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在20年里换了19份工作，他的履历会是怎样的？20年后，他决定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今年三月，《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了。这本书一经发布，几乎立即登上了豆瓣的热门图书榜，并且连续多周占居榜首。如果你曾经读过几年前在豆瓣掀起波澜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可能不会对这本书感到陌生。不再做快递员后，胡安焉没有继续找工作，而是将自己迄今为止所有的工作经历囊括进来，重新走了一遍那条有些弯弯曲曲的路。他在书里记录着每一份工作的内容，平静地回忆它们所带来的感受。每一份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他进行着磨损，“完全为了谋生而工作，就和坐牢一样可悲”；但也命运般地将他引向了写作，慢慢地，他开始思索人为什么要工作，并最终觉悟，“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胡安焉接受了自己的边缘处境，认为自己是能力有限的人，“实际上我只能记录，我的看法可能会非常笨，没有什么启发性”；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耐心，正因为这样，才会不停换工作，不停在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如此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两个月里，他去了很多地方，频繁地接受采访、参与播客，坐飞机的次数比此前人生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但是，他在有意识地让自己回到平常的生活里，很难说清这本书的成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一切还处在过程中。现在他和妻子正过着两人一猫的生活。写作是一定要继续的，因为写作是他生活的另外部分，“属于自由的那部分”。1999年我中专毕业，之后的20年，断断续续地做了19份工作。我当过酒店的服务生、加油站的加油工，送过雪糕、快餐，开过女装店，也在漫画社做过美编。这些工作里，有些甚至是没有工资的，五险一金也时有时无。每一段工作经历，我看重的东西都不一样，但多数情况下，我都希望做一份不需要跟人打交道，不用费太多心思在人际交往上，也不需要在应聘的时候跟经理面谈的工作，我最怕面试。19份工作中，有不少属于体力活，但唯一称得上是重体力活的就是在德邦上夜班分拣货物。比如，送快递很累，日晒雨淋，可是硬要扛的话，大多数人还是干得动的。分拣货物的工作需要更强的意志力，应该接近一半的人都干不下去，它日夜颠倒，有很多货物很重，假如连搬都搬不起来，意志力的问题也不存在了。但当时我需要这样的工作。在此之前，我跟两个旧同事合伙开了一家网店，做得不太愉快。那时已经是2017年，我38岁了，按照我的工作履历和学历来说，我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且我的钱也没有了，没有时间去耽搁。刚好做网店的时候我负责发货，每天晚上都要跟来收件的快递员对接，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了启发，我觉得他干得挺开心、挺充实。我想，虽然我是老板，但他可能混得比我还好，我应该也能干他这个工作。那会儿最担忧的是，快递员需要跟客户揽件，类似“你有没有件？让我来收吧，我给你便宜”，但我害怕这种业务上的沟通。所以最终我选择去分拣场里工作，不用面试，一去就试工，试工三天后开始上班，不需要跟客户打交道，同事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工厂里面都轰隆隆地响，大家忙得手脚不停，没有时间做人际交往。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实际上现在快递员不需要去跟人揽业务，都是有app和小程序派单的，这也是后话了。这项工作很累，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最忙，基本一刻不能停。下班后会吃早餐、洗澡、睡觉，衣服很难洗干净，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晚上要搬货物，洗得太干净第二天还是会弄脏。不过干了这种工作，自然而然地，人会变得不介意这种问题。能够留下来的人也经历过一套不明说的筛选。我们的组长肯定希望有力气的、强壮的人留下来，而那些看起来很弱，可能拖后腿的人千万别留。他会叮嘱我们不要去帮助那些没什么力气的人，不帮，对方就会发现这份工作很苦很累，试完工就走。这种做法确实非常没有人情味，我能理解，个人感情上不太能接受，但是也没有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没有能力纠结这些问题，我开始自顾不暇，所有的体力、精力和情绪都在工作中全部耗尽了。局外人可能有余力去想，而我作为一个局内人，只能自己干下去。在工作里保持一种麻木的、迟钝的状态，是对自己的保护。因为想得太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很难集中精神来克服高强度和重复性很高的工作，也很容易否定当下的生活。尤其当我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这种否定是没有太大帮助的。我在那里工作了10个月，基本不会进行什么深入思考。我需要一鼓作气撑过去，先存点钱。后来准备去北京找女友（现在已经是妻子）的时候，我存了将近3万块。来北京后，我很快找到了快递员的工作，工作强度比上夜班分拣轻得多。一般早上七点开始上班，虽然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下班，但仍旧比搬搬抬抬那些几十斤的货物一整晚要好。当然，送快递也有它的问题，比如我所加入的站点服务排名倒数，每天不断地开会、抓纪律，增加了很多不必要也不愉快的内容。而这并不是我们偷懒造成的。尽管如此，上班的时候，我每天想的还是具体的问题，精神要集中，否则会出错。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两份工作会为我带来什么样的心理负荷和影响，所有的回顾和反思都是在离开之后才有的。不过，工作都会产生负荷，如果无法承受这一种，就换下一种，可能又继续承受一段时间，直到再次受不了为止。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不断地逃离之前受不了的因素，逃到一个新环境里。这是我的选择，可能不是最明智的，但我接受这个过程。我并不觉得，如果从头到尾一直做正确的判断，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度过人生，会让我比现在活得更好。回忆并写下自己整个过往经历的过程，很像把一个气球吹胀。我以前大多数时候，基本是浑浑噩噩、茫茫然的，没有今天再回看时的清醒意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做服务生。虽然在中专里，我学的是家电维修，但学校没有条件帮我们安排对口的实习，所以我们被分配到了酒店。现在听来可能有些匪夷所思，在90年代却很合理。几乎整个二十岁的阶段，我都在很频繁地换工作，24岁之前，我已经换了6份。我没有办法在一个环境里待太久，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不善于释放，不善于跟人沟通，也对此很回避，害怕跟人提要求、谈条件，所以总是觉得吃亏、不愉快。同时，也常常感觉被人看不起，所以负面的情绪积累得很快，到一定程度，我承受不下去了，就会换一个环境，希望在新环境里会交上好运，遇到尊重我、平等对待我的人。但实际上换了环境还是一样，我又继续换。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基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并且，我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对象。我在广州长大，但我的父母不是广州人，我母亲在她小学的时候移居到广州，后来下乡，认识了在海南岛当兵的父亲。他们结婚后，先有了姐姐，接着有了我，父亲申请复员，我们回到广州。或许被曾经的不安全感影响，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没有给过我什么学习上的压力，他们更多的是要求我遵纪守法，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而不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做一个奇怪的、边缘的人。但想要不边缘是很难的。毕业之后，我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高度分工的城市社会，我需要寻找融入它的方式，比如加入公司，跟别人合作或竞争，从而挣钱。显然，我的父母没有办法给我任何建议。一方面，这给了我自由，他们觉得职业不分贵贱，只要合法，无论我做什么都行，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动力，一直自由散漫地在社会上游历。所以，融入社会对我来说格外重要，我希望能跟别人一样，获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很害怕自己工作换得越多，就越被边缘化，到最后连生存都有困难。直到漫画社的出现，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那是一本我当时每期都会买的漫画杂志，主办的漫画社登出招收学徒的启事，我按照要求画了一个短篇寄过去，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这份工作没有工资，只管吃住，却对我的人生很重要。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很蒙昧的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也不清楚生活需要什么。但在漫画社里，我接触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相融洽，永远处在一个叛逆、对抗的状态里。本来我觉得自己正在被这个社会边缘化，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干不下去，都觉得不适应，这些经验让我越来越恐慌，我害怕自己五年、十年之后会变得没有着落。但漫画社的朋友们却在主动把自己边缘化，而且他们也过得很心安、很自信。在他们看来，我的不成熟不是我有问题，而是这个社会有问题，相反，我的那些品质都是宝贵的。他们告诉我说，假如这个社会是垃圾场，我在里边觉得不适应，那证明我不是垃圾，我是有灵魂的。虽然那个时候大家只有二十来岁，很多想法在今天看来可能很幼稚，但他们会肯定我身上的特质，把个人的独立性、个性和价值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可以说，跟他们经历的那段日子，在我的脑子里埋下了一粒种子，并且还创造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空间，日后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退回到这个空间里。跟漫画社的这些朋友分开之后，我还是按照之前的惯性去工作，去挣钱，去交往女朋友，后来去做生意。但是做生意的经历是我人生的又一个分水岭，它对我造成了比较大的创伤，也让我彻底不再纠结于融入社会，开始认可自己的人生。2007年，我跟朋友在南宁的一所商场合开了一家女装店。在那样的小商场里，密密麻麻的店铺挤在一起，商家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必需互相依存，换零钱、上洗手间、打饭这些时候都要彼此帮忙，脱离集体很难在那里生存下去。但商家之间也互相计算和提防。这里的生存法则是尔虞我诈、表里两套，如果做不到，就会被这个环境淘汰。低端的女装商城没有品牌代理，大家从一样的货源地进货，基本上一个货好卖，每一家都会卖。如果你的店里出了爆款，要千方百计瞒住别人，比如说跟客户报价钱的时候，隔墙有耳，要用计算器点打出来给对方看，但反过来，你又要不断地窥探别人的店里什么东西畅销，去跟着卖。在那种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店主之间的中伤、诽谤和抹黑非常严重。有时候还会出现拳脚冲突，闹到派出所去。假如这只是我的一份工作，我可能做半年，顶多一年，就会辞职，但是我投了钱，没法辞职，只能扛下去，最后扛了两年多。那些语言伤害对我影响最大，因为早年间，我的自我确认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外部评价之上，有些人不太在意这些，能够在这一行做很久，但我不是。尤其让我难受的是来自陌生人莫名其妙的敌意，比如有的顾客会因为其他店主的说法，对我说一些尖酸的话，而我根本不认识他。慢慢地，我开始产生一种恐惧和回避的意识，任何人接近我，我都会觉得对方可能心里边对我有什么看法。再加上商场本身的环境很压抑，像蜜蜂窝一样，每一家商铺东西都摆得很满，有时候还摆到过道上。空气很浑浊，从早上九点多进去，到晚上十点钟离开，连续十几个小时看不到太阳，不看表的话不会知道几点。并且没有休息日，只在春节休息。等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好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看起了书。女装店要下午两三点后，客人才多起来，早上我可以在店里读书，打发时间。我读了塞林格的书，读了雷蒙德·卡佛，还读了杜鲁门·卡波特。后来我在书里写，“随着读的文学作品增多，我对现实则感觉越来越疏离。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2009年，我关掉女装店回到家中，还了最初开店借父母的两万块，还剩下几万块钱，就这样开启了脱产阅读、写作的生活。将近一年半，我几没有跟人打交道，这段日子是重要的缓冲时间，我也在文学期刊发表了一些作品，虽然稿费很低。我一点一点地好了起来，开始能够去工作。在云南做保安和烘培，在上海的竞技自行车专卖店里收银，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慢慢恢复了过来，时间和新环境带来了疗愈作用。我也开始意识到，工作或者说事业成就没有办法为我提供自我认同。实际上，它取消了我的个人差异性，我可以随时被取代，也让我丧失了人性，在工作里，我不可能自由，因为我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态变得不一样了。工作完全成为一个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和途径，而“我之为我”的支撑点是阅读和写作。我追求的个人性的、独特性的、陌生性的、原创性的，要通过写作来实现。融入社会也在真正意义上不再困扰我，我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生进行一种“放弃”，成家，生儿育女，在社会运行体系里找到稳固的位置……都不再重要了。虽然后来我结了婚，但是我们不会要小孩，经济方面的压力就很小。我可以保持在一种社会边缘的状态，不再焦虑而迫切地想融入社会。我认可自己的人生，认可自己的特质，而且也没有伤害任何人，所以没有必要自责。但如果别人以一种成功、失败的眼光来看我的话，我不会接受，他有他的价值，我有我的价值，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的生活不再需要来自这些标准的衡量了。应该说，30岁前后，我有不同的想法。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坏，既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很强烈的稳定意识。三十多岁，我逐渐想通了什么是自己的生活。有些人可能在某个方向有了积累，资源人脉也好，经验能力也好，他们不会轻易去换，因为换了，之前的积累就会泡汤，要从零开始。而我恰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再换工作，我没有什么阻力。虽然做过这么多份工作，经历过很多波折，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苦。可能我还会对自己的性格有一些不满，比如很容易放弃，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其他方面就还好了。这本书出版后，有不少人把我的写作称作“底层写作”。单就“底层”而言，身份不是由我个人定义的，如果因为我是一个前快递员，或者根据我的经济条件、知识水平，把我划分为底层，我能接受；而如果他们觉得我不是底层，我也没什么意见。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我要澄清的一点是，哪怕我是底层，不代表就是在进行底层写作。因为我的写作跟我本人的身份、属性，不一定是捆绑的。我的写作其实一直针对个人，我回顾的是个人经历，是我整个人的精神成长和自我建构。从09年开始写作起，我就把自己视为一个写作者。有人说我是作家，我也要澄清，我觉得作家是已经获得了公认较高成就的写作者，而我不是。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看法都是一个写作者。我已经全职写作三年多，2021年9月，我从北京搬到了成都。19年从品骏离职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些补偿，后来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发表后，陆陆续续有了新的机会，直到这本书的出版，我得到了一些版税，但这些是不够的，生活还是主要靠积蓄。不过，这样的日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相比很多能够兴致勃勃投入生活的人而言，我不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我没有那种强烈的喜好，不容易产生高兴、快乐、喜悦的情感，没有充足的生命力，比较沉闷。但现在，我也能得到一些平平淡淡的满足。搬到这里后，妻子领养了一只狸花猫，我们有一只猫了。这些小事让我能确立自己的生活。未来我也可能会搬离成都，去一些相对落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的地方生活，当然前提是我能够支撑得起。如果不行的话，我还是要到大城市打工。但我已经能把工作理解为一种代价，在做其他想做的事情之前，首先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挣钱养活自己。我在书的后记里，提到了作家伍尔夫评价皮尔金顿夫人的一段话，她将皮尔金顿夫人的经历称作“伟大的失意”，因为这位夫人在苦难中还能勇敢地爱和恨，继续精神抖擞投入生活。但如果让皮尔金顿夫人本人来说，她肯定不会想要失意，不希望颠沛流离，她想成为那个温柔无害的家庭“小鸽子”，平平稳稳地过一辈子。伍尔夫从这位夫人的经历中获得了温暖和感动，所以她写出了这段话。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不会用“伟大的失意”来评价自己，但我从中获得过力量。生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惯性。被生下来，只要没有一种强烈的痛苦让你能够克服对死的恐惧，那就活下去。既然要在这个惯性中活下去，就要尽量追求更丰富的人生，这并不会带来一个最终的意义，但能够让过程更丰满。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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