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战争，挑战美国的野心

《芯片战争》除了厘清芯片发展史和相关的经济纽带，还基于大量的史料研究和采访，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各国为控制芯片技术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历程，解释了半导体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美国是如何在芯片设计和制造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如何将芯片技术应用于军事系统从而制霸全球，在今天依旧能启发国内芯片产业的发展。

而本书中有关国家芯片竞争的部分，格外值得放到今天来学习，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前三大经济体分别是美国、苏联和日本，美国作为最先掀起集成电路革命的国家，在半导体领域中掌握有绝对的话语权，但苏联和日本这两位挑战者也意识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如何取而代之，后来者居上成为了二者的共识。

美国、日本和苏联，我们从书中摘编出两段，从而一窥这两场国家级别的芯片争斗。

弗拉基米尔·维特罗夫（Vladimir Vetrov）是一名克格勃情报人员，但他的生活更像契诃夫的故事，而不像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的克格勃工作是官僚主义的，他的情妇远非超级名模，他的妻子对她的狗比对他更深情。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维特罗夫的职业生涯和他的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鄙视自己的办公室工作，并且被老板们忽视。他讨厌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个朋友有染。为了散心，他要么去莫斯科北部村庄的小木屋里，那里不通电，很原始，要么留在莫斯科买醉。

维特罗夫的生活并不总是那么乏味。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在巴黎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外国职位。作为一名“外贸官员”，他的任务是根据亚历山大·肖金的“复制”策略，搜集法国高科技产业的秘密。1963年，也就是苏联建设从事微电子研究的科学家之城泽列诺格勒的同一年，克格勃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T 局，它代表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警告说，T 局的任务是“获取西方设备和技术，以提高苏联生产集成电路的能力”。

据报道，20 世纪 80 年代初，克格勃雇用了大约 1 000 人来搜集外国技术。大约有 300 人在外国工作，其余大部分人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总部的八楼，位于斯大林时代的监狱和刑讯室顶上。其他苏联情报机构，比如军方的 GRU（格勒乌），也有专门从事技术搜集的情报人员。据报道，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有一个由 60 名特工组成的团队，目标是硅谷的科技公司。他们直接偷走芯片，或者从黑市上购买由小偷提供的芯片。

比如 1982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的“独眼杰克”，他被指控将芯片藏在皮夹克里，从英特尔工厂偷走芯片。苏联情报人员还要挟能够获得先进技术的西方人——当时，住在莫斯科的一家英国计算机公司的一名英国雇员从高层公寓楼的窗户“坠落”后死亡。

1982 年秋季，一群罗德岛渔民从北大西洋水域拖出一个奇怪的金属浮标，这表明情报搜集在半导体领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神秘的浮标被送到军事实验室后，被确认是苏联的监听设备，里面使用了TI 5400 系列半导体的完美复制品。与此同时，在英特尔将微处理器商业化之后，肖金关闭了一家试图生产类似部件的苏联研究单位，转而仿制美国微处理器。

但“复制”策略远不如苏联监视浮标表现得那么成功。拿到几个英特尔的最新芯片，甚至通过中立的奥地利或瑞士的空壳公司，把一整批集成电路转移到苏联，通常都不难。但美国的反情报部门偶尔会揭开苏联在第三国活动的特工的面纱，因此这从来不是可靠的供应来源。

搜集到的芯片设计资料只有在苏联能够大规模生产时才有用。这在冷战初期很难做到，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已变得几乎不可能。随着硅谷将更多晶体管塞进硅片，制造芯片变得越来越困难。克格勃认为，盗窃行动为苏联半导体生产商提供了非凡的秘密，但获得一个新芯片的设计资料并不能保证苏联工程师能够生产它。克格勃也开始搜集半导体制造设备。美国中央情报局声称，苏联几乎已经获得了半导体制造所需的所有设备，包括 900 台用于制备原材料的西方机器，800 台用于光刻和蚀刻的机器，以及 300 台用于掺杂、封装和测试芯片的机器。

然而，工厂不仅需要全套设备，当机器发生故障时还需要备件。有时，外国机器的备件可以在苏联生产，但这带来了新的效率低下和备件缺陷问题。盗窃和复制系统的运作一直不足以让苏联军事领导人相信他们有稳定的高质量芯片供应，因此他们尽量减少了器件和计算机在军事系统中的使用。

1965 年，当克格勃第一次将维特罗夫派往巴黎时，T 局几乎不为人所知。维特罗夫和他的同事们经常以苏联外贸部的雇员身份来做卧底。当苏联特工访问外国研究实验室，与高管结交，并试图搜集外国工业的秘密时，他们似乎只在做外贸官员的“日常工作”。

如果维特罗夫没有决定在回到莫斯科后，给他乏味的生活增添佐料的话，那么 T 局的运作可能仍然是国家机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的仕途停滞不前，婚姻破裂，生活分崩离析。他和詹姆斯·邦德一样是一个情报人员，但案头工作多，马提尼酒少。他决定给一位巴黎熟人寄一张明信片，让生活变得更有趣，他知道这位熟人与法国情报部门有联系。

很快，维特罗夫就将数十份关于 T 局的文件交给了他在莫斯科的法国经办人。法国情报部门给他的代号为“告别”（Farewell）。总的来说，他似乎提供了数千页来自克格勃的核心文件，揭露了一个专注于搜集西方工业机密的庞大官僚机构。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是“先进微处理器”，苏联不仅缺乏熟练的工程师，还缺乏设计尖端处理器所需的软件和生产它们所需的设备。西方情报人员对苏联搜集了多少东西感到震惊。

在与法国特工会面的例行过程中，维特罗夫发现了一项新的活动，但他没有找到满足感。法国人从国外给他送礼物，让维特罗夫的情妇开心，但维特罗夫真正想要的是他的妻子爱他。他变得越来越失去理智。1982 年 2 月 22 日，维特罗夫在告诉儿子他打算与情妇断绝关系后，他在莫斯科环城路上的车里刺伤了情妇。直到维特罗夫被警方逮捕，克格勃才意识到，维特罗夫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将 T 局的秘密交给了西方情报部门。

法国人很快与美国和其他盟国情报机构分享了有关维特罗夫的信息。作为对策，里根政府发起了“出埃及记行动 ”（Operation Exodus），加强了对先进技术的海关检查。到 1985 年，美国通过该行动查获了价值约 6 亿美元的货物，并导致约 1 000 人被捕。当谈到半导体时，里根政府声称已经阻止了“美国技术向苏联的大出血”，这可能夸大了严控的影响。

苏联的“复制”策略实际上使美国受益，因为这在客观上延续了苏联技术落后的态势。1985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微处理器进行了研究，发现苏联生产了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芯片的复制品，这些产品像钟表一样准确。

几十年来，索尼的盛田昭夫通过销售给美国电子产品赚了大笔钱，他开始在美国朋友身上发现“某种傲慢”。当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首次得到晶体管技术授权时，美国是世界上的技术领导者。从那时起，美国面临着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比如灾难性的越南战争、种族关系紧张、城市动荡、“水门事件”的耻辱、十年的滞胀、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彼时的工业萧条。在每一次新的冲击之后，美国的吸引力都会减弱。

1953 年，盛田昭夫在第一次出国旅行时，把美国视为一个“似乎什么都有”的国家。服务员给他端上冰激凌，并告诉他，“这个冰激凌上的小纸伞是你们国家产生的”。服务员羞辱地提醒他日本落后了太多。

但 30 年后，一切都改变了。20 世纪 50 年代，盛田昭夫首次访问纽约，当时纽约似乎“魅力四射”，但现在，它肮脏，犯罪猖獗，破产了。

与此同时，索尼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品牌。盛田昭夫重新定义了日本在海外的形象。这个国家不再被视为冰激凌圣代纸伞的生产国。现在，日本制造了世界上最高科技的产品。盛田昭夫的家族拥有索尼的大部分股份，他已经发财了。他在华尔街和华盛顿拥有强大的朋友圈。他精心学习纽约晚宴的艺术，就像其他日本人对待传统茶道一样。每当盛田昭夫在纽约时，他都会在自己位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面的第五大道 82 号的公寓里接待这座城市的富人和名人。盛田昭夫的妻子吉子（Yoshiko）甚至写了一本书名为《我对家庭娱乐的想法》（My Thoughts on Home Entertaining），向不熟悉美国的日本读者解释美国的晚宴习俗。（穿和服不被鼓励，因为“每个人都穿同样的衣服，和谐感就会增强”。）

盛田昭夫夫妻二人很享受娱乐，但他们的晚宴也有其职业目的。随着美国和日本的商业紧张关系加剧，盛田昭夫担任非正式大使，向美国权力掮客解释日本的政策。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是他的私人朋友。

每当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问日本时，盛田昭夫都会与他共进晚餐。当私募股权巨头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带盛田昭夫去奥古斯塔（Augusta）国家高尔夫俱乐部时，他惊讶地发现，“盛田昭夫认识所有人”。不仅如此，盛田昭夫在奥古斯塔的时候，还安排了一次与熟人的晚餐。彼得森回忆道 ：“他在这里的时候，一天大概吃了十顿饭。”

盛田昭夫起初发现他的美国朋友所代表的权力和财富很诱人。但随着美国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基辛格和彼得森等人周围的气场开始减弱。他们国家的制度不起作用，但日本的制度起了作用。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盛田昭夫意识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层次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自己视为日本的老师，但盛田昭夫认为，美国在应对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和高科技行业的危机时，应该吸取教训。

盛田昭夫讲道，美国在“忙着培养律师”，日本则在“忙着培养工程师”。相比美国的企业高管们过于关注“今年的利润”，日本企业管理层更关注“长期”的利润。美国的劳资关系等级分明，并且“老派”，企业没有对车间员工进行足够的培训或激励。盛田昭夫认为，美国人应该停止抱怨日本的成功。他认为是时候告诉自己的美国朋友们了 ：日本的体制运行得更好。

1989 年，盛田昭夫在一本题为《日本可以说“不”》的论文集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这本书是与备受争议的极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合著的。石原慎太郎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因出版了一部名为《太阳的季节》（Season of the Sun）的充满色情的小说而成名。这部小说被授予日本最负盛名的新作家文学奖。

作为当时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一员，石原慎太郎利用这一名声，通过对外国人的贬损性诽谤，赢得了议会席位。石原慎太郎在议会中鼓动日本在国际上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占领当局制定的日本宪法，让日本建立强大的军队。

我们很难想象，盛田昭夫会选择这样一位更具挑衅性的合著者就美国的危机进行评论。这本书本身是一系列随笔散文，其中一些是盛田昭夫写的，一些是石原慎太郎写的。盛田昭夫的文章大多重述了他关于美国商业实践失败的论点，尽管《美国，你最好放弃某些傲慢》（America， You Had Better Give Up Certain Arrogance）等章节标题的语气，比盛田昭夫通常在纽约晚宴上表达的语气更为严厉。即使是一向和蔼可亲的盛田昭夫，也很难掩饰自己的观点，即日本的技术实力使其在世界大国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盛田昭夫当时告诉一位美国同事：“在军事上，我们永远无法打败美国。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可以战胜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石原慎太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一个关于不受约束的性冲动的故事。他的政治生涯包含了日本民族主义最令人厌恶的本能。他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呼吁日本宣布独立于霸道的美国，美国统治日本太久了。

石原慎太郎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我们不要屈服于美国的虚张声势！”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 ：“约束美国！”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中，日本极右翼一直对其国家的次要地位感到不满。

盛田昭夫愿意与石原慎太郎这样的人合著一本书，让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这表明华盛顿培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潜伏着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自 1945 年以来，美国的战略是通过贸易和技术交流将日本与美国联系起来的。盛田昭夫可以说是美国技术转让和市场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连他都在质疑美国的主导作用，那么华盛顿也需要重新考虑游戏规则。

让《日本可以说“不”》真正令华盛顿感到恐惧的，不仅是这本书表达了日本的零和民族主义，而且石原慎太郎还找到了一种胁迫美国的方式。石原慎太郎认为，日本不需要服从美国，因为美国依赖日本的半导体。他指出，美国的军事实力需要日本的芯片。

他写道 ：“无论是中程核武器还是洲际弹道导弹，确保武器准确性的正是紧凑、高精度的计算机。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这种精度就无法保证。”石原慎太郎推测，日本甚至可以向苏联提供先进的半导体，从而打破冷战期间的军事平衡。

石原慎太郎指出 ：“电脑核心中使用的 1 兆位半导体，在一个只有小指甲三分之一大小的区域内承载着数亿个晶体管，只能在日本制造。”他继续说道：“日本在这些 1 兆位半导体中占有近 100% 的份额。现在，日本在这一领域至少领先美国五年，差距正在扩大。”使用日本芯片的电脑是“军事力量的核心，因此也是日本力量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其他日本领导人似乎也持类似的威胁性观点。援引一位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人根本不想承认日本赢得了与西方的经济竞赛”。日本首相宫泽喜一（Kiichi Miyazawa）不久后公开表示，切断日本电子产品出口将导致“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并预测“亚洲经济区将超越北美经济区”。一位日本教授宣称，在美国工业和高科技行业崩溃之际，美国的未来是“一个首要的农业大国，一个巨大的丹麦版本”。

在美国，《日本可以说“不”》引发了愤怒。这本书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翻译并以非官方形式分发。一位愤怒的国会议员，将这本以非官方出版的书整本载入《国会记录》，以进行宣传。书店称，华盛顿的顾客在寻找盗版图书时“简直疯了”。盛田昭夫腼腆地让官方的英文翻译版本只出版石原慎太郎的文章，不要体现他的贡献。盛田昭夫告诉记者 ：“我现在很后悔与这个有牵连，因为它造成了太多的混乱。我的观点与石原慎太郎的观点是有区别的，我觉得美国读者不理解这一点。我的‘随笔’表达了我的观点，他的‘随笔’表达了他的观点。”

但《日本可以说“不”》引起了争议，并不是因为它的观点，而是因为事实。美国在存储芯片方面明显落后。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地缘政治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像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极右翼挑衅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美国领导人预见了类似的趋势。就在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出版《日本可以说“不”》的同一年，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哈罗德·布朗发表了一篇文章，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布朗在文章中写道：“高科技是外交政策。”如果美国的高科技地位正在恶化，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地位也将面临风险。

对于布朗来说，承认这一点是尴尬的。布朗曾是五角大楼领导人，于 1977 年雇用了威廉·佩里，并授权他将半导体和计算能力作为军方最重要的新武器系统的核心。布朗和佩里成功地说服美国军方接受微处理器，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硅谷会失去领先地位。他们的战略在新的武器系统方面取得了回报，但其中许多东西依赖于日本。

布朗承认 ：“日本在存储芯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存储芯片是消费电子产品的核心。日本在逻辑芯片和专用集成电路方面正在迅速赶上美国。”日本还在制造芯片所需的某些类型的工具比如光刻设备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布朗所能预见的最好结果是，美国将在未来保护日本，但要用日本技术支持的武器来保护日本。美国把日本变成晶体管销售员的战略似乎大错特错了。

日本，一个一流的技术大国，会满足于二等的军事地位吗？如果说日本在 DRAM 芯片方面的成功是一个指南的话，那么日本将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行业中超越美国。日本为什么不寻求军事优势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会怎么做呢？1987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委托一组分析师预测亚洲的未来。他们将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主导地位视为一个新兴的“日式和平”（Pax Niponica）—— 一个由日本领导的东亚经济和政治集团——的证据。

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建立在技术优势、军事实力以及将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之上。从中国香港九龙湾的第一家仙童组装厂开始，集成电路就成为美国在亚洲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国台湾到韩国，再到新加坡，美国芯片制造商都在建工厂。

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供应链策略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日本。日本贸易和外国投资大幅增长。东京在亚洲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正在不可逆转地扩大。如果日本能够迅速地确立对芯片行业的主导地位，那么又有什么能阻止日本取代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呢？

推荐阅读