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高中生，我想谈谈“禁书”

2020年底，伯班克联合学区（Burbank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将五部经典小说从必读书目中删除时，我发起了请愿抗议这一决定。该请愿已收集了5000多个签名。

我曾是伯班克高中的二年级学生，读过其中四本书：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蜜尔德瑞·泰勒《黑色棉花田》、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西奥多·泰勒《环礁》、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我在几年前自己读过。

这些书被从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中删除了，因为学生和家长抱怨这些作品中的种族主义描述和语言，对黑人学生造成了伤害。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我承认黑人学生在我们的课堂上被边缘化，我很同情，因为我非常清楚因为种族而被贬低是什么感觉，但我不认为是这些书或者内容本身的错。解决办法并不是删除这些书目，而是增加有色人种作者写的书，并更好地培训教师，引导学生带着一定的敏感度读这些书。

由于请愿书吸引了很多人签名，我在几个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发言。有一次会议令我印象深刻，我当时准备谈一谈这些小说如何塑造了我。曾经在老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黑色棉花田》中一个南方黑人家庭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坚定了我了解这个民族的决心，了解他们的坚韧与反抗。我解释了这些课堂阅读经历是如何帮助我和我的同学从自满的普通公民变成今天深入参与社会公正议题的样子的。

我还可以分享更多：《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阿蒂克斯·芬奇对汤姆·鲁滨逊的辩护让我认识到自满有多危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贝利和吉姆的友谊让我感受到爱可以超越所有的差异。

但是，当会议中其他人开始发表评论时，我站在那里目睹了这个由家长、行政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公共论坛演变成了派别的纠纷，变成了一场“自由”与“正义”两个派别的骂战。会上有很多争论，但对于这些小说为什么会受到质疑，或者禁止学生阅读这些小说会有什么损失或益处，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讨论。

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美国人限制文学课程的方式不仅是有缺陷的，而且完全是反动的。我在那次会议和其他会议上的经历使我相信，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有异议，而在于如何有异议。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对限制和禁止的反射性愤怒转移到对个别书籍的优缺点的实际讨论上。

将近一年半之后，伯班克的图书限制仍然存在，而且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学区已经批准了更多的限制。美国笔会（PEN America）本月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有86个学区禁止了1,586本书。田纳西州学校董事会决定不再教授阿特·斯皮格曼关于大屠杀的漫画小说《鼠族》；俄克拉荷马州议会提议，赋予任何学生的家长对“有色情性质的”书籍执行禁令的权力；德克萨斯州州长要求将130本性爱主题的书籍从学校书架上移除，这些冲突和禁令都有同一个核心——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党派主义。

在这些争论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会在适合其政治目标的情况下参与到禁书行动中。伯班克是一个自由派的大本营，在过去五次总统选举中，大多数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德克萨斯州的格兰伯里学区今年移除了130本书，理由是有“普遍粗俗（pervasively vulgar）”或“色情”的内容，许多人认为这是掩盖对LGBTQ偏见的暗语。这个学区是一个保守派的阵营，在过去五次选举中将选票都投给了共和党人。

美国人习惯性地抵制侵任何对“自由”的侵犯，会反射性地拒绝任何文学审查制度。但我们常常忘记，这些类型的禁书令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焚烧书籍或对阅读书籍进行惩罚，相反，它们往往是关于某些儿童群体是否在情感上或发展上准备好接受这些书籍的决定。事实是，所有学校都有各自采用的课程，也都会决定什么（书籍）被纳入，什么不被纳入，这是一项重要的责任，它涉及到什么是对学生最好的主观决定，而我很尊重这样的观念和做法。

我1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贪婪地读着所有和二战有关的书；顺着这个主题，我找到了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并读了起来。书中有两章详细描述了我这个年龄段的无辜儿童被处决的过程，我感到十分害怕和不安，放下了书，把它放在我的衣柜深处。

我对这本书的厌恶是否否定了发生在中日战争中的罪行的严重性？绝对不是。但它是否表明我还太年轻，不适合读这本书？是的。二者可以同时成立：某些书籍可能对社会很重要，但对孩子来说却容易造成伤害或引起不安。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拒绝错误的二元论，如果这些（禁书的）决定是在知晓书籍的内容和学生的可接受程度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限制某些书目进入课程就是有一定价值的。

我希望为我们的学校和教育做决定的成年人，以及为这些决定而公开争论、推波助澜的人，能够结束过分的偏执，帮助我们开始就书籍本身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严谨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