负担我们服务的极少数学生？”她并没有得到或给出满分答案。用项迁的话说：大家只能在微观层面，践行教育的理想主义。
即便明白自己占尽红利，在莫钰所处系统的其他人眼中，她仍是一个失败者：“我的同学可能会这样看待我。”莫钰说，“我们选择的路已经不同了。”如今她不会主动向人介绍从事的行业，因为，这基本是光鲜亮丽的反义词。事实上，在国内金融机构任职的许多同龄人工资待遇都不如莫钰。
伊碧觉得，留学行业是很多人的hiding place（藏匿之处）：能和思想相通、背景相似的年轻人当同事，从事可胜任、松弛的工作，还能拥有对于文科生而言足够体面的收入。生活极简不买化妆品，鲜少聚餐，作为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伊碧也不排斥金钱本身的作用。她坦诚地指出，当一个人尚未拥有清晰、特定的实现某种人生路径的强烈愿望，往往就会去赚钱。她也庆幸，曾经读书的开销对家里必然构成一个huge burden（巨大负担），但她获得的视野和美好记忆，足以让家人觉得欣慰。“如果我们家把去美国的教育投资看得太重，希望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也不会让我来留学行业工作的。”项迁仍对于申请PhD有着期待，即使这件事情已越来越远。他自嘲：“我觉得我过得很好，我很舒适，为什么还要做出改变？”现在，他的短期目标是买一个小公寓，结束交租生活并拥有一片栖息地。在那后，再想着做一些理想主义的事情。
图 | 项迁为义乌田野准备的材料项迁事实上非常明白母亲的两面性。他曾直接评价母亲是“假开明”，母亲却笑了。“她认可这一点。她表面上说支持你的选择，实质上也是金钱本位的，心中有一条鄙视链。”工作中，项迁会主动劝退家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无比内卷的热门专业，带着投资的预期很大可能会失败。“欧美就业真的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好。并且，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是否有必要接受这么多思维上的冲撞和挑战。”这个问题，也是项迁想问自己母亲的。因此，他格外共情前来咨询的家长。特别理解他们想把小孩卷成大人的心理，并且一定要非常好的结果。“中产的特点很明显，一是特别想要往上爬，二是特别害怕跌下去。”本文系授权发布，by 佩薄耽 编辑 苑苏文, From 真是故事计划Pro，微信号：zhenshigushi3。 真实故事计划Pro，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欢迎分享到朋友圈，未经许可不得转载，INSIGHT视界 诚意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