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袁长庚：越在所谓不景气的时代，越不能简单地谈自保哲学

撰文｜林子人

编辑｜黄月

当考试成为生存方式，年轻

人以教育内卷应对不确定性

身为80后，袁长庚观察到了社会发展三个阶段中不同的就业形势和青年心态：在他读本科和研究生时，人们普遍对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信心，相信步入职场后会一路向上，“事实也证明，那个年代大家选任何一条路，如果在十多年间没有太大波折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你的人生都会‘上一些岸’，虽然岸的高低可能不同。”到了2015-2016年，互联网经济热潮出现，由于这一波经济增长与内容生产的关联性很强，文科专业人士获得了更多经济机会。

而近年来，袁长庚在教学中发现，增长与进步的社会期许和社会共识已经破灭，当下的年轻人深知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强，这促使他们在进入职场之初就提出工作意义的问题——当奋斗不再必然让自己过上比父母更优渥的生活，当工作不再必然与体面收入、社会尊严相连，人们还如何相信只要好好工作就能找到个体意义？“每一个（工作）选项里，其他东西都很好衡量，比如发展前景、物质回报、福利，但唯独在问到意义问题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工作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会告诉你，这份工作是一定对社会有意义的。”

项飙注意到，对于许多学生及他们的家庭而言，接受更多的教育已经成为了某种普遍性的执念、一种集体性的行动，或者说一个具有强烈结构性的安排。考研成为了类似于“高考2.0”的刚需。他认为，当下的考研热与1999年大学扩招在内在逻辑上有相似性，彼时的大学扩招是从国家政策层面把高等教育作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而当下的升学潮同样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成为一个集体性行动以后，它就成了一种预期、一种‘你必须做’的外在压力，所以会出现精神上的焦虑。”

直播活动现场（图片来源：澎湃研究所）

袁长庚提醒我们注意当下热议的“教育内卷”问题中时常被忽视的阶级差异。近十年来，基础教育阶段存在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初二和高二阶段成为农村地区学生辍学的高峰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社会下层出身的学生早在中学阶段就放弃了升学道路，这意味着，“今天的教育焦虑和内卷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产阶级焦虑，或城市中产阶级焦虑。”

“当社会（前景）重新变得不明确，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无论是对自己、对家长、对社会，读书都是一个可以应付过去的答案。哪怕大家对研究生的质量和含金量已经非常怀疑，但家长总认为，读书这件事意味着你至少没有偏离正轨。”袁长庚指出，认知科学中存在一个规律，当外部局势开始变得混乱，人们会把认知范围缩小到一个很具象的领域。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的年轻人把考研或考公游戏化了，考研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大量的学生通过购买往届学生的笔记、学校真题集准备考研，而非真正出于学术兴趣来读书和备考。

在项飙看来，如今的考试不仅是一种手段，也已成为了一种生存方式——年轻人通过考试确认每一天的生活安排和前进方向，“TA会觉得我每天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有意义，我就不浪费时间……TA很单线地付出，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给TA回报的。TA也有很多焦虑和压力，但TA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相对可知和可控的。”项飙访谈过的很多年轻人告诉他，自己对走进社会心存恐惧，因为离开学习和考试，他们不再确定付出就能获得回报，不再明了每一天的生活应当如何安排，这种意义上的失落对当下的不少年轻人来说影响巨大。

加班文化背后是奋斗景观神秘化，

焦虑于现代化时不我待

项飙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年轻人工作难找，另一方面互联网大厂加班盛行，招三个人，付四个人的工资，要求他们干五个人的活。在他看来，这个现象的实质是一种成功崇拜或英雄崇拜，加班文化将整个劳动问题转换成了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超人能力的问题”。

袁长庚将上述现象称为“奋斗景观的神秘化”，他认为这种文化心态始于近代中国。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经历了救亡、建设和发展的阶段，在重新成为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中国人一直都有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就是现代化时不我待。“整个现代性叙事中，一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很稳定的，就是要实现现代化，要攻克一个个堡垒，战胜一个个敌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袁长庚说，“在整个现代化经验的叙述中，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对潜能有一种极端的追求，我们不可能在资源匹配的状态下按照既定规律行事。”

大量加班真的有必要吗？图片来源：Unsplash

在深圳生活时，他注意到，所有的行业都在追求“弯道超车”。但何谓“弯道超车”？这个说法暗示的是，我们无法通过常规的战术或策略去完成某个既定目标，只能通过某种手段或技巧来尽可能压缩时间成本。

袁长庚曾问过一些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学生，大量加班真的有必要吗？他的学生给出了否定回答。在有了某个时间之前不能离开办公室的预期后，大概率会出现的情况是员工虽然肉身在办公室，但已处于“摸鱼”状态，而不是真正在工作。

社交网络上曾经疯传的一篇文章让袁长庚印象深刻，文章作者认为，午夜12点灯火通明的深圳市民中心证明了深圳为何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他认为，这种论调中包含着一种对现代性景观或者说对热火朝天工作状态的迷恋，这种迷恋杂糅着危机感和对无限潜能的追求，但它恰恰忽略了一点——人是有限度的，“让一个人在工位前坐满9个小时是很容易的，但没有任何一个办法能保证一个人在9小时内维持满负荷运转。”

当下人们对吃苦与吃亏的心态差异，

折射出“极端的自爱”

项飙与袁长庚也聊到了如今流行于社交网络上的打工人金句：“打工而已，不用太认真，打工要有渣男心态，别走心就对了。”当年轻人对工作的回报和价值产生怀疑，“爱岗敬业”的传统职业伦理似乎也在动摇。

袁长庚注意到，过去二十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负面体验是没有价值、需要摒弃的，“吃亏是福”或者为了某个宏大事业放弃个人利益的做法，已经越来越难得到认同。这一方面是社会进步，人们对这种道德话语中潜在的暴力倾向产生了更强的警惕；但另一方面，追求人生中的每一步都“不吃亏”，也违背了个人成长的客观规律——“人生当中很多经验的积累，很多成长，其实就是以负面反馈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求人生中的每一步都“成功”且“正确”，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理解人生的方式，它会让我们以一种狭隘的方式面对人生的种种岔路口。根据袁长庚的观察，它加剧了如今部分学生的脆弱，比如他们会以为一次考试失败不是短暂的受挫，而是某个长期规划的重大失利。

项飙比较了“吃苦”和“吃亏”这两种心态，认为“吃苦”是正面的，强调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某个长期目标忍受一时的牺牲；但“吃亏”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白白让别人赚了便宜”。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折射出当下人面对自我时存在“极端的自爱”。

袁长庚认为，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普通人的下意识反应都是收缩自己，把自己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为了自保，“降低自己在道德上的属性和要求”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策略。但他同时认为，在工作中保持“渣男心态”，不对此产生任何怀疑和松动，是背离利他人性的，他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当工作失去了绝对的经济效益和道德价值的时候，你可以对你的老板非常敷衍，但你可不可以爱你的同事？”

“有些时候我也跟学生讲这个道理，在一个壳子里保护自己，看上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与此同时，对我们所有的普通人而言，也失去了所有迈向仅有的崇高的机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实现绝对的自由，可能没有实现绝对的财富，但是别人会说，这是一个好同事，一个关心过我的同事，这在职场里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今天坚信，要用渣男心态面对工作，你绝对会失去这个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失去了跟他人建立联系、甚至是给自我一点正向反馈的可能性。我反而认为，越在所谓的不景气的时代，越是不能简单地谈自保哲学。”袁长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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