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人民”，谁是暴徒？超级英雄故事里的保守主义

一部超级英雄漫画或许看上去无害。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如果漫画只是在告诉一群青春期男孩，人人都有某种对骚动和混乱的渴望，但最终我们需要控制这种渴望，那么它的政治影响似乎不会特别糟。尤其因为这份信息仍然保有一种健康范围内的矛盾心理，就像那些似乎把大把时间花在砸烂城郊购物中心等场所的当代动作片英雄。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愿意在有生之年砸一回银行或购物中心。用巴枯宁的话来说：“破坏的冲动也是创造的冲动。”

尽管如此，我认为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大多数超级英雄漫画的情况中，这份骚乱确实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影响。为了理解个中缘由，我不得不简短地跑个题，讲讲制宪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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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装打扮的超级英雄根本上是以法律之名打击罪犯的，即便他们自己常常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外行动。但在现代国家，法律的地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缘于一个基本的逻辑悖论：没有体系能够自我生成。任何能够建立法律体系的权力，自身都无法受该体系约束。所以法律必须来自其他某处。在中世纪，解决方法很简单：法律秩序由上帝创建，而《旧约》已大篇幅阐明，上帝本身不受法律甚或任何可辨的道德体系的约束（同样，这合情合理：如果你创造了道德，那么根据定义，你不可能受它约束）。或者，如果不是直接源自上帝，那么就是源自神授的王权。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改变了这一切，创造出人民主权的概念——宣布曾经由国王掌握的权力现在由他们称为“人民”的实体掌握。

这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逻辑问题，因为根据定义，“人民”实际上是一群受同一套特定法律约束而联合在一起的个人。那么，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创造出那些法律呢？当这个问题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后首次被提出时，答案似乎一目了然：通过革命本身。

但这进一步带来了一个问题。革命是违法行为。武装起义、推翻政府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完全是非法的。依据他们土生土长背景下的法律，克伦威尔、杰斐逊和丹东显然都犯了叛国罪；就好比再过个20年，他们如果试图在自己创立的新政权下做同样的事，也会被定为叛国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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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律产生于非法活动。这造成了现代政府概念本身的不自洽，因为这一概念假定国家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只有警察、监狱看守或者有正式授权的私人安保，才享有殴打你的法定权利）。警察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在执行法律；法律是正当的，因为它根植于宪法；宪法是正当的，因为它来自人民；人民通过非法的暴力行为创立了宪法。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区别“人民”和暴徒？

这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

主流的、体面的回答是把问题推得越远越好。常见的路数是：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了（可能在加蓬或叙利亚之类的地区除外），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修改宪法或法律标准。这当然意味着基本结构是永远不会变的。结果可参见美国，它一直维持着包括选举人团和两党制在内的国家架构，虽然这放在1789年还相当进步，如今却令我们在世人眼里仿佛政治上的阿米什人，还乘着马拉的车到处跑。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整个系统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尽管事实是，唯一一批真正就此被征求过意见的人民生活在200年前。至少在美国，“人民”早已作古。

自那时起，建立法律秩序的权力从来自上帝，转变为来自武装革命，又转变为根植于纯粹的传统——“这些是老祖宗留下的习俗，我们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们的智慧？”（当然，不少美国政客明确表示，他们真的很想把权力还给上帝。）

这就是我说的主流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于激进左派和独裁右派而言，制宪权是个相当现世的问题，但二者处理暴力这一基本问题的方式截然相反。左派经过20世纪灾难的洗礼，很大程度上已经远离了从前对革命暴力的推崇，更偏好非暴力形式的抗争。那些人之所以能以高于法律的名义行事，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像暴徒那样行事。而在右派看来（自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以来一直如此），革命暴力存在特殊之处，有别于单纯的犯罪暴力。

这种观点纯属自以为是的扯淡。暴力就是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暴徒不能成为“人民”，因为无论如何，暴力才是法律和政治秩序的真正来源。任何对暴力的成功运用都自成一种形式的制宪权。这就是为什么瓦尔特·本雅明说，我们忍不住会去钦佩“伟大的罪犯”：因为，正如多年来许多电影海报上写的，“他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毕竟，任何犯罪组织都免不了要着手制定自己的一套内部规章制度，通常还相当详尽。它们不得不借此来控制暴力，避免暴力以完全随机的形态出现。但在右翼角度看来，这就是法律一直以来的全部内涵。它是一种控制暴力的手段，暴力使它存在，而它最终又通过暴力得以执行。

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犯罪分子、犯罪团伙、右翼政治运动和国家武装代表之间常常十分惊人的密切联系。归根结底，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以武力为基础制定自己的规则。因此，这类人通常共享同一种广泛的政治感知。墨索里尼或许剿除了黑手党，但意大利的黑手党成员仍然敬仰墨索里尼。在如今的雅典，贫困移民社区的犯罪头目、法西斯帮派和警察之间有着活跃的合作。事实上，这个例子中明显体现了一种政治策略：在民众可能起义反对右翼政府的预期下，警方首先从移民帮派周边的社区撤出保护，随后开始暗中支持法西斯分子（结果，一个公开的纳粹政党迅速崛起。据报道，大约一半的希腊警察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投票给纳粹政党）。但极右翼政治正是这样运转的。对其而言，在法律秩序之外运作的几股不同的暴力势力（或者就警察的情况而言，有时只是擦着法律的边）在一个空间内彼此互动，其间，新的权力形式得以出现，进而带来新的权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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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与乔装打扮的超级英雄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因为这正是超级英雄和超级反派生活的空间。一个本质上具有法西斯性质的空间，其中只有黑帮分子、未来的独裁者、警察、暴徒，彼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警察有时墨守成规，有时贪污腐败。有时警方自己也会陷入私刑主义（vigilantism）。有时他们会迫害超级英雄；至于其他让他们另眼相看的超级英雄，他们则会提供帮助。反派和英雄偶尔会联手。力量阵线始终在变化。如果有什么新东西出现，那一定出自这种变化的力量。无他。因为在DC（侦探漫画）和漫威宇宙中，上帝或人民根本不存在。

这样一来，潜在的制宪权只可能来自暴力输出者。事实上，只要超级反派和邪恶幕后主使不是一心梦想着完美犯罪或沉迷于随机恐怖行为，他们便总在谋划某种新的世界秩序。可以肯定，如果红骷髅、征服者康或毁灭博士当真接管了这个星球，他们很快会制定出许多新的法律。那些想必不是什么好法律。而它们的创造者无疑不会受其制约。但除此之外，我们预感那些法律会得到严格执行。

《复仇者联盟》中反派灭霸的无限手套

超级英雄抵制这种逻辑。他们不想征服世界——哪怕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偏执狂或疯子。结果，他们成了反派的寄生天敌，就像警察是罪犯的寄生天敌那样：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他们负责捍卫一种似乎凭空出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无论它有多大的缺陷或者多么堕落，都必须加以捍卫，因为仅有的那个替代选项要糟糕得多。

他们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只是普通的、正派的、有超能力的人，身在一个法西斯主义是唯一的政治可能性的世界之中。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一种以如此奇特的政治概念为前提的娱乐形态会出现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美国，恰逢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之际？这是某种美国版的奇幻文学吗？不尽然。法西斯主义和超级英雄都更像是出自一个相似的历史困境：当革命的理念本身被摒弃之后，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政治想象发生了什么变化？

可以从超级英雄的核心受众入手。他们以青春期或青春期前的白人男孩为主。也就是说，在这些个体所处的特定生活阶段，他们可能既有着最大限度的想象力，也至少有一点叛逆；但他们也在接受培养，旨在最终担起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职位，成为父亲、警长、小企业主、中层经理人、工程师。那他们从这些无限重复的戏剧中学到了什么？首先，想象和反叛会导致暴力；其次，与想象和反叛一样，暴力也很有趣；最后，归根结底，暴力的矛头必须反过来指向任何想象和反叛的泛滥，以免一切遭到扭曲。必须遏制这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超级英雄明明可以任意施展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却只能扩展到他们的服装设计、汽车、住所或各种配件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级英雄情节的逻辑是高度保守的。归根结底，左翼和右翼情绪的划分取决于一个人对待想象的态度。对于左派来说，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生产力，都是带来新事物和新的社会安排的力量，始终是值得称颂的。那是世上一切真正价值的来源。对于右派来说，那是危险的，因此说到底，是邪恶的。创造的冲动也是破坏的冲动。这种态度在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中很普遍：本我是心智的驱动力，但也是不道德的；如果真的将其释放，它将导致一场毁灭性的狂欢。这也是保守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区别。二者都同意，释放想象力只会导致暴力和破坏。保守主义者希望对抗这种可能性从而保护我们。法西斯主义者无论如何都希望释放它。他们渴望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像希特勒自我想象中的那样，用人类的思想、鲜血和筋骨作画。

这意味着不只是混乱，就连沉浸在幻想生活里这件事本身，也成了读者的恶趣味（guilty pleasure）。要说哪个艺术类型归根结底是在警告人类想象力很危险，这固然显得古怪，但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严肃呆板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的确隐隐感到这些漫画是不三不四的读物。这也能解释漫画如何在60年代突然变得无害起来，允许出现傻气的、坎普（camp）风格的电视版超级英雄，就像亚当·威斯特版《蝙蝠侠》剧集或周六早晨播出的《蜘蛛侠》动画。如果说这背后要传递的信息是，反叛的想象力也可以被接受，只要它无涉政治而仅限于消费选择（又是服饰、汽车、配件），那么这信息就连执行制片也能轻易看穿。

《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大卫·格雷伯 著 倪谦谦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