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在北京长大的韩国人：北大毕业，依然无法留在中国 ｜ 人类真实故事集23

大家好，我是猛哥。

最近我认识了北大读本科、人大读硕士的小宣。

他向我介绍了这两年自己的生活——前脚还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996，后脚就扛枪上了“三八线”，面对炮击。

因为他是韩国留学生，必须要服兵役。但跟一般留学生不同，他从小在北京长大，一口北京话，认识的韩国人还没我多。

他早已把北京当作故乡，一边搞论文一边找工作，还忙着寻找室友租房子。但是，次贷危机、萨德事件、贸易战等，各种事情在提醒他，韩国人不属于这里。

直到2021年，这些矛盾在他身上爆发了。在炮击面前，他学会了放弃思考，专心成为一件合格的武器，可以打爆别人的头，而不是相反。

他太想北京的一切了，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以下是小宣的讲述。

2018年夏天，我在北大读书，上晚自习，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跟你说个事，”他吞吞吐吐，“明年的学费可能给你缴不上了。”

这一下给我整蒙了。我在北大读国际政治学，上大三，还琢磨着明年去哪实习呢。我瞬间软掉，沿墙根，一滩泥似地滑下去，滑地砖上，顺势躺下去了。

身旁同学问怎么回事？我说没事，天儿热，躺地上凉快凉快。

我失眠了一周，没想到办法，只好拉下脸求助两个朋友。他们一晚上就凑齐我大四的学费，还说不着急还。

借钱这事，好像在我身上撕开了一道裂隙，从这时起，我突然感觉一切都变得不牢固了。

我早已搬离昂贵的留学生宿舍，和仨同学在北大对面租了一间两居室的“老破小”，平摊下来每人每月1250元。

八月，两个室友要搬走。我只能找新室友。稀稀拉拉来过好几波，抱怨太破、太破。我不说话，只能赔笑，恨没把刘禹锡的《陋室铭》贴墙上。

在“老破小”的书桌

招不到新室友，“老破小”宣告散伙。我只能搬到双井，投奔一初中同学。双井在朝阳区东三环，距离北大20站地铁。远了点，但没关系，以后我也是朝阳群众。

初中同学和他的朋友，两人挤在一间隔断房，房租一共2400元，我住进去，房租就摊成每人800元。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隔断房。木地板，蓝墙纸，墙纸有缝，蟑螂出来进去，窗户漏风，闹肚子是常有的事。

我的两个新室友，一个初中同学，重庆人，现在卖保险，没有保底工资；另一位，内蒙人，在古董拍卖会做兼职，搬搬东西，看看场子。

他俩都是吉利大学汽修专业的。据他们说，上那所学校的，谁也不想真的学什么，只是为了有学上。

搬到隔断房，我很失落，觉得内心的裂隙又撕破了一点。每天下课从地铁站走回去，周遭一切都灰蒙蒙的。

在北大课堂，老师推荐我们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

我读过很多，记忆最深的是《以学术为业》那篇演讲，大概讲的是，你竭尽所能去探究许多问题，去认知世界，然而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会感到无力。

我不做研究，但这段时期的经历，结合韦伯的演讲，让我对眼前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无力。

然而在那篇演讲最后，韦伯说，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和认知去诚实地生活。

一句话概括，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九月一天晚上，一发传单的大哥拦住我，问我去不去健身房。我有点烦躁，一闪身绕过他。

他一垫步到我跟前，哈腰赔笑，说您就进去看看，留一手机号，我就能有10块钱提成，麻烦您，就当帮帮我。

北京没有春秋。当时天凉，风大，他穿着短袖单衣。我一冲动跟着他去了，留下手机号。

离开时他一直给我鞠躬。

中秋节，我意外收到他的短信。没有推销，只有句，帅哥您好，中秋节快乐。我回复，谢，但我祝您中秋节牛逼。他秒回，谢谢，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我感觉自己受到鼓舞。有什么理由沮丧呢？至少还能上学。

结果到11月，学也上不起了。熬到中旬，兜里剩下60块钱。

我不敢去学校。大四每周三堂课，分别在不同三天。从双井到北大东门地铁站，单程10元，去了就回不来。

我不愿向父亲伸手，他的情况也不妙。兜里这60块钱，我至少得想法子撑到月底。

我买了很多加鸡蛋和土豆丝的烧饼，以及两瓶可乐。饿的时候就咬一口烧饼，抿一口可乐，每天哪里也不敢去。

就这样撑过了月底。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俩东西碰一起我就本能地想吐。

朋友问我，你好歹也是北大学生，做家教，或者找个兼职什么的不行吗？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没想到。

两个室友和我一样困顿，我们还聊怎样节约成本，打算搬到顺义去，但是谁也出不起搬家的钱。

月底时，父亲打来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我知道您很难，但我真的没钱了。

父亲在河北白沟县一工厂做二把手，经营皮革箱包出口生意。2018年年初，中美展开贸易战，工厂受到冲击不小。

他给我发了500元。当天，我请两个室友吃了顿沙县，每人一份炒饭，想和两人平分剩下的钱。他们坚决不要。吃到半截，我问在拍卖会做兼职的室友，你们那还招不招人？

他说，下周正好有一场展会，连续三天，每天十小时，每小时10元，我和上面讲讲，给你涨到13元。我说行，真仗义，再添份炒饭。

直到2019年春季，河北工厂渐渐复苏，这段赤贫时期才算是告一段落。

这段时期，我人生中第一次冒出回韩国的想法。

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课间休息，同学突然拍我的肩膀问，你们韩国人为什么说孔子是韩国人？

我都蒙了，没听说过。

后来上课，老师也在讲，嘲讽的语气我现在也忘不了。回家上网查，百度上都是这样的新闻。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一样。随后每隔几年，这样的事都会爆发一波，好像每当我忘却自己的身份，就有一只手偷偷戳我一下，提醒我，嘿朋友，你不是这儿的。

那是2006年，我读四年级，对韩国所有认知，几乎都来源于书本和网络。

家里有世界地图，我妈给我指韩国，说那是我们的祖国。我当时觉得中国好大，整个手掌都盖不住，韩国好小，一根小拇指就摁住了。

2000年，3岁的我随父母来到北京。

在北京生活的韩国人，多居住在望京，我不属于那一类。家里穷，望京房租贵。靠着朋友帮衬，父母在回龙观租下一套房子，先落脚再说。

回龙观在北京昌平，北五环外，距离北京最中心的故宫直线距离超过20公里。小区里经常出没各种野生动物，蛇，老鼠什么的，旁边是一片大麦地，风动麦穗晃来晃去，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到上学的年纪，父母托朋友，找到西三旗一小学让我借读。学校叫育鹰小学。旁边是空军大院，将近半数同学都是大院子弟。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看电影，有纪录片，讲雷锋的，讲游击队的，还有剧情片，比如《列宁在1918》等等。

每年学校组织两次军训，要穿迷彩，上面有中国国旗。有一年军训，我碰到一对韩国游客，两人和我打招呼，还问，你衣服上的中国国旗是怎么回事呀？

2017年回到育鹰小学

2007年夏天，我偶然听父亲提起，美国那边出事了，影响不小。我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放学，父亲破天荒地开车来接我。副驾上有包零食。我问他怎么今天下班这样早，他笑笑没说话。

自那以后，父亲每天都接我放学，副驾上永远有一包零食。

家里多了很多东西，电脑、圆规、刻度复杂的塑料尺、设计图、很多灰白色的文件夹、螺丝、钳子、两把锤子，瑞士军刀，还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

我只觉得好玩，问他，能不能把瑞士军刀带到学校，这也太酷了。

两周后一晚，我写完作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一档英语教学节目。餐桌的方向传来母亲严厉的声音。我隐约听到她说，家里的钱不多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我身体僵硬，大气都不敢喘。偷偷瞄过去，父亲斜靠着餐桌，一手捂着脸，一手撑在膝盖上。他好像说了什么，但我听不见。

我转过身子假装啥也不知道，拼命盯着电视里的字幕，好像要把每一个字都抠出来。

第二天一早，母亲送我上学，在车里说，儿子你就好好学习，家里的事别担心。

过了几天，他们俩突然一起送我上学。快到学校，父亲抱抱我说，爸爸就要到河北去工作了，你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那时候的我，不完全理解这话意味什么，只是有种感觉，父亲即将脱离我的生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整件事的真相。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父亲的韩国老板卷钱跑路，留下一烂摊子。父亲被迫失业，辗转联系曾经的客户，一位河北白沟县开工厂的韩国老板，到他手下打工去了。

从那以后，我每年只能见到他一两回。

受次贷危机影响，韩元贬值，很多韩国人被迫回国，生活就此折断。北京再也没有“韩国城”了。

在朝韩边境服役时，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总是忍不住幻想，那些与我同龄的韩国孩子，放学回家突然被告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同学、离开伙伴、离开暗恋的女孩，他们又该怎样面对呢。

高三时，我报名海淀五道口一家补习班。

韩国人开的，参加的也多是韩国留学生。我活了十多年，从没见过那么多韩国人。我语文比他们好，能给他们当老师。但是课间聊起韩国的吃喝、文化和明星八卦，我一点也插不上话。

有一天晚上坐地铁回家，我突然格外失落，见到我妈说，我觉得自己两边不是人。

班里还有一个朝鲜同学。有一天下课，他突然和一韩国学生打起来。起因是韩国学生嘴里老念叨什么核武器、核武器。我和他关系挺好，后来听说他去清华学核物理了。

我很喜欢了解历史，在读历史的过程中又有许多疑问。譬如中日战争时期为何日军能做出那样残忍的事情，还有苏俄革命，出发点很好，为什么后来出现那么多闹剧悲剧？

归根结底，我想了解人，想了解为什么人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

与母亲一番深聊，她认为我的问题，在政治学中更能找到答案。于是我报考了北大的国际政治学。

在北大，对于“人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一直贯穿在我的思考中。

2016年，萨德事件爆发，中韩关系闹得很僵。一堂国际法课上，老师讲了朝鲜半岛的笑话，教室里哄堂大笑。我回头看最后排的韩国留学生，好奇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脸平时挡在电脑后，此刻也在笑。

在北大，我可以很轻松地和老师、朋友们聊起这些国际事件，谁也不必担心因为某句话得罪谁。现在看来，那种环境并非恒久，只是一种短暂的奢侈。

只是和当时的中国女朋友，我故意没有聊起萨德、以及随后韩国影视剧消失的事情。

这种刻意避免冲突的想法，随后几年越来越频繁，从亲密关系蔓延到我的朋友圈。每当发生什么国际事件时，我想说点什么，但又怕和朋友起冲突，于是越来越沉默。

北大的一角

有一天凌晨，父亲发来一张照片，位置是工厂的仓库，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儿童书包。他说很多销往韩国的订单取消、延迟，还有的被退回来，或者留在海关过不去。

工厂的韩国老板已经退休回国。厂子留给父亲的中国同事，自那以后他就在做二把手。为节省成本，上百人的厂房现在只剩下二十多人，像一处小作坊。

父亲发了一条语音，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就是，唉，没辙啊。

我难有机会与他讨论社会话题，以及诸多变化对我们的影响。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谈论这些。据说，在韩国人聚居望京时代，还有议员跨国来拉选票。听闻这事，他只是沉默着点点头。

父亲是韩国光州人，出生在六十年代，见过可怕的事，自此之后他不谈政治。

我渴望留在北京，这儿是我的故乡。为留下来，我准备考研。外国本科生留华工作太难了，读硕士，才好找工作。

即将毕业时，我读到一篇写“三和大神”的稿子，很受触动，那种漂泊的苦，我能感同身受。我进了一家纪实类媒体实习，觉得要写这种稿子，社会学是不错的选择。

我咨询北大的学姐，她告诉我，北大的社会学偏向理论，人大的社会学更偏实践。于是我报考了人大。

但令我失望的是，我所上的课是照本宣科，老师布置一些文献综述、跑跑数据、作些图就过去了。硕士生涯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也几乎没有学到想学的纪实写作本领。

读研，只是延迟了签证问题，解决问题要靠找工作。

疫情已经爆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处于与以前不一样的状态，很多事情超出我的认知。我无法理解，问学校的老师，也无法解答。

2020年9月，我到一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实习，为专栏故事做文案包装。公司在北京城西北角，我和朋友在通州高碑店合租，东边，每天过去倒三趟地铁，20站，再走两公里。

实习第一天

工作不顺利，年底的时候，论文也出现问题，我整个人焦头烂额，搞得精神状况都很糟糕。为搞定论文，我只能辞掉这份实习。

现在回想起来，论文可能更多是一借口，这份工作还是不适合我。那些专栏故事，都是网络爽文，我自己都看不下去，更别提给它们做包装。我还是更喜欢纪实的东西。

论文搞定，我继续找工作，投出过70多份简历，包括快手、小米、腾讯和网易等，结果不尽人意。

有些因为我能力不足，有些因为疫情，公司趋向保守，不再招应届生，更多是我的外籍问题。和朋友聊起找工作的困境，他叫我问问其他韩国留学生，可是我既不认识多少留学生，也不认识多少韩国人。

我理想的工作是从事媒体写作，更深入地观察、和人对话交流。我想知道，当下为什么变成了当下，我们能有新的想象和方法吗。

2021年6月，距离签证过期还剩一个月，如果没有找到工作，我就必须回国。我找到本科毕业实习的那家媒体，作为最后的底牌。

叙旧时老板很热情，但当我表达出想要入职的意愿时，他陷入沉默，接着说，我去了解下能不能招韩国人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觉得你回韩国，会有更多发展，你看现在国内出版社有很多韩国书……你给我几天时间吧。

再次联系时，他告诉我，编辑需要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话说到这一步，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我在那里认识的编辑前辈，有些入职时并没有三年经验。

最后的底牌也抽走了。6月中，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打算回国服兵役。

父亲说，你是不是疯了。我说，只是承认一个现实而已——北京是我的故乡，但不是我的家。他沉默，后来说，我知道了，帮你看看机票吧。

我清楚，此刻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拖家带口来到北京，身为父亲，此刻却帮不上儿子，半生漂泊落得如此。

回到韩国，我暂住在议政府市的三伯家里，一座大储衣柜，比哈利·波特在他姨妈家住得舒服。新兵报名还需要几个月。我漫步在韩国的街头，这里的一切陌生又熟悉。

没想到，过了四个月，父子俩就在韩国重逢了。

父亲在中国用商务签，每年更新一次。2020年9月，他去河北当地的公安厅续签证，结果因为疫情相关政策，一时间续不上。他的中文说得不好，能听懂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容易。

父亲1962年出生，那时58岁，在中国没什么朋友，认识的韩国人，也早就回国了。在中国打拼半生，他没获得什么巨大的成就，仅以安身的工厂经历几次打击，不过勉强维持运转。

二十年漂泊生涯，他只回去过三次——2015年4月爷爷去世回去一次；同年8月母亲心梗去世，父亲将她的骨灰送回韩国；2017年奶奶去世。现在理应轮到他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故乡。

但是他没有选择回国。没有办法的他，抱着侥幸心理，当了一回黑户。

因为当时我还在北京。

2021年9月，河北有关部门发现这个韩国老黑户，找到工厂，和他简单谈了几句，戴上手铐，关进看守所，待了两周。

屋里黑乎乎的，没有人说话，马桶就在身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日三餐是水、馒头和粥。民警可能了解他的情况，对他说话很平和。后来韩国驻京大使馆打过电话，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看守所里，他签下一封保证书，1年内禁止入境，右下角是红色的手印。

离开看守所，他回到厂里打包行李，临别时，对共事多年的中国老板说，厂子的事我也管不了什么了，就这样吧。老板安排司机送到他首都机场，二十年的漂泊就这样告终。

10月24日晚，我从议政府市坐地铁，转机场快线，到仁川机场等他。父亲剃了圆寸，有点黑眼圈，戴蓝色口罩，拖着两个拉杆箱，一个大背包。

起初他没有看到我，还在咨询机场的工作人员，出口怎么走。对方以为是中国人，上来就和他讲中文。他笑，用韩语说，我是韩国人。

他终于看见我，朝我过来，拥抱。

按照韩国的防疫政策，他需要先到一家指定的酒店隔离。坐在转运的出租车里，我有点难受，问他在看守所的情况。他讲了一遍，又拿出那份保证书说，终于解脱了。

他不想这么快就隔离，想先和我吃个饭，于是我们到酒店问前台。对方说，晚上十点前回来就行。

听到我们聊天，前台好奇地问，你们从中国来？随后用字正腔圆的中文说：“原来如此，我以前在望京一家酒店工作过。”

隔离结束后，父亲很快找了份工作，在首尔西的物流中心做产品质量抽测。这活儿不累，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只是不想突然闲下来。

此时，我已经进入新兵营。

韩国法律规定，男性30岁前服兵役。军种不同，服役长短也有区别。

我报选的是陆军，被分配到臭名昭著、有着“地狱师团”之称的22师团。

这里发生过数起新兵暴动。由于无法忍受霸凌，新兵趁夜朝老兵开枪扫射、将手榴弹抛进营房，甚至切断铁栏，逃往朝鲜，韩国专门有影视剧描写过这些事件。

22师团驻地在韩国最北面，三八线以北，相当于前线。内战其实一直没有结束，只是签了停火协议，如果朝韩再度开战，这里一定是最先打起来的。

新兵营里，一个室友也被分配到22师团，接到通知，他说，开玩笑吧。接着一阵狂笑，笑着笑着脸就僵了。

2022年1月末，我们乘军车抵达驻地。山里很冷，周围没有光线，天上也看不到星星。新兵们正襟危坐，两手握拳放在膝盖上。下车后，士官让我去本部宿舍待命。进去的时候，我有点恍惚。

大概20多平的宿舍，白炽灯亮着，两边靠墙八张上下铺，三张长桌拼起，桌上摆满烟、零食，还有吃完的零食包装袋，电视挂在墙角，播放着女团的选秀节目。

我找到一张空床铺，小心翼翼问离得最近的老兵，能不能坐这？老兵使劲拍床，快坐快坐！我在那里坐了一小时，全程两手握拳放在膝盖上，生怕惹到任何人。

中队长回来，简单问了些话，跟我说，你在海外的时间长，可能不适应，有困难就跟我讲。

好像没有传闻中那样可怕。

在驻地经过两周训练，我自愿选择成为GOP，简单讲就是前线哨兵。这是整个师团里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似乎被分配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激发出一种逞强心，既然来到“地狱师团”，就把自己打到更深的地狱去。

也许在那时，我就已经封闭了自己从事媒体写作的愿望，将过去学到的东西、读过的书，在北大思考的一切，那些打着自由、权利、国家、政治等等标签的东西都打包封装，扔进内心深处一个黑暗的角落。

我深知，军队的规训容不得士兵思考，想在这里轻松点，就不要动脑子，把自己当成机器。

在军营拍的照片

我服役这年，是朝韩关系相对恶劣的时期。我亲眼见过北方的炮击，火焰从山野升起，点燃天空。有一次巡哨，战友还数过，每小时250发，并开玩笑地说，打仗咯，这下死定了。

直到现在，我看见天上的星星，还下意识地以为是信号弹或者火箭弹。

然而整个服役期间，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敌人”。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不单是内战，我们承受的是那些大人物们妥协的结果。

除了面对时刻开战、死亡的风险，我们每天还要做各种工程，和水泥、挖沙子等等。边铲雪边执勤、连续三十多小时在林间救火、刮大风警报响，每天全副武装十多次巡哨，都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我经常循环播放《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不是歌曲里的人物，但对里面表达的情绪，“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深有共鸣。

战友有一回问我，这首歌背后表达的是什么？我和他讲了很多，从历史背景到人物情绪等等。

战友听明白了，仅此而已。

现在，我已经结束18个月的服役，军旅生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现在的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我？

去年春天，前线出现新冠病毒。我们每20人在一座集装箱里隔离三周，一日三餐送到集装箱门口，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集装箱里看手机。

劳累的军队生活暂停，我突然有点不适应，每天拿手机看书。

《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有一本《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在书里，奥威尔成了一个记者，下到矿井最深处，住进破败肮脏的工人住宅，调查记录了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

恍然间，我内心深处那个封装的盒子被打开了，那些贴着标签的东西，似乎终于挣脱出“隔离”，不断跳进我的脑袋。

我整个人都分裂了。脑子里一半是活蹦乱跳的人文思想，一半是开枪射击的生存法则。

课堂上，老师讲述我们应然的生活、社会与政治环境该是怎么样的；营地里，警报响起，士兵们慌张地拿头盔往脑袋上扣，拔枪，提着防弹衣冲上山，边跑边干呕。

我突然想起高三补习班里那个朝鲜同学。两军交火，遇到他或他的家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吗？还是先开枪，事后再去思考他的处境呢。那些脱北者，该遭到歧视吗？遣返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在那段时期不断涌入我的脑袋，闹得整个人心绪不宁。直到有一次，我带着新兵执勤。他年轻腼腆，与我说话时惴惴不安。我们聊起他尚未完结的大学生活，聊起他父母和可爱的女友。

突然我意识到，压根不需想那么多。如果遇上交火，我必须保护他，至少让他活下来。

去年十月一个下午，北边飘来一枚气球。哨长临时编队，搜索气球落点，等待许久，临时哨兵带回瘪掉的气球，大家凑去看。粉色气球，印着四个黑色汉字，我爱中国，另一侧是并列的中国国旗和朝鲜国旗。

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心情，太复杂了。

我对小宣父亲的经历非常好奇。但是可惜，他中文并不好。而小宣，和大多数东亚父子一样，和他爸交流不多。

我只能想象，一个刚刚成家的人，有着怎样的勇气与无奈，才带着一家人来到异国，做一个不起眼的皮包厂打工仔。因为生意，因为身份，他每隔几年就担惊受怕一次，最后被遣返回去了。

因为走得仓促，很多东西来不及收拾，包括这些年的照片，就留在了这里。

还有故事里出现不多的小宣母亲。那一辈韩国女性，大部分是全职太太，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抚养孩子上了大学，她像是卸下任务，没多久就离世了。

这一家人的生活，就像是玻璃做的，太脆弱了，总是在破碎又重来。

我不是韩国人，没有服兵役和被遣返的担忧，但我总觉得他们的故事，怎么这么熟悉？

（应故事讲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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